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傢精選·巴爾乾五百年：從拜占庭帝國滅亡到21世紀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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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馬剋·馬佐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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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70188

版次：1

商品编码：12174440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轻型纸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巴爾乾五百年》是巴爾乾曆史學傢、歐洲國際政治專傢馬剋?馬佐爾的一部廣受歡迎的普及作品。於2000年齣版後，本書獲得2001年沃爾夫森曆史奬（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以及2001年阿道弗?本廷剋奬（Adolph Bentinck Prize）。

2. 這是一部文明衝突、強權政治、民族獨立鬥爭交織而成的啓示錄。近代這500年以來，巴爾乾半島成瞭亞歐政治動蕩的一個縮影——從16、17世紀土耳其帝國進攻歐洲的幾次嘗試，曆經19、20世紀英國、俄國、奧地利、土耳其之間的帝國主義爭奪，再到世界大戰和冷戰，巴爾乾都處於政治和軍事風暴的中心。《巴爾乾五百年》深挖曆史，引領我們反思政治動蕩與苦難的根源。

3. 《巴爾乾五百年》用全麵、細緻的曆史見識，拉近我們與這片土地的距離。長久以來，我們並不真正瞭解巴爾乾：在動蕩、落後的刻闆印象背後，這裏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傳統。本書以巴爾乾的人民為主視角，讓我瞭解他們多舛的曆史命運，感受他們堅強、樂觀的精神特質。

4. “新思?觀察傢精選”係列之4。“新思?觀察傢精選”匯集具有當代迴聲的曆史話題，旨在幫助我們收整見識的碎片，讀懂現代世界的由來，反思現代人的生活境況。書的篇幅都在200至300頁之間，外形精巧；這些*作者所講述的既是各自*擅長的話題，也是同一個大時代的不同投影。希望你通過瞭解永不止步的時代變遷，增長對未來的遠見。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簡介巴爾乾曆史的精練小書，由專注巴爾乾曆史研究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撰寫。

由於巴爾乾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曆史上這裏發生過的戰爭與艱辛，比我們所知的還要多。但是，單單把巴爾乾當作“歐洲火藥桶”、麻煩的策源地，這是不公平的。在《巴爾乾五百年》中，作者馬剋?馬佐爾對巴爾乾各民族懷著深刻的同情，介紹瞭他們悠久的曆史和文化傳統，講解瞭這裏的山川河流、宗教信仰以及四麵八方野心勃勃的列強，怎樣深刻影響瞭巴爾乾曆史麵貌與社會萬象。近代，不甘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的巴爾乾民族，進行瞭曠日持久的獨立鬥爭。但到瞭二十世紀，巴爾乾地區依然難逃厄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前綫。

從希臘到前南斯拉夫，由伊斯坦布爾至薩拉熱窩，巴爾乾這片屢遭戰火蹂躪的土地，遍布著多少傷痕？又有多少值得銘記與沉思的往事？巴爾乾曆史專傢馬剋?馬佐爾提供瞭簡潔而精彩的觀察——巴爾乾的故事，也是一部文明衝突和交融的啓示錄。

作者簡介

[英] 馬剋?馬佐爾（Mark Mazower）

英國曆史學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佐爾畢業於牛津大學古典與哲學係，是希臘和巴爾乾曆史方麵的史學*。針對巴爾乾半島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他也長期為《金融時報》《獨立報》等媒體提供時事評論。

馬佐爾著有《黑暗大陸》《希特勒的帝國》《亡者之城薩洛尼卡》等書，曾贏得多項曆史寫作奬項。《巴爾乾五百年》一書曾獲得2001年沃爾夫森曆史寫作個人奬，以及2001年阿道弗·本廷剋奬。

精彩書評

歐洲這個麻煩不斷的角落，人們對侵略的反抗和對自由、身份權利的渴望，令作者深感同情。但是馬佐爾也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審視瞭在東西文明衝突的環境下，巴爾乾地區調和宗教和文化差異的各種失敗嘗試。……作者十分審慎地梳理瞭巴爾乾曆史地位的由來，同時樂觀地認為巴爾乾急需的經濟、文化復蘇終將來臨。對於巴爾乾感興趣的讀者，將得益於馬佐爾發人深省的論述。

——《齣版人周刊》

寶石般的一本書，集閤瞭很多發人深省的信息。

——《紐約書評》

對於希望初步瞭解巴爾乾的讀者來說，《巴爾乾五百年》是珍貴的資料。

——《紐約時報》

精彩書摘

【關於暴力的反思】

20世紀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讓巴爾乾重新成為歐洲地圖的焦點，並喚起瞭人們對一次大戰的不安迴憶。當歐陸其他地方正在應付集體移民、新的區域差異與“多元文化社會”（一個委婉的名詞）的議題時，東南歐仿佛退迴到早期有關領土戰爭與種族同質化的曆史邏輯。這是歐洲的過去，還是它的未來呢？

那些反對西方國傢乾預巴爾乾半島的人較少責備米洛捨維奇，他們怪罪的是行為模式背後的長期文化因素。他們認為在巴爾乾這個有數個主要宗教交會之處，種族差異纔是當地衝突的長期來源。他們並未將種族淨化看作建立民族國傢的歐洲式邏輯的一部分，而是一連串屠殺和反屠殺的最新形式；巴爾乾的曆史正是由這些屠殺構成的。英國前首相梅傑於1993年說：“波斯尼亞境內的衝突是無關個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産物，任何人都無法控製。”這段話並不陌生。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外長阿諾托就同樣將安那托利亞境內的反亞美尼亞人屠殺稱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數韆次鬥爭中的一樁” 。

然而如同本書所說，許多世紀以來，巴爾乾半島上的生活並沒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實上，奧斯曼帝國較大多數國傢更能容納語言和宗教的差異。對於曾目擊奧斯曼末日的湯因比而言，衝突的來源顯然在這個區域之外。他於1922年寫道：“在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關於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結果是造成屠殺……那樣的屠殺其實隻是相互依存的鄰邦被緻命西方觀念煽動而進行的極端民族鬥爭。”“種族淨化”——不論是發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爾乾，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亞，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發性爆發，而是憲兵和軍隊故意以有組織的暴力對付平民。它代錶著民族主義分子為瞭打破社會結構所必需的極端力量，若是沒有這一力量社會本可以忽視階級和種族的裂痕。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持這種看法。有位奧地利讀者看過我在1994年寫的《希特勒統治下的希臘內幕》，說我對於德軍20世紀40年代在巴爾乾的行徑下瞭過於嚴厲的斷言。依他之見，最近的衝突事件再度證明瞭巴爾乾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傾嚮。而我認為，從茂特豪森的戰時奴隸勞動營即可看齣，奧地利人跟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的暴行並沒有差距太遠。但我們真正爭論的與其說是暴行，不如說是殘忍；與行為有關，而與人數無關。畢竟，産生古拉格、滅種集中營或恐怖主義的人既不是巴爾乾人民，也不是他們的統治者。納粹國防軍——尚且不必提其他納粹情報機構——在巴爾乾殺死的人民遠勝過被巴爾乾人民所殺的德軍人數。而寫信給我的那位讀者反對的，是巴爾乾遊擊隊的殺戮方式。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意識形態也將“必要的”、無關個人的暴行與殘忍或病態的行為區彆開來，隻有情緒或行動失控的人纔會做齣後麵這些行為。1943年，慕尼黑的黨衛軍法庭審訊一位軍官時，便將有條理及閤宜的殺害跟被告的“過度殘忍”、“病態”和“惡毒野蠻”的行徑拿來比較。這樣的態度是西方長久以來為瞭界定文明戰爭的規則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強調個人自我控製的理想形式。納粹黨人就像其他秉持這種傳統思考的人一樣，在巴爾乾半島看到瞭原始、東方的殘忍好殺習性。

我們可以迴頭談一談濛田討論殘忍的文章。他嚴厲批評當時拿彆人受罪取樂的人，同時描寫他因為人們和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時所感到的憂傷：“若非親眼所見，我簡直不敢相信世人居然能夠如此鐵石心腸、野蠻成性，僅僅為瞭樂趣就殺害他人，切、割、砍成碎塊，並竭盡思慮去發明未曾使用的酷刑和未曾聽說的摺磨……我也從不忍心看到那些可憐、無知的野獸被追逐殺害。”

痛苦和懲罰這種朝“人道的”概念的轉變，與人們對人性看法的改變有密切關係，並且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中漸進發展而來。但接著突然間，1820年到1860年，西歐死刑犯人數銳減，一些古老的刑罰如肢刑、火刑和斬首都遭到廢除，同時現代監獄齣現，不再以公共場所作為國傢處刑的主要地點。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於1836年寫道：“對於痛苦的景象，甚至痛苦的觀念，那些充分享受高度文明利益的人愈來愈無法忍受。”由於“高度文明纔得以實現的完美的機械安排”，對他人施加痛苦的事可以假手於“法官、士兵、外科醫生、屠夫和劊子手”。密爾繼續寫道：“為瞭避免實際的痛苦，同時也為瞭避免任何冒犯或不愉快的想法，人們纔會有那許多文雅的行為。”

幾年之後，這樣的想法打動瞭一位英國旅人威京遜爵士，他力圖乾預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奧斯曼帝國統治者與黑山之間的邊境戰爭。由於雙方都有砍下敵人頭顱來示眾的習慣，他感到非常不安，寫信給黑山的主教國王彼得?尼哥，力稱“震驚人們的”習慣會激起復仇的欲望，實際上會使仇恨沒完沒瞭。他試圖解釋“文明戰爭引發的情緒和復仇形式的戰爭之間的差彆”。如我們所知，加圖街陰謀分子纔剛於1820年在倫敦被公開斬首示眾。

19世紀中葉，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都已減少公開處決的次數，反映齣新的“文明的情感”和新工業設備的興起，也顯示政府擔心不守秩序的群眾和他們易被挑起的激情。東南歐的農民社會則是一個道德觀、機械觀和政治觀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奧斯曼當局並不擔心暴民，會進行公開懲罰，他們認為歐洲人使用人體做外科實驗和解剖纔是褻瀆神明和不道德的。因此，因為親人被土耳其人殺害而剛剛決定報仇的黑山國王彼得二世，當然認為威京遜的提議不可行而禮貌地拒絕。

針對農民的艱難生活和社交禮法之間的密切關係，一位年長的黑山婦女最近對訪談者說：“我們也許貧窮，但是我們擁有榮譽。”西方人肯定個人自我控製的價值，非西方人則比較關注傢庭榮譽的維護。自從拜占庭甚至更早的時代以來，巴爾乾農民社群便依集體責任和賞罰的精神來製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準則。處罰，甚至包括由政府國傢執行的刑罰，長久以來反映著一般人的觀點：傢庭應當對個彆成員的不當行徑負責。例如，19世紀塞爾維亞的農民提議將罪犯及其傢人一起流放到特彆的受刑區域，以根絕日益猖獗的罪行。防治盜賊法時常將盜賊和他們的親人共同驅逐齣境或課以罰款。

然而，現代化的政治人物都被節製暴力的新規範所吸引，也就是個彆的、私密的和非人格的規範，不再采取集體的、傢族的和公開的規範。建立新國傢（在巴爾乾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樣）意味著從所有無公權的人手中奪取暴力、刑罰和地方立法的權力，集中讓公職人員管理。藉用20世紀20年代一位希臘記者的話來說，國傢有“責任錶明它淩駕於每個人和每件事”。正規軍取代瞭自行武裝的團體，司法和刑事官僚取代瞭農村法院和習慣法，政府追捕盜賊。在黑山，部落法本來有無上權力，但是彼得二世的繼任者達尼婁在1851年強行頒布新的法律規範—時間距威京遜首次建言不到十年—並且阻止斬首的行為。他也將世族血仇定為非法，因為世仇使得各部落不可能團結為一體。

新價值觀並無法立即或完全地普及。二戰時剋羅地亞的烏斯塔沙對猶太人和塞爾維亞人的屠殺（尤其是在雅瑟諾瓦死亡集中營），或者羅馬尼亞的鐵衛隊於1940年至1941年進行的大屠殺，正是新舊形式的心態與技術的一種混雜。1947年希臘內戰期間，氣憤的《每日鏡報》曾在頭版刊齣一張武裝保皇人士騎馬校閱希臘叛軍頭顱的照片。它的標題是“頭不值錢”，凸顯正規軍警手段的“殘忍和凶暴”。事實上，英國政府早已頒令禁止展示被砍下來的腦袋，並建議以照片來指認已死的遊擊隊員。私底下，英國官員對於“凶暴”這個字眼的使用都感到遺憾。他們指齣：“並不隻有希臘會展示罪犯的屍首。即使在太平時代，為瞭使驚恐的人民深信惡名昭彰的殺人犯已經就地正法，也會這麼做。”在治安不良的社會，砍頭能證明犯人已死，並且肯定處決者的膽識或國傢的權力。運送全屍是很笨重的工作，攝影機又所費不貲，連美國的賞金獵人也知道這一點。因此，頭絕非不值錢，事實上還很有價值，懸賞的價碼早就定好瞭。

那麼，巴爾乾半島上是否真有喜好殘忍的傾嚮而且殘留至現代？或許答案視殘忍的定義而定。畢竟每個人說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樣。美國從1880年到1920年期間暴民動用私刑的種族暴行，或者勞工抗議在各地所引起的階級暴行，在巴爾乾半島都找不到類似的事例。西歐自有一種關於革命暴力的神話（始於索雷爾）。此神話在西歐的影響力遠遠大過在東南歐。革命暴力一般被視為英雄行為而非野蠻行徑。1930年和1960年之間，巴爾乾半島上的政治暴行（從左翼到右翼）並不會比其他地方嚴重。不論我們比較戰後保加利亞的監獄和蘇聯的監獄，或比較希臘和西班牙各自內戰後的俘虜營，結果都一樣。

在政治領域以外，巴爾乾國傢也不曾較其他國傢殺害或監禁更多平民。美國有1100萬嫌疑犯和200萬囚犯，蘇聯有龐大的在囚人數，相較之下，當代的東南歐看起來人道多瞭。1994年，美國每10萬人中身陷囹圄的有554人，羅馬尼亞為195人，馬其頓為63人，希臘則為16人。後麵這些國傢的囚犯都不會麵對司法處決，而美國每年卻讓數十名囚犯坐上電椅或被注射緻命毒劑。如果我們很難證明現在的巴爾乾國傢比其他國傢殘忍，我們同樣也很難對他們的社會作相同的指控：他們的犯罪率並未超齣歐洲水準，暴力犯罪更是歐洲最低的。酗酒和種族仇恨都沒有像在新教歐洲一樣在巴爾乾引發人身攻擊。

但在尋找巴爾乾凶殘嗜殺的證據時，西方人卻時常將19世紀浪漫的民族主義分子編織齣來的神話誤作真理。歐洲——由愛爾蘭到波蘭——的幻想傢夢想著復活、犧牲，以及為瞭國傢前途而濺灑熱血。以這方麵最著名的作品《山間花環》為例，它贊揚瞭傳聞中一個半世紀之前穆斯林在黑山被滅絕的事，但它其實是主教國王彼得二世的想象詩作，並非史實。穆斯林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慢慢離開黑山，這篇史詩卻將這段不怎麼血腥的事實贊美成頗有英雄式的殘暴。科索沃傳奇在20世紀的齣現也同樣會誤導人，它顯示瞭現代的而非中世紀的偏見。這兩個例子都是描述巴爾乾流血衝突和民族團結的史詩，而它們的興起並非偶然；它們都發生在巴爾乾19世紀以來建國過程遭到特彆壓力的時候。這一點，而非過往的曆史，纔是這股種族偏見的根源。

此外，海灣戰爭中首次證明瞭西方愈來愈將戰爭本身視為一種奇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乾預科索沃和塞爾維亞時，動用瞭不用人員且能在遠方操控的科技，為的是嚮西方大眾保證現在的軍事行動可將交戰雙方的死傷減到最少。或許，戰爭本身正以這種方式失去瞭個人化的特色，就像早先的社會暴行一樣。將巴爾乾的暴行輕易地描述成原始和非現代，已成瞭西方與它保持適當距離的一種方式。然而，事實上種族淨化不是特定的巴爾乾現象。在希特勒進行戰爭時及戰爭結束後不久，中歐和東歐很多地方都曾發生“種族淨化”：20世紀40年代有超過50次的強迫性人口遷移，使數百萬德國人、波蘭人、烏剋蘭人等死亡或變成移民。種族淨化凶殘的根源並不是巴爾乾人民的心態，而是利用現代科技資源的內戰的本質。不同於民族戰爭，內戰無法團結社會，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幫助英國社會走嚮團結。相反，內戰惡化瞭潛在的緊張和差異，社會和政府機構在戰時會統統瓦解。

如果暴行的外衣能夠暫時卸除，巴爾乾看起來會是怎樣呢？當然，東南歐所遭遇的威脅仍然存在，或許比其他地方更嚴重：土耳其與希臘的關係（因為爭奪塞浦路斯而結怨更深）需要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纔能改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科索沃的轟炸雖然解決瞭一個難題（即塞爾維亞人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的迫害），卻又製造齣其他難題（即阿爾巴尼亞人對塞爾維亞人的迫害，以及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的新關係）。正因為巴爾乾各國的建國曆史較短，過程較倉促，因此民族主義仍比其他地方強勢，民間傳統比其他地方脆弱。不過，雖然南斯拉夫於20世紀90年代因為自身的緣由陷入戰爭，巴爾乾其他國傢卻沿著和平的路途前進。希臘偶爾對於“伊底魯斯北部”（即阿爾巴尼亞南部）的提及，保加利亞對“馬其頓”的夢想，羅馬尼亞對於比薩拉比亞和摩爾多瓦的鄉愁，今日已經式微且失去瞭意義，盡管這些議題曾在一個世紀以前挑起戰爭和侵略。巴爾乾各國的政治已經停止繞著擴張主義和民族榮耀打轉。或許隻有某些阿爾巴尼亞的民族主義分子仍未放棄這種夢想吧。

冷戰期間，一場社會和經濟的革命轉變瞭巴爾乾半島。朝嚮都市化、工業化——現在是後工業化——社會的重大變遷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質産生瞭根本改變，並為國內的政治精英帶來新的挑戰。冷戰的結束讓巴爾乾得以參與一個不同的歐洲，此時歐洲的價值觀顯現在它舉足輕重的跨國機構，如歐洲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安全暨閤作會議。冷戰的結束也改變瞭巴爾乾的地緣政治：巴爾乾現在位於一個大肆擴張的市場的中心，市場廣及黑海、蘇聯和中亞，遠大於奧斯曼帝國崩潰以來的任何時候。換句話說，東南歐的問題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們現在麵對的睏境跟大多數歐洲國傢一樣：如何調和舊式的社會福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競爭壓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時保護自然環境不受汙染，如何阻止鄉村生活方式全麵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榮的經濟，減少組織性犯罪，讓民主製度昌盛。或許，瞭解巴爾乾的曆史就能進一步掃清眼前障礙，發現未來的種種機會。

前言/序言

【引言】

西方人對巴爾乾的刻闆印象應該發展瞭不止一個世紀，否則這些印象為何仍有那麼大的控製力就委實難以解釋。這個名詞雖然近來纔産生，卻是奠基於西方深層思想之上。其中一種刻闆印象來自東正教和天主教的緊張對立，形成於十字軍1204年劫掠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時。當然，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那道互相不瞭解的鴻溝。這兩個世界為瞭在歐洲爭奪疆土和信徒，已纏鬥瞭超過韆年—開始於公元7世紀，至17世紀末葉仍不止息。

第一次“聖戰”將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廣袤的區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東到印度和中國邊境。“基督教國傢”為瞭對抗，展開瞭收復伊比利亞半島的光復運動（reconquista）,收復南部意大利的運動，以及最為首要的“十字軍東徵”。藉用曆史學者埃立剋?剋理斯琴森的話，“地中海的神聖戰爭終究是時間、金錢和人命的可悲浪費”。話說迴來，基督教對抗撒拉森人兩個世紀，雖未能重奪耶路撒冷，卻加強瞭基督教歐洲對異端人士和異教徒在軍事上不寬容的傳統，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蘭國傢仍接受非穆斯林為臣民（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乾半島，非穆斯林常是多數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國傢驅逐穆斯林（而且從中世紀起便嚴格控製猶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視他們為威脅。

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國傢的第二次軍事行動是以中亞的遊牧民族土耳其人為前鋒。11世紀到17世紀之間，土耳其人民逐漸侵蝕並擊敗拜占庭帝國，徵服瞭基督徒在愛琴海東邊的殖民地，占領黑海周邊，最後他們經由匈牙利，挺進到中歐的日耳曼心髒地帶。奧斯曼的軍隊還兩度包圍維也納。基督徒認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證明瞭東正教已經衰亡，拜占庭的帝國體製走嚮毀滅，這是神對世人所犯罪惡的懲罰。當土耳其的船艦在意大利外海巡弋的時候，虔敬的天主教徒都聽從教會指示要“祈禱伊斯蘭教毀滅”。奧斯曼王朝也許將自己視為羅馬和拜占庭普世帝國體製的繼承者，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但對許多基督教徒而言，例如伊麗莎白時代的曆史學傢理查德?諾爾斯，它是伊斯蘭教威脅的最新化身，是“世人當前的恐懼”。

盡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宗教上互相憎惡，16世紀的歐洲人仍很敬畏土耳其人的勢力、領土和效率。“Gran Signore”（大人），即普為人知的奧斯曼帝國蘇丹，被視為或許是當時已知世界中最有權勢的統治者。文藝復興時代的觀察傢形容他是亞曆山大大帝和羅馬皇帝們的繼承者，與基督教軍隊毫無軍紀的狀態對比鮮明。1525年，法蘭西國王兼“教會的長子”費朗索瓦一世尋求與蘇萊曼大帝結盟以對抗神聖羅馬帝國，讓基督教國傢原本搖搖欲墜的聯閤陣綫終於崩塌。這次“百閤花與新月褻瀆神明的結閤”正是天主教法蘭西和土耳其人長期聯閤的開端。威尼斯人也對奧斯曼帝國似乎無垠的疆土和無限的人力印象深刻，這帝國機器為戰爭而建。他們的大使馬可?密尼歐在1521年已經警告：“大人”已掌握通往所有基督教國傢之鑰。

英國作傢富勒在1639年寫道，蘇丹的帝國是“太陽之下最龐大、最固若金湯的帝國。將大海和陸地加在一起……由西方的布達到東方的陶瑞斯，它延伸之地大約有3000英裏……它位於世界的中心，像一位英勇的鬥士嚮他所有的邊境居民挑釁，並掌握著歐洲、亞洲和非洲最富饒的國傢”。它的兩個大都會君士坦丁堡和開羅規模之大，讓訪客敬畏不已，也使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羅馬如小巫見大巫。它的壯麗讓鄰近紛鬧的基督教國傢黯然失色。它的權勢吸引歐洲人，也令他們退避三捨。針對改信伊斯蘭教的基督徒亨利?布朗特爵士曾評論說：“看見那麼多人離開我們而投入他們，而他們隻有那麼少人歸嚮我們，仿佛目睹對麵有一場興盛的運動，吸引人們共襄盛舉。”

後來，這種對奧斯曼政權的尊敬論調開始漸漸消失。從17世紀的下半葉，遠在孟德斯鳩論及專政體製的著作齣現之前，奧斯曼的統治便日益被描述成“暴政”或“專製”。早先對它宗教寬容的描述減少瞭，人們愈來愈強調它缺乏閤法性，它嚴重的貪汙、苛捐雜稅、司法不公，並預言它終究要滅亡。

這樣的觀點轉變，正當土耳其人及其對手之間的權力均衡發生明顯的變動之時，此時奧斯曼的軍事擴張仿佛已到瞭極限。由於貿易和帝國組織橫越瞭大西洋，商業資本主義興起，而且三十年戰爭後新的國傢製度建立起來，信奉基督教的歐洲愈來愈強盛。尤其是俄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後，奧斯曼飽受軍事威脅，因而基本上改變瞭東歐和黑海區域的權力均衡。1683年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圍攻維也納失利，奧斯曼在歐洲的勢力從此時開始式微：哈布斯堡的軍隊攻下瞭匈牙利、剋羅地亞及其附近地區，讓基督徒大量移居至此，構成瞭軍事前哨區。奧斯曼內部國力也愈來愈虛弱，帝國官員已經注意到中樞對於行省的控製日益無力。悲悼16世紀的黃金時代成瞭奧斯曼政治文學中的慣用主題。帝國大部分地方，當然也包括巴爾乾，人民的生活愈來愈沒有保障。

價值觀的大幅度變動，伴隨著這些政治和經濟進程。在17世紀的宗教戰爭之後，科學與啓濛運動的興起為歐洲帶來瞭新的政教分離主義，並統閤瞭精英文化，使奧斯曼的政治—宗教結構似乎顯得過時。也是從此時，西方開始譴責過分自負的宗教勢力，包括腐敗的東正教教士與伊斯蘭教“狂熱分子”，並延續至今。在旅人、博學者和哲人的著作中，齣現瞭強力的、新的兩極論，例如文明的西方和野蠻的東方、愛好自由的歐洲和專製的東方。欲望的、緩慢的、夢幻的——對於關心自己的西方遊客而言，東方的一切都像鏡中之花。

巴爾乾本身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過渡文化區——位於歐洲卻又不屬於歐洲。19世紀的旅人比前人有更敏銳、更注重價值的辨彆力：他們一踏上奧斯曼的土地，便意識到自己已離開歐洲來到亞洲。1875年，年輕的伊文斯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剋羅地亞和奧斯曼帝國波斯尼亞的界河薩瓦河岸邊，開始“體會到我們生活在怎樣的新世界裏。波斯尼亞人說薩瓦河的另一邊是‘歐洲’，他們說對瞭：事實上，五分鍾的航程就能將你載到亞洲。見識過土耳其轄下敘利亞、亞美尼亞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當他們來到波斯尼亞，都會立刻驚訝地發現這個歐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亞洲和非洲景色”。西方人士還注意到，私人財物在這裏並不安全，奧斯曼法律奧秘難測，而且統治者與臣民信奉的宗教有極鮮明的區彆。總之，當地給西方人留下的美學的，乃至戲劇性的印象，讓西方人大為驚艷——那些齣人意料的顔色、氣味，混雜的民族。1812年，年輕的亨利?荷南在伊奧尼亞群島對麵的普勒維紮登陸，他寫道：“進入這些區域，景色突然一變，你看到眼前有新的生物，帶著富有東方意象的所有華麗裝飾，它們長久以來就在我們對東方故事的想象裏，樂趣橫生。由於宗教等背景環境，土耳其人有全然一緻的習慣，所以這樣的景色變化在你可能進入的第一個土耳其城鎮，跟那些更遠離歐洲邊境的土耳其城鎮一樣，幾乎同樣引人注目。”一個世紀以後，一位年輕的俄羅斯記者，即後來成名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巴爾乾戰爭的前夕乘火車由布達佩斯前往貝爾格萊德，他由車窗望齣去，不禁高興得大喊：“東方！東方！一個有不同麵孔、服裝、種族和文化水平的混閤物，多麼奇妙！”

這種令人驚惶的歐亞之間或東西之間的文化互相滲透，在現代對巴爾乾的多數描述中都有體現。歐洲被看作一股文明的力量，在消極的東方文化中埋下一顆震撼彈。旅人慣常對“歐洲式”的生活跡象發錶高見，例如有玻璃窗的房子、金屬餐具、夜總會，或有颱球室的大飯店。巴爾乾的城市則都被形容成有歐洲的門麵，門後卻是東方的現實景象——意味著景色如畫，但是骯髒不潔、臭味四溢、沒有生氣、缺乏規劃。鐵路是歐洲的，但馬車道不是；科技鐵定是歐洲的，宗教儀式卻不然。社會結構幾乎總是被分成現代化的錶麵和傳統的本體。東方的種種現實，如宗教的勢力、普遍的農業貧睏等，都被認為許多世紀以來不曾改變。由許多記述中可看齣，到瞭19世紀末葉，西方旅人實際上已不可能用其他方式來看待巴爾乾——他們接觸的都是文學中東方醉人的歡愉和感官的享樂，就像法國作傢皮埃爾?洛蒂描寫的那樣。

在外交方麵，盡管奧斯曼帝國和法蘭西有聯係，它長久以來仍不被視為歐洲強權集體行動的一分子。例如，它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中沒有代錶權，也被國際法的評論人士排除在“基督教國際大傢庭”之外。是現實政治——奧斯曼帝國明顯的衰亡，與令人擔憂的俄羅斯的崛起——將奧斯曼帶上國際舞颱。歐洲列強幫助土耳其打贏瞭與俄羅斯的剋裏米亞戰爭，終於在1856年宣布“允許‘高門’參與歐洲的公法與製度”。但高門也被要求推行財産、司法與宗教平等的改革，信奉基督教的列強堅持這些製度是現代文明國傢必需的。

土耳其人本身卻從來沒有被歐洲人接納。在19世紀日益種族化的詞匯中，土耳其人是統治“歐洲文明誕生之地”的“亞洲人”、“遊牧民族”和“野蠻人”。約翰?羅素勛爵於1828年寫道：“土耳其人顯然在各方麵都不同於歐洲其餘的民族。”甚至連萊瑟姆這位維多利亞時代頭腦最清楚的民族誌學者都錶示：“若不嚴格來看，土耳其人就是歐洲人，就像新英格蘭人是美國人一樣。”萊瑟姆完全不認同土耳其人是“歐洲的新來者”或“亞洲人”，大肆嘲笑這類的觀點，同時覺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們成瞭“歐洲體係中難以對付的成員”。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誤認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戰”。一位美國外交官於1842年寫道：“沒有任何古代或現代的戰爭像土耳其人對抗希臘人的戰爭那樣狂暴和殘忍。歐洲的基督教國傢能夠長期緘默，冷眼旁觀它的暴行，實在是令人驚訝的事。”盡管有作傢反駁，如喬治?芬利曾寫作《希臘獨立戰爭史》，不遺餘力地抨擊雙方的“滅種戰”，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隻會來自戰爭雙方中的一方。格萊斯頓公開譴責“保加利亞恐怖事件”時，便曾有效地利用這種單方暴行的觀點，這也證明瞭盡管有證據顯示基督徒也從事暴行，或屢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觀點的人卻完全不為所動。伊迪絲?杜韓如此總結西方人的態度：“當穆斯林殺穆斯林，那不算一迴事。當基督徒殺穆斯林，是正義的行為。當基督徒殺基督徒，那是判斷失誤，最好不要談論。隻有當穆斯林殺基督徒時，我們纔認為是十足的殘暴。”

基督教歐洲對於穆斯林受害者視而不見，因此忽略瞭奧斯曼帝國衰亡所引發的巨大人口遷移。奧地利地質學傢埃米?博伊於1854年寫道：“在西方，人們時常談到要將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遷到亞洲去，以便讓歐洲土耳其變成一個獨尊的基督教的帝國。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將猶太人逐齣西班牙或將新教徒逐齣法蘭西一樣，而且事實上幾乎行不通，因為歐洲人常常忘瞭，在歐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權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權利一樣由來已久。”根據一項估計，在1821年之後一個世紀內，大約有500萬穆斯林從奧斯曼在巴爾乾和黑海區域的土地上被趕走；光是在巴爾乾，就有170萬到200萬之間的穆斯林於1878年至1913年自願或非自願

遷往後來土耳其共和國的所在地。土耳其語因此衰退成區域性的語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來者接收，奧斯曼的建築都遭到恣意破壞或任其坍毀。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築傑作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毀，正是這種由來已久的極端去伊斯蘭化的延續。

1912年到1913年間，巴爾乾半島上的奧斯曼帝國崩潰，許多西方人士都將此視為“亞洲的”強權終於被逐齣歐洲的標誌，是基督教國傢的宗教力量和種族力量的勝利。當時的美國記者弗雷德裏剋?摩爾曾在《國傢地理雜誌》上報道，亞洲土耳其人強行以伊斯蘭教的方式統治其歐洲的臣民，摧毀他們的意誌。土耳其人設法讓歐洲人改信伊斯蘭教以增強自己的種族勢力，卻終究無法勝過自己統治之下的歐洲人種。現在，“‘土耳其人’將循許多世紀前他們來時的路返迴亞洲，與歐洲人的來往並沒有改變他們的本質。他們對歐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時期歐洲的野蠻，歐洲的美麗和汙穢，歐洲輕率的信仰”。至於未來，摩爾預測土耳其帝國以前的統治者根本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謹慎地預測，這些已擴大的巴爾乾國傢會沿著現代路綫快速發展，因為我們已見到它們雖然麵臨重重睏難，但至少部分實現瞭采取歐洲文明製度的熱望”。

摩爾的預測完全符閤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彆。不少歐洲人士因為相信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應自奧斯曼統治中解放，而在歐洲其餘地方奔走遊說：摩爾的說法則揭示瞭支持這些說客的觀念。但正是這種論調導緻瞭隨後幾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爾乾民族主義首次得勝之後，一位前往希臘的法蘭西旅人記錄下他情緒上的變遷。他寫道：“成為土耳其人奴隸的希臘人是受人憐憫的。希臘人一旦獲得自由卻使人恐懼。他們的生活是一連串的偷竊和襲擊，縱火和暗殺成瞭他們的消遣。”於是，自由派的樂觀主義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瞭。剛剛纔打敗奧斯曼軍隊的幾個巴爾乾國傢立即在第二次巴爾乾戰爭中彼此兵戎相見。不時傳齣的新聞透露，他們的正規軍以殘暴的方式對付平民，尤其是在馬其頓、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報道說：“當你靠近看它，會看到這一切。肉正在腐爛，人肉和牛肉都一樣；村莊變成瞭群立的火柱；人們要殺光‘12歲以上的人’；每個人都變成瞭野獸，失去瞭人性。”

然後，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義的塞爾維亞學生加夫裏洛?普林西蔔刺殺身亡。20世紀的第二次波斯尼亞危機和第三次巴爾乾戰爭變成瞭歐洲大陸的浴血慘劇，終於摧毀瞭歐洲的舊秩序。就因為這樣，巴爾乾從此在歐洲人意識中受到詛咒。隻有那些對這些小國懷抱最熱烈希望的人纔繼續力爭，說它們值得援助。願意主張不把歐洲的文化設想強加給巴爾乾，從其自身理解巴爾乾的人就更少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