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們為什麼不能擁有一切》一書中安妮-瑪麗?斯勞特以嶄新的視角來看待當代女性所普遍麵臨的問題，即女性如何選擇傢庭、生活和事業的平衡？她反駁瞭桑德伯格在《嚮前一步》中的觀點，探討兩性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同時為女性打抱不平：無論她們如何努力，女性不可能同時兼顧成功的職業生涯和圓滿的傢庭生活。她如實地講述瞭自己在平衡職業和傢庭中遇到的睏難和阻礙，反映瞭斯勞特在國務院工作的同時還要照顧兩個十幾歲兒子的生活狀態。提齣女性不應隻知道“嚮前一步”，還應放下得失心。作為一名在職業和學術事業上均取得豐碩成果的，美國第一職業女性，安妮 -瑪麗·斯洛特教授首次將她轟動世界的觀點延伸帶來這本書。以豐富的個人經曆和故事，闡述瞭當代女性在職業和傢庭生活中的真正平衡之道。這本書激勵瞭無數女性，更有理性地追求自己平衡於工作與傢庭間的幸福生活。

作者簡介

作者：(美)安妮-瑪麗?斯勞特譯者：何蘭蘭

安妮-瑪麗?斯勞特，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首位女院長，2009年初齣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是擔任該職位的首位傑齣女性，國務卿希拉裏?剋林頓的左膀右臂，被譽為“美國職業女性TOP1”。她先後受聘美國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國際法學會會長。曾被評為福布斯全球迷人女性之一，美國著名國際法學傢和政治學傢。曾撰寫美國國務院《四年發展和外交評論》，以及《女人為什麼不能擁有一切？》，是《大西洋月刊》有史以來受關注程度奇高的一篇文章。
何蘭蘭，女，80後，熱愛文學與翻譯，曾翻譯《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好兒子全靠媽媽教》、《緻十年後的自己》等多部作品。現為高校教師。

精彩書評

讀瞭這本書後，我更有自信地說，在安妮?瑪利亞的希望和積極中，你我都可以改變我們的觀點和政策，來讓男人和女人們真正地完全參與到他們的傢庭中，並在工作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纔華。
　　——美國國務卿，希拉裏?羅德漢姆?剋林頓
　　她總是能夠在人類的日常生活故事中發現閃爍的東西，她的這個天賦也正是讓這本書成為每一個，既想成為工作中的領導者，同時也想成為完全稱職的父母的人所必須要讀的書。
　　——《郝芬頓郵報》聯閤創始人，阿裏安娜?郝芬頓
　　本書全麵反思瞭‘擁有一切’這一概念，堪稱發人深省的行動號召，必將改變我們很多人對待重要的事——生活——的方式。
　　——《人物》
　　本書是對謝麗爾?桑德伯格《嚮前一步》意義非凡的修正……在斯勞特看來，需要改變的，不是女性，而是她們所在的組織機構。
　　——Slate 雜誌
　　這是職場女性的一部宣言……斯勞特本人的親身經曆與其他人的真實故事巧妙地穿插交織在這項研究中，使本書讀起來令人信服，而又十分生動。
　　——《金融時報》

精彩書摘

“你的離去，太令人遺憾瞭。”

2010年12月，我和我的團隊——國務院政策規劃司的同事們，正在爭分奪秒地完成國務卿希拉裏?剋林頓的一個為期十八個月的重大項目。那時的天氣冷得刺骨。淩晨時分，我和一名同事步行迴傢。我們一邊竪起衣領抵禦凜冽的寒風，一邊在心裏不厭其煩地玩著“華盛頓消遣遊戲”，默默揣測中期選舉之後的人事任免與去留。我並沒有說話，但種種明確無誤的信號預示著——我很快就會升職，被提拔為少數幾名高級官員之一。我感到很振奮——內心深處卻又矛盾重重。
作為國務院政策規劃司的第一位女性負責人，我已經在這個職位上工作瞭將近兩年，直接嚮國務卿報告，並負責協助國務卿研究製定並實施美國外交政策的整體架構與全局戰略。兩年前，這位我由衷敬佩的女性，也是一位絕佳的老闆——剋林頓國務卿打電話邀請我擔任政策規劃司司長這一職時，我毫不猶豫地接受瞭這份夢寐以求的工作。與此同時，我也告訴她，我隻能做兩年。因為通常情況下，教授隻能嚮所供職的大學請兩年假來擔任公職；如果長於兩年，教授就必須放棄終身教職。然而，從我最初到華盛頓上任以來，我和我的丈夫安迪都充滿期待，如果將來有機會擔任更高職位，那將會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過去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擔任教職，但毋庸諱言，外交政策纔是我終身的摯愛和追求。
那一刻正是我“嚮前一步”、審時度勢抓住機遇、推動自己勇敢邁進的時刻。當然，在此之前，沒人保證我將來一定能升任更高職位。但是，我知道，即使沒有保證，升職的可能性也值得期待；而且，我屬意的職位又是一個從未有女性擔任過的職位。在這個職位上，我有機會繼續提倡自己主張的外交政策，並使其成為剋林頓國務卿任期內美國外交的鮮明特色。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名職業女性：法學教授、院長，讀本科時我就野心勃勃地計劃考取法學院、將來進入國務院任職。這樣的我，麵對近在眼前的升職機會，應該毫不猶豫地接受纔是。然而，在職業生涯順利晉升的同時，我的個人生活卻顯得有些復雜。2009年我第一次來國務院工作時，安迪和我商量之後，覺得我每個星期往返華盛頓比舉傢搬往華盛頓，對他和我們的兩個兒子來說，會更好一些。孩子們當時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分彆讀四年級和六年級。他們很喜歡當時所居住的社區，並深深融入瞭社區生活。他們滿心歡喜地同意我們的決定：盡管他們一開始聽說我要去華盛頓工作時有些緊張不安，但當我建議每個人都隨我遷往華盛頓時，他們的反應卻很直截瞭當：“再見，媽媽！”
安迪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專業的終身教授，他待在傢裏的時間比我要多一些；我之前的工作是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經常參加各種外交政策相關活動，外齣旅行也比安迪更頻繁些。而且，即使我在傢，我也總待在電腦前麵。我的大兒子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要求他畫齣自己的傢人，他居然把我畫成瞭一颱筆記本電腦——甚至不是一個坐在電腦前麵的女人，而直接就成瞭一颱機器！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傢和孩子們的學校隻有一英裏遠，我能參加老師組織的傢長會、各種學校活動、體育賽事。而且，當時我在大學工作，日程安排相對靈活。即使我偶爾不在，或非常忙碌，我也總能找齣時間彌補孩子們，一起齣去度個假或者一起在傢裏待著。我總能齣現在孩子們的生活中。我很慶幸自己可以非常投入地養育孩子，同時又能在職業生涯中擔當重任。
因為我和安迪之前一直都配閤默契，我想當然地以為這一次我們也可以輕鬆適應全新的生活節奏。然而，這次的改變非常痛苦。在剋林頓國務卿發齣工作邀請到我開始工作的兩周內，我們的生活發生瞭巨大的變化：以前，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傢僅有十分鍾步行距離；而現在，我星期一早晨五點齣門，星期五下午或晚上很晚纔迴傢。這樣的時間錶在奧巴馬政府官員中並不罕見。據我所知，政府裏有很多人把傢人留在瞭紐約、賓夕法尼亞，甚至加利福尼亞。即使傢人都在華盛頓的政府高官們也很少見自己的傢人。他們的工作繁重異常，令人疲憊。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舉足輕重，利害攸關。國際事件永遠不會顧及傢庭日程安排；國際危機接踵而至，堆積如山，最珍貴的傢庭慶祝活動也難免被不幸打斷。我每個月有一天的假期，按美國的標準來衡量，政府也算是慷慨瞭。但是，直到6月份，我仍沒能攢夠一個星期的假期。作為一名職業女性，我既收獲瞭由此而來的種種好處，也為自己的選擇付齣瞭代價。安迪當然理解也支持我的選擇。但是，對我的兒子們來說，這樣的代價無疑來得太突然，也太巨大瞭。我的小兒子——隻有十歲——星期天晚上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時不禁號啕大哭。每次我想開口安慰他，他就衝我大聲喊叫，甚至未等我說齣一個字來，“我不要你走。我纔不管什麼國傢呢！”在這之前，我嚮他解釋說媽媽正在為國傢工作，而他也一樣在為國傢效力。這是剋林頓國務卿與他見麵時曾對他說過的話。但是，他的確已經受夠瞭。
我們的大兒子對我的離開努力錶現得成熟一些，甚至主動承擔瞭原本每天早晨由我來做的準備早餐果汁的任務。他能理解我有多想要這份工作，而且也能從廣泛的層麵上理解我的新職位。之前有段時間，我還在摸索華盛頓工作的門道，有時不免沮喪失望，甚至在上下班路上說齣要辭職迴傢這樣的話來（當然，並不是真的要這樣做）。他會看著我說：“媽媽，你不能放棄，不能辭職！你可是我們的行為榜樣呀！”這樣的話，最開始，他是從彆人那裏聽來的，很可能是從他朋友的母親那裏聽來的。但是，後來，慢慢地，這已經內化成他心底的東西瞭。
他為我感到驕傲，但同時，又不得不努力適應中學裏的全新生活。素未謀麵的新朋友，要求更高的新課程，而且，忽然之間，日常的生活節奏全被打亂瞭。正在漸漸步入青春期的他，變成瞭很多父母都很熟悉的模樣：整日悶悶不樂，沉默寡言，好不容易迴答一句，卻言語粗魯，常用單音節詞。他的朋友也全換瞭。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裏，他開始不做傢庭作業，擾亂課堂秩序，數學掛科，不理會任何試圖接近他的大人。他與父親打架，盡可能無視我的存在。到瞭八年級的時候，他的行為沒有任何收斂，反而更加升級。他被學校勒令休學，被當地警方帶走。有一天，我們正在舉行一個重要會議時，我接到瞭幾個緊急電話，不得不拋下手頭的工作，乘頭班火車迅速趕迴傢（剋林頓國務卿和辦公廳主任謝裏爾?米爾斯，總能理解和體諒我，但這勢必給我領導的部門帶來壓力）。
很多父母安慰我，我兒子的行為很常見，我麵對的問題並無非同尋常之處。因為十幾歲的孩子正值反叛的年紀，難免讓父母為之抓狂，頭痛不已。雖然安迪總會在傢，盡其所能照顧孩子，料理傢裏的大小事務，但孩子們卻始終是我心頭揮之不去的牽掛。盡管我那麼熱愛工作，可每當接到一個電話，或收到一條短信，提及最近傢裏的混亂局麵，我就不免焦急起來，反問自己：當孩子們需要我的時候，為什麼我卻仍安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裏？
我曾設想過各種可能的情境，尋思著或許我可以再扛一扛，繼續在華盛頓待上一年。但是，無論我將被委任何種職位，均需參議院核準通過，這就需要3到6個月的時間。而且，剋林頓國務卿會理所當然地希望我任職兩年，直至奧巴馬總統首任任期結束。我也曾想過讓丈夫和孩子們一起搬來華盛頓。不過，那樣的話，安迪就不得不奔波於華盛頓和普林斯頓之間，而孩子們也將置身於完全陌生的環境中，一切從頭開始適應。我覺得這對孩子們非常不好，尤其是我們的小兒子。我們當初舉傢遷往普林斯頓的最重要原因，恰恰就在於當地優質的公立教育以及有益於孩子們成長的優越社區環境。
經濟也是我考慮的因素之一。進入政府工作之後，我的薪酬比之前降低瞭一半多，還必須支付在華盛頓租住的單間公寓的租金以及來往兩地之間的交通費用。如果舉傢搬來華盛頓，那我們就可以把普林斯頓的房子租齣去。但是，安迪不得不兩地奔波，我們也將支齣大筆的搬傢費用，在華盛頓這個物價更昂貴的城市開始全新的生活。這一切都將花費不菲。
在內心深處，我知道當時正確的選擇是迴傢，即使這樣的選擇讓我對自己感到有些陌生。但我還是辭職迴傢瞭。剋林頓國務卿為我舉辦瞭盛大而美妙的告彆晚會，令我終生難忘，銘刻在心。我的整個大傢庭——父母、兄弟姐妹、姑嬸姨、叔伯舅、堂兄弟姐妹、錶兄弟姐妹——大傢都來瞭，其中有四位甚至從香港遠道趕來。安迪和我們的兩個兒子笑容滿麵，和眾多親朋好友，無論親疏遠近、交情深淺，共同見證瞭我被授予國務院傑齣貢獻奬章——國務院有權頒授的最高榮譽。我深深敬愛和欽佩的同事們也紛紛前來與我道彆，送上禮物與祝福。我從來不曾認為我的選擇是“放棄”或是“中途退齣”。我隻是做瞭一個決定，獨闢蹊徑，階段性地以照顧傢庭為重，而不是一味追求職場晉升。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便收拾東西，打包迴傢瞭。到瞭星期二，我已經迴到普林斯頓的教室裏開始給學生們上課瞭。終於不再有沒完沒瞭、令人筋疲力盡的日程安排。終於可以讓自己找迴久違的身心平衡。事情發生瞭根本的變化，我們的傢也逐漸恢復正常。我又迴到瞭普林斯頓，繼續教書、寫作、演講、評論對外政策。雖然事務繁雜，依然忙碌，但時間安排相對自由靈活。在那個時候，我纔第一次意識到這種自由靈活的時間安排，對於既想照顧好傢庭、當一名閤格母親，又希望在職場上縱橫馳騁、取得成功的我來說，究竟有多麼重要瞭。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我曾覺得理所當然的一些小事，忽然之間顯得異常珍貴起來。迴傢後的半年時間裏，我每天早早起床，給兒子們做各式早點：鬆餅、烤餅、煎餅、華夫餅、炸土豆餅、雞蛋，等等，花樣翻新，應有盡有。的確，在過去的整整兩年中，安迪每天叫孩子們起床，吃完早餐，送他們上學去。天天如此，從未中斷。我迴來後的第一天早上，安迪翻過身來，對我說：“輪到你瞭。”而過瞭一段時間之後，他溫柔地提醒我，似乎我為自己過去的缺失彌補得太多瞭一點。我為他們做的這一切，錶麵上是為他們做的，實際上也是為我自己做的。作為一位母親，我以前從未想過，哪怕隻是看著孩子們吃我自己做的食物，也能給我帶來簡單而純粹的快樂。這也許就是某種深層次的內心渴望吧。無論如何，我迴來瞭。我感到無比快樂。
幾個月過去後，我開始拷問自己一些更深刻的問題。我決定辭去政府公職，是齣於對傢庭的愛與責任。如果奧巴馬總統能成功連任，我想我仍會嘗試對外政策方麵的工作。如果你是一名政府官員，你所在的黨派執掌政權長達八年之久，而你正處於職業生涯的巔峰，那這時無疑就是你摘星攬月、實現夢想的絕佳機會。2011年離開時，我並沒有排除兩年後再度迴歸的可能。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苦苦掙紮，與自己較勁。即使我足夠幸運，有機會迴歸政府工作，但再一次離去也意味著我將錯過大兒子在傢的最後兩個年頭，也將錯過小兒子嚮中學過渡的關鍵時期。隻要傢庭能正常維持下去，我從未想過改變職業生涯在我人生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現在的我必須誠實地麵對自己。這次危機迫使我正視一個問題——對我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很顯然，最重要的，既不是他人為我設定的目標，也不是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這種醒悟讓我不禁質疑自小伴我成長並始終得到我擁護的女權主義敘事。我開始疑惑為什麼女人的成功，甚至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首當其衝地必須是職業生涯的巨大成就，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麵的成績。
過去，我總是相信女人可以“擁有一切”：她們可以和男人一樣同時擁有事業和傢庭，在各個領域取得和男人同等的成功。我也曾這麼教導我教過和指導過的年輕女學生。男人，無論他們是總裁、首席執行官、主管、經理，還是其他各種領袖，他們也都有傢庭。我告訴我的學生們，女人也一樣可以做到，隻要她們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當時的我，雖然依舊為工作盡心竭力，卻做齣瞭一個讓自己始料未及的決定，還十分肯定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像我這樣成長於20世紀70年代的人，深受機遇、權力與婦女運動種種承諾的影響與塑造，也積極緻力於把握機遇，追求權力，實現婦女運動的目標，做齣這樣一個選擇傢庭而非事業的決定，不免有些離經叛道。但是，2011年5月，即我離開華盛頓四個月後發生的一件事，卻讓我對整個問題有瞭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我受邀去牛津大學做一場以國際關係為主題的福布萊特講座。應活動組織者的請求，我又給四十多位羅德學者做瞭一場有關“工作與傢庭的平衡”的演講。他們的年齡大多在二十五歲上下，纔華橫溢、滿懷自信。
然而，與其說那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嚴謹講座，倒不如說那是我對他們的真誠傾訴。我嚮他們坦露，在保有政府高級官員職位的同時，在孩子們成長的關鍵時期做一名稱職的母親，是多麼睏難，而我對這種睏境事先竟毫無心理準備。我還和他們分享瞭我對這一問題的諸多思考。正如很多人提到的那樣，當時我天天在兩城之間來迴奔波，理應預料到工作和傢庭之間日趨緊張的關係；如果我毫無心理準備，隻能說我自己想得太過天真瞭。實際上，我隻是想當然地以為我和我的傢人總能像過去一樣化解所有難題，適應全新的生活節奏。臨近結束的時候，我對他們說，即使民主黨贏得下屆總統選舉，繼續掌權六年，隻要我的孩子們仍然在傢，需要我的照顧，我就不可能復齣、擔任政府公職。
齣乎意料，大傢聽得都很入神，還提齣瞭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最先站起來提問的一位年輕女士，她首先感謝我“沒有做一場虛浮愚蠢的‘你可以擁有一切’類型的演講”。她聽過太多這種類型的演講，並對它們深感懷疑。當時在場的大多數女性都試圖以某種方式兼顧事業和傢庭，但是她們顯然比我二十五歲時要老到得多，對兩者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有更多的瞭解和準備，而我天真地以為自己隻需全力以赴追求事業，而丈夫和傢人必會欣然追隨。盡管他們如此年輕便在事業上頗有作為，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深刻認識到，在事業和傢庭之間玩平衡戲法有多麼不易瞭。他們想從有親身經曆的人那裏聽到的是，第一手的實際經驗和利弊權衡，以及有助於他們規劃未來藍圖或者預測未來情境的智慧箴言或真誠忠告。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對此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幾個月後，我發現，問題關鍵並不在於我迴到學校本身，而在於我迴來是為瞭孩子們。普林斯頓和紐約的人們問我為什麼要迴學校教書時，我大可以輕描淡寫地迴答說，我的兩年公職假期已經結束，並且假裝不經意地提一提拉裏?薩默斯在政府服務兩年之後也迴到哈佛教書瞭。但是，我堅決地嚮他們宣稱，我之所以決定迴來，傢庭也是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當我還是伍德羅?威爾遜學院院長時，我總是有意讓人們知道，我會六點鍾趕迴傢與傢人共進晚餐，或者為瞭參加孩子的校園活動或傢長會不惜改變日程安排。本著同樣的精神，當人們問到我為什麼離開國務院時，我常常迴答說，“我丈夫和我有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他們需要我們親力親為，精心養育。他們待在傢裏的時間也就那麼幾年瞭。”
忽然之間，與我交談的人會對我産生與之前迥然相異的認知。他們的反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有些難免令人咂舌。他們會說，“你不得不離開華盛頓，這太令人遺憾瞭”，也會說“我無法從你的選擇中汲取經驗。我從來無需做齣妥協，我的孩子們不也很有齣息嘛”。也有種種微小的跡象錶明，這些交談者總是忍不住重新審視我本人，揣摩著我是否有些玩世不恭、遊戲人間。
總之，即使我仍有一份全職工作，仍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授，卻突然之間被人們列入某種類彆，被微妙地低估瞭——就像那些女人，她們稟賦過人，接受瞭良好教育，在職場上初露頭角，前途光明，卻選擇做一份更輕鬆的工作或兼職工作，甚至辭去工作，一心一意照料傢庭。我越來越感覺到，我沒有達到很多人對我的期待，我讓他們失望瞭——年長一些的女人們，同輩的男人和女人們，甚至一些朋友——他們都曾對我聲榮日盛的職業生涯寄予厚望。
在已然走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都站在這種抉擇的另一邊。當有人告訴我她決定多花點時間待在傢裏、與傢人共度更多美好時光，她打算走一條競爭相對溫和的特殊職場之路，我是那個臉上露齣一絲淡淡的充滿優越感的微笑的女人。我是那個終日與一小撮大學或法學院精英好友待在一起的女人，她們從未鬆懈對崇高職業理想的追求，她們始終不渝地緻力於女權主義事業，並對彼此的成就相互祝賀。我是那個嚮女學生們或講座聽眾們灌輸如下思想的教授：你們可以擁有一切，無論你們從事何種職業。這意味著，我曾經非常不明智地推波助瀾，讓女人們覺得，如果無法做好全職工作、像男人一樣在職場上平步青雲的同時，維持一個傢庭，並擁有積極活躍的傢庭生活，問題不在彆人，而在她們自己，全是她們自己的錯。我對這個問題思考得越多，就越感覺：成韆上萬的女人，越來越多的男人，做齣瞭與我類似的選擇時，卻無法得到應有的肯定；他們堅持認為職場成功並不是人類幸福和成就的唯一標尺，卻不能為此小小慶祝一番。這是完全錯誤的。
2012年，我給《大西洋月刊》寫瞭一篇文章，把腦海中醞釀瞭許久的有關女人與工作的思考都寫瞭下來。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為什麼女人仍然無法擁有一切》。沒過多久，我就後悔取瞭這樣一個標題。但是，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標題，朗朗上口、吸引眼球卻不甚準確，比其他錶述精確的標題——比如《為什麼職業女性需要更好的職場安排，使自己始終保持活躍並登臨職場巔峰》——讓那期雜誌更加暢銷，賣得更好。不到五天時間，這篇文章的網絡版就被閱讀瞭四十萬次；一個星期以後，它被閱讀瞭一百萬次；而今天，它是《大西洋月刊》一百五十年齣版曆史上被閱讀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大約被閱讀瞭二百七十萬次。由此，明顯可以看齣，相當數量的女人，以及越來越多的男人，想要就一個“業已五十高齡”的話題——真正的男女平等意味著什麼——開啓一輪全新的對話。
在接下來那幾個月裏，我收到瞭無數的來信。被文章打動的人們紛紛嚮我寫信傾訴衷腸。傑西卡?戴維斯-加納奧，一名試圖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其中一個孩子患有遺傳病。她在信中寫道：“我剛剛讀完你發錶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便忍不住大哭瞭起來，還不得不關上房門。你清晰地道齣瞭過去這幾年我一直糾結掙紮的問題。”另一條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評論是一位母親說我“給瞭她一種許可”，讓她放下工作，迴歸傢庭，跟孩子們待上一段時間。這是她一直非常想做而不敢做的。
當然，人們的反應也不全是熱烈的歡迎與充分的肯定。我被指控為“權勢”女權主義者——我隻關注像我自己這樣的權勢女性的高端問題。一些批評者抓住“擁有一切”這個概念展開爭論。他們把它叫作過度追求完美的荒唐鬧劇，如空中樓閣般想象著既能擁有瞭不起的事業成就，也能同時做個全力付齣的稱職父母。其他批評者認為我的文章將會破壞女性現有的通過艱難抗爭纔取得的曆史性職場地位。
不久後，我有機會在全國範圍內旅行，發錶演講，直麵批評與贊揚，傾聽質疑與提問，竭力尋求答案。漸漸地，我允許自己突破理念的藩籬，擺脫根深蒂固的成見與假設，重新審視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自然的。這個過程就像在眼科醫生那裏，她輕輕撥動著驗光機上我們為什麼不能擁有一切 [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