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妄想”源自笛卡兒理性的基石：人類妄圖憑藉幻想從世界之中掙脫齣來，成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繼而統治一切。自那時起，人類命運轉嚮瞭瘋狂的進步主義和生産至上主義，直至今天對技術的盲目崇拜。這種不可持續的“歐洲模式”不但破壞瞭自然環境的平衡，還深刻地異化瞭個人生活的三個關鍵方麵——工作、休閑與愛情：

? * 支配勞動關係的時鍾模式已升級為控製模式，控製係統通過不斷追求更高産量和滿足不斷攀升的金錢欲望嚮現代奴隸們許諾幸福和夢想；

? * 資本傢們欣喜地發現發展“休閑産業”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大眾則在民主的名義下“消費”掉自由時間並沉溺於瘟疫般的娛樂以及被製造齣來的需求；

? * 性資本把自由和免費的色情轉變成高利潤的淫穢製品，民主則鼓勵個體走嚮這樣一種挑戰自然的命運——性彆不由人，性身份卻可以自由選擇；愛無能，欲無限，享樂至上！

作者簡介

達尼-羅伯特?迪富爾（Dany-Robert Dufour），法國左派哲學傢，巴黎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神聖市場》《變態之城》《自由主義降臨後的人類》等。

精彩書摘

導言

第一章工作

無業之苦

工作之苦

海德格爾與鞋：被拋境況中的存在

兩種哲學

彆擋瞭我的陽光

奴隸也會說話?

人是其作品的産物

我的裁縫很富有

時鍾的發明

屠宰場

第二章休閑

工人的休閑

消費

模仿的瘋狂與西方的妄想

福特與希特勒

噩夢之後是美夢

棍刑還是癢刑？

快樂的轉讓

媒體顧問

解放=成癮

“營銷哲學”

一種景觀……

……還是多種景觀？

首領的小鬍子

利己主義與集群性的空前結閤

娛樂

當心！

如何錯過自己的生活？

靈魂中的死亡

如何寓勞動於休閑？（1）

如何寓勞動於休閑？（2）

第三章愛情

我—我

還有另一種亂倫嗎？

還有第三種亂倫嗎？

因為羞恥，所以嚮往；因為嚮往，所以羞恥

禁止與規定執行

活著和說話

異性戀

異性之愛

性愛

同性戀

同性之愛

被市場吞噬的愛情

從色情到淫穢

衝動的詭計

無知者（IDIOT）的享樂

蹺蹺闆……

幻想

生育關係與親嗣關係

起源的摺磨與技術

亂倫，及後續

追蹤寶貝的成長

結論進步的路上（稍微）停一停，或許就是一大步

前言/序言

導言

我們為什麼會如此絕望？傲慢而自信如斯的歐洲文明到底遭受瞭何種災難，以緻在大部分民眾眼中其前途在一夜之間變得暗淡無光？整整一代人的悲傷、政治上的無力感、長期失業的狀態以及瑣碎無用的零工導緻的憤世嫉俗或消極厭世情緒（受害的並不隻是年輕人而是大部分人口），甚至是因害怕黑暗年代迴歸而産生的苦澀，所有這些情緒混閤在一起，我們該如何對其進行分析？我將在本書中嘗試從哲學的角度迴答以上問題，之所以采取這一角度，一是為瞭避免流俗，二是為瞭直擊問題的核心：以上問題涉及西方文明的根源與命運，即其進程。

誠然，歐洲並不是第一次遭遇動蕩。遠的不說，20世紀就發生瞭一連串的噩夢。極權製時代結束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在以納粹主義為終極形態的法西斯主義時期，一部分人利用大工業手段來毀滅另一部分人；在極權主義時期，本應解放人民的黨派卻將人民關在一個巨大的監獄之中，由無處不在的政治警察看守，還有那些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聲勢浩大的政治清洗、精神桎梏、西伯利亞的死亡牢獄、單人牢房、行刑室，還有各種立即處決案件，這一切的發生當然都是以未來的幸福為名義。

我們很幸運地度過瞭這些磨難，然而卻付齣瞭無數生命的代價。永遠不要忘記這些當代英雄——為“幸福時光”而奮鬥的抵抗運動成員和反政府分子。1944年3月15日，當時仍處於地下狀態的法國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經多次動員通過瞭其綱領，標題即為“幸福時光”，綱領在解放後得到落實。這一標題的選定絕非偶然，它使人想起瞭亞裏士多德所說的“好生活”（《政治學》第一捲）。這不難理解，我們可以想想抵抗運動中那些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再想想日後成為古希臘研究學者的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他曾以貝爾蒂埃上校為名擔任內地軍的首領，把圖盧茲從納粹占領區解放瞭齣來。“好生活”描述的是一個公平的城邦，裏麵的每個居民都能夠實現他們全部的潛能。西歐先於東歐擺脫噩夢後，經曆瞭黃金三十年，其間，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保障（教育、衛生與司法）以及對自由共享文化的嚮往都得到瞭提升和實現。同一時期還結束瞭殖民統治，雖然一些國傢的人民仍然不得不為自由付齣血的代價。而東歐沒有經曆這些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麵的進步，就連東歐本身都仍然受著蘇聯“老大哥”的殖民統治，但在東歐人民的強烈願望下，那麵象徵著思想桎梏的恥辱之牆最終倒塌。

然而，沉重的烏雲現在又重新聚集在歐洲大陸上空，那些我們曾認為業已消失的陰魂夥同新的怨鬼前來騷擾我們的世界，各種優秀或者糟糕的災難片都紛紛宣布世界末日的到來。這些影片取材廣泛：既有所謂的瑪雅預言和取而代之的聖馬拉奇預言（目前的教皇弗朗索瓦一世將是最後一任教皇，因為“可怕的判官將對其子民進行審判”），也有不少著名導演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造成世界末日的並不是從天而降的災難，如之前信奉韆禧年的小說傢描寫的那樣（如拉斯·馮·提爾（Lar von Trier）的《憂鬱癥》（Melancholia）、本·澤特林（Benh Zeitlin）的《南國野獸》（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的《地球最末日》（4:44 Last Day on Earth）、傑夫·尼剋爾斯（Jeff Nichols）的《存身》（Take Shelter）、奉俊昊（Bong Joon-ho）的《雪國列車》（Snowpiercer, le Transperceneige）、尼爾·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的《極樂空間》（Elysium）等）。

以上種種對世界末日的擔憂無論是否得到瞭良好的詮釋，都不重要。擔憂一直都在，我們也都很清楚憂從何來。地球是一個各種復雜參數的集閤體，錶麵看上去十分穩定，穩定到人類一廂情願地認為無論怎樣摺磨它都沒關係。然而事實上地球隻是處於一種亞穩定狀態：也就是說，這種錶麵上的穩定會在重大的外部活動影響下頃刻間轉變成不穩定狀態，直到變成另一種不同性質的穩定。亞穩定狀態問題的權威思想傢吉爾貝·西濛東（Gilbert Simondon）曾說過：“最穩定的狀態莫過於死亡狀態：這是一種衰弱態，如果沒有外部能量對衰弱體係的介入，這種衰弱狀態就無法發生任何轉變。” 換句話說，人類對地球的過度開發越來越強勢而盲目，導緻地球的各種基本平衡被打破，我們的星球不斷發齣各種令人擔憂的痛苦信號：物種多樣化程度降低，規模龐大的工業化牲畜養殖像是隨時可能爆炸的病毒炸彈，轉基因産品快速擴展，礦物資源枯竭，將造成長期後遺癥的工業事故和可怕的（化學、石油、核等）汙染（例如賽維索劇毒化學品汙染事故、博帕爾毒氣泄漏、圖盧茲AZF化工廠爆炸、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電站事故、油輪事故、海上鑽井平颱的泄露或爆炸事件等）接踵而來，它們造成的重度汙染留下不可逆的後果並互相疊加；除此之外，人類還將大海變成核武器、化學武器和常規武器的垃圾桶，世界各地的“空氣災難”和“水災難”現象齣現得越來越頻繁，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全球變暖勢不可擋，由此引發瞭極端天氣現象、冰川融化、水位上升……

誠然，這些現象並不僅僅齣現在歐洲，它們遍布世界，與全球化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它們是超級階級——一個享樂至上、脫離文化的後現代跨國金融超級大鰐階級，通過快速而係統的捕食方式對世界這座大森林進行擇伐的結果。然而，要知道這種對世界進行按部就班的徹底開發的觀點正是起源於四個世紀以前的歐洲，提齣這種觀點的不是亞諾瑪米人、因紐特人、班圖人、俾格米人、漢族人、伊斯瑪儀後裔或者其他什麼民族的人，而是一個叫勒內·笛卡兒的人。這位生活在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早期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之地——的“紙牌騎士” 十分懂得如何詮釋他所在時代的徵服精神：

我們可以撇開經院中講授的那種思辨哲學，憑著這些看法發現一種實踐哲學，這樣我們就能通曉火、水、空氣、星辰、天空和周圍一切物體的力量和作用，我們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將它們付諸各種用途……，這樣我們也就成瞭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我們渴望掌握這一實踐，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數不清的技術，使我們毫不費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種果實和便利，更主要的是它能夠保護健康。健康當然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種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礎，因為包括人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身體器官的性質和狀況的。（《談談方法》〔1637年〕，第六部分，筆者畫綫標注）

《談談方法》總結部分中的這一小段話說明瞭一切。1.應從思辨哲學轉嚮能夠作用於世界的實踐哲學，這也暗示著“理論”（來源於希臘語中的theorein，字麵意思為“凝視”）的終結，即vita contemplativa 的終結，以便迎接“實踐”，即“行動”的到來；2.實踐能夠帶來數不清的技術，讓每個人都坐享其成；3.實踐能夠給人帶來健康，幫助提升精神。

眾所周知，笛卡兒被視為“馬特席斯”（mathesis universalis）思想傢，這一思想此前由伽利略開創，認為整個宇宙都可以用數學來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偉大的現代科學奠基人也曾提齣過這種統治自然的思想，他就是站在笛卡兒思想對立麵的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經驗主義和實驗科學之父。他的烏托邦小說《新亞特蘭蒂斯》比《談談方法》早十年發錶，講述瞭一群無畏的航海傢的一個旅行故事，他們在暴風雨後來到瞭尚不為人知的本薩萊姆島，那裏是人類用超高效的科學技術一手建立的天堂。這個島由一個叫所羅門學校的強大的哲人團體管理，該學校緻力於科技研究的發展和應用——這也是培根嚮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極力推薦的模範學院。學校的目標十分明確：“本組織的目的是瞭解萬物的起因及其隱秘的活動，拓展人類帝國的疆界，以實現一切可實現之事。”培根認為，在天堂時，人類曾經掌握著對自然的控製，卻在犯下原罪後失去瞭這一控製，而現在人類依靠科技能夠重新將其掌握。

讀到這裏，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我接下來要猛烈抨擊據說是摘自《新亞特蘭蒂斯》的那句名言：“大自然就是個妓女，我們應該占有她，進入她的隱秘之地，並依己所欲奴役之。”我對此是持謹慎態度的，因為經過一番核實後，我發現這並非是小說中的引文。隻是很多人，其中不乏卓越的人物，在網上看到這句話後匆忙互相傳看，並且號稱這句話摘自《新亞特蘭蒂斯》，而無其他詳述，以緻訛傳盛行瞭15年之久。不過，如果把培根說成是17世紀最極端的大男子主義者，極端到敢於褻瀆大自然母親，這樣的蓋棺定論未免過於粗糙。其實事情要更加復雜一些：很難相信培根會拿上帝用六天時間創造齣來的完美自然（《創世紀》第一章）比作一個……蕩婦。像他這樣虔誠的英國國教教徒是會把大自然視為上帝的傑作的，因此不太可能發錶上述言論。我們隻要讀一下他於1620年齣版的重要哲學著作《新工具》就知道瞭。首先，培根建議人們融入自然：“隻有服從自然，纔能徵服自然。”其次還要有適當的方法：“想要深入探究自然的秘密與核心，須通過一種（比亞裏士多德或者經院式的三段論方法）更加肯定、更加保險的方法從事實中歸納齣概念與原則。”——笛卡兒正是通過提齣將數學作為萬能語言來重申這一觀點的。最後，培根的第三個建議是去探索精妙大自然的法則，隻有這樣，我們纔能“用工業去徵服……自然”。——如果培根知道“工業”一詞在當代的意思，他應該也不會這樣說瞭。

培根和笛卡兒的這種對徵服自然的共同理論顯然成為瞭人類命運的轉摺點。

迴想起來，笛卡兒的理論不無道理：在曾經應用過並仍在應用他的理論的地方（亞諾瑪米人、因紐特人、班圖人、俾格米人、漢族人、伊斯瑪儀後裔或者其他古老民族的屬地），對世界采取行動的手段已經從咒語模式轉換為實操模式，齣現瞭各種各樣新奇的事物，帶給人類新的滿足感，健康和精神也得到瞭普遍提升。但是笛卡兒卻忘記提醒人們獲得這些福利是要付齣代價的，而且這種代價高得可怕。我們這個世界的托架（海德格爾用的原詞是Gestell ）就已經預示瞭自身的毀滅。因此，笛卡兒的學說還缺瞭第四條準則。如果他當初提齣瞭這一條準則的話，很可能會引導歐洲人反復思量、左右權衡，並最終變得謙虛和謹慎。

我們不禁會問，到底有沒有可能培根和笛卡兒已經隱隱預見到瞭這讓人惱怒的第四條準則。也許沒有，因為他們一心要把世界從濛昧主義中解放，並帶來新的曙光。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質疑這種徵服和占有自然觀點的智者們很快就發現瞭上述災難性的後果。這一發現始於一個極度熱衷商品交易以至引發瞭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國傢——英國。理論傢伯納德·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十分推崇這次革命，也是他發現瞭這種從主觀上占有世界的客觀條件：集體的富足，即“公共財富”，同時意味著各種“私人惡德”的滋長，其中就包括貪婪這一惡德：

我很高興自己證明瞭這一點：人類能夠通過理智……這一社會根基所獲得的，既不是與人為善的素質，也不是溫柔的情感……，更不是真正的美德，而是我們稱之為世界之惡的東西；這惡消失之日，便是社會分崩離析或徹底瓦解之時。

曼德維爾在日後成為名言的這句話中齣色地詮釋瞭上述觀點：“私惡即公利。”然而，曼德維爾在做齣這一驚人論證之後，滿可以為自己這句雙重意義上的名言得意：它既給人講瞭一則寓言，又錶述瞭一條哲學原則。的確，這句格言在很多讀者中引起瞭強烈的反響：他們要麼對其推崇備至，就像20世紀極端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弗雷德裏希·哈耶剋（Friedrich Hayek）那樣；要麼對其深惡痛絕，認為這句話簡直危險至極，能夠導緻人類文明的毀滅。然而，曼德維爾並未止步於此。我發現這位偉大的智者十分聰明地在這句名言後麵隱藏瞭另一句箴言，隻用這兩三行字就反駁瞭自己窮盡一生所要證明的東西。他這樣寫道：

如果有人問我最喜歡在哪裏散步，毫無疑問，比起倫敦臭氣熏天的大街小巷來，我更喜歡鄉下芬芳的花園或者綠樹成蔭的森林；同樣，如果有人問我，當人類放棄瞭這個世界的偉大與虛榮後，能在哪裏找到真正的幸福，我覺得答案會是一個寜靜的小社會，在那裏，人們不會受到鄰人的嫉妒或指指點點，隻是安然地靠就地取材過活。

誠如所見，關於笛卡兒開發世界的命令存在著爭議，而曼德維爾隱藏的箴言延伸瞭這一爭議，同時也帶來瞭啓示。假如能有機會與笛卡兒對話，我可能會這樣說：

“親愛的紙牌騎士，你因謹守個人座右銘‘帶著假麵前進’而閉口不談對徵服和占有自然所要付齣的代價，但因為我在你的激勵下懂得瞭以‘我’的身份去獨立思考，那麼就由我來揭示這一代價吧。請允許我提醒你，你在《談談方法》中忘記瞭第四條準則，這一條涉及並‘隱含著’人類徵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我從曼德維爾那裏得到瞭這一啓示，他也在通過隱藏的箴言一步步前進，而罩在他的箴言外的麵具卻是用來摘掉另一副麵具的。

“現代歐洲的命運裏隱藏著這第四條準則，它從兩方麵昭示：想要徵服和占有自然，就要從主觀上嚮惡（因為正如罪行能夠變成美德一樣，惡也能變善），並從客觀上將整個芬芳的世界變成徹頭徹尾散發著惡臭的世界。正是由於這一令人懊惱的疏忽，親愛的紙牌騎士，你的理論，你那套漂亮的方法，極有可能轉變成危險的妄想，並通嚮一種可能席捲全世界的新的暴戾。你成功地大範圍推廣瞭你那套旨在建立新理性的方法，而我則會將其稱為‘西方的妄想’。雖然它已成功地蔓延全世界，但不能改變它作為妄想的本質。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站不住腳的理論，最終隻會被現實擊碎；這種認為人類有無限能力和抱負的妄想隻會碰釘子。因為從古至今凡是非分之想（hybris）——在這裏指的就是徵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都會招緻懲罰（némésis）。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基於敘事傳統中那些所謂的大智慧，而是基於一種閤乎邏輯的信念：雞蛋碰石頭永遠要付齣昂貴的代價。並不是我們在吸納自然，而是自然在吸納我們。我想說的是，西方理性及作為其核心的笛卡兒理性始終存在著妄想的一麵，我們要趁一切還來得及時去審視或者控製住這種妄想。”

因此，歐洲有著特殊的責任，因為這種進程正是從歐洲萌發的，隨後傳播到北美和亞洲，最後延伸至全世界。當然，如今它也來到瞭黑色大陸——非洲。各地落實這一進程的時間並不一緻，這便解釋瞭為什麼各地對這一進程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新近被這一進程徵服的國傢傾嚮於隻看到笛卡兒那三點帶來的好處：在實用方麵的效率，製成品和商業服務帶給人們的新滿足，以及健康的身體和開放的思想，與這種開放直接相關的便是從傳統文化的道德枷鎖中解放齣來的某種自由感。換句話說，巴西、中國和印度人民並未發現，甚至是根本不知道有第四條準則的存在，那就是對世界的蹂躪。原因很簡單：至少到現在為止，好處還勝過壞處。而歐洲就不一樣瞭，由於在實現這一進程的道路上走得比較遠，歐洲已經嚴重地遭受到這個妄想帶來的不幸。弗洛伊德早已於爆發經濟危機的1929年預見瞭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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