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慈善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作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慈善事業日益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慈善發展勢頭強勁,捐贈額和基金會數量屢創新高,公益行動、誌願者、非政府組織、微慈善、網絡慈善……各種新生事物如雨後春草,正在改變中國社會的麵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大愛中國的巨大能量。2015年,國務院齣颱《關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3月,《慈善法》審議通過,中國慈善事業駛上瞭快車道。由於種種原因,製度法規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動不規範、慈善氛圍不濃厚,影響瞭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發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迅速殃及整個慈善事業。一次惡性事件,竟然撼動百年紅會基業,讓其信譽跌到榖底,也摺射齣當前慈善發展的尷尬局麵:一邊是迅速增長的慈善組織數量與善款數額,一邊是脆弱的資金鏈條和社會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賴於全社會慈善意識的增強和慈善文化的培育。***同誌指齣:“要廣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揚慈善精神、宣傳慈善典型,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在全社會形成人人心懷慈善、人人參與慈善的濃厚氛圍,共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齣應有貢獻。”①在汲取傳統精華、藉鑒海外經驗的基礎上,結閤社會主義製度優勢,塑造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國當前慈善公益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儒釋道均強調慈善,各種典籍中相關記載更是汗牛充棟。《周易》說:“積善之傢,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傢,必有餘殃。”《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說:“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佛教講:“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太上感應篇》講:“積德纍功,慈心於物。”《瞭凡四訓》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這些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深深紮根於民眾生活之中的主流價值。慈善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除關注慈善思想外,應該將目光更多投嚮慈善製度、組織及慈善傢群體之中。
迴顧曆史,人們經常會陷入矛盾之中:對於先賢的嘉言懿行或製度典章如數傢珍,贊譽有加;但對組織運作及具體實踐則語焉不詳,諸多貶斥。對於傳統慈善,這一點體現的格外明顯。中國*早的慈善組織是什麼?各種社會保障政策施行情況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納入慈善事業範疇?養濟院、育嬰堂、同善堂、清節堂都是哪些名堂?傳統慈善對當下有何藉鑒之處?這些問題,慈善實務界和學術界很多人都說不清楚。對於中國傳統慈善,很長時間充斥著深深的偏見與誤解。十多年前,《中國大百科全書》“慈善事業”詞條,認為慈善“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瞭做好事求善報……它隻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這種錶述在很長時間代錶瞭輿論與學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會發現,這種觀點晚清時期就很普遍瞭。120多年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將仁慈列為中國人的“美德”,又認為中國人“缺乏同情心”。他寫道:“讓現實的慈善活動變成一種本能,無論是否有確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機會去做善事,這樣的心理在中國人中間幾乎是完全看不到的。這的確不能說是人類的進步。”“任何一個有腦子的中國人都會意識到,為減輕災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勞無益的,無論是個人的善舉還是政府的乾預。”他不無自豪地提齣,中國人應該學西方,“必須經曆西方國傢所經曆過的那個過程,這個過程使仁慈成為生活中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
黃永昌,1982年生,湖北麻城人,2010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現供職於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副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中心武當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武當文化、慈善文化,先後主持國傢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湖北省社會科學基金在內的課題10餘項。著有《傳統慈善組織與社會發展:以明清湖北為中心》,在《史學月刊》《近代史學刊》等發錶論文30餘篇。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何以生江南:清代義葬的淵源與背景
第一節 傳統義葬思想與實踐
第二節 清代江南的環境與社會
第三節 禮俗之間:清代江南的喪葬弊俗
第四節 江南的喪葬問題與社會應對
第二章 時空脈絡:清代江南義葬的發展軌跡
第一節 清代江南義葬階段特徵
第二節 蘇南義葬的發展
第三節 浙西義葬的發展
第四節 江南鄉鎮義葬發展
第三章 清代江南義葬的形態功能
第一節 捐設義塚與保墓護塋
第二節 整頓停棺不葬與施棺助葬善舉
第三節 屍骸問題與掩骼埋黹善舉
第四節 善後之政:災荒與戰亂中的義葬
第五節 安撫羈旅:客寓商旅的義葬善舉
第四章 善的體係:傳統慈善事業的諸麵嚮
第一節 義葬的思想文化根源
第二節 清代江南善人群體與慈善網絡
第三節 善舉與政教:義葬的政治文化內涵
第四節 清代慈善發展的睏境與應對
第五章 國傢與社會:明清社會變遷中的義葬善舉
第一節 明清社會變遷與儒傢睏境
第二節 從義葬看明清國傢與社會
第三節 慈善與法律之間:以屍場報驗善舉為中心
第四節 清代江南義葬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清代江南義葬與地方社會》:
四 常州府
順治初,因明製,常州共轄五縣。雍正二年(1724),析武進置陽湖,無锡置金匱,宜興置荊溪。一府之中,有3處兩縣同城者,全國僅蘇常兩地。此後,常州政區相對穩定。共領8縣即武進、陽湖、無锡、金匱、江陰、宜興、荊溪、靖江。其中,靖江縣在江北,與江陰隔江相望,今屬泰州。該地雖屬吳語區,經濟文化與江南差異較大,相關史料也較缺乏,此處從略。
明清以來,常州社會經濟繁榮,文教水平與蘇鬆不遑多讓,在慈善方麵也很發達。常州是善會善堂的發源地,東林黨人錢一本(字啓新)、顧憲成(號涇陽)、高攀龍(世稱景逸)、劉元珍(號本孺)等在武進、無锡等地創辦同善會,是傳統慈善的標誌性事件。萬曆三十二年(1604)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纔(“東林八君子”)等人,在老傢無锡發起東林大會,製定瞭《東林會約》,叱吒風雨的“東林黨”登上曆史舞颱。東林黨不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扮演重要角色,也直接主導瞭同善會的創建和經營。康熙《常州府誌》記載:“同善會之舉始自明,武進錢啓新,無锡顧涇陽、高景逸、劉本儒諸先生踵行之者,歲歲不絕。而丁彥超、堵濂生兩先生復為除夕一會,亦本此意行之。”①
明清易代,常州慈善發展經曆較長沉寂期。康乾時期,常州府齣現多處善會善堂,多是育嬰堂、養濟院等,義葬類相對較少。最早的當推宜興樂善堂,由邑人曹亮武倡捐施棺多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為育嬰堂。②自乾隆中期到道光時期近百年間,常州慈善發展迅猛。從地域上看,府城武進、陽湖的善會善堂達60餘處,義葬相關者40餘處,嘉道時期形成瞭以武進存仁堂、陽湖同仁堂為核心的,遍及城鄉的“報驗網絡”,專辦各地報驗收埋水陸路斃浮屍事宜,武進鄉鎮善堂就多達30餘處。宜興、荊溪地方有各類堂局多達70處以上,義葬類數十處,廣泛分布於城鄉間。這在江南都是不多見的。江陰、無锡與金匱三縣則相對遜色,但為數亦不少。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進鄉紳張百齡集資在懷南鄉創建懷仁堂,主辦貧民棺殮、義塾等,這是常州最早的義葬類善堂。最具指標意義的無疑是武進存仁堂。該堂創辦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開始時依然是以賑濟無告為主,此後逐漸兼辦施棺、報驗等義葬善舉。①嘉慶六年(1801),紳士劉煊等主持創建瞭陽湖同仁堂;每年集捐製棺,收埋路屍及施給貧民不能殮埋者。存仁堂和同仁堂成立後,迅速成為當地善堂的核心,為城鄉競相效仿。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憲等在奔牛鎮創辦安西鄉同仁堂,辦理施送棺木。
嘉道時期是常州義葬發展的一個高潮時期。嘉慶二年(1797),無锡人秦震鈞等在金匱城隍廟東倡建同仁堂,舉辦施藥、施棺、施棉胎事務,另附棲流所三處,義塚九處。②由於水陸路斃浮屍無親屬認領者,往往纍及地主地鄰,該堂還規定,無論浮屍路斃有無傷痕,均由善堂報驗殮埋,不傳地主地鄰。這就是有名的“锡金成例”③。嘉慶十二年(1807),新陽天區三圖尚書裏創辦敦善堂,收埋暴露、報驗路斃兼施衣藥棺木。嘉慶十六年(1811),武進、陽湖官紳趙翼、劉弼全等,主張仿照锡金成例,辦理報驗,武進地方以存仁堂為總局,陽湖以同仁堂為總局,由兩知縣給發蓋印聯單,交堂董報驗,通詳院司立案。臬憲每年發給堂董護照,載明有傷報驗、無傷由堂董驗明殮埋。其中存仁堂由堂董劉弼全負責,同仁堂歸堂董張利貞、董敏善負責。由於經費不敷,兩堂隻舉辦近城五裏以內報驗事務,不及遠鄉。推行幾年後,效果顯著。
……
前言/序言
慈善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作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慈善事業日益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慈善發展勢頭強勁,捐贈額和基金會數量屢創新高,公益行動、誌願者、非政府組織、微慈善、網絡慈善……各種新生事物如雨後春草,正在改變中國社會的麵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大愛中國的巨大能量。2015年,國務院齣颱《關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3月,《慈善法》審議通過,中國慈善事業駛上瞭快車道。由於種種原因,製度法規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動不規範、慈善氛圍不濃厚,影響瞭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發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迅速殃及整個慈善事業。一次惡性事件,竟然撼動百年紅會基業,讓其信譽跌到榖底,也摺射齣當前慈善發展的尷尬局麵:一邊是迅速增長的慈善組織數量與善款數額,一邊是脆弱的資金鏈條和社會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賴於全社會慈善意識的增強和慈善文化的培育。習近平同誌指齣:“要廣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揚慈善精神、宣傳慈善典型,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在全社會形成人人心懷慈善、人人參與慈善的濃厚氛圍,共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齣應有貢獻。”①在汲取傳統精華、藉鑒海外經驗的基礎上,結閤社會主義製度優勢,塑造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國當前慈善公益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儒釋道均強調慈善,各種典籍中相關記載更是汗牛充棟。《周易》說:“積善之傢,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傢,必有餘殃。”《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說:“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佛教講:“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太上感應篇》講:“積德纍功,慈心於物。”《瞭凡四訓》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這些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深深紮根於民眾生活之中的主流價值。慈善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除關注慈善思想外,應該將目光更多投嚮慈善製度、組織及慈善傢群體之中。
迴顧曆史,人們經常會陷入矛盾之中:對於先賢的嘉言懿行或製度典章如數傢珍,贊譽有加;但對組織運作及具體實踐則語焉不詳,諸多貶斥。對於傳統慈善,這一點體現的格外明顯。中國最早的慈善組織是什麼?各種社會保障政策施行情況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納入慈善事業範疇?養濟院、育嬰堂、同善堂、清節堂都是哪些名堂?傳統慈善對當下有何藉鑒之處?這些問題,慈善實務界和學術界很多人都說不清楚。對於中國傳統慈善,很長時間充斥著深深的偏見與誤解。十多年前,《中國大百科全書》“慈善事業”詞條,認為慈善“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瞭做好事求善報……它隻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這種錶述在很長時間代錶瞭輿論與學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會發現,這種觀點晚清時期就很普遍瞭。120多年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將仁慈列為中國人的“美德”,又認為中國人“缺乏同情心”。他寫道:“讓現實的慈善活動變成一種本能,無論是否有確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機會去做善事,這樣的心理在中國人中間幾乎是完全看不到的。這的確不能說是人類的進步。”“任何一個有腦子的中國人都會意識到,為減輕災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勞無益的,無論是個人的善舉還是政府的乾預。”他不無自豪地提齣,中國人應該學西方,“必須經曆西方國傢所經曆過的那個過程,這個過程使仁慈成為生活中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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