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法律邏輯學是一門關於法律思維及其規律的學問，因此，應當從法律思維領域及其基本問題齣發，尋求對法律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及基本體係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解與迴答。法律思維可以分為立法與司法兩個主要領域：一是立法領域，主要解決法律概念和體係建構問題；二是司法領域，主要解決事實發現、法律獲取或法律發現、判決證成問題。在司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一是發現與確認事實；二是尋找或獲取法律；三是將案件事實置於法律規範之下，根據事實和法律作齣並證成判決。相應地要進行不同意義上的推理與論證。這些不同的推理與論證可以概括為事實推理（factual inference）、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判決推理(judicial reasoning)。

作者簡介

　　王洪，男，湖南人，1988年7月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為中國政法大學邏輯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思維與法律邏輯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學院教授委員會副主席，中國邏輯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邏輯學會法律邏輯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北京市邏輯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法律邏輯和現代邏輯教學與研究工作。主持“十一五”國傢重點圖書齣版規劃項目《法律邏輯學》，主持國傢精品視頻公開課《法律邏輯與方法》，參與主持司法部重點科研項目《法律邏輯係統》等，齣版學術專著《製定法推理與判例法推理》等，主編教育部人纔培養模式改革和開放教育試點法學教材《法律邏輯學》等。發錶瞭“法律推理與法律邏輯——兼評道義邏輯的馮·萊特與安德森係統”（載《哲學動態》1994年邏輯學專輯）、“論法律中的不可操作性”（載《比較法研究》1994年第1期）、“論製定法推理”（載《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1年第4期）、“論法律推理與司法判決推理”（載《哲學研究》2003年邏輯學專輯，《中國哲學年鑒2004～2005》摘錄）、“法律邏輯的基本問題”（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6期）、“法律邏輯研究的主要趨嚮”（載《哲學動態》2009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邏輯》2009年第2期）、“法的不確定性與可推導性”（載《政法論叢》2013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13年第5期）、“司法的不法與司法的不正義（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的不法與司法的不正義（下）——違背實在法證成原則和衡平與正義原則”（載《政法論叢》2014年第5、6期）等。曾獲中國政法大學首屆憲梓優秀教學奬（1994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優秀論文成果奬（1993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奬（2011年）、“北京市優秀教師”稱號（1993年）。

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法律邏輯學的對象

第二節法律邏輯學的性質與意義

第二章法律的理性

第一節法治的理想——規則之治與良法之治

第二節立法標準與要求

一、邏輯理性

二、實踐理性

三、價值理性

第三章法律的不確定性與可推導性

第一節法律疑難問題

一、法律疑義

二、法律反差

三、法律漏洞

四、法律衝突

五、“惡法”

第二節法律的不確定性

一、開放性文本

二、非協調性結構

三、不完全性協議

第三節法律的可推導性

一、相對的開放性

二、有限的不確定性

第四章法律推理：法律獲取與法官釋法

第一節法律推理

一、法律獲取與法官釋法

二、法官釋法與法律推理：澄清法律疑義、平衡法律衝突、

填補法律漏洞

第二節法律推理規則

一、探尋法律真諦：文義規則、弊端規則、黃金規則

二、最佳理解原則：局部推導與整體推導

第三節法律推理方法

一、形式推導：“形式或結構論的”方法

二、目的推導：“意圖或目的論的”方法

三、價值推導：“結果或價值論的”方法

第四節法律推理模式

一、法官釋法與造法模式：分析推理與辯證推理的疊加

二、解釋推導

三、還原推導

四、演繹與類比推導

五、辯證推導

六、衡平推導

第五章事實推理：案件事實的閤情推理

第一節事實推測與推斷

一、探尋事情真相

二、證據推理與事實推理

第二節事實推測與推斷模式

一、假設形成模式：閤情推理

二、非對稱性假設檢驗模式：假設演繹與閤情確證

第三節事實推測與推斷原則

一、最佳假設原則：“最佳解釋”“判決性檢驗”

“獨立證實”

二、尋找真相：懸案、疑案與錯案

第六章事實推理：事實推證與事實推定

第一節事實推證與推定

一、證明案件事實

二、證據裁判與事實認定

第二節事實推證與推定原則

一、證明責任與說服責任

二、證明標準：“排除閤理懷疑”與“蓋然性占優勢”

第三節事實推證與推定準則

一、正當法律程序

二、經驗理性準則

三、邏輯理性準則

第四節事實推證與推定模式

一、事實推證模式：概然推理與似真推理

二、事實推定模式：默認推理與界限推理

三、最佳推證與推定原則：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

第七章最好的證明與最好的辯護

第一節法庭上的證明藝術

一、直接證明與間接證明的結閤

二、類推、援推與反推的運用

第二節法庭上的辯護藝術

一、最好的辯護：主動進攻與積極抗辯

二、理性的抗辯

三、智慧的對決

第八章判決推理：法官裁決及其證成

第一節法官裁決與推論模式

一、事實與法律的結閤

二、製定法判決推理：涵攝與演繹模式

三、判例法判決推理：例推模式、區彆模式和否決模式

四、圖爾敏論證模型

五、缺省邏輯模型

六、混閤邏輯模型

七、裁決的可爭議性

第二節法律論證與裁決證成準則

一、自由裁量與秉公裁判原則

二、看得見的正義：公開判決理由

三、裁決證成義務與責任：“內部證成”與“外部證立”

四、邏輯證立與經驗證實準則

五、實在法證成準則

六、衡平與正義準則

七、拉德布魯赫公式

八、審慎司法

附錄一自然推理係統PN

附錄二自然推理係統QN

練習題

主要參考文獻

第一版後記

精彩書摘

　　三、價值理性

　　任何法律不管它如何有條理和有效用,隻要它不正義就必定被修正或廢除。正如意大利法學傢貝卡裏亞所言: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衝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法學傢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說道:“正義這個概念在任何想要存在下去的法律製度中都必須起很大的作用。因為人們如果感到法律是正義的，他們總是願意服從。” ［美］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8年版，第83頁。

　　一切立法都應當滿足價值理性的標準與要求，應當追求並且體現齣公平與正義。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屬於實質理性的範疇，強調法律滿足價值理性標準與要求，就是強調法律具有妥當性、正當性或可接受性。它包括以下兩個方麵的標準或要求：其一，法律具有社會一緻性，即法律要滿足社會公共利益需求，與社會公共政策、社會公共價值取嚮或社會公平正義觀念相契閤，要確保占優勢地位的社會利益和正義價值得到優先保護並在正義價值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其二，法律自身在價值上是閤理的、正當的或妥當的。正如韋伯所言：價值上的閤理性是指某一項行為或對行為的抑製可被認為其本身是對的或其本身是好的，而不考慮任何進一步的目標或目的，即這項行為或對行為的抑製被認為根據其行為自身的價值理由被證明其是閤理的。

　　法律是一種價值判斷、價值衡量或價值選擇。對法律進行價值理性批判，就是思考與追問法律的閤理性、正當性或妥當性，這屬於法律的價值分析與批判的範疇。韋伯指齣，對於一切價值判斷都可以進行“價值無涉”或“價值中立”的理性分析與批判。他提齣的方法就是通過考察或揭示這些價值判斷可能導緻的不可接受的實際結果，如未期望的副産品（by product）、未預料的價值損失或代價，以達到對可能導緻這些結果發生的價值判斷或價值主張的批判。這是一種追問價值判斷是否具有閤理性、正當性或妥當性的重要方法；這是基於結果或後果檢驗、評價與選擇價值規則的方法。這種價值分析與批判的方法可以運用到法律分析領域。在法律領域中，這種通過考察立法的可能實際結果與立法的價值預期之間是否一緻來檢驗與評價立法的方法，是美國法學傢羅爾斯和瑞典法學傢佩策尼剋所說的“反應的平衡”或“審慎的平衡”方法，是英國法學傢麥考密剋所說的後果主義的論證方法，是古希臘哲學和邏輯中的“歸於不可能”方法的運用。 “歸於不可能”（reductio ad impossibile）方法，是指如果從某個假定導齣瞭不可能或不可接受的結果，就斷言這個假定本身是不可能或不可接受的。 立法部門應當考慮立法的閤理性、正當性或妥當性問題，並且“任何提齣規範性命題者，必須當假設其置身於當事人之處境時，也能夠接受由其提齣的命題預設為前提（滿足每個人利益）的規則所造成的後果”。 ［德］ 羅伯特·阿列剋西：《法律論證理論——作為法律證立理論的理性論辯理論》，舒國瀅譯，中國法製齣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頁。 立法者應當考慮製定的法律是否具有閤理性、正當性與妥當性？應當考慮一旦實施可能産生的結果是否符閤法律的價值取嚮？是否符閤社會公共利益與公共政策？是否符閤社會公平正義的觀念？這是立法者應當承擔的責任。

　　《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

　　性關係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

　　2003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瞭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62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該批復指齣：行為人明知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係，不論幼女是否自願，均應依照《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以強奸罪定罪處罰；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未造成嚴重後果，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 2009年以來，貴州習水、浙江麗水、福建安溪、浙江永康等地發生瞭一係列轟動全國的公職人員所謂“嫖宿幼女”案，引起人們對“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的強烈批評。人們稱設立此罪名是“思維混亂的結果”， 是對這些“不良幼女”身心健康等人身權利的極大漠視，是對這些無知而可憐幼女的極大侮辱和損害，是“立法的恥辱”。這也許又是立法者們始料未及的。2015年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瞭《刑法修正案(九)》。此次刑法修改終於取消瞭嫖宿幼女罪，今後對此類行為一律適用刑法中關於奸淫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負責人指齣：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規定：“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此前，隻要行為人和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係，就一律以強奸罪從重處罰。這一規定體現瞭對這類主觀性強、社會影響惡劣的犯罪行為給予從重處罰的原則，但是，刑法的這一規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滿14周歲”的主觀要件，這種“客觀歸罪”的做法，不符閤刑罰適用主客觀相一緻的原則。新的司法解釋體現瞭刑罰適用主客觀相一緻的原則，還體現瞭“區彆對待”的刑事政策，這個批復能夠使刑法的相關規定在審判實踐中得到更加準確、有力的貫徹執行。對於批復中的“明知”，應解釋為“知道或應當知道”，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確實不知”。 轉引自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我國司法解釋是最高司法機關作齣的指導具體適用法律的規範性文件，因此，司法解釋必須尊重立法規定與立法精神，不得與法律文本、法律意圖或目的、法律價值取嚮相矛盾或抵觸，不得與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平正義觀念相衝突。蘇力對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提齣瞭尖銳的批評， 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蘇力的批評可以概括為以下這三個方麵，它們分彆屬於邏輯分析、目的考量與價值判斷或利益衡量的範疇。他指齣： 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與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是相抵牾、相衝突的。在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中，“奸淫”無論是從上下文，還是從明示排斥默示的解釋原則以及相關的法學著作的通常解釋來看，其意思都排除瞭“強迫”或“違背婦女意誌”這一構成強奸罪的必要條件。“以強奸論”更明確瞭這一點，換言之，“以……論”這種說法說的就是按照強奸論罪和處罰，盡管它本身未必是本來意義上的強奸，用學術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法定強奸”。但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中的解釋，設定瞭“是否明知不滿14周歲”的主觀要件，首先，把嚴格責任的法定強奸擅自改變為某種程度的過錯責任；其次，把“自願”這一同法定年齡相聯係的立法推定擅自改變為一個司法上的事實判斷；最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中還留下瞭一個伏筆——“未造成嚴重後果，情節顯著輕微的”，這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在這方麵是否有嚴重後果不是法官確定的，這一後果已經為立法者在立法時作為一個立法事實確定下來瞭，而且立法機關這個判斷也是有一定根據的，至少有國內外部分研究錶明，同幼女發生性關係，哪怕是自願的，也可能産生長遠的心理和生理影響。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違反瞭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通過把規則改變為標準，擴大瞭司法的裁量權。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與立法目的和立法的公共政策相悖。保護幼女和少女是任何一個有起碼良知的負責任的父母的願望之一，因此也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傢的基本公共政策之一。我國憲法關於保護兒童的規定以及根據憲法精神製定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體現瞭這一公共政策。《刑法》第236條第2款以及《刑法》第358～360條中有關幼女的一些規定都大緻可以視為這一公共政策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犯罪說到底是一種社會鑒於應保護利益對一些行為的判斷，並且這個社會有權力在必要時要求行為人履行一種很高的甚至嚴格的責任，包括運用刑事懲罰，以便實現這一判斷。而所謂法定強奸，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事實上，許多國傢的刑法中都有這種刑法上的嚴格責任，甚至有比這更為嚴格的責任要求。例如，防衛過當，或者某些帶來嚴重後果的錯誤行為（如瀆職罪、重大事故罪），無論他們自己的主觀意圖如何，精神狀態如何，不管特殊的行為人的作為或不作為是否達到相關法律或其他相關規定的責任要求，都必須承擔刑事責任，隻要是立法者認為這相對說來更為有效地保護瞭其力求保護的社會利益。如同波斯納所言：“對嚴格責任之犯罪，諸如法定強奸，予以懲罰會有所收益；這種懲罰之威脅會促使潛在違法者更好地繞開受到保護的那一類人，因此也就更安全地保護瞭這類人。”在法定強奸案中，國傢正是通過提高對潛在違法者對於這些社會認為應當受特殊保護群體的特彆責任要求，提高瞭這類活動的代價，因此把保護這類人的責任部分地分配給那些可能同14周歲以下的幼女發生哪怕是幼女主動要求的性關係的人身上。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違背瞭保護14周歲以下的幼女這一相對弱勢群體的基本公共政策，使立法在實質上嚮處於強勢地位的行為人傾斜，違背瞭保護14周歲以下的幼女這個弱勢群體的本意。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與立法目標與立法價值取嚮是不相容的。這個批復可能産生的結果是違反立法目標與立法價值取嚮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導緻這種結果發生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也就是不能接受的。從實踐上看，這一解釋事實上有可能帶來不可欲的社會後果，有利於某些特殊群體的非法犯罪行為。這些男性很可能是一些有錢或有勢的人，隻有這樣一些人纔有可能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並且大都可能是在一種色情或變相的色情服務的環境下發生的。盡管最高法院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強調瞭“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確實不知”，目前這一限定可能對這一解釋的後果有所限製，但這裏的證據是由被告一方提供的，因此證據的獲得就一定會與可支配的資金以及律師的能力有很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疑罪從無”原則已經準備在下一站接力瞭！由於有錢有勢，實際上更有能力雇傭好的、更多的律師為之辯護，也更可能有效地利用司法程序的保護。而這樣的法律的適用效果至少是違反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的，它事實上將選擇性地將這個社會最為人唾棄且最無法容忍的一種同幼女的性關係豁免瞭。而這種豁免客觀上主要是因為這些男性在這個社會中具有的特殊權勢，他們可以以各種方式更容易誘使幼女“自願”，而且他們也更可能“確實不知”幼女的年齡。但隻要他有意不瞭解具體某位幼女的年齡，隻要沒有人可以拿齣超齣一個人說有一個人說沒有的證據，那麼這些邪惡的男子就會屢屢得逞。特彆應當注意到的是，少男幼女之間的相對來說更為純潔的雙方自願的性衝動，則由於他們肯定瞭解對方年齡，在這樣的解釋中，反倒有很大可能受到強奸罪的懲罰。這一解釋也為某些特定類型的刑事辯護律師提供瞭一個新的富礦，律師可以在“確實不知”或“確知”以及修改後的“自願”等法律概念之證明或反駁上大做文章。這條規則的變動，還可能為某些檢察官選擇性地在更早階段不提起指控，為某些法官選擇性地作齣無罪判決創造瞭某些根據，因此有可能為濫用檢察和審判中不可避免的裁量權，乃至滋生腐敗提供機會。這個司法解釋與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追求的公平與效率兩個目標都是不吻閤的。這個看上去純技術的司法解釋一旦使用起來其實隱含瞭一種極端的社會不公正，不僅違背瞭法治所允諾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事實上更可能藉助這一解釋創造一種法律上的不平等。如果真正作為法律堅持下去，則可能破壞法治，失去法律的可預期性。“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在為什麼人立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司法解釋對犯罪有利，對不滿14周歲的幼女有害，對整個社會有弊無利……這一司法解釋確在替犯罪開脫。”

　　蘇力教授最後感慨道：“這至少是一個嚴重損害最高法院自身公正閤法形象的司法解釋；同時，這一解釋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們的智力和法律知識的一種羞辱。” 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這個司法解釋也提醒大法官們應當謹記英國法學傢溫斯坦萊的這段話：“無論是誰，要是他擅自解釋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義，使法律變得為人們難於理解，甚至給法律加入一層意義，他就把自己置於議會之上，置於法律和全國人民之上。” ［英］ 溫斯坦萊：《溫斯坦萊文選》，任國棟譯，商務印書館1982版，第150～152頁。

　　在法律概念與體係建構中，不可避免地會麵臨一些社會公共利益或正義價值之間存在的衝突。立法者應當閤理、妥當地解決好這些價值衝突、價值選擇與價值平衡問題，立法部門應當確保在立法中占優勢地位的社會公共利益和正義價值得到優先保護並且在正義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這是價值理性的重要標準與基本要求。德國思想傢韋伯指齣：“由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要實現所追求的每一目標都會‘消耗’或者都能‘耗損’這種意義上的某些東西，所以，有責任感的人在行動時，必須根據伴隨實現這一目標的行為而來的結果對該目標進行權衡和慎重考慮。” ［德］ 馬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楊富斌譯，華夏齣版社1999年版，第150頁。 霍姆斯大法官也指齣：“我們得知要得到任何一樣東西，我們都不得不放棄其他什麼東西，我們被告知用我們所得的利益來對比我們失去的利益，並從而知道我們挑選什麼。” ［美］ 霍姆斯：“法律的道路”，陳緒綱譯，載法學時評網http://www�眑awintime�眂om��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在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不冤枉一個好人”和“不放過一個壞人”這兩個價值原則是相衝突的，不可能都得到實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背後，人們不得不麵臨選擇，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這就涉及一個價值衝突的理性選擇與適當平衡的問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會引發四個方麵的價值衝突：“一是實體公正與程序正義的衝突，二是目的閤法與手段違法的衝突，三是保護閤法權益與維護法律秩序的衝突，四是保護自己閤法權益與侵犯他人閤法權益的衝突。”參見李浩：“民事訴 法律邏輯學（第二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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