　　西南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是一門麵嚮全校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從1938至1942年間，由楊振聲、硃自清、浦江清、羅庸等人主持參與的大一國文編撰委員會編訂瞭《西南聯閤大學國文選》，作為大一國文課的教材。《西南聯大國文課》根據國傢圖書館所藏《西南聯閤大學國文選》予以校訂整理齣版，由劉東作序，並附有硃自清、浦江清、瀋從文、汪曾祺等人對西南聯大“大一國文”的迴憶及解讀文章。

作者簡介

　　劉東，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早歲師從思想傢李澤厚，曾先後任教於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澳各洲；除國學領域外，所治學科依次為美學、比較文學、國際漢學、政治哲學、教育學，晚近又進入藝術社會學；發錶過著譯作品十七種；創辦並主持瞭“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誌。

精彩書評

　　★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有一些和彆的大學不同的特點。一是課文的選擇。……聯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誇大一點說，是因為讀瞭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嚴傢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啓濛的書。
　　　　——汪曾祺
　　
　　★其實，這一年度的“大一國文”真是精彩；中國文學係的教授，每人授課兩個星期。……如聞一多講《詩經》，陳夢傢講《論語》，許駿齋講《左傳》，劉文典講《文選》，唐蘭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魏建功講《狂人日記》等等。
　　　　——許淵衝
　　
　　★對於西南聯大所做齣的曆史性貢獻，不能隻理解為留下過哪些傳世的名著，和培育過哪些成器的學生。那裏曾經盛行過的校風，和那裏曾經傳授過的教材，也都應被視為它在精神上的遺産。在這個意義上，這本在內容上既“喜新”又不“厭舊”、既靈活不居又立場篤定的國文教材，也同樣是在嚮我們啓迪著自由與傳統的會通，和昭示著中學與西學的融閤。
　　　　——劉東
　　
　　★這本西南聯大的國文教材是那個年代的經典，值得我們所有的人一直讀下去。
　　——錢理群

導言自由與傳統的會通（劉東）
上篇
《論語》選讀（十章）
附：謝良佐論語解.序
左傳.鞌之戰
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
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漢書.李陵蘇武傳
三國誌.諸葛亮傳
世說新語（選錄）
慧立、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起長安終伊吾）
劉知幾史通.自敘
柳宗元封建論
資治通鑒.钜鹿之戰
附：史記.項羽本紀（一節）
瀋括夢溪筆談選錄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袁中道西山十記
顧炎武日知錄.廉恥
焦循文說（三篇）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王先謙史可法傳
章炳麟國故論衡.原學
王國維人間詞話（選錄）
中篇
鬍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節錄）
魯迅示眾
周作人希臘的小詩
徐誌摩我所知道的康橋（節錄）
鬱達夫薄奠
謝冰心往事（節錄）
陳西瀅閑話
創作的動機與態度
管閑事
丁西林一隻馬蜂
茅盾連環圖畫小說
巴金父與女
林徽因窗子以外
硃光潛文藝與道德（節錄）
自然美與自然醜（節錄）
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瀋從文我的創作與水的關係
下篇
詩經.小雅.六月
楚辭.九歌.國殤
古詩八首
王粲七哀詩（一首）
陶淵明詠荊軻（一首）
飲酒（五首）
王昌齡從軍行（四首）
齣塞（一首）
岑參輪颱歌奉送封大夫齣師西徵（一首）
走馬川行奉送齣師西徵（一首）
杜甫悲陳陶（一首）
悲青阪（一首）
述懷（一首）
羌村（三首）
茅屋為鞦風所破歌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登樓（一首）
登嶽陽樓（一首）
白居易新樂府.縛戎人
新樂府.官牛
陸遊夜泊水村
書憤
縱筆（第二首）
縱筆（第三首）
書憤
夜登韆峰榭
北望感懷示兒
教育部公布新式標點符號案（存目）
附錄關於西南聯大“大一國文”的記憶
硃自清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
浦江清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瀋從文從徐誌摩作品學習“抒情”
羅庸我與《論語》
羅常培中國文學的新陳代謝
汪曾祺晚翠園麯會
西南聯大中文係
版本說明（張耀宗）

精彩書摘

　　西南聯大中文係
　　汪曾祺
　　西聯大中文係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瞭，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齣來。聯大的係主任是輪流做莊。硃自清先生當過一段係主任。擔任係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係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事實上當時的係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中文係的學風和彆的係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係似乎比彆的係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捲，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係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瞭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瞭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瞭。總而言之，中文係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係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係有一點什麼“派”，那就隻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係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嚮性。文言文部分突齣地選瞭《論語》，其中最突齣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傢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誌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瞭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彆。更特彆的是選瞭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傢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啓濛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瞭。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並沒有人老掛在嘴上。聯大教授的“派性”不強。唐蘭先生講甲骨文，講王觀堂（國維）、董彥堂（董作賓），也講郭鼎堂（沫若），—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沫（讀如妹）若”。聞一多先生講（寫）過“擂鼓的詩人”，是大傢都知道的。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乾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瞭一年《莊子》，我隻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乾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隻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作什麼？”罵有些注解傢，隻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麼說？”他還批評有些教授，自己拿瞭一個有注解的本子，發給學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發給學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這些意見，我以為是對的。他講瞭一學期《文選》，隻講瞭半篇木玄虛的《海賦》。好幾堂課大講“擬聲法”。他在黑闆上寫瞭一個挺長的法國字，舉瞭好些外國例子。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迴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彆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榖”，昆中北院大教室裏裏外外都是人。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闆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闆上，連仇注都背齣來。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字學的，有一年忽然開瞭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艷）。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隻是用無锡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 瞭。瀋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瀋先生怎樣教課，我已寫瞭一篇《瀋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發錶在《人民文學》上，茲不贅。他講創作的精義，隻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雲”。
　　聯大教授之間，一般是不互論長短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有時放言膽，也無所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辦公室當著一些講師助教，就評論過兩位教授，說一個“集穿鑿附會之大成”、一個“集囉唆之大成”。他不考慮有人會去“傳小話”，也沒有考慮這兩位教授會因此而發脾氣。
　　西南聯大中文係教授對學生的要求是不嚴格的。除瞭一些基礎課，如文字學（陳夢傢先生授）、聲韻學（羅常培先生授）要按時聽課，其餘的，都較隨便。比較嚴一點的是硃自清先生的“宋詩”。他一首一首地講，要求學生記筆記，背，還要定期考試，小考，大考。有些課，也有考試，考試也就是那麼迴事。一般都隻是學期終瞭，交一篇讀書報告。聯大中文係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同學交瞭一篇關於李賀的報告給聞先生，說彆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顔色特彆濃烈，大為聞先生激賞。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閤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寫瞭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輪》。就憑這份報告，在期終考試時，楊先生宣布該生可以免考。
　　聯大教授大都很愛纔。羅常培先生說過，他喜歡兩種學生：一種，刻苦治學；一種，有纔。他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去教書，叫學生拿瞭他的親筆介紹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繼侗先生。介紹信上寫的是“……該生素具創作夙慧。……”一個同學根據另一個同學的一句新詩（題一張抽象派的畫的）“願殿堂毀塌於建成之先”填瞭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練習交給王瞭一先生，王先生的評語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具有“夙慧”，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齣之於今天的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我在西南聯大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是亂七八糟看瞭不少書。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到係圖書館去看書。有時隻我一個人。中文係在新校捨的西北角，牆外是墳地，非常安靜。在係裏看書不用經過什麼藉書手續，架上的書可以隨便抽下一本來看。而且可抽煙。有一天，我聽到牆外有一派細樂的聲音。半夜裏怎麼會有樂聲，在墳地裏？我確實是聽見的，不是錯覺。
　　我要不是讀瞭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傢。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傢。我也許會成為一個畫傢。如果考不取聯大，我準備考當時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
　　一九八八年
　　版本說明
　　張耀宗
　　西南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是一門麵嚮全校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間，由大一國文編撰委員會主持《西南聯閤大學國文選》的編訂工作。現根據國傢圖書館所藏《西南聯閤大學國文選》予以校訂整理齣版，書名改為《西南聯大國文課》。需要說明的是，蔣中正《暑假期間對於救國最有效的工作什麼？》一文能夠入選應是當時的政治應景，況且該文與整個國文選的基本精神相差太大，故未收入本書。作為附錄的《教育部公布新式標點符號案》僅作存目處理。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間，《西南聯閤大學國文選》經過瞭三次修訂，國傢圖書館所藏《西南聯閤大學國文選》究竟是三次修訂中的哪一個版本？因為時值戰時，文獻保存不易，從現存文獻很難勾勒齣三次修訂的詳細過程。但是，通過一些文獻記載仍然可以做一簡單推定。許淵衝一九三八年入學，就趕上瞭大一國文課，他說：“其實，這一年度的‘大一國文’真是空前絕後的精彩；中國文學係的教授，每人授課兩個星期。我這一組上課的時間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時到十二時，地點在昆華農校三樓大教室。……如聞一多講《詩經》，陳夢傢講《論語》，許駿齋講《左傳》，劉文典講《文選》，唐蘭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魏建功講《狂人日記》等等。”許淵衝的迴憶是根據自己當時所記的日記，所以對老師所講的篇目記錄得很清楚。以此對照方齡貴在《西南聯大見聞瑣記》中的迴憶可以互為補充：“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國文課，主講的（也就是文章的選者）主要有楊振聲、硃自清、劉文典、羅常培、羅庸、聞一多、魏建功、王瞭一（力）、浦江清、許維遹、餘冠英諸位先生。可謂極一時之選。記得當時劉文典先生講的是《典論.論文》，羅庸先生講的是《論語》，聞一多先生講的是《楚辭.九歌》，硃自清先生講的是《古詩十九首》，許維遹先生講的是《左傳.鞌之戰》，餘冠英先生講的大概是《詩經》，魏建功先生講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此外，浦江清在一九四〇年發錶的《論中學國文》中說：“商務印書館所齣《復興高中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第一篇是《典論.論文》，後麵又有章學誠的《詩教》上及《詩教》下，《書經》的《牧誓》，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那幾篇文章，恰巧在前年的西南聯大大一國文教本上也選的有。”從這些記錄中我們大緻可以看到西南聯大大一國文課最初的模樣。
　　根據羅常培在《中國新文學的新陳代謝》（一九四二年）裏所說：“西南聯閤大學所用的大一國文讀本經過三次改編。”現在我們整理齣版的這個版本應該是三次修訂中的第二次修訂後的版本，因為它既沒有瞭浦江清所說的一九三八年初版本裏麵的章學誠的文章，沒有《尚書》裏麵的《牧誓》，也不是一九四二年版本中的15 篇文言文。羅常培說：“最後的一本包括15 篇文言文、11 篇語體文、44 首詩、1篇附錄。”據我們的推斷，對照現在整理齣版的這個版本，一九四二年的版本主要是刪去瞭一些文言文的篇目，就像一九三八年版的《典論.論文》、章學誠《詩教》上、下以及《牧誓》在第二次修訂中也刪去瞭一樣。1篇附錄應是《教育部公布新式標點符號案》。不過，一九四二年的最後一版也沒有使用太久，因為很快就有瞭部頒的大學國文的教材。
　　……

前言/序言

　　導言：自由與傳統的會通
　　劉東
　　一、黃金的歲月
　　記得還在北大教書時，我就曾以“西南聯大”的經驗為例，質疑過當下國際通行的、以種種參數來評定“一流”（excellence）大學的劃一標準：“對比一下被公認為中華民族之光的西南聯大，我們又不禁要問：那一所如果根據上述標準無疑要敬陪末座的戰時大學，究竟是應當本身感到無地自容呢，還是反過來認為，這種形式主義排行榜的設計者自己應該下課？”而調來清華教書之後，我更是有意無意地，時時要接觸到“西南聯大”的名字，因為那段既苦辛又輝煌的曆程，組成瞭這兩所頂尖大學的共同校史。
　　的確不錯，如果非要拘於衡定“一流”的那類機械指標，諸如“學生類型的劃分標準是入學分數（越高越好）、學習過程中每學年的平均分數（越高越好）、非本州學生的數量（多為好）、標準時間期限內畢業率（達到正常標準是好事）。班級的大小和質量是以師生比（應該低）和終身製教師與兼職或研究生助教(應該高)的比例為標準。對教師隊伍的評價是看具有博士學位的數量、獲奬者的數量、獲得聯邦奬金的數量和次數……”，那麼，那所流亡中的大學肯定算不上什麼。不過，如果按其學術聲望和社會效應，它對中國人民卻意味著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齣的人纔和傳承的學統，它就更加讓我們覺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說，如果按其在當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後世又被賦予的地位，它就簡直顯得無與倫比瞭。
　　而說到這種被“後世賦予”的地位，我又引述過這樣一句驚人之語：“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隻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清華園。”2—要知道，這可是後來先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又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在美國“春風得意”瞭大半輩子的何柄棣教授，來這樣總結自己一生中的“黃金歲月”！直到現在，我都還能曆曆在目地記得，在何先生最後一次訪問清華時，我曾經跟他一道驅車經過校園，而他則動情地凝望著車窗外的一切，不住地為清華園內的種種細微變化叫好……這當然屬於一種極具主觀色彩的、有點類似兒時“黃金記憶”的那種情感。
　　由此又聯想起，畢業於早期清華國學院的薑亮夫教授，也曾這樣來迴顧清華園裏的治學氛圍：“在清華這個環境當中，你要講不正當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學生同學生，碰見瞭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瞭沒有。如都看過，兩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文章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3有趣的是，我們一方麵不難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稱“正常”的高等學府，都不可能完全短少這樣的氛圍，但在另一方麵，我們卻也不難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無菌病房”，更類乎那種對於“黃金歲月”的迴想。
　　由這一點，也便說到瞭更貼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說，早期的清華國學院，和早期的清華學堂或清華大學，都畢竟尚有基本的物質條件，來支撐數十年後的這類“黃金迴想”，那麼，更加耐人尋味的則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對西南聯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進行瞭性質大緻類似的迴顧：
　　我現在也八十多歲瞭，迴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裏呢？
　　對於這個問題，何先生接著便自問自答道，能讓自己感到幸福的條件應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在他看來，隻要能秉有這樣的心境，便會“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幸福”。而此後，他又在另一處把聯大的成功之處，歸結於母校當年享有的自由氣氛：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江山代有人纔齣”，人纔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傢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製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纔是真正的第一生産力。如果大傢都隻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齣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乾什麼就乾什麼，那會侵犯到彆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無論如何，對比一下上麵兩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記憶庫，我們便不難心領神會地領悟到，一方麵，處於流亡與窮睏中的西南聯大，在條件上當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享有穩定庚款來源的清華大學；然而另一方麵，或許反而正因為這樣，它更像是某種韆載難逢的“奇跡”。而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說法不謀而閤，至少是在此後的種種迴憶中，這番“奇跡”曾被來自各科的聯大學生，不約而同地歸因於當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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