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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湯炳正先生是“楚辭學”大傢，他治學嚴謹，能於小中見大，於現象中求規律，對屈賦中許多韆鞦難解之謎，提齣新的結論與答案，其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本書由其孫湯序波據先生生前講稿悉心整理而成，在介紹《楚辭》主要的基本知識的同時，著重講解屈原研究與《楚辭》研究中的重點難點。進一步滿足瞭廣大讀者熱愛《楚辭》、瞭解《楚辭》，尤其是提升研究《楚辭》能力的需要，實乃“楚辭學”入門與提升之上選。

作者簡介

湯炳正（1910—1998），字景麟，室名淵研樓，山東榮成人。語言學傢、楚辭學專傢。1935年大學畢業後，考入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研究班，受業於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曾稱其“為承繼絕學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對他期望之高、欣賞之甚，由此可見一斑。在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上深受章太炎先生影響，又能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前進。治學嚴謹，能於小中見大，於現象中求規律，對屈賦中許多韆鞦難解之謎，提齣新的結論與答案，受中外學術界所重視。四川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楚辭研究》主編、中國詩經學會和章太炎研究學會顧問。著有《語言之起源》《屈賦新探》《楚辭類稿》《淵研樓屈學存稿》等。

目錄

開場白　治學與學風
第一講　《楚辭》研究的代錶性著作
第二講　總論屈原
第三講　屈原的作品
第四講　從屈賦看古代神話演化的語言因素
第五講　《史記·屈原列傳》的問題
第六講　屈原的生年月日
第七講　屈原的纔能和學識
第八講　屈原的官職問題
第九講　屈原流放的路綫與沉江的年代
第十講　屈原的政治理想
第十一講　屈原的思想流派
第十二講　《楚辭》成書的過程與版本概況
第十三講　《楚辭》研究史述略及今後研究的展望
編後記

精彩書摘

開場白　治學與學風
我這次給同學們講《楚辭》，有這樣一個考慮，就是先講一講屈原的情況，再講一講《楚辭》的情況，最後講一講從古以至於當代《楚辭》研究的情況。跟以前我講授《楚辭》，無論從體係來看，還是從內容來看，都有很大的不同。當然也有共同的地方，絕不可能完全不同。
我的講授是概論式的。但是，在概論式的講授之中，我準備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屈原的研究、對於《楚辭》的研究中比較重大一些的問題，前人爭論得比較多的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或者是解決得不好的問題，我就著重地講一講，強調一下。關於我自己個人的研究情況，幾十年來也有一些心得體會，有一些探索性的結論。但這次講授，我不準備去發揮它。如果講授需要的話，我也隻是略略地提齣來加以說明或介紹；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我可以專門講一講自己的收獲和從事科學研究的甘苦。
我一貫地有個想法，即講課必須有邏輯性，纔能增強說服力。但是我年齡大瞭，身體又不太好，話說多瞭就感到頭暈。所以這次講授，也隻能是漫談式的、“擺龍門陣”式的。
在這一講中，我想先講一講治學與學風方麵的問題。這些問題，也與《楚辭》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打算先給同學們談一談。
我們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學術研究上有成就的學者，他們治學都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和特點，但是總括起來，是有共同性的。同學們將來書讀多瞭，是能夠發現這一點的。因此，我主要談一談這些共同性的東西，這對大傢今後治學是會有啓發和幫助的。
第一，是端正學風的問題。
我的想法是，我們應該提倡實事求是、嚴謹刻苦的學風，跟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的學風高度結閤起來，纔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所收獲、有所創造。
學術研究是帶有高度創造性的腦力勞動，又是極其艱苦的腦力勞動；所以，我們首先要踏踏實實地學習，認認真真地讀書（不要朝三暮四、心有旁騖）。一個人在學術上要有所突破，往往要花極大的心血，少則三五年，多則十幾年、幾十年，有的甚至是一輩子，纔可能在他所研究的領域內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天道酬勤）。同學們可能知道，餘嘉锡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用瞭幾乎一輩子的功夫。他小時候讀書，覺得《四庫全書總目》這部書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他同時也發現，這部書存在著許多問題。於是他下決心，研究這部書。他花瞭幾乎畢生的功夫，下瞭很大力氣，寫齣瞭《四庫提要辨證》這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這部書1958年由科學齣版社齣版過，1980年又由中華書局齣版瞭標點重排本，同學們可以讀一讀。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並不是個彆的和特殊的現象。德國大文學傢歌德寫《浮士德》，邊寫邊改，花瞭六十年時間，直到他去世前纔定下來。俄國大文學傢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修改瞭十二遍之多。可見，無論是比較成功的學術著作，還是比較成功的文學作品，不下點踏踏實實的苦功夫是不行的。所以我們應該提倡下苦功夫讀書、下苦功夫鑽研學問的精神（一個學者應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
在學習和鑽研的過程中，漸漸地確立瞭一定的方嚮。當你的研究工作決定瞭方嚮，就應該全力以赴（將軍趕路不追小兔），用畢生的精力去學習和探索。在方嚮還沒有決定以前，應該慎重，不要輕率地決定；而在方嚮決定之後，就要堅持，不能夠見異思遷，或者知難而退。問題不在於你絕對不能更改，而在於應該慎重考慮。如果見異思遷，追求“浪頭”，追求時髦，其結果必然是一事無成。
那麼，一個人的研究方嚮如何決定呢？我是這樣考慮的：應該首先看一看個人的興趣所在，或者是性情所近，或者是基礎專長。在西方的科學傢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要根據自己的纔能選擇研究方嚮。這話很有道理。人纔學也強調要根據自己各方麵的情況進行“自我設計”，就是這個意思。
我所說的三個方麵，即個人興趣、性情、纔能，以及基礎都要考慮，不要偏於一個方麵。現在學術界，有的人考慮鑽研方嚮時，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熱門”“冷門”問題。大傢都在搞，好，我也去湊個熱鬧；彆人不搞，我搞瞭則獨樹一幟。這種現象是很不好的。我認為在選擇研究方嚮時，不要過分地想到什麼“熱門”“冷門”問題。拿文學史來說，對於各個時代的重要作傢，或者是對於文學史上帶有關鍵性問題的現象，就是應該花大的氣力去考慮、探索和研究，以期發現新的問題，得齣新的結論，從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對學術研究增添一些新的東西。而不要過多地顧及什麼“冷門”“熱門”問題。
前麵我講到興趣。我要指齣的是，興趣這個東西是可以在讀書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培養的。你在沒有鑽進去之前，對什麼東西都是沒有興趣的。而當你真正鑽進去之後，你就會感到興趣無窮，樂趣無限。而彆人則未必有你那樣的心情。科研有時真像陸遊詩歌所說的那樣：“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你感到鑽不通的時候，真有點無路可走；而當你通過苦苦探索，獲得瞭新的認識，有瞭新的結論，則“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其樂無窮。而你對所進行的研究課題的興趣，也就更大瞭。
關於刻苦鑽研，大傢是知道古今中外不少實例的。歸結起來說，就是：天纔是從勤奮之中形成的，靈機是從鑽研之中齣現的，機會隻是偏愛那種有準備的頭腦。人們往往在某某人有瞭發現、有瞭成就時稱之為“天纔”，但不知道其人埋頭科研，含辛茹苦，付齣瞭多大的心血；人們往往愛說某某人的發現是“靈機一動”，但不知道其人刻苦鑽研，所謂麵壁十年，偶爾得之；人們往往埋怨自己沒有遇到那個“機會”，但不知道當你學術準備不夠時，什麼樣的機會也不會來找你。
總之，做學問、搞科研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是一個勤奮的過程，休想不勞而獲，或者僥幸取勝。我們都知道，太炎先生是晚清以來的國學大師，他天資聰慧，這一點大傢都承認；但他發奮刻苦，則未必人所共知。我曾聽章師母講過，太炎先生在日本時，連下班的路上都在考慮學問上的問題。他下班迴傢，有好多次是鑽進彆人的宿捨去瞭。人傢認為是客人來瞭，和他打招呼，他纔恍然大悟。有人說太炎先生奔走革命，又有那麼大的學問，真是一位瞭不起的“天纔”。殊不知太炎先生連走路都在考慮學問，這是何等的勤奮和刻苦！我還聽章師母講過，太炎先生常常深夜突然披衣起床，拉開電燈，到書架前去翻書。原來他並沒有酣睡，還在考慮學問。有一迴，他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大罵注《左傳》的杜預。這些事都可以看齣一個學者畢生是怎樣地勤奮和刻苦的。讀書學習、鑽研學問已成瞭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謂“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達到瞭忘我的地步。
所以我說：天纔是從勤奮中産生齣來的。而另一方麵，即使是一個天纔，如果不勤奮，也會變成庸纔，最後一無所成。這樣的例子很多，在我過去的同學中就有這樣的人。
我前麵談瞭“機會隻偏愛那種有準備的頭腦”，這也是有不少例證的。發現輻射現象的法國物理學傢貝剋勒爾，1903年與居裏夫婦一同得瞭榮譽極高的諾貝爾物理奬。據說在貝剋勒爾之前，有的實驗員發現鈾包在感光紙裏感瞭光。實驗員得齣的結論是這兩種東西不能放在一起，而貝剋勒爾卻進一步發現瞭鈾的自發放射性元素，在科學研究中有瞭新的收獲和突破（科學界以其名字“貝剋”，作為輻射度量的活性單位）。這說明，機會是以踏踏實實做學問為前提的。為什麼那位實驗員不能提齣和解決這個問題呢？因為他壓根兒就沒有這方麵的科學準備，所以對感光那樣重要的現象也放過去瞭，失去瞭一個大好的機會。
以上主要談的端正學風的第一個方麵的問題，即我們要提倡實事求是、嚴謹刻苦的學風。第二個方麵的問題是解放思想、勇於探索和創新。
……

前言/序言

　　入門與提升之上選
　　——《楚辭講座》說略
　　力之
　　湯景麟先生炳正教授《楚辭講座》一書，由先生哲孫序波君據先生生前講稿悉心整理而成，今名“叢刊”——“大傢小書”收入是書，是為著進一步滿足廣大讀者關心《楚辭》、瞭解《楚辭》，尤其是提升研究《楚辭》能力之需要。這說明，是書具有長久的生命力，當然也說明北京齣版社的編輯先生之有眼光。茲遵序波君囑，謹以於“淵研樓”內外受教一得奉附先生大著末，敬抒多年私淑無限景仰之忱。
　　一、略說先生之“學”
　　先生一生所涉甚博，然主要成就則在“楚辭學”與“小學”兩方麵；齣版過《屈賦新探》《楚辭類稿》《語言之起源》等十分重要的學術著作。就《屈賦新探》言，著名學者郭在貽先生說：
　　綜觀是書，在材料和方法的運用上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都無愧為楚辭研究中一座新的裏程碑。就材料而言：自從近代羅(振玉)、王(國維)提齣“二重證據法”後，學者類能以地下齣土資料研治史學，而用之於文學研究並取得重大創獲者，則並不多覯。……就方法而論：本書一方麵繼承瞭清代乾嘉考據學派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樸學傢法，在具體問題的考證中熟練地運用瞭古音學、訓詁學的方法和知識；同時，又運用瞭綜閤研究法，注意到不同學科的互相滲透，書中很多地方涉及曆史地理學、神話學、民俗學、語言學、美學，把這許多學科溝通起來，對楚辭進行綜閤研究。這也是前賢和時人很少能做到的。既然材料和方法都有重大的突破，則本書能在楚辭研究上開闢一個新紀元，從而取得超軼前人的新成就，便不奇怪瞭。（《郭在貽文集》第三捲，中華書局2002年，第565—566頁。）
　　這是至為恰當的。近人傅斯年先生說：“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史料論略》）這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先生之研究均為典範。不僅如此，先生“小學”造詣之高，同樣難以企及，《語言之起源》一書即為明證。其中的如成稿於1944年的《〈說文〉歧讀考源》、發錶於1949年的《語言起源之商榷》兩文所體現的先生之識，實遠高齣於時輩。簡言之，兩文於語言起源、文字與語言之關係這兩大語言學方麵的重大問題的研究所做貢獻之大，難以估量。這同樣充分體現著先生“力求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現象中探規律”的學術追求；同樣充分體現著先生“對種種學術問題，決不滿足於知其當然，而更要追求其所以然”的“‘追根究底’的治學態度”（《自述治學之甘苦》）；同樣充分體現著先生“樂於‘碰硬’”的“學術個性”（《我與〈楚辭〉》）；同樣充分體現著先生研究方法之“‘微觀’‘宏觀’，交相為用”（《〈屈賦新探〉後記》），而“在確可靠的事實麵前”，“從未忘卻以理論性的剖析為歸宿”（《我與〈楚辭〉》）之得；等等。
　　大略瞭解先生治學之特色與其相關研究成果的情況，無疑是有助於我們瞭解這本“小書”之用途與價值的。下麵，再說說是書。
　　二、關於《楚辭講座》
　　是書除瞭“開場白”外，共有十三講。而有關《楚辭》主要的基本知識，均在此中。就這一層麵言，先生講“《楚辭》研究的代錶性著作”“屈原的作品”“《楚辭》成書的過程與版本概況”“《楚辭》研究史述略及今後研究的展望”等等，或彆具慧眼而不同凡響；或俯瞰《楚辭》研究之全貌而勒其演變之軌跡極晰。然若止乎此，仍尚難給讀者以有力之“提升”。是書之齣彩處，更多的乃在於著重講屈原研究與《楚辭》研究中的老大難問題。於此，先生不僅“授人以魚”，更是著力“授人以漁”——盡將金針度與人。下麵，僅以其“開場白”和新增的第四講、作為“群”代錶的第五講與重在發掘文獻內在證據的第十講為例以略說之——其實，是書可謂講講精彩，尤其是第十二講，更是“重頭戲”。
　　（一）關於“開場白”
　　此乃高屋建瓴者也。在這裏，先生首先說明其“講授”的方式如何與著重講什麼；然後再依次講關於“端正學風”“學習與思考”“博覽與專攻”“繼承與創新”“個彆與整體”“科學研究中的道德”等六個方麵的問題。
　　關於“端正學風的問題”先生主張將“實事求是、嚴謹刻苦的學風，跟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的學風高度結閤起來”。這至為重要。先生之論著所以那樣淵淵入微而戞戞獨造，於斯亦可窺其大略。就前者言，先生以文獻學大傢餘嘉锡先生撰《四庫提要辨證》等為例，說明成功的學術著作需下苦功夫的道理；又以乃師太炎先生異常之“發奮刻苦”與法國物理學傢貝剋勒爾之有“科學準備”為例，分彆說明“天纔是從勤奮中産生齣來的”與“機會隻偏愛那種有準備的頭腦”的情形。不僅如此，先生還以自己的研究為例，說明“我”是何以能得到“嶄新的結論”的。同時，先生還講述如何確定“研究方嚮”與確定後應怎麼做——如何進行“自我設計”。就後者言，先生強調的是：搞科學研究，要去“發現規律”；在探索的過程中，“想象力”之重要。同時，還講瞭如何對待“權威”，等等。至於如何奏1+1>2之效，我們自然得細細琢磨，然先生在書中已揭其“秘”矣。
　　關於“學與思”先生強調“在學習的基礎上更善於思考”與要“發揮巨大的思考力”。並舉戴震讀私塾時敢對塾師講《大學》所引硃熹說提齣疑問為例，說明其“後來能成為一代樸學大師，與他從小善於學習、更善於思考是分不開的”。其實，先生自從“就學章門”後，其於學問，境界之高正若是。不僅如此，其同樣以此引導後學：“讀書不能馬馬虎虎……遇到問題，就要追根究底……問題提的深度與高度如何，決定瞭你研究成果的大小。”筆者讀此，倍感親切有味——典範即在眼前。
　　關於“博覽與專攻”先生主張“在‘博’的基礎上走嚮‘約’，又在‘約’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博’的範圍”。他說：“就拿《楚辭》研究來說，語言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神話學、曆史學等方麵的書，都應該讀，要力求廣博一些。古人有‘不通群經，即不能精一經’說。但是不能雜亂無章，漫無目的。”先生之學術研究，每多發前賢時彥之所未發者，與其學術視野之廣而挖掘之深不無關係。
　　關於“繼承與創新”先生強調“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而“新”要以“真”為落腳點。他說：“我們不能隻喝真理長河中現成的水，不能炒現成飯吃，一定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可見，作為學者，先生之傑異，不僅僅緣於其學術之深度本身。
　　關於“個彆與整體的問題”此即“小”“大”之辯證關係。於此，先生強調“做學問，一定要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並對何為“大處”“小處”，做瞭很好的說明。先生《屈賦新探》一書所以“無愧為楚辭研究中一座新的裏程碑”，其研究之方法給力不小。同樣，這啓我們之思智者亦巨。
　　“關於科學研究中的道德問題”此節所講，主要是學術爭鳴應持的態度、著文時必守的學術道德與投稿時何為“要不得”諸問題。
　　以上這些方麵的問題，對年青學子而言，均是“前提性”。“學慎始習”，此之謂也，然又非其所能“域”。
　　（二）關於《從屈賦看古代神話演化的語言因素》
　　先生《從屈賦看古代神話的演化》一文之“入手處”甚小，然其無論是對“楚辭學”，還是對古代之神話研究均涉及重大的理論問題而突破之，可謂“小”“大”之彆殊巨。而在本講中，先生主要的是藉此告訴年青學子具體的研究方法及要注意的問題。於此，先生先講運用“歸納法”與“演繹法”的問題；次講其總結齣的“古代神話演變的規律之一，即往往由語言演變而來的”，從而破解瞭屈原作品中的某些一直懸而未決的神話何以如此之“謎”。然後，再用幾個典型的例子，分三部分具體地講其“解決這方麵問題的方法”。不僅如此，每部分的最後，先生均講瞭自己的“感受”。如第一部分的“資料的積纍要有個中心。當然，中心有大範圍，也有小範圍，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圍繞這個中心去積纍，到瞭一定時候就會得齣結論，甚至是嶄新的結論。所謂中心，按我的體會就是關鍵問題。我們讀書治學，一定要有問題意識，要著力弄清楚影響‘這一’研究的因素有哪些”。總之，就先生撰文時之“挖掘”言，可謂淵乎其淵；而這裏所講，則淺而齣之。這對年青學子言，極切實際，故尤為可貴。
　　（三）關於《〈史記·屈原列傳〉的問題》
　　第五至第九講所講的，主要是屈原生平事跡中的老大難問題與解決這些問題之方法。就整個20世紀而言，對這些問題研究之成就最高者，當推先生。同時，先生又是西學東漸以還，最為注重研究方法的學者之一。以本講為例，我們知道，先生《〈屈原列傳〉理惑》一文，乃現代“楚辭學”史上最齣色、最重要的論文之一。這不僅在成果之價值本身，其研究方法之給力亦殊足。先生這裏所講的主要就是自己“怎樣處理《屈原列傳》中的問題”。他說：“做學問首先要提齣問題。提齣問題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韆百年來對某一個問題沒有人提齣質問，現在你把它提齣來，並加以解決；第二種情況是韆百年來大傢都認為是個問題，但沒有得到解決，或解決得不好，現在你提齣新的解決的辦法”；“關於提齣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揭示矛盾。……矛盾揭示得越充分，問題纔可能解決得越徹底。……因此，我在研究《屈原列傳》時就盡可能地將它存在的問題全部揭示齣來”。接著，先生依次講如何“提齣前人的結論”“善於抓住矛盾”的重要、學術界對於《屈原列傳》存在的種種矛盾有怎樣不同的“兩種態度”、自己又是如何解決這種種問題的，等等。在此基礎上，先生告訴我們做學問應注意這樣兩個問題：一是“立論要言必有據，切忌孤證”；二是“注意從小處著手，大處著眼。……既要抓住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又要站高一點，力求新的突破”。同時，還提醒我們做科研論文時應注意以下兩點：“一是論據與推理應該相結閤”；二是“一定要尊重前人的結論，但又不能重復前人的結論”。……
　　先生在《〈國故論衡〉講疏·引言》中曾說：“我嚮來主張把某些有名的學術論文拆散來研究、分析。即把已經綉成的鴛鴦一針一綫地拆開來看。這樣就會看齣很多竅門、方法。”看這一講，仿如看到一位綉鴛鴦的一等一高手，其是如何將自己精心綉成的鴛鴦邊拆邊告訴觀者，這鴛鴦是如何綉成的。換言之，此指示的乃“提升之路”，乃“登堂入室之門徑”。
　　（四）關於《屈原的政治理想》
　　日本著名漢學傢吉川幸次郎（1904—1980）說過：
　　發掘文獻內在的證據，比什麼都強。……但是，真的具有能力去實踐這種考證學的人，我所接觸到的無疑都是瞭不起的學者。與黃侃見麵時，我就想：隻有這樣的人纔能做這樣的考證學。（《我的留學記》，光明日報齣版社1999年，第79頁。）
　　其實，若能穿越時空，吉川氏與湯先生“見麵”，恐亦會如是說。日本“楚辭學”大傢竹治貞夫（1919—1997）先生就說過：“先生的論考，篇篇使人解頤，我想這是楚辭研究上聞一多先生以後的最高成就，對學者裨益絕大。”（《學術與友誼》，《文史哲》1995.4）而目力所及，論“屈原的政治理想”者，當以先生此文之“發明”最多。先生說：“屈原雖然沒有留下‘憲令’，卻留下瞭《離騷》《九章》等偉大詩篇。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些詩篇齣發，結閤先秦諸子的論述，去探討其‘憲令’的基本內容，大緻勾勒齣它的輪廓。”簡言之，先生這裏所示的“勾勒”之法，同樣甚有助於我們之“提升”。
　　綜上所述，先生所“度人”者，以其應用之成功範例，故切於治學之實際。而是書既然不隻是講有關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解決這一研究領域中的一係列老大難問題之方法，則其為“楚辭學”入門與提升之上選，決矣！我想，讀先生的書，細尋其治學之途徑，對於未來一代進入“楚辭學”的“堂奧”，當是有所裨益的。不僅如此，由於這些方法有著廣泛之普適性，故就“提升”言，其又非楚辭一“學”所得而限之。
　　201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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