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飛鳥集》之英文原作基本不押韻，但是從中文特點和中文讀者的閱讀傳統而言，若想錶達泰戈爾那種詩境，似乎還是以韻體為佳。本譯本盡量做到瞭押韻，這對中文讀者體味原作的三昧還是特彆有益的。泰戈爾作《飛鳥集》之時，已過知天命之年，又是一戰方殷之際，詩作中蘊含的人生況味，大概不是未經一番沉浮的譯者所能輕易體察的。本書譯者以不惑之年的閱曆和感悟來觀照泰翁之詩，其得於字裏行間者，當遠多於他人。

內容簡介

　　《飛鳥集》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哲理詩集，曾啓發中國當代文學巨匠徐誌摩、冰心等人的創作，在世界文學目前也影響深遠。該詩集由325首無題小詩組成，以開篇第1首詩第1個意象“Straybirds”（傳統譯法“飛鳥”缺乏情感的指嚮性，《飛鳥集（英漢對照）》譯者根據全書的意境氛圍，譯為“漂泊的鳥”）而得名，各詩篇以白晝與黑夜、溪流與海洋、忠誠與背叛、權力與自由、個體與曆史等等內容的交相對照，探索關於自然、生命和宗教的思考和領悟，誕生瞭“如果你因錯過太陽，而垂淚，你也將錯過星光”這樣膾炙人口的名句。樹蔭下的午後，日斜後的黃昏，隨手翻開一頁，任何一行小詩，都能讓人沉浸在一個淡泊清透的世界。自鄭振鐸先生將《飛鳥集》譯介到中國以來，海內外中文譯本據說多達十幾種，以鄭先生的譯本尤為經典。然鄭先生翻譯《飛鳥集》距今已近百年，當年尚不完善的中文白話文於今已有長足的發展；鄭先生當年正值青春年華，意氣風發，其時的閱曆和心境與泰翁寫作時已屆天命的年齡和悠遠恬淡的心境或有一定距離。譯者少年時亦曾筆耕不輟，夢想成為詩人；青壯時商海沉浮，與詩歌漸行漸遠；人到中年，驀然迴首迴歸恬淡，詩又成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譯者而今的閱曆、心境、詩意與泰翁或有瞭進一步對話和交流的可能。於是譯者嘗試從詩境、詩意、詩理三個維度將大師之作以現代詩的形式重新譯成中文，特彆是推薦給當代的年輕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理應比巨人看得更遠。

作者簡介

作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詩人、文學傢、社會活動傢、哲學傢，齣生於印度加爾各答一個貴族傢庭，一生創作五十多部詩集，描寫宗教、自然、生命，1913年憑《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奬。《飛鳥集》等作品對中國現代文學先驅郭沫若、徐誌摩、冰心等影響頗深。譯者王欽剛，1972 年生於山東即墨。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獲法學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居北京。金融從業者，業餘進行詩歌創作。

精彩書摘

夏日漂泊的鳥飛來我窗前歌唱又飛去鞦日的黃葉沒有歌聲在一聲嘆息裏飄落在地

前言/序言

王譯《飛鳥集》序 張 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副教授) 距今整整一個世紀的1916年，由於三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奬而名聲大噪的泰戈爾受邀赴美遊曆、演講。泰戈爾當時正為自己十幾年前在傢鄉西孟加拉的桑蒂尼蓋登（徐誌摩曾將此地名意譯為“寂鄉”）創建的實驗學校資金匱乏所苦，能去美國為學校籌集資金總不是一件壞事。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從印度到美國的最佳旅行方式是搭郵輪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在美國西海岸登陸。日本作為這一漫長航綫上最繁華富庶之地，當然也就成為泰戈爾選定的息肩之所。事後看來，這次漫不經心的相遇，倒成瞭泰戈爾思想和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而《飛鳥集》就是它最好的注腳。這是久已不滿於西方對東方的淩駕、睏惑於現代對傳統的肢解的泰戈爾第一次造訪日本。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泰戈爾親眼見識瞭自日俄戰爭以來就被幾乎全亞洲的反殖民主義者奉為燈塔和救主的第一次“日本奇跡”。泰戈爾並不吝於贊揚日本作為古老東方成員卻無所畏懼地擁抱現代性所給予人類的一切。在他看來，日本正在以令人贊嘆的熱情和敏捷去承擔現代性賦予人類的責任。但是，泰戈爾熱誠而廣博的人道主義情懷也促使他直言日本在剛剛納入它的殖民帝國的朝鮮半島所犯下的罪行，並將其與英國對自己的祖國印度的殖民以及他將要造訪的美國所廣泛存在的對黑人的欺壓並列。事實上，泰戈爾對日本的帝國主義傾嚮的公開批評使得多數日本公眾對他的熱情迅速冷卻。好在大正時期的日本倒還並不缺少一個相對心態開放的精英階層。在泰戈爾的畫傢朋友橫山大觀、下村觀山等的幫助下，泰戈爾得到橫濱富商原富太郎的邀請，到原氏宏大的日式園林“三溪園”中盤桓瞭一段時間。據隨同泰戈爾旅行的桑蒂尼蓋登學校學生穆剋爾?迪伊（Mukul Dey）的記述，原富太郎是絕佳的主人翁，富而好禮，是慷慨的藝術贊助人。傍海而建的三溪園中僕從無數，主客優遊其間，頗得閑趣。風光和宴飲之餘，泰戈爾在三溪園中也得以欣賞頂級的日本花道和茶道，並且與主人和其他賓客探討俳句之美。我們現在並不知道這是否泰戈爾本人第一次接觸俳句。但無論如何，泰戈爾的確是在他用孟加拉文寫成的《日本來信》（Japan Jatri）中第一次嚴肅地討論這種文學形式，並給予瞭極高的評價。在泰戈爾看來，俳句的靈魂就是其節製。俳句絕不以音節的繁復和詞語的色彩來冒犯它所試圖錶達的美，俳句毋寜是靜默的。節製體現瞭美的豐富性本身，靜默顯示瞭詩人理解美的深度。而發明瞭俳句這種形式的大和民族本身，其文化認同的核心就是這種節製。以一個具同情心的視角來看，泰戈爾本人將俳句中的“節製”泛化和升華為一種他所宣稱的古老東方所特有的文明因子，其意實在於為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中，為前者，也恰恰是為那些在當時現實中承受災難和歧視的人，找到一種自立和平等的可能。而泰戈爾的真誠也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僅僅是他對他因文化而熱愛的日本在政治上嚴厲的批判，就足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早就有論者指齣，泰戈爾從詩學到“民族性”的這種推演本身，充滿瞭“本質主義”的思維桎梏：詩學的節製，是否就是人性的節製？而詩人的節製又如何輕易地推論齣整個民族的節製？縱使這些都成立，焉知人們在節製之外沒有其他恰好相反的德性？更根本地，人的行為，哪裏是單單由他們的美學品味、德性或者（更一般的）文化所決定的？那些具有“節製”或者任何他能找到的可以被特指為“東方”的文明特性的人群，不論是日本還是其他的東方後繼者，顯然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承受苦難和歧視的人的救主。泰戈爾的政治學，大概是錯的。百年風雲，倏忽而過。本質上屬於政治言說的各類“文明論”、“文化論”和“民族性”理論，至少在嚴肅的學術討論中已經沒有什麼角色。世界的樣子，也早已滄海桑田。不過泰戈爾還是那個泰戈爾。他學習俳句，結閤孟加拉文學傳統中的類似形式而創作的《飛鳥集》，仍然廣有讀者。就此而言，美的確是超越時空和政治的。自從鄭振鐸首先將《飛鳥集》譯介到中文世界以來，各種散文體和詩體的譯本僅筆者所見也將近十個。鄭譯本身已經逐漸獲得經典地位，後齣諸傢也多有所發明。詩無達詁，而況譯乎？譯本之多，實在是很正常而應得到讀者歡迎的。不過，意氣自許，鬍亂翻譯的事情間或也不少見。那種罔顧泰戈爾一再申明的自己創作《飛鳥集》時的美學旨趣，以肆而野之筆馮陵閑淡幽遠的詩境的所謂翻譯，大概是不能用所謂譯者的自由來遮羞的。王君欽剛，是我大學時代的好友，除瞭全班公認的纔華橫溢，尤以沉穩篤實為朋輩所推重。畢業近二十年來，欽剛在案牘之勞與生活瑣細之餘，仍保持對美的純粹追求，常有詩作分享。從青春揚厲到寜靜自持，欽剛的詩愈轉愈精，也事實上成為中國二十年大變化中個體記憶和理解的標本之一。來日若能付梓刊行，讀者諸君當以吾言不謬。2015年末，欽剛發願重譯《飛鳥集》，數月而成。攬閱之下，頗有泰翁終得知音之感。《飛鳥集》之英文原作基本不押韻，但是從中文特點和中文讀者的閱讀傳統而言，若想錶達泰戈爾那種詩境，似乎還是以韻體為佳。欽剛的譯本盡量做到瞭押韻，我想這對中文讀者體味原作的三昧還是特彆有益的。此其一。泰戈爾作《飛鳥集》之時，已過知天命之年，又是一戰方殷之際，詩作中蘊含的人生況味，大概不是未經一番沉浮的譯者所能輕易體察的。欽剛以不惑之年的閱曆和感悟來觀照泰翁之詩，其得於字裏行間者，當遠多於他人。此其二。《飛鳥集》問世百年之際，中文世界又得新譯，實在是一件美事。我相信一定會有更多的讀者會以王譯為嚮導，進入泰戈爾淵深博大的世界。而欽剛之功莫大焉。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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