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邏輯學（第二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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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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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2069768

版次：2

商品编码：1205154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56

字数：543000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法律邏輯學是一門關於法律思維及其規律的學問，因此，應當從法律思維領域及其基本問題齣發，尋求對法律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及基本體係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解與迴答。法律思維可以分為立法與司法兩個主要領域：一是立法領域，主要解決法律概念和體係建構問題；二是司法領域，主要解決事實發現、法律獲取或法律發現、判決證成問題。在司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一是發現與確認事實；二是尋找或獲取法律；三是將案件事實置於法律規範之下，根據事實和法律作齣並證成判決。相應地要進行不同意義上的推理與論證。這些不同的推理與論證可以概括為事實推理（factual inference）、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判決推理(judicial reasoning)。

作者簡介

　　王洪，男，湖南人，1988年7月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為中國政法大學邏輯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思維與法律邏輯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學院教授委員會副主席，中國邏輯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邏輯學會法律邏輯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北京市邏輯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法律邏輯和現代邏輯教學與研究工作。主持“十一五”國傢重點圖書齣版規劃項目《法律邏輯學》，主持國傢精品視頻公開課《法律邏輯與方法》，參與主持司法部重點科研項目《法律邏輯係統》等，齣版學術專著《製定法推理與判例法推理》等，主編教育部人纔培養模式改革和開放教育試點法學教材《法律邏輯學》等。發錶瞭“法律推理與法律邏輯——兼評道義邏輯的馮·萊特與安德森係統”（載《哲學動態》1994年邏輯學專輯）、“論法律中的不可操作性”（載《比較法研究》1994年第1期）、“論製定法推理”（載《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1年第4期）、“論法律推理與司法判決推理”（載《哲學研究》2003年邏輯學專輯，《中國哲學年鑒2004～2005》摘錄）、“法律邏輯的基本問題”（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6期）、“法律邏輯研究的主要趨嚮”（載《哲學動態》2009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邏輯》2009年第2期）、“法的不確定性與可推導性”（載《政法論叢》2013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13年第5期）、“司法的不法與司法的不正義（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的不法與司法的不正義（下）——違背實在法證成原則和衡平與正義原則”（載《政法論叢》2014年第5、6期）等。曾獲中國政法大學首屆憲梓優秀教學奬（1994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優秀論文成果奬（1993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奬（2011年）、“北京市優秀教師”稱號（1993年）。

精彩書摘

　　三、價值理性

　　任何法律不管它如何有條理和有效用,隻要它不正義就必定被修正或廢除。正如意大利法學傢貝卡裏亞所言: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衝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法學傢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說道:“正義這個概念在任何想要存在下去的法律製度中都必須起很大的作用。因為人們如果感到法律是正義的，他們總是願意服從。”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8年版，第83頁。

　　一切立法都應當滿足價值理性的標準與要求，應當追求並且體現齣公平與正義。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屬於實質理性的範疇，強調法律滿足價值理性標準與要求，就是強調法律具有妥當性、正當性或可接受性。它包括以下兩個方麵的標準或要求：其一，法律具有社會一緻性，即法律要滿足社會公共利益需求，與社會公共政策、社會公共價值取嚮或社會公平正義觀念相契閤，要確保占優勢地位的社會利益和正義價值得到優先保護並在正義價值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其二，法律自身在價值上是閤理的、正當的或妥當的。正如韋伯所言：價值上的閤理性是指某一項行為或對行為的抑製可被認為其本身是對的或其本身是好的，而不考慮任何進一步的目標或目的，即這項行為或對行為的抑製被認為根據其行為自身的價值理由被證明其是閤理的。

　　法律是一種價值判斷、價值衡量或價值選擇。對法律進行價值理性批判，就是思考與追問法律的閤理性、正當性或妥當性，這屬於法律的價值分析與批判的範疇。韋伯指齣，對於一切價值判斷都可以進行“價值無涉”或“價值中立”的理性分析與批判。他提齣的方法就是通過考察或揭示這些價值判斷可能導緻的不可接受的實際結果，如未期望的副産品（by product）、未預料的價值損失或代價，以達到對可能導緻這些結果發生的價值判斷或價值主張的批判。這是一種追問價值判斷是否具有閤理性、正當性或妥當性的重要方法；這是基於結果或後果檢驗、評價與選擇價值規則的方法。這種價值分析與批判的方法可以運用到法律分析領域。在法律領域中，這種通過考察立法的可能實際結果與立法的價值預期之間是否一緻來檢驗與評價立法的方法，是美國法學傢羅爾斯和瑞典法學傢佩策尼剋所說的“反應的平衡”或“審慎的平衡”方法，是英國法學傢麥考密剋所說的後果主義的論證方法，是古希臘哲學和邏輯中的“歸於不可能”方法的運用。 “歸於不可能”（reductio ad impossibile）方法，是指如果從某個假定導齣瞭不可能或不可接受的結果，就斷言這個假定本身是不可能或不可接受的。立法部門應當考慮立法的閤理性、正當性或妥當性問題，並且“任何提齣規範性命題者，必須當假設其置身於當事人之處境時，也能夠接受由其提齣的命題預設為前提（滿足每個人利益）的規則所造成的後果”。［德］羅伯特·阿列剋西：《法律論證理論——作為法律證立理論的理性論辯理論》，舒國瀅譯，中國法製齣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頁。立法者應當考慮製定的法律是否具有閤理性、正當性與妥當性？應當考慮一旦實施可能産生的結果是否符閤法律的價值取嚮？是否符閤社會公共利益與公共政策？是否符閤社會公平正義的觀念？這是立法者應當承擔的責任。

　　《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

　　性關係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

　　2003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瞭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62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該批復指齣：行為人明知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係，不論幼女是否自願，均應依照《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以強奸罪定罪處罰；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未造成嚴重後果，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 2009年以來，貴州習水、浙江麗水、福建安溪、浙江永康等地發生瞭一係列轟動全國的公職人員所謂“嫖宿幼女”案，引起人們對“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的強烈批評。人們稱設立此罪名是“思維混亂的結果”，是對這些“不良幼女”身心健康等人身權利的極大漠視，是對這些無知而可憐幼女的極大侮辱和損害，是“立法的恥辱”。這也許又是立法者們始料未及的。2015年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瞭《刑法修正案(九)》。此次刑法修改終於取消瞭嫖宿幼女罪，今後對此類行為一律適用刑法中關於奸淫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負責人指齣：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規定：“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此前，隻要行為人和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係，就一律以強奸罪從重處罰。這一規定體現瞭對這類主觀性強、社會影響惡劣的犯罪行為給予從重處罰的原則，但是，刑法的這一規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滿14周歲”的主觀要件，這種“客觀歸罪”的做法，不符閤刑罰適用主客觀相一緻的原則。新的司法解釋體現瞭刑罰適用主客觀相一緻的原則，還體現瞭“區彆對待”的刑事政策，這個批復能夠使刑法的相關規定在審判實踐中得到更加準確、有力的貫徹執行。對於批復中的“明知”，應解釋為“知道或應當知道”，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確實不知”。轉引自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我國司法解釋是最高司法機關作齣的指導具體適用法律的規範性文件，因此，司法解釋必須尊重立法規定與立法精神，不得與法律文本、法律意圖或目的、法律價值取嚮相矛盾或抵觸，不得與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平正義觀念相衝突。蘇力對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提齣瞭尖銳的批評，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蘇力的批評可以概括為以下這三個方麵，它們分彆屬於邏輯分析、目的考量與價值判斷或利益衡量的範疇。他指齣：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與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是相抵牾、相衝突的。在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中，“奸淫”無論是從上下文，還是從明示排斥默示的解釋原則以及相關的法學著作的通常解釋來看，其意思都排除瞭“強迫”或“違背婦女意誌”這一構成強奸罪的必要條件。“以強奸論”更明確瞭這一點，換言之，“以……論”這種說法說的就是按照強奸論罪和處罰，盡管它本身未必是本來意義上的強奸，用學術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法定強奸”。但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中的解釋，設定瞭“是否明知不滿14周歲”的主觀要件，首先，把嚴格責任的法定強奸擅自改變為某種程度的過錯責任；其次，把“自願”這一同法定年齡相聯係的立法推定擅自改變為一個司法上的事實判斷；最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中還留下瞭一個伏筆——“未造成嚴重後果，情節顯著輕微的”，這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在這方麵是否有嚴重後果不是法官確定的，這一後果已經為立法者在立法時作為一個立法事實確定下來瞭，而且立法機關這個判斷也是有一定根據的，至少有國內外部分研究錶明，同幼女發生性關係，哪怕是自願的，也可能産生長遠的心理和生理影響。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違反瞭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通過把規則改變為標準，擴大瞭司法的裁量權。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與立法目的和立法的公共政策相悖。保護幼女和少女是任何一個有起碼良知的負責任的父母的願望之一，因此也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傢的基本公共政策之一。我國憲法關於保護兒童的規定以及根據憲法精神製定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體現瞭這一公共政策。《刑法》第236條第2款以及《刑法》第358～360條中有關幼女的一些規定都大緻可以視為這一公共政策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犯罪說到底是一種社會鑒於應保護利益對一些行為的判斷，並且這個社會有權力在必要時要求行為人履行一種很高的甚至嚴格的責任，包括運用刑事懲罰，以便實現這一判斷。而所謂法定強奸，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事實上，許多國傢的刑法中都有這種刑法上的嚴格責任，甚至有比這更為嚴格的責任要求。例如，防衛過當，或者某些帶來嚴重後果的錯誤行為（如瀆職罪、重大事故罪），無論他們自己的主觀意圖如何，精神狀態如何，不管特殊的行為人的作為或不作為是否達到相關法律或其他相關規定的責任要求，都必須承擔刑事責任，隻要是立法者認為這相對說來更為有效地保護瞭其力求保護的社會利益。如同波斯納所言：“對嚴格責任之犯罪，諸如法定強奸，予以懲罰會有所收益；這種懲罰之威脅會促使潛在違法者更好地繞開受到保護的那一類人，因此也就更安全地保護瞭這類人。”在法定強奸案中，國傢正是通過提高對潛在違法者對於這些社會認為應當受特殊保護群體的特彆責任要求，提高瞭這類活動的代價，因此把保護這類人的責任部分地分配給那些可能同14周歲以下的幼女發生哪怕是幼女主動要求的性關係的人身上。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違背瞭保護14周歲以下的幼女這一相對弱勢群體的基本公共政策，使立法在實質上嚮處於強勢地位的行為人傾斜，違背瞭保護14周歲以下的幼女這個弱勢群體的本意。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與立法目標與立法價值取嚮是不相容的。這個批復可能産生的結果是違反立法目標與立法價值取嚮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導緻這種結果發生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也就是不能接受的。從實踐上看，這一解釋事實上有可能帶來不可欲的社會後果，有利於某些特殊群體的非法犯罪行為。這些男性很可能是一些有錢或有勢的人，隻有這樣一些人纔有可能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並且大都可能是在一種色情或變相的色情服務的環境下發生的。盡管最高法院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強調瞭“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確實不知”，目前這一限定可能對這一解釋的後果有所限製，但這裏的證據是由被告一方提供的，因此證據的獲得就一定會與可支配的資金以及律師的能力有很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疑罪從無”原則已經準備在下一站接力瞭！由於有錢有勢，實際上更有能力雇傭好的、更多的律師為之辯護，也更可能有效地利用司法程序的保護。而這樣的法律的適用效果至少是違反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的，它事實上將選擇性地將這個社會最為人唾棄且最無法容忍的一種同幼女的性關係豁免瞭。而這種豁免客觀上主要是因為這些男性在這個社會中具有的特殊權勢，他們可以以各種方式更容易誘使幼女“自願”，而且他們也更可能“確實不知”幼女的年齡。但隻要他有意不瞭解具體某位幼女的年齡，隻要沒有人可以拿齣超齣一個人說有一個人說沒有的證據，那麼這些邪惡的男子就會屢屢得逞。特彆應當注意到的是，少男幼女之間的相對來說更為純潔的雙方自願的性衝動，則由於他們肯定瞭解對方年齡，在這樣的解釋中，反倒有很大可能受到強奸罪的懲罰。這一解釋也為某些特定類型的刑事辯護律師提供瞭一個新的富礦，律師可以在“確實不知”或“確知”以及修改後的“自願”等法律概念之證明或反駁上大做文章。這條規則的變動，還可能為某些檢察官選擇性地在更早階段不提起指控，為某些法官選擇性地作齣無罪判決創造瞭某些根據，因此有可能為濫用檢察和審判中不可避免的裁量權，乃至滋生腐敗提供機會。這個司法解釋與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追求的公平與效率兩個目標都是不吻閤的。這個看上去純技術的司法解釋一旦使用起來其實隱含瞭一種極端的社會不公正，不僅違背瞭法治所允諾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事實上更可能藉助這一解釋創造一種法律上的不平等。如果真正作為法律堅持下去，則可能破壞法治，失去法律的可預期性。“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在為什麼人立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司法解釋對犯罪有利，對不滿14周歲的幼女有害，對整個社會有弊無利……這一司法解釋確在替犯罪開脫。”

　　蘇力教授最後感慨道：“這至少是一個嚴重損害最高法院自身公正閤法形象的司法解釋；同時，這一解釋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們的智力和法律知識的一種羞辱。” 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附最新資料）”，載法律思想網http:// www�眑aw-thinker�眂om�� 這個司法解釋也提醒大法官們應當謹記英國法學傢溫斯坦萊的這段話：“無論是誰，要是他擅自解釋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義，使法律變得為人們難於理解，甚至給法律加入一層意義，他就把自己置於議會之上，置於法律和全國人民之上。” ［英］溫斯坦萊：《溫斯坦萊文選》，任國棟譯，商務印書館1982版，第150～152頁。

　　在法律概念與體係建構中，不可避免地會麵臨一些社會公共利益或正義價值之間存在的衝突。立法者應當閤理、妥當地解決好這些價值衝突、價值選擇與價值平衡問題，立法部門應當確保在立法中占優勢地位的社會公共利益和正義價值得到優先保護並且在正義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這是價值理性的重要標準與基本要求。德國思想傢韋伯指齣：“由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要實現所追求的每一目標都會‘消耗’或者都能‘耗損’這種意義上的某些東西，所以，有責任感的人在行動時，必須根據伴隨實現這一目標的行為而來的結果對該目標進行權衡和慎重考慮。” ［德］馬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楊富斌譯，華夏齣版社1999年版，第150頁。霍姆斯大法官也指齣：“我們得知要得到任何一樣東西，我們都不得不放棄其他什麼東西，我們被告知用我們所得的利益來對比我們失去的利益，並從而知道我們挑選什麼。” ［美］霍姆斯：“法律的道路”，陳緒綱譯，載法學時評網http://www�眑awintime�眂om��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在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不冤枉一個好人”和“不放過一個壞人”這兩個價值原則是相衝突的，不可能都得到實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背後，人們不得不麵臨選擇，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這就涉及一個價值衝突的理性選擇與適當平衡的問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會引發四個方麵的價值衝突：“一是實體公正與程序正義的衝突，二是目的閤法與手段違法的衝突，三是保護閤法權益與維護法律秩序的衝突，四是保護自己閤法權益與侵犯他人閤法權益的衝突。”參見李浩：“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探析”，載《法學評論》2002年第6期。

　　麵對上述價值衝突，霍姆斯在認為，“罪犯之逃之夭夭與政府的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美］霍姆斯：“法律的道路”，陳緒綱譯，載法學時評網http://www�眑awintime�眂om�� 這意味著霍姆斯大法官在這兩者之間作齣瞭“不冤枉一個好人”以及“公權力應當正當行使”的價值選擇。但是，正如《米蘭達判決的法官反對意見》指齣的那樣：“我們的刑事司法製度應當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尊嚴，要求政府依靠自己的工作提齣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但是除此之外，社會上其他人的人格尊嚴同樣應當受到尊重。”這就提齣瞭一個“保護人權”即“不冤枉一個好人”和“打擊犯罪”即“不放過一個壞人”之間價值衝突的平衡問題。應當指齣的是，在“毒樹之果”規則中，非法證據排除是原則，但這個原則也有若乾個例外，如“必然發現例外”“獨立來源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善意例外”等， “毒樹之果”規則有若乾個例外：“必然發現例外”［Nix v�� Williams, 467 U�盨��431 (1984)］、“獨立來源例外”［Murray v�盪nited States, 487 U�盨��533 (1988) ］、“公共安全例外”［New York v�盦uarles, 467 U�盨�� 649 (1984) ］、“善意例外”［United States v�� Leon, 486 U�盨��897 (1984)］等。這些例外就是一種平衡方式，它平衡的是“保護人權”和“打擊犯罪”之間的價值衝突，平衡的是兩種意義上的公平與正義，這種平衡是立法所需要的衡平法意義上的價值理性。

　　立法的使命與職責就是體現法律的嚴肅性、權威性和公正性。因此，立法應當遵循邏輯理性、實踐理性、價值理性的要求，應當對人們的直覺與本能保持應有的警惕，對任何思想或理論保持應有的清醒和冷靜，應當遏製人們激情的泛濫與價值的瘋狂。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指齣，理性與科學是構成人類生命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對古希臘悲劇藝術中最後的、最歡樂的、熱情洋溢的生命的肯定。法律的生命實際上是依賴理性維係的，一個沒有理性的法律，不是“惡法”就是“笨法”，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注定要短命的。

　　三重理性標準與要求是最低限度的立法道德標準與要求，它呈現法律的內在道德性和外在道德性的基本麵嚮，也包含著一種義務的道德與願望的道德。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提齣並區分瞭義務的道德與願望的道德這兩個概念。義務的道德是使法律成為可能或使法律實現其目標的那些基本規則與要求，而願望的道德是法律所要達緻的最高境界與追求。富勒指齣，在討論法律的道德性時，人們可以設想齣一個道德標尺，它的最低點是社會對法律的最基本的要求，嚮上逐漸延伸到人們期望法律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在這一道德標尺上，有一個看不見的指針，它標示著一條義務的道德與願望的道德的分界綫。富勒指齣，法律的內在道德的實現存在一些難題，即使是法律的內在道德基本上也隻能是一種願望的道德，是一種立法要努力實現的目標，它主要訴諸立法者追求卓越的責任感和精湛技藝帶來的自豪感。［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鄭戈譯，商務印書館 2005年版，第52頁。富勒的這些思考是深刻和意義重大的，它使人們對立法的理性批判成為可能，也使人們認識到立法本身是一門實踐科學與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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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第二版說明

　　英國法理學傢哈特（Hart）認為，在法律不確定條件下，案件裁判不再是法律的裁決，而是法官的自由裁量。但這從來不過是部分的真實，在法律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司法裁決依然不能越過法律的邊界，法官的自由裁量仍然受法律的指引與約束。馬伯裏訴麥迪遜、《紐約時報》訴美國、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等案的判決就是明證。不確定的法律在大法官們的判決中變得如此富有可塑性卻又如此堅韌，而這一切又不是法官恣意的決斷。正因為如此，美國法理學傢波斯納（Posner）說道：“法律訓練的很大部分，特彆是在法學院裏，就是研究法律的不確定性。”即研究如何從不確定法律中獲取裁決理由以及如何在法律不確定性條件下保證每個案件都能依法公正地獲得裁決。這些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傳統和技藝是司法理性的精髓，是法治得以鑄就和用以承重的重要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裁決呈現的法律論證與推理水平反映一個法律人的法律思維水平，更反映一個國傢的法治水平。麵對此起彼伏的錯案、不當裁決與不當立法和不絕於耳的批評與質疑聲，法律人必須對法律實踐從理論上給予深刻的反思，對法治的理性傳統、理性精神與理性技藝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且能夠把握它並融會貫通地運用到我們自己的決斷中去。但這方麵或多或少地被人們忽略瞭。今日提及這點，是對初版前言中想法的一點補充，也是對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不在於邏輯”這句名言的一點補正。

　　本書是對前版的修正與增補。本書保留瞭前版的整體框架體係，也沿用瞭在案例與判例基礎上闡述法律論證與推理的機製與機理，闡述其推理模式與準則的論述方式，但變動瞭一些章節和細目的題目，使其更好地概括與錶達內容和作者意圖；更重要的是，本書改寫和充實瞭許多章節中的內容，並且增加瞭若乾節或細目，如假設形成模式、非對稱性假設檢驗模式、最佳假設原則、概然推理與似真推理、分析推理與辯證推理的疊加、區彆模式和否決模式、混閤邏輯模型、拉德布魯赫公式等。此外，增加瞭一些經典或典型判例與參考文獻，特彆是增加瞭大量的閱讀與分析案例、法案與判例以及在此基礎之上撰寫判決書摘要、辯詞與判決意見的練習題。以上這些變動是對前版體係與內容的完善，是對法學人纔培養與教學改革的最近探討，也希望這些工作為教學帶來更多的便捷。對於本書再版，我要感謝中國政法大學齣版社尹樹東社長對法律邏輯學著作齣版的大力支持，感謝闞明旗主任及編輯同誌們為本書再版付齣的辛勤而富有創造性的勞動！

　　王洪2016年夏天於北京

　　法律邏輯：發現與說服的理論（第一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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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邏輯：發現與說服的理論（第一版前言）

　　人們很早就重視邏輯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對法律論證與推理規律及規則也進行瞭一些研究。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先後建立瞭以亞裏士多德三段論邏輯和斯多噶命題邏輯等傳統邏輯為主要內容的法律邏輯學體係，以及以一階邏輯等現代邏輯為基本內容的法律邏輯學體係，主要探討如何將經典邏輯運用於法律適用與判決論證之中。前者如美國法官亞狄瑟（Aldisert）於1988年齣版的《法律的邏輯》等，後者如剋魯格（Klug）於1951年齣版的《法律邏輯》（Juristische Logik）、齊姆賓斯基（Ziembinski）於1959年齣版的《法律應用邏輯》（Practical Logic）、塔曼魯（Tammelo）於1966年齣版的《現代法律邏輯概論》(Outlines of Modern Legal Logic)、魏因伯格（Weinberger）於1989年齣版的《法律邏輯學》(Rechts Logik)等。今天，我國法律邏輯學著作體係雖然眾多，但大部分也可以分為這兩大類：一是以傳統邏輯運用為主要內容的體係；如以概念、判斷、推理、論證為主要內容的體係。二是以現代邏輯為主要框架的體係。如以命題邏輯、詞項邏輯、謂詞邏輯、模態邏輯與規範邏輯等為主要內容的體係。

　　法律邏輯學是一門關於法律思維及其規律的學問，因此，應當從法律思維領域及其基本問題齣發，尋求對法律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及基本體係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解與迴答。法律思維可以分為立法與司法兩個主要領域：立法領域主要解決法律概念和體係建構問題；司法領域主要解決事實發現、法律獲取或法律發現、判決證成問題。德國法學傢布赫瓦爾德（Buchwald）指齣：法律思維有三個關鍵的領域，它們是法律概念和體係的建構、法律的獲取、判決的證成。在司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一是發現與確認事實；二是尋找或獲取法律；三是將案件事實置於法律規範之下，根據事實和法律作齣並證成判決。相應地，要進行不同意義上的推理與論證。這些不同的推理與論證可以概括為事實推理（factual inference）、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判決推理(judicial reasoning)，王洪：“論製定法推理”，載《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1年第4期。也可以統稱為法律論證與推理。應該指齣，法律邏輯學應當有根本不同於傳統邏輯和一階邏輯等現代邏輯係統的框架與體係。這倒不是說這些邏輯理論在法律領域裏是不適用的或需要修正的，而是由於這些邏輯理論並不專門以法律領域中的推理與論證為研究對象，它們沒有涵蓋法律領域中的全部推理與論證，因而對於法律思維來說是不充分的。並且就建立法律邏輯學體係而言，僅僅以判決推理或法律論證理論為框架建立起來的法律邏輯學體係也是不完整的，不能充分地滿足法律思維的需要。人們應當對法律領域中的事實推理、法律推理、判決推理與論證加以區分而不能混為一談，應當分彆對它們進行判例上與學理上的分析、梳理與概括。我在本書中就是想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以法律領域中的事實推理、法律推理、判決推理與論證理論為主要內容的、完全不同於傳統邏輯與一階邏輯框架的法律邏輯學體係，係統地揭示法律領域中的事實推理、法律推理、判決推理及論證的規律、規則與方法，揭示法律領域中的推理與論證的閤理性與正當性的評價標準、尺度與方法，並將這種分析與概括的結果用於事實發現、法律獲取以及訴訟主張與司法裁決的證立和說服之中。我不敢說做到瞭這一點，但我確實這樣做瞭。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 Holmes）說得好：“理論是法律原則中最重要的部分，對於那些有纔乾的人來說，理論意味著探求專業的根底。”在我看來，法律分析、法律推理與法律論證理論就是法律專業根底的一個重要部分。把握住實在法與法律程序以及法律分析、法律推理與法律論證理論的精髓並能把它們融會貫通地運用到實踐中去，就把握住瞭這個變幻萬韆的法律世界。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學傢王澤鑒說道：“學習法律，簡單言之，就是培養論證及推理能力。” 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係》，中國政法大學齣版社2001年版，第301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法學傢富勒(Lon L�盕uller)指齣：“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瞭對學生進行實在律令與法律程序方麵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考慮問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 轉引自［美］ E�輩┑嗆Ｄ�：《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華夏齣版社1987年版，第492頁。這種智慧需要傳授，更需要實踐的磨礪。本書援引瞭大量的國內外法案與判例，因為我確信立法與司法中的法案與判例，不但是法學理論的重要源泉，也是檢驗理論的最好尺度，還是實踐的最好磨刀石。

　　英國法學傢哈特（Herbert L�� A�� Hart）曾經說道：“哲學是我唯一永恒的智識愛好，就像母雞不由自主迴到雞窩一樣，每每在無事可做的時候，我的靈魂都會迴到哲學上來。”但是我想說，並非所有的哲學都能給人們帶來心靈的慰藉，倘若在人們社會生活還具有彈性和可塑性之際，我們的哲學能夠以自己強烈的信念之烈焰鍛鑄它，這樣的哲學纔會是人們永遠的精神傢園!

　　王洪

　　2013年夏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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