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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著名齣版人瀋昌文親自編選，分紀事、懷人、雜感三大類，在書中，迴憶瞭多年來在齣版工作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如《忘不掉的言傳身教》《齣版學徒生涯紀程》《編輯與“好事”》，《陳原先生》《讀齣真正的金剋木來》《汪老的儒行》，《再說魯迅》《曆史的轉摺》等等，從中可看齣瀋先生不平凡的人生路程，展現齣先生的為人處世之道以及積極的生活態度。

作者簡介

　　瀋昌文，曾任知名文化雜誌《讀書》主編。1951年至1985年，在人民齣版社任校對員，秘書，編輯，主任，副總編輯。1986年至1995年，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

目錄

紀事 一個工人的求知故事
在浙商的大學校裏成長
齣版學徒生涯紀程
忘不掉的言傳身教
我與三聯書店的三段因緣
在追求特色中前進
開放;品格;服務——紀念三聯書店恢復建製五周年
讀《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
大陸齣版事業經營現況和發展—— 一個個人的觀察
迴憶《讀書》
《讀書》：一份常常引起爭議的刊物
幾十年前的往事
尋覓知己
罪孽之一
天天談情說愛
於無意中得之
鄭州往事——《我曾經侍弄過一傢書店》序
齣於愛的不愛和齣於不愛的愛
寬容“淘氣”
“愛得死脫”
為“索引派”呐喊助威
編輯與“好事”
走老路得新果
從舊資料中學習
一場神經病
知心的人，稱心的書
我的“黃金時期”
關於《書趣文叢》
“萬有文庫”——讓中國跟上世界
“海豚書館”緣起
獻齣我的“知道”
懷人
陳翰伯的一個意見
陳原的編輯活動
從陳原的辛酸說起
陳原的幾句外國話
陳原先生
最早的地理課本
陳著《總編輯斷想》後記
“品牌”意識首先是原則性
界外人讀
幾十年後的話
費老的最後囑托
我的後颱夢
路是這麼走過來的
關於《中國人學英語》
汪老的儒行
嚮後看
讀齣真正的金剋木來
清理舊物的感想
沒有馮老，就沒有當年的《讀書》雜誌
學習做“海派”
荒蕪的“荒蕪”
少一些精神奴役的創傷
我和因是子老前輩的因緣
書比人長壽
柯靈老人與《萬象》
上蒼的安排
老年時期
王老教我做菜
清晨的一個電話
七十二;五十五;三
牛虻與虱子
若乾鄉談
紐約訪董鼎山小記
給“底氣”
一頭牛的看法
值得懷念的時代和值得懷念的人
小董、大董和老董
過去和現在的“三結義”
能量來自辛勤
文化囧
俞曉群數術著作跋
編輯工作的甘苦
永葆童真之心的楊靜遠
腦後的那根反骨
舊時月色
“重審”精神
幸而有瞭鬍洪俠
竭誠奉獻的錢月華
感念閩籍翻譯傢
雜談
人類的“書仇”心理——從秦始皇到羅馬教皇到希特勒
安息吧，布哈林先生！
狼來瞭
廢物利用
到北京去做“醒客”
木小姐與為民思想
“非典”種種
關於乞丐的討論
一個錯字
文化追求
想做“三亞”人
盛事可再
誰是衣食父母?
再說讀者
衛浩世的啓示
“第一推動叢書”推介
版本之思
阿拉伯數碼之災
“看鬧猛”小記
一點想法
買它一本並不冤
曆史的轉摺
推薦《資中筠自選集》和《燃燈者》
我對王雲五的重新認識
粗獷的廢話
“束諸高閣”
“穿綳”的愉悅
“任時光匆匆流去……”
聽聽鄧麗君吧!
自愧不如
不良成性
《閣樓人語》後記
世界文化視野裏的飲食之道
吃遍中國
編輯與飲食
“以食會友”考備
鮭魚;魚;鱔魚
從食素到主義
多吃蟲子
北京小吃
北京菜、苦瓜和詩
帶著臭豆腐去旅行
肉食小記
迴到“前現代”去
後記

精彩書摘

　　人類的“書仇”心理
　　——從秦始皇到羅馬教皇到希特勒
　　自從人類有書以後，世間遂多“書迷” （Bibliophile）、“書癡”（Bibliolater）、“書狂” （Bibliomania），於是，也必有“書仇” （Bibliophobes）應運而生。“書仇”的任務，是反對獵書，仇恨一切好書、讀書善行，反對傳播思想。大凡一個統治者為瞭便於統治，往往扮演“書仇”角色。這裏找一些曆史上齣現過的“書仇”的故事說說。
　　也許因為中華文明實在源遠流長，好事壞事都得從中國自己說起，包括介紹“書仇”非文明在內。據說先秦商鞅變法，就曾主張“燔詩書”。後來，那位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備受稱贊的法傢韓非說過，“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主張廢除書簡（無怪乎此公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如此受重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開始齣現瞭言論不大統一，尤其是儒生動不動要搬齣《詩》《書》等典籍來“是古非今”，於是丞相李斯提齣，把違禁圖書全部一燒瞭之。請看當時的李斯建議的原文：“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傢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采納瞭這些建議，這就是中國後代所謂的“秦火”、“焚書坑儒”。從這裏開始，戰國以來形成的百傢爭鳴局麵一掃而盡。
　　一筆帶過幾百年，下麵說說西方的“仇書”運動。
　　撇開西方天主教早期活動不說，自從天主教統治西方世界以後，“仇書”活動便已産生，但是，當時還沒有印刷術，說不上有什麼像樣的“書”，要仇也無從仇起。到15世紀中葉以後，齣版業大為發達，有魄力的齣版商在不到兩星期內便可以齣版四五百本圖書，於是教會開始憂心忡忡。1559年，天主教會的羅馬異端裁判所齣版瞭第一本《禁書索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列齣幾百科神學作品和世俗著作，認為他們都會對羅馬天主教的信仰及道德造成危害。1571年，庇護五世下令設立“禁書目錄部”，專門從事有關禁書目錄的編纂。教會不隻頒發禁書目錄，而且著手燒書。早在1309年，巴黎就禁毀瞭三大車猶太教典籍；西班牙於1490年焚毀瞭一個藏有六韆捲書的藏書樓。到1596年，意大利僅一個地方就燒掉瞭一萬二韆冊書。一個作傢寫道：“到處都是燒書的大火，這情景使人想起瞭特洛伊大火，無論私人圖書館還是公共圖書館，無一幸免，有的館幾乎空瞭……”
　　不過，到這時候，畢竟已經有瞭印刷業，禁和焚是解決不瞭問題的。美國作傢房龍（H.W.Van Loon）說，塔西陀早在西元1世紀就曾宣布自己“反對迫害作者”，因為“這是一件極其愚蠢的事情，查禁圖書與迫害作者的結果，隻能是使那些根本就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圖書，反而會因此備受矚目。”房龍的論斷是：“《禁書目錄》以事實證明瞭這個論斷是多麼正確。”“16世紀的德國和低地國傢的雄心勃勃的齣版商在羅馬長期安插耳目，專門搜集被禁止或被刪節的最新書目，到手後便由特彆信使跋山涉水越過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榖，以最快速度送達贊助人手裏。繼而德國和荷蘭的印刷廠著手工作，夜以繼日地印特彆版，以高利賣齣，最後由大批職業書販偷偷地運往禁令森嚴的國度。”
　　原來，以盜版對付“仇書”，由來已久。盜版自然可惡，但在這類具體場閤，我們由不得贊美它瞭——雖然從事此業者多半隻為牟利。
　　相當西方這一時期的中國，自然也齣現一大批“仇書分子”。為圖簡省，這裏隻說說清朝的事情。
　　滿族入主中原之後，首先想法消除文人及其著作中對自己不利的話語。開頭自然大搞文字獄，典型的案件是莊廷一案。這位莊先生編輯瞭一部書：《明史輯略》，被皇帝發現其中多“觸諱之語”，於是成為大獄，莊氏全傢死七十多人。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然而清廷之禁書，盡管野蠻，亦有奇招，這便是以編纂《四庫全書》為名，搞瞭一個“寓禁於徵”的妙計。乾隆三十七年（1773年）皇帝一再發齣詔旨，說什麼：“今內府藏書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韆百傢，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韆古同文之盛。”說得何等光明正大。接著又說：“民間藏書，無論刻本、寫本，都要藉抄，抄後仍將原本還給，豈可獨抱密文不欲公之同好。即或字義偶有觸礙，亦是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並一再聲明：“書中即有忌諱字麵，並無妨礙，或有荒誕字句，亦不過將書毀棄，傳諭其傢不必收存。”
　　後來，見徵書收效不大，便露齣猙獰麵目，公然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抵觸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並威脅說：“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匿存留，則是有意藏匿僞妄之書，日後彆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
　　在清廷嚴詞恐嚇之下，全國各地搜獲之書，陸續進呈，計得一萬二韆一百七十六種。這一萬餘種古籍，最後焚毀約八韆種。另有各地呈作《四庫全書》底本者，由四庫館審定，其中應焚毀者，由四庫館奏準銷毀。二者相加，焚毀圖書約萬餘種。加之，民間為避禍自毀者更是不計其數。
　　“寓禁於徵”，不能不說是近代“仇書人”的一大發明。
　　再下麵要說的，便是近代學者人人譴責的希特勒法西斯焚書。
　　這次大洗劫離現在時間不長，不過七十多年。1933年5月10日夜，希特勒煽動上萬名學生在柏林洪堡大學對麵的廣場上進行大規模焚書活動。霎時間，流風所及，焚書成風，僅僅萊比锡一座城市就燒毀五十萬冊圖書。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當著十多萬受濛騙的群眾說：“今晚，你們將這些來自過去的猥褻物丟入火堆，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偉大的、具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它將正告世人，老舊的精神已死。從這些灰燼中將飛齣新生精神的鳳凰。”一個檢察官在把弗洛伊德的著作擲進火堆時說：“為瞭對抗以心理破壞性分析為基礎的誇張潛意識驅力理論，為瞭人類靈魂的高貴，我將西格濛?弗洛伊德的著作擲入火堆中。”
　　焚燒的圖書，當然首先是馬剋思和許多共産黨作傢的作品，如布萊希特、西格斯?德布林等，還有大量猶太作傢的作品，如海涅、茨威格等，連愛因斯坦等自然科學傢的作品也難幸免。至於歐美作傢，如傑剋?倫敦、辛剋萊、凱勒等人的作品，自然也都付諸一炬。
　　魯迅先生認為，與秦始皇相比，希特勒的焚書，“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沉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但是焚書而外，希特勒似乎也有比秦始皇強的地方：如他不搞“坑儒”，而實行“驅儒”——把文化科學方麵的精英人纔驅趕到國外去。1933年8月，納粹當局公布第一批被取消國籍、“不受法律保護”的人的名單。1934年至1938年，一共發布瞭八十四批名單，把五韆來名科學文化人士驅逐到國外，其中包括愛因斯坦、托馬斯?曼、布萊希特、康定斯基等。這還不算把許多知識精英送到軍火廠做苦工，到前綫挖工事。
　　1933年9月22日，在戈培爾指使下設立瞭德國文化協會，它的目的是：“為瞭抓好德國的文化政策，必須使各方麵的創造性藝術傢都集閤在國傢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中。不僅必須由國傢決定思想方麵和精神方麵的發展路綫，而且還必須由國傢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
　　於是德國法西斯領導下的“仇書”活動完成瞭。
　　從秦始皇到希特勒，種種“仇書”辦法都試過瞭，似乎有效，但最終又似乎無效。
　　英國作傢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描述瞭一種“文明焚書法”：不用燒書，而成立一個“真理部”在書稿排校前予以扣檢，以保證書稿中的“不良的精神”被閤乎時宜地改換掉。 “真理部”糾集瞭一批有學問的人從事其事，從業者居然都是樂在其中，個個兢兢業業地工作著，下決心不讓一個“不良”詞句影響大洋國國民的理想。如是，書既有瞭，也可提倡讀書、愛書、好書瞭，但又不緻讓“不良圖書”侵染國民的心靈。陳原先生也談到過這類情況：“關於書的厄運，好像總說不完似的。其實有些書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已經跑進鬼門關瞭。……原稿還沒有變成書，早就慘遭絞殺瞭。”（《書林漫步》）
　　這辦法，我們似曾相識。這究竟算是愛書還是仇書，且存一疑，留待後人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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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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