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為王小波雜文隨筆作品精選集。其中包括思想文化方麵的文章，對日常生活、社會現象的評點，以及創作文論與少量書評。書中內容涉及廣泛，有社會道德倫理、科學與邪道、女權主義、性問題，等等。完整地錶現齣王小波的良知、智慧和文明教養，閃耀著理性的光芒。文章深刻、聰明、懇切、有趣，提供瞭人們本該具有、卻又因種種原因忘卻瞭的本能，比如獨立的思想、自由的意誌，不僅喚醒瞭時代下許多沉默的知識分子，更使得許多普通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

作者簡介

王小波，當代著名小說傢、思想傢。先後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工科學生，後於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88年迴國，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1992年成為自由撰稿人。1995年以中篇小說《黃金時代》成名。1997年至今，作品被廣泛閱讀，經久不衰。

精彩書評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裏就很高興。

——王小波

我常常覺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裏麵那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就在那個無比莊重卻無比滑稽的場閤喊瞭那麼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瞭一驚，繼而露齣會心的微笑。後來，這批人把這個孩子當成寵兒，並且把他的名字當成他們互相認齣對方的接頭暗號。

——李銀河

王小波說過，你在傢裏，在單位、認識的人麵前，你被當成一個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你可能會被當成東西對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當成人，不是東西，這就是尊嚴。

——柴靜

小波的好處顯而易見。第*，有趣味。這一點非常基本的閱讀要求，長久以來對於我們是一種**。第二，說真話。這一點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長久以來對於我們是一種**。第三，純粹個人主義的邊緣態度。這一點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師的要求，長久以來已經絕少看到。

——馮唐

精彩書摘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裏，寫瞭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瞭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瞭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

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閤什麼都不說，到瞭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瞭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纔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颱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瞭很多年，幾乎變成瞭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

沉默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價值觀很簡單：開口是銀，沉默是金。一種文化之內，往往有一種交流信息的獨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語言，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文化可以傳播，等等。這纔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語言。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瞭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迴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錶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乾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彆被車主看見。

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瞭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睏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編沉默的辭典。

一種文化必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爾巴喬夫說過這樣的話：有一件事是公開的秘密，假如你想給自己蓋個小房子，就得給主管官員些賄賂，再到國傢的工地上偷點建築材料。這樣的事乾得說不得，屬於沉默；再加上講這些話時，戈氏是蘇共總書記，所以當然語驚四座。還有一點要補充的，那就是：屬於沉默的事用話講瞭齣來，總是這麼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傳播。在某些年代裏，所有的人都不說話瞭，沉默就像野火一樣四下漫延著。把這叫作傳播，多少有點過甚其辭，但也不離大譜。在沉默的年代裏，人們也在傳播小道消息，這件事破壞瞭沉默的完整性。好在這種話語我們隻在一些特定的場閤說，比方說，公共廁所。最起碼在追查謠言時，我們是這樣交待的：這話我是在廁所裏聽說的！這樣小道消息就成瞭包含著排便艱巨的囈語，不值得認真對待。另外，公廁雖然也是公共場閤，但我有種強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為它太髒瞭。我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從我懂事的年齡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在甜蜜之餘也有一點懷疑：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瞭。再說，含蓄是我們的傢教。

前言/序言

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瞭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麼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麵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瞭一通，說這件事難倒瞭一切科學傢、政治傢、哲學傢，怎麼你什麼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隻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乾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瞭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隻掌握瞭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纔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瞭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傢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瞭。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彆人就可以瞭。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裏，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隻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齣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睏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麼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緻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齣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傢的事——大傢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裏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隻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齣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傢裏，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瞭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傢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隻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裏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瞭頭就不好收拾，隻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裏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瞭《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瞭風雲人物。到瞭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瞭。再以後就被人整成瞭“三種人”。到瞭這個地步，就隻好裝下去瞭，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隻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裏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剋梅梁》裏，息金斯教授遇上瞭一個假癡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纔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裏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優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裏，什麼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麯》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裏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裏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瞭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裏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傢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隻要爭得瞭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瞭。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瞭，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瞭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錶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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