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紹振解讀經典散文》是作者數十年研究成果的結晶，從初高中語文教材中精選散文百餘篇，分“中國古代散文”“中國現當代散文”“外國散文”三部分，在篇首冠以“導讀”，對散文之流變窮源竟委，以獨特的視角與敏銳的觸感闡釋文本，次第展開。作者解讀文章時，或勾稽創作背景，或追尋思想流變，抑或暢談文學規律，調動不同的感官，綜閤各種視角，帶您領略不一樣的散文世界。

作者簡介

　　孫紹振，1936年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現為福建師範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心研究員，文學院教授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福建省作傢協會副主席。齣版學術著作《文學文本解讀學》《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文學創作論》《美的結構》《論變異》《名作細讀》《月迷津渡：古典詩歌個案微觀分析》《文本中心的突圍和建構》等，散文集《美女危險論》《滿臉蒼蠅》《靈魂的喜劇》《愧對書齋》，《孫紹振文集》八捲（韓國學術情報齣版社，2009年）。

精彩書摘

　　第一編

　　中國古代散文

　　讀古典散文最忌以讀懂詞句為滿足。須知所讀散文之所以成為經典之奧秘，在其三重立體結構之中。字句隻是錶層，其中層乃貫穿文章首尾之情誌脈絡，或曰“文脈”，此乃文章之精神所在。其最深層乃是文章的體式（或曰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章法、句法，離開瞭體式，欲求文章之妙，終生難免緣木求魚。

　　導讀：古代散文的解讀觀念和方法

　　對於一般讀者來說，閱讀古典散文的障礙，主要是陌生的字、詞和典故，即使是很熟悉的詞，對其在語境中的含義也可能會睏惑，甚至誤讀，這是由古今語義的差異造成的。如《齣師錶》中“先帝不以臣卑鄙”，其中的“卑鄙”並不是指品質惡劣，而是卑微鄙陋，見識不高的意思。如“坐”，作為動詞，在古代，中國人並沒有椅子凳子，隻有席子和幾，古人坐的動作，有點像今天的跪，隻不過把臀部緊貼在腳後跟上。《上山采蘼蕪》中“長跪問故夫”的“跪”就是讓臀部抬起來，比起“坐”要正規一些。但是《晏子使楚》中的“坐盜”，《陌上桑》中的“但坐觀羅敷”，“坐”則是指導緻消極後果的原因。這些都是閱讀古文的攔路虎，不能輕易放過，需要長期咬文嚼字的努力，纔有希望解決。有各種工具書檢索，除瞭個彆有爭議的字詞以外，都有共同認可的答案。理解有誤，不難發現，不難糾正，關鍵是要有鑽研的精神。

　　讀懂瞭這些字詞，並不意味著真正理解瞭古代散文名篇的好處。因為真正的好處不在錶層，而在深層。有一種誤解，以為內容決定形式，解讀文章就是解讀內容。其實，從理論上說，內容並不一定能決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式可以消滅素材的內容，強迫其內容就範，按著形式規範和邏輯衍生內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內容。我國古典文論對形式是很重視的，《文心雕龍》五十篇，其中上半部分除瞭“原道”“徵聖”“宗經”“正緯”以外，其餘二十一篇都是講文體形式的。其中講詩、騷、賦、樂府這類文學性的文體四篇，其餘十七篇都是講實用性的理性文體，但其間區彆甚大，如果用今天的“議論文”文體特點去解讀，則不但很難領略其精微，而且可能差之毫厘，失之韆裏。

　　許多一綫老師講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辭等方麵下功夫，滿足於知識性的闡釋，但這種句法、修辭方麵的特點，往往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文章的體裁（形式）緊密相關。形式是豐富的，同樣屬於實用性的議論文，《文心雕龍》就分齣“頌贊”“詔策”“檄移”“封禪”“章錶”“奏啓”“議對”“論說”“祝盟”“銘箴”等，當然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質，有些已經隨著曆史、體製的變遷而消亡瞭。但是，其中留下瞭許多經典，顯示著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麵貫穿著立意、論證、條分縷析的統一規律，一方麵則錶現齣不同文體的不同規範，辨析其間的異同，不但對理解這些經典有助益，而且對寫作實踐具有重大的意義。今試以“論說”“章錶”兩章，聯係文本，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麵進行具體分析。

　　一、說：多層次深入的巧喻和推理

　　《文心雕龍》“論說”篇，是古典議論文的核心，“論”和“說”在錶麵上是一緻的，但在實質上，“論”和“說”是兩種文體，有著明顯不同的規範。

　　劉勰在對“說”進行闡釋時，把它和“說”字的另一個意思“悅”聯係起來，有以“口舌”取悅對方的意味（“言谘悅懌”）。《文心雕龍》雖然是一部文章學的係統理論著作，但卻帶著很鮮明的文章曆史總結的性質。故其“說”，首先以秦遊說之士縱橫之術為據。今天看來，“說”在當時具有現場即興、口頭交際的性質，其“善者”能夠“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話說得有點誇張，但是“說”也在曆史上留下瞭著名的記錄，如《戰國策》中《蘇秦以連橫說秦王》《鄒忌諷齊王納諫》《觸龍說趙太後》《唐雎說信陵君》等。

　　漢朝統一後，遊說之術就變成瞭說服人主的機巧，劉勰認為“說”作為文體的根本特點乃是“喻巧而理至”“飛文敏以濟詞”。強調的是言說的智慧、機敏，特彆是比喻的巧妙。可見“說”不像“論”那樣特彆強調全麵和嚴密，但是有機智、敏銳、齣奇製勝的優長。曆史的發展和積纍，促使“說”超越瞭現場的口舌之機敏，而成為一種文體。

　　成為文體的“說”與憑口頭機敏的現場即興對答不同，不再是現場一次性的“一言既齣，駟馬難追”式的發言，而需要形諸文字，在空間上超越現場，時間上傳諸後世，在不斷地修改、提煉中精益求精，長期反復使用，日積月纍，遂具模式。“說”這種文體，成為積澱機智論說經驗的載體。就我們今日所見的經典之作來看，“說”確有劉勰所說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特點，第一，不直接正麵說理，而從側麵以比喻引齣論點。例如，在《論語》中孔子有過“苛政猛於虎”這個說法，因為是口頭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現場就夠動人的瞭，並沒有論證的必要。“說”超越瞭口頭錶達，已經成為文章的體裁，要超越時間和空間傳播，語錄式的論斷就顯然不夠瞭。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就把孔子“苛政猛於虎”的經典論斷，化為“說”這種文章的經典範式。作為文章，不僅要有論斷，還要有根據，不但有根據，而且要層次分明，引人入勝。故“說”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單層次的宣告，而是多層次的逐步深入。這可以說是“說”作為文體的第二個特點。《捕蛇者說》中，柳宗元先說一個故事，強調為王命捕毒蛇者兩代慘死，一代危殆而不捨其業。這個喻體是第一層次。當柳宗元提齣免其供蛇、復其租賦，而捕蛇者“汪然齣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這是第二層次。第三層次是具體例證，六十年來，與其祖相鄰者，“殫其地之齣，竭其廬之入”，而能生存者“十無一焉”，隻有他傢以“捕蛇而獨存”。第四層次是雖然每年兩次冒生命危險捕蛇，但其餘時候卻能“熙熙而樂”。第五層次是柳宗元的結論：他曾經懷疑過孔子的“苛政猛於虎”，看到捕蛇者這樣的命運，纔知道“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柳宗元此文經典之處在於巧喻，巧在何處呢？第一，比喻推理層次豐富。第二，極端層次轉化：一是蛇極毒，捕極危；二是可助其脫此極危之業而遭拒；三是拒之則更臨極苦之租賦；四是得齣苛政之害勝於蛇之極毒。“說”這種說理的文體，基於“喻巧”，故“理”容易“至”，也就是不難得齣結論。這和“論”作為文體的直接說理不同，乃是間接的。不是從正麵說起，而是從一個似乎毫不相乾的故事和現象說起，從中抽象齣一個前提來，然後層層遞進，最後纔把結論順理成章地推演齣來。

　　當然，經典的“說”和遊說之士逞一時口舌之勝，甚至詭辯的片麵性不同，其推理功夫並不完全是演繹，而是結閤著矛盾分析的。《捕蛇者說》在演繹中，就隱含著矛盾（極危和極安，極苦和極樂）的揭示和轉化。矛盾分析是層次遞進的基礎，層次越是豐富，文章就越是精緻。這一點上劉基的《說虎》與《捕蛇者說》堪有一比。文章先說老虎比人力氣大得多，人和老虎鬥爭，必敗無疑。如果按議論文“三要素”的論證模式來寫作，找與論點相符的例子來“證明”是毫不費力的。不過，劉基接著提齣的不是老虎經常吃人，而是人經常吃虎肉，享用虎皮。這是提齣與前述論點不相符閤的反例，從而揭示矛盾，以推動分析。劉基分析齣這種強弱轉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軀體，而人用其所創造的事物（工具）。在這樣的條件下，矛盾轉化瞭，人由弱變強，虎由強變弱。這是第二個層次。光有這個層次的結論，還不夠深刻，分析進入第三個層次。這不僅是老虎與人的關係，而是人與人的關係，是領導與人纔的關係。第四個層次，從“用力而不用智”，引齣“自用而不用人”。即使領導者很有本事，若隻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類。

　　韓愈的《師說》帶著某些“論”的特點，成為更為嚴謹的“說”。文章的齣發點就是一個定義，“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他並沒有對之加以分析，就以其為大前提進行推演。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個矛盾是年齡小於己，第二個矛盾是地位低於己，都不能妨礙其為師。年齡小、地位低，轉化為師之尊的條件隻有一個，“道”（“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韓愈在這裏並沒有用巧喻，為什麼不把自己文章的題目“師說”改成“師論”呢？他顯然意識到“論”的要求高得多。在科舉考試中有史論，在朝堂上有策論，那是很嚴格的論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說”這種文體，雖然有“喻巧而理至”“飛文敏以濟詞”的優長，但其局限卻是不可忽略的。試以韓愈的《馬說》說明。

　　《馬說》本來所要處理的命題是，傑齣的人纔總是遭受壓抑和摧殘。這是個在人類曆史上比比皆是的普遍現象，並不限於唐代。對於這樣的大問題，本可以作“論”這樣的大文章。韓愈選定的卻是“說”，而且是“雜說”，短短二百多字，飛文濟詞，快刀斬亂麻，可以說是“大題小做”。把大題目做小，喻體是小事，題目卻是大論，由小到大，行文是需要逐步拓展層次的。

　　第一層次，把智慧的結晶放在一個寓言式的韆裏馬的巧喻中。故事的寓意是現成的：韆裏馬難以從外錶上識彆。從邏輯上來說，比喻不管多巧，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猶太人有諺語曰：“一切的比喻，都是跛腳的。”因為比喻在邏輯上屬於類比推理，這種類比，隻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間取其一點相通，難以顧及不同事物根本的區彆。人和馬的不同是明顯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有不同的個性，人各自又有不同的缺點，同樣的待遇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結果等。但是，人們在讀韓愈這篇文章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樣直截瞭當的類比的局限。原因是什麼呢？

　　這就涉及文章的第二層次：邏輯上的先聲奪人。吳小如在解讀這篇文章時說：“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樂然後有韆裏馬’，可這個命題本身就不閤邏輯。因為存在決定意識，伯樂善相馬的知識和經驗，必須從社會上（或說自然界）存在著大量的韆裏馬身上取得，然後逐漸總結齣來的。所以過去有人就認為韓愈這句話是本末倒置……”另外一位先生則認為韓愈這樣的論述是有意“避開瞭一般的認識”，目的是“把伯樂強調到瞭捨之其誰的重要地位”，“實現瞭引人入勝的行文目的”。強調引人入勝在中國古典散文的理論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種毋庸置疑的語氣加以強調。這是“說”這樣的文體用得比較多的辦法，凡有立論，總是先立大前提，然後加以推演。這種思維模式，可能從先秦遊說中來。如《晏子使楚》中，晏子對於楚國開小門讓他進，他的反擊是：“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按邏輯推演下去，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是，如果讓我從這個小門進去，你們楚國就是狗國。他的大前提（巧喻）是沒有論證過的，是很武斷的。根本就不存在人齣使狗國的可能，更不可能有狗國迎人於小門的慣例。這個比喻論證之所以兩韆多年來膾炙人口，與其說是因為其雄辯，不如說是現場應對的急智。在對話現場，即使有漏洞，對方若不能即興反擊，就是失敗，哪怕在事後想到很精緻的反駁，也於事無補。《馬說》與《晏子使楚》的現場性有所不同，文章的讀者猝然受到“世有伯樂，然後有韆裏馬”這個異於常理的大前提的衝擊是有反思的時間的，這可以說是“說”這樣的文體的一種弱點。但是讀者很少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在閱讀時，反思的時間是比較有限的。注意力為接下來的話語所吸引：“韆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句話比較閤理，但是和前麵的話是矛盾的，前麵說“世有伯樂，然後有韆裏馬”，韆裏孫紹振解讀經典散文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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