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
　　《棋王》寫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風流”係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虛矯。當時給一個叫俞康寜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後苦笑笑，隨即避開小說，逼我討論莫紮特的第五號小提琴協奏麯的慢闆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將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於撒嬌式抒情。這一瞬間，我倒明白瞭《棋王》不對勁的地方。俞康寜後來患瞭腎炎，從雲南坐火車迴北京，到站後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後來病退迴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我後來想到我們在鄉下茅房裏討論莫紮特，莫紮特真是又遠又近，無疑很##。幸虧藝術就是##，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境裏揮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區去見奧米先生。奧米先生是意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摺服。奧米先生提齣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後來不知道怎樣拒絕。《樹王》怎麼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後來又是我發錶經驗上的一個心病。《棋王》發錶後，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齣瞭，窘的當然是我自己。
　　《樹王》之後是《棋王》階段。大概是《棋王》裏有些角色的陳詞濫調吧，後來不少批評者將我的小說引嚮道傢。其實道傢解決不瞭小說的問題，不過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傢。做藝術者有點像儒傢，儒傢重具體聯係，要解決的也是具體關係。若是，用儒傢寫道傢，則恐怕兩傢都不高興吧？
　　《孩子王》是我自認成熟的一個短篇，寫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書。小說寫到這種狀態，容易流於油滑。寫過幾篇之後，感覺像習草書，久寫筆下開始難收，要習漢碑來約束。這也是我翻檢我的小說之後，覺得三個時期各有一篇，足夠瞭。其他的，重復瞭，不應該再發，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講近視眼的，連我自己再看過後都生厭惡之心，有何資格去麻煩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中國的齣版的黑暗時期，所以習作開始，就沒有養成為發錶而寫作的良好習慣，此先天不足，從八十年代中直到現在，一直睏擾我。
　　此次重新齣版舊作，新在恢復瞭《孩子王》在《人民文學》發錶時被刪去的部分，這多虧楊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過《樹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國作傢》清理掉瞭。現在想起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有那麼多文學刊物每月發那麼多的小說，真是不祥，一個文學刊物，實在要清理一下倉庫。現在就正常多瞭，小說的發錶量和小說的閱讀人口，比例適中。
　　一九九八年底廣州

作者簡介

　　我叫阿城，姓鍾。今年開始寫東西，在《上海文學》等刊物上發瞭幾篇中短篇小說，署名就是阿城。為的是對自己的文字負責。齣生於一九四九年清明節。中國人懷念死人的時候，我糊糊塗塗地來瞭。半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傳統的說法，我也算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這之後，是小學、中學。中學未完，文化“革命”瞭。於是去山西、內濛插隊，後來又去雲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迴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與彆人的孩子一樣可愛。這樣的經曆不超齣任何中國人的想象力。大傢怎麼活過，我就怎麼活過。大傢怎麼活著，我也怎麼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齣來的地方，換一些錢來貼補傢用。但這與一個齣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因此，我與大傢一樣，沒有什麼不同。
　　阿城作於1984年

精彩書評

阿城是卓越的，他的纔華學養智慧是那樣傑齣，一直讓我敬佩。在這個年代，難得有他這樣的人，難得有他這樣的書。這是一套雅書，高貴的書。書又齣得精緻漂亮。

——賈平凹

一個人要想不斷進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幾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說一開始就站在瞭當時高的位置上，達到瞭一種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境界，而十幾年後他寫的隨筆保持著同等的境界。

讀阿城的隨筆就如同坐在一個高高的山頭上看山下的風景，城鎮上空繚繞著淡淡的炊煙，街道上的紅男綠女都變得很小，狗叫馬嘶聲也變得模模糊糊，你會暫時地忘掉人世間的紛亂爭鬥，即便想起來也會感到很淡漠。

——莫言

阿城，我的天，這可不是一般人，史鐵生拿我和他並列，真是高抬我瞭。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國每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

說到文章，你一提這問題，我腦子裏就有一比：我和陳村是那種油全浮在水麵上的，阿城，是那種油全撇開隻留下一汪清水的。論聰明，這個不好說誰更聰明；論見識，阿城顯然在我輩之上。

——王朔

阿城是一個有清談風格的人。現在作傢裏麵其實很少有清談風格的，生活很功用，但是他是有清談風格的，他就覺得人生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東西，海闊天空地聊天。

——王安憶

如果我說，小說傢鍾阿城是我個人認識的人中，感覺很像孔子的人，這樣的講法會不會太刺激瞭一點？

阿城和孔子驚人相似之處在於，阿城不排斥抽象的文字學習（事實上，他是此中高手，從不民粹從不反智），也一樣有足夠的聰明和專注做純概念性的思考，但他總要把抽象的學問拿迴來，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過，就像北京的名物涮羊肉一樣，如此纔得到滋味好入口，也因此，所有的抽象概念符號，在阿城身上都是有現實內容的，他不放心加以浸泡過的，有著實感的溫度、色澤甚至煙火氣味。

——唐諾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棋王、樹王、孩子王》橫空齣世，震動中國颱、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夠閱讀華文的華人地區，驚濤拍岸，阿城打到的高度至今還高懸在那裏。阿城從生命現場得來的第一手經驗，獨特到仿佛禪師棒喝人的觀察角度，任何時候對我來說都是啓發的，非常之刺激腦啡。
——硃天文

阿城下筆，鮮少口號教訓，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說成為80年代中國文學的經典，良有以也。這幾篇小說登陸颱灣後所引起的“大陸熱”，應是不少書迷及齣版者記憶猶新的話題。

　　麵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盛譽，阿城卻似乎無動於衷。“三王”之後，他並未打鐵趁熱，推齣據稱原本構思的“八王”或“王八”係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確寫齣瞭一些短篇，如《樹樁》、《會餐》及“遍地風流”係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數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瞭傳奇。與此同時，阿城躋身電影界，先後與謝晉、陳凱歌、張藝謀等閤作往還。80年代後期遠走國外後，他更是不少侯孝賢電影谘詢的對象。阿城顯然並沒閑著。但從文學界的角度來看，他卻予人閑散的印象。

——王德威

精彩書摘

　　《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
　　《棋王》寫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風流”係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虛矯。當時給一個叫俞康寜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後苦笑笑，隨即避開小說，逼我討論莫紮特的第五號小提琴協奏麯的慢闆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將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於撒嬌式抒情。這一瞬間，我倒明白瞭《棋王》不對勁的地方。俞康寜後來患瞭腎炎，從雲南坐火車迴北京，到站後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後來病退迴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我後來想到我們在鄉下茅房裏討論莫紮特，莫紮特真是又遠又近，無疑很奢侈。幸虧藝術就是奢侈，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境裏揮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區去見奧米先生。奧米先生是意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摺服。奧米先生提齣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後來不知道怎樣拒絕。《樹王》怎麼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後來又是我發錶經驗上的一個心病。《棋王》發錶後，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齣瞭，窘的當然是我自己。
　　《樹王》之後是《棋王》階段。大概是《棋王》裏有些角色的陳詞濫調吧，後來不少批評者將我的小說引嚮道傢。其實道傢解決不瞭小說的問題，不過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傢。做藝術者有點像儒傢，儒傢重具體聯係，要解決的也是具體關係。若是，用儒傢寫道傢，則恐怕兩傢都不高興吧？
　　《孩子王》是我自認成熟的一個短篇，寫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書。小說寫到這種狀態，容易流於油滑。寫過幾篇之後，感覺像習草書，久寫筆下開始難收，要習漢碑來約束。這也是我翻檢我的小說之後，覺得三個時期各有一篇，足夠瞭。其他的，重復瞭，不應該再發，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講近視眼的，連我自己再看過後都生厭惡之心，有何資格去麻煩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中國的齣版的黑暗時期，所以習作開始，就沒有養成為發錶而寫作的良好習慣，此先天不足，從八十年代中直到現在，一直睏擾我。
　　此次重新齣版舊作，新在恢復瞭《孩子王》在《人民文學》發錶時被刪去的部分，這多虧楊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過《樹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國作傢》清理掉瞭。現在想起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有那麼多文學刊物每月發那麼多的小說，真是不祥，一個文學刊物，實在要清理一下倉庫。現在就正常多瞭，小說的發錶量和小說的閱讀人口，比例適中。
　　一九九八年底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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