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行於紐約、巴黎、布拉格、拉馬拉、加沙……遊走於各種國際詩歌節，遭遇到身份各異的詩人、學者。北島描寫瞭他與世界的相遇，有見聞、有人物、有故事，信筆寫來均輕鬆詼諧，超然跳脫，宛如簡筆勾勒的素描；而他對生命與世事的慨嘆卻如影隨形，有時尖銳的疼痛又會不期而至。
　　我們會在書中認識個性充沛的德國學者顧彬、丹麥批評傢博魯姆、南非作傢布萊頓巴赫、比利時詩人傑曼、鹿特丹詩歌節創辦人馬丁……但我們更會體味他深情懷念故人時的用心與筆力：師傅、傢楷、劉伯伯。正是有這些人存於心底，他纔能在漂泊中與世界坦誠相見。

內容簡介

　　獲得諾貝爾文學奬提名的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散文與小說。《青燈》集中收錄瞭詩人北島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憶念，主要是懷念熊秉明、蔡其矯、魏斐德、馮亦代等故人，這些文章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間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第二部分則是遊曆，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懷揣著傢園，異鄉的漂泊使他的言說保持瞭理性的激情。在本書中充溢的是對人性深刻的洞察以及對整個人世間的大悲憫，一種接近神性的光。北島在漂泊中與語言之間那種隱私的、親密的關係，變成瞭命運。

作者簡介

　　趙振開（1949-），筆名北島、石默，祖籍浙江，生於北京。漢族，1969年當建築工人，80年代末移居國外。1978年，北島和詩人芒剋，創辦瞭民間詩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國，曾任教於加州戴維斯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人文學科講座教授。北島的詩歌創作開始於十年動亂後期，反映瞭從迷惘到覺醒的一代青年的心聲。清醒的思辨與直覺思維産生的隱喻、象徵意象相結閤，是北島詩顯著的藝術特徵，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論式警句，造成瞭北島詩獨有的振聾發聵的藝術力量。著有詩集《太陽城劄記》、《北島詩選》以及散文集<失敗之書>等。

精彩書摘

　　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鍾，我齣傢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齣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傢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六十三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瞭。”隻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瞭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瞭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隻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捨大院——三不老鬍同一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的，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爹”演變成瞭“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鏇轉舞颱，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瞭，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瞭“文革”，挖地三尺，成瞭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一九七三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迴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瞭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瞭，翻譯刊物也關張瞭，馮伯伯成瞭大閑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餘；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隻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裏，為瞭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麵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鼕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凶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瞭颱上的鄭安娜。他們於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纔結婚，不搞翻譯纔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瞭。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嚮客廳裏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係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乾不完的傢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乾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瞭，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瞭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傢，純粹是找藉口。他們傢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來的書，特彆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瞭，隻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瞭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瞭又改，齣瞭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瞭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瞭。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眯眯地叼著煙鬥，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瞭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從我把“四人幫”倒颱的消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係發生瞭改變，我不再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瞭，我們成瞭“同謀”——由於分享瞭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彆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為瞭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瞭很久。風雲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曆曆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閑雜人員中瞭此殘生。
　　二
　　偶爾讀到馮伯伯的一篇短文《嚮日葵》，讓我感動，無疑對解讀他的內心世界是重要的。這篇短文是由於梵高那幅《嚮日葵》拍賣中被私人據為己有引發的感嘆，由此聯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買下的一張復製品。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傢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裏探齣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嚮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裏。我突然想起瞭上海寓所那麵墨綠色牆上掛著的梵高《嚮日葵》。我憶起那時傢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瞭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瞭，我也要念這個。而現在眼前隻有幾朵嚮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寜願到這處來兜個圈。我隻是想看一眼那幾朵慢慢變成灰黃色的嚮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瞭的果實收藏瞭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傢農院時，籬笆裏孩子們正在爭奪豐收的果實，一片笑聲裏夾著尖叫；我也想到瞭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在這群孩子的喧嘩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沉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裏的淚水往迴走。我又想起瞭梵高那幅《嚮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齣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錶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采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用不瞭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瞭——難。”末瞭，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瞭，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麵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閤拍似的。因為解放瞭，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瞭。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嚮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裏，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摺，反映瞭知識分子與時代的復雜關係。
　　馮亦代於一九四一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托。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瞭遲暮之年，記者在采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瞭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隻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瞭，連國傢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瞭，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彆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迴憶：“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鬍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傢就到瞭北京。爸爸媽媽到瞭北京之後忙得不得瞭，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瞭，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傢。後來爸爸調到瞭外文齣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瞭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傢都急著把帽子拋齣去，免得自己倒黴。而這頂右派帽子怎麼就偏偏落到他頭上瞭？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有關。首先人傢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托，隻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緻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瞭，他們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親隻是個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齣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
　　據說到瞭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嚮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瞭問數目，然後用大拇指一比劃，說：“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瞭“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條是“二流堂黑乾將”。關於“二流堂”，馮伯伯後來迴憶道：“香港淪陷後，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匯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角埡口朋友傢裏。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裏喝茶、會友、商談工作。”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觥籌交錯，一時多少豪情！但隻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瞭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曆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迴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瞭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麼起步的，這幾乎決定瞭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瞭。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裏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瞭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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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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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著有詩集《北島詩歌集》、《太陽城劄記》、《北島顧城詩選》、《陌生的海灘》，散文集《失敗之書》和小說《波動》等，代錶詩作有《迴答》《一切》，作品被譯成20餘種文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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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為受到什麼的驅使？有人說是恐懼，畢竟自很久以來我們都認為隻有鞭策纔能夠讓人進步，但如果我們把評判驅動力的尺度從如何完成假期作業拉長到一整個人生，那麼對於奬賞的渴求將會是你能得到的最強大的答案，我們渴望愛情的奬賞（這裏麵當然有性的奬賞），渴望親情，喜歡受到認同，渴望權力，這些渴望影響瞭我們人生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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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一個世紀前，奧地利詩人裏爾剋在《安魂麯》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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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喜歡在京東買東西，因為今天買基本明天就可以送到；我為什麼每個商品的評價都一樣，因為我在京東買的東西太多太多瞭，來不及掙評價京豆，所以我選擇批處理評價內容。在京東購物這麼久，有買到很好的産品，偶爾也有買到比較糟糕的産品，但是好在糟糕的基本都能退，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評價，就是這個産品還是挺靠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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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開是否為北島而開？北京已不是記憶中的北京，海外的流浪生活加重瞭北島思念祖國思念傢鄉的心緒，有感而寫，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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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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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買北島的作品，三聯的書自然沒什麼可挑剔的，快遞也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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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非常快的很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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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很完整，沒有破損的地方，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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