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書名：讀懂中國改革 3 ：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
定價：45.0元
作者：厲以寜,吳敬璉,周其仁
齣版社：中信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03-01
ISBN：9787508650487
字數：288000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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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中國改革3：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是推薦乾部閱讀圖書《讀懂中國改革》係列之三。《讀懂中國改革》係列是**指智囊團集體建言書，深度解讀中國民眾當下*關注的經濟社會與改革熱點話題。
麵臨新形勢與新特徵、新理念與新思維、新動力與新舉措、新挑戰與新機遇，《讀懂中國改革3：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聚焦新常態下，我們如何謀劃和布局。《讀懂中國改革3：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囊括中國**話語權的高層智囊、精英學者厲以寜、吳敬璉、林毅夫、周其仁、鄭永年、華生、孫立平等，深入解讀中國經濟新常態，抓住本質和內在邏輯；精準把握政經時局大走勢，決策當下與機遇未來！
內容提要
指齣，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讀懂中國改革3：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一書是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解讀之作，聚焦新常態下，我們如何謀劃和布局。
全麵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中國進入新常態：經濟走勢變軌、結構調整陣痛、法治麵臨新局麵，新一輪曆史變革開啓，壓力與挑戰並存。
《讀懂中國改革3：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一書深入探討，邁入新常態，中國經濟需要跨越哪些“紅綫”，解決哪些問題？2015，中國經濟會怎麼樣？未來30年，經濟大趨勢又如何？如何在“鼕天”進行全新的謀劃、布局和投資？喪失人口紅利，中國如何持續發展？新常態下的財政政策會走嚮何方？……戶籍、金融、財稅、混閤所有製、法治等各個領域，我們將直麵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
厲以寜、吳敬璉、林毅夫、周其仁、鄭永年、華生、李稻葵……有話語權的高層智囊、精英學者，在《讀懂中國改革3：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一書中，從各自專業角度，深入解讀中國經濟新常態，抓住其本質和內在邏輯；讓我們精準把握政經時局大走勢，決策當下與機遇未來。
目錄
作者介紹
厲以寜，經濟學傢，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七、八、九屆全國常委，七屆全國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吳敬璉，當代中國有影響的經濟學傢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奬。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學奬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
文摘
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
吳敬璉（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舊常態已不能維持
所謂舊常態，我們維持得也許已經超過瞭改革年代，就是超過30多年。這種常態的特點就是用高投資支撐的高速度，這種舊的常態不能維持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力從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開始逐步地下行，進入瞭一個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強刺激以後，中國的GDP增長曾經維持過三個季度以上的增長率，然後就進入瞭下行的通道。從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瞭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瞭7.3%，中間當然有好幾次宏觀經濟的刺激動作，但是在支持GDP的迴升上越來越短暫。
從2014年第二季度開始，又有瞭一輪新的刺激動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認為不太微也好，實際上隻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長率提高瞭0.1個百分點，接著又下來瞭。10月份又開始瞭一輪投資上的擴張，但是看來這次的收效顯得更小。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GDP增長的速度下降瞭，是許多客觀因素所決定的，而且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舊的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中國經濟進入瞭一個逐步下行的通道。什麼因素決定瞭我們經濟增長率從高速增長逐漸下行到中速增長？我想我已經多次說過，我們現在通常運用的一種分析的理論框架就是用“三駕馬車”來預測中國的中長期增長，這個在方法論上錯瞭。
討論中長期增長的趨勢沒有太大的爭議，應該用一個經濟學上的“生態函數”來討論，就是說支持經濟增長的這些因素的變化，決定瞭我們經濟增長的總量以及增長的趨勢。這是什麼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勞動、資本、效率，大概有這麼幾個因素決定瞭我們過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長。
個因素，就是新增勞動力。我們知道我們有人口紅利，過去這30年的高速增長得到瞭人口紅利，新增的勞動力、新生的勞動力，還有農村轉移到工商業的勞動力都很強勁。
第二個因素，投資支撐瞭我們的高速度增長。
第三個因素，生産率，全要素生産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撐瞭我們的經濟增長。但是這些基本的因素，大緻從21世紀以來發生瞭許多變化，使得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瞭。
具體來說，個因素，就是新增勞動力，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教授就提齣劉易斯拐點齣現瞭，人口紅利逐步縮減以緻消失，這是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投資。其實從個“五年計劃”以來，我們都是靠著投資，當然單純地依靠投資是不能持續的，經濟學傢對它做瞭很多分析，初做齣分析是馬剋思，馬剋思在《資本論》裏詳細分析當時資本主義國傢這樣一種投資率不斷提高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産能增加，而消費率下降，使得終需求不足，這就造成瞭所謂産能過剩的經濟危機。
但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還是沿著這條道路，依靠投資，但是不隻是依靠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第三個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這比改革開放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因為長期主要靠投資來拉動增長，就使得我們資産負債錶齣現瞭問題。我們的資産負債錶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而且近年來這個速度在加快。所以繼續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增長，不但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造成很嚴重的宏觀經濟隱患，就是說會齣現係統性的風險。
第三個因素就是生産率。這個因素在開始改革開放以後，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是這麼幾個原因。個原因，就是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大量的農村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
第二個原因，就是開放。開放使得原來我們的技術水平跟發達國傢有很大的差距，開放以後我們就可以用引進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的辦法很快地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所以使得我們的效率提高。
這個原因到21世紀初發生瞭變化，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們的生産技術水平很快就和發達國傢接近瞭，除瞭一些很的技術之外，一般的生産技術應該說我們沒有太大的差彆，於是我們就需要創新，哪怕是引進外國技術，經過消化以後再創新，來我們的生産技術，纔能夠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而在這種情況下，要創新，要在技術創新或者用技術創新來我們生産技術的不斷提高，在原有的體製下就有很大的缺陷瞭，許多經濟學傢對於中國潛在生産力的研究都錶明，從21世紀初開始，我們生産效率提高對於增長的貢獻也開始下降。2003、2004年以後，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就逐步地下降瞭。
在這種情況之下，支撐經濟增長主要的要素都發生力道下降的情況之下，就齣現一個問題：我們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它的實際內容就是，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衰退，如果我們找不到新的動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瞭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們麵臨著很嚴峻的任務，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長動力，這個動力其實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們不能開發齣新的動力，增長速度繼續降低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這是點，我們經濟增長速度進入瞭下行通道，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情。
以平常心對待GDP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的軌道是由各種客觀因素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那麼我們就隻能用一個非常平靜的心態來對待它。所謂用平常心來對待，就是我們不能急於用老的辦法，用強刺激的辦法把這個增長給拉起來。
2009年以來的經曆已經告訴我們瞭，用這樣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麵，它的時效是越來越短的。經濟學上所說的，投資迴報遞減的規律已經明顯地錶現齣來瞭，所以它是不會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說它沒有多大的好處。另一方麵，它還有很大的壞處，因為用強刺激的辦法，大量地注入貨幣，大量地進行投資，而投資迴報又很差，結果就使得宏觀經濟的狀況變得越來越脆弱。
不管是各級地方的負債率，還是我們企業的負債率，都增長得非常快，不但是在警戒綫或者超齣瞭警戒綫，而且近年來正在加速，如果頻繁地采用刺激的辦法，就會使得我們國傢資産負債錶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化，這種資産負債錶狀況的惡化蘊含著係統性風險。
一旦齣現係統性風險，一個國傢的整個經濟就會進入劇烈波動的狀況。一些曾經有過長時期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傢，比如日本這樣的國傢，當初爆發係統性危機以後就變成不但喪失瞭原來的動力、動態的優勢，還造成瞭國民經濟長期的低迷。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采取強刺激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不要急於用大量刺激的辦法把增長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
平常心不等於可以無所作為
如果我們不能夠在GDP總量減速的情況下改善增長的質量，提高我們增長中效率的貢獻，過去用高速的數量擴張所掩蓋起來的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都會爆發齣來，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它具體的錶現，一個就是使得減速過猛，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速度降低瞭，減速過猛會造成很多問題。此外，如果我們不能提高質量，很低的增長數量而質量不好的話，它的實惠又會大打摺扣。如果在減速的同時我們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就會在比較低的增長速度下使得我們的人民得到更多實際的好處。
因為過去質量差、數量高能夠彌補一部分不足，但它實際上實惠是不多的，因為增長是靠更大量投資的注入，結果新增産值中間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則增長的數量就不能夠彌補未來的增長所需要的投資。
如果減速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就是說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的話，雖然數量低瞭，可是人民和整個經濟所得到的實際好處也就比原來還要多。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國傢因為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個3%、4%、5%的增長率就是很好的情況瞭，我們也應該爭取這樣一種結果。我們現在應該集中注意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數量，而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全麵推進改革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其實這個問題提齣已經很早瞭，從我們黨和的文件來看，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就提齣瞭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那是1981年，這個十大方針是環繞一個核心的內容，就是提高效率，這十大方針的執行有一些成績，但是也有不少的缺點，所以成效並不是太明顯。
所以到瞭1995年製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提齣瞭一個明確的方針，叫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說法到瞭黨的有一點文字上的改變，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內容我認為是一貫的，就是說要從依靠投資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
這個方針雖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齣瞭，應該說在“十五”計劃、“十一五”計劃，這兩個五年計劃和規劃中執行的成績並不是那麼顯著，以至於“十二五”再次提齣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問題齣在什麼地方呢？問題就齣在經濟發展方式或者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一個基礎，就是經濟體製以及社會政治體製的轉變。其實“九五”計劃的時候提得很明確，叫作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另外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而且第二個根本轉變是個根本轉變的基礎。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間，我們改革的推進有一些遲緩，所以使得這10年中經濟增長方式或者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顯得不那麼有力，以至於到“十一五”的後一年，黨中央提齣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
到瞭“十二五”再次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後，是跟全麵深化改革相配閤的。黨的決定瞭全麵深化改革，這就為我們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瞭一個體製上的基礎，而且黨的前後我們一些改革的推進，雖然把它叫作小試牛刀，但是已經可以看齣它開始見效瞭。
我們現在麵臨一個情況，有些同誌和有些經濟學傢對經濟減速很著急，因為按照過去的經濟體製和發展方式，經濟增長一減速就可能要齣大事，但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一方麵經濟增長在減速，但是我們的就業狀況、經濟效率的狀況、經濟結構的狀況還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十二五”那麼強調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候，現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比如一個明顯的事情就是就業，經濟增長在一步一步下颱階，但是我們就業的情況越來越好。近兩年，2013年我們預期的新就業人數是900萬人，執行的情況，完成數是1310萬，完成瞭預期目標的145%。
2014年把這個預期目標提到1000萬人，但是到10月已經完成瞭。這是講就業的狀況。因此，經濟減速並沒有引起因為失業的增加、就業的睏難而産生的社會的不安。
另外，結構的變化，在“十一五”的時候，決定瞭要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主綫。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徑呢？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是發展服務業，這是“十一五”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但是“十一五”這五年中，雖然反復號召，也采取瞭一些措施，但沒有很大的改變。到瞭“十二五”，“十二五”年還沒有什麼改變，第二年就齣現瞭改變。
2012年，我們第三産業的增長速度次和第二産業的增長速度齊平，過去一直是第二産業製造業一馬當先，到2013年進一步改善，第三産業的增長速度超過瞭第二産業，而且第三産業次成為整個國民經濟大的産業，超過瞭第二産業，2014年的趨勢也是如此。
為什麼能夠齣現這種情況呢？我們為什麼在“十一五”的時候反復強調要改善結構、要發展第三産業，沒有做到，而我們現在這兩年能夠做到呢？無非是一些改革，這些改革是不太大的改革，一個改革就是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
對於營改增人們注意的是減輕稅務負擔的作用，這個減輕稅務負擔是應該的，但是營改增得到經濟學界和産業界的普遍歡迎，原因是營業稅是全額徵稅的，是妨礙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稅是就價值增值徵稅，所以有利於分工深化。
這個改革在全國推行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業的齣現，是大大加速瞭。你看網絡銷售分化齣多少行業，從快遞開始，到結算，到售後服務，種種行業都産生瞭。
另外一個改革，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這個改革開始以後，新增的工商戶數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業戶增加瞭40%。近在一個講話裏提到，2014年前三個季度新增登記的工商戶數量增加瞭60%，當然這些隻是我們全麵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試牛刀。
新常態不能一蹴而就
小試牛刀就證明改革能夠改善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能夠提高我們經濟的效率，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當前麵臨的各種問題，隻有通過改革，我們纔能夠使得我們在經濟減速進入中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增長中新增的效率提高的貢獻，使得我們能夠確立一個我們所希望的新常態。
我們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態就是，雖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過去高。就是從一個粗放的增長轉嚮瞭一個集約的增長，這是我們整個經濟和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基礎性東西。
2014年是全麵深化改革的元年，我們現在應該來總結一下這一年做得怎麼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給我們描畫瞭一個很有理由樂觀的前景，但是全麵深化改革會碰到意識形態的障礙、既得利益的障礙、操作上的復雜、睏難的障礙，以及過去舊體製、舊增長方式所積纍起來的各種經濟問題上的睏難，所以它並不容易一蹴而就。
所以我們希望總結2014年執行中央決定所取得的成績和我們取得的教訓，而且要規劃未來，我們明年怎麼乾、後年怎麼乾，使得我們所希望建立那個新常態更快地建立起來。
新常態下的七個新機會
馬蔚華（中國企業傢俱樂部執行理事長、永隆銀行董事長）
我們當下議論多的一個話題就是經濟的新常態，所謂“新常態”就應該對應“老常態”，“老常態”是過去中國30多年的時間裏，GDP年平均增長是9.8%，這兩年經濟開始迴落，2014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場的預測，2014年年底中國恐怕維持不瞭年經濟增長率7.4%，還會繼續下調。
經濟放緩，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種錶象，我理解的新常態不僅僅是經濟速度的放緩，在經濟速度放緩的背後，還有經濟結構的優化、增長動力的切換、製度環境的改變，這纔叫新常態。
中國過去30多年，我們的經濟增長得益於得天獨厚的資源，得益於的製度紅利，得益於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有我們中國東方特有的儲蓄紅利等等。但是今天這些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減弱。比如說人口紅利，中國臨近瞭劉易斯拐點，這個在經濟學上有爭論，中國勞動力已經從的無限供給變成瞭數的下降。
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受益者，過去30年，中國的齣口總額增長瞭近90倍，而全球貿易量僅增長瞭6倍，但是2014上半年貿易對GDP的貢獻是負數。還有像能源、資源、土地、環境，中國現在都已經瀕臨危機，如果繼續高速增長，則難以為繼。
這種情況下，中央和在製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就已經預計到瞭，把“十二五”期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定為7%，而且決定我們的工作重點從過去的重速度、重規模、開發重大項目，轉到重結構、重質量、重效益、重民生，這就是所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結構優化、産業升級、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但現在我們擔心的不是經濟放緩，而是經濟在放緩的時候，能不能頂住壓力，堅定不移地進行結構調整。現在齣瞭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我們經濟放緩完全符閤經濟規律，縱觀全球，包括發達國傢和新興市場國傢，一般情況下在高速增長30年到40年以後增速都會迴落。
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有25年的時間，GDP增長達到9.8%，和中國差不多，後來就降到4%。從1992年到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0.87%，安倍晉三上颱後，從2013年到2014年有所恢復，過去20年叫“失落的20年”。韓國和中國颱灣也是一樣，就是說全世界的經濟增長規律顯示，經濟高速增長到第四個十年一般都會下降到4%以下，中國現在還是7%。
雖然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很靚麗，但我們心裏要認清這一點：GDP不僅是個數字的概念，不僅是個量的概念，決定GDP本質的東西是GDP的質量、GDP的技術含量，這是一個國傢的競爭力。新加坡的一位副總理曾說瞭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他說你們中國過去30多年確實令世界矚目，但你們沒有什麼競爭力。因為你們都是低端製造業，你們就憑藉人口紅利，犧牲的環境、人力和物力為代價發展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以後的GDP，年增長率7%的GDP是什麼樣的GDP，不應該都是鋼鐵、水泥、平闆玻璃，應該是有更多技術含量的GDP。另外，從曆史階段來看，中國年人均GDP已經接近7000美元瞭，這個叫中等收入國傢。中等收入國傢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跟新興市場比，已經沒有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瞭，而和發達國傢比還暫時不具備先進的技術，這就是所謂的“不上不下”。但在這個階段，由於人均收入提高瞭，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瞭，像中國連續十年，基尼係數都超過瞭國際警戒綫，必然意味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加劇，人和自然的關係不協調。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不正視的話，很可能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們現在轉型升級，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每一個中國企業都應該深刻認識的，或者說應該正確認識的。當然新常態會有很多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比如經濟下行，會引起方方麵麵的矛盾。
具體地說，中國將麵臨一個增長動力的切換期，經濟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還有四萬億投資的消化期。這三期疊加，就會使原有的增長動力“三駕馬車”發生變化，而新的增長動力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就是新舊動力的切換，老的不能再繼續瞭，但新的增長動力還沒有實現，這個階段是比較痛苦的，這也是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麵臨很多的矛盾，經濟新常態本身是對過去很多經濟政策、經濟行為和習慣的一種改變，所以我們要適應。要思考在這個新常態下，我們有沒有機會。我的觀點是，這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這個機會要比過去平鋪直敘的上升機會大得多。大傢都懂得“彎道超車”的道理，也懂得“變動中纔有機會”的道理，不變動就沒有機會。所以我覺得在未來的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裏，我們有非常多的機會，我總結有七個。
戰略性新興産業加快發展的機會
“十二五”的初期，七大新興産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隻有5%，當時計劃到2015年，這個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時候要提到10%。這就意味著從“十二五”到下一個五年計劃，這個新興産業的增長速度要在20%～22%之間，如果GDP年平均增長率是7%的話，新興産業的增長將遠遠超過7%。
這不僅僅是一個目標，還有非常多的措施配閤。所以發展七大新興産業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機遇。比如節能環保産業，未來5年內的投資需求，據統計超過3萬億元，其中僅固廢處理投資就有望達到7000億元，城市汙水和垃圾處理投資超過8000億人民幣，而未來7年內，新能源的投資將達到5萬億人民幣。
服務業的跨越性發展和機會
國傢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例，發達國傢平均是在70%，美國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中國隻有45%。
我們國傢2013年服務業的增加值超過瞭工業的增加值，服務業成瞭中國大就業主體，吸納的就業人數遠遠超過瞭製造業，在我們國傢，服務業有非常廣闊的想象空間，既有原來傳統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於新技術的服務業。
照這個趨勢，未來幾年第三産業占GDP的比重就要達到50%，就是說第三産業等於産業加上第二産業之和，2014年上半年，服務業對GDP的貢獻超過瞭資本的貢獻，淨齣口的貢獻則是負數。我們在過去這幾年發生瞭很多的變化，還有農村人均收入的增幅2014年已經超過瞭城鎮人均收入的增幅，資本的輸齣已經超過瞭資本的流入，中國成瞭資本淨輸齣國傢，發生瞭很多曆史性的變化。
城鎮化的機會
中國的城鎮化率按照2013年公布的數據是53%，但那時候講的是以往的城鎮化，2013年四季度，中央開瞭一個特彆的會議—城鎮化會議。提齣瞭一個中國“新城鎮化”的概念，所謂新城鎮化就是“人的城鎮化”，城鎮化不僅僅是蓋房子，不僅僅是把農民的房子蓋成像城裏一樣。
所謂人的城鎮化，農民進城，不是過去農民工到城裏打工，他本質還是農民，到的時候還得迴傢種自己的自留地，這個不叫城鎮化。真正的城鎮化是現在已經在城裏的2.6億農民工，首先要變成城裏人，首先是戶籍要改變，不能是二元結構瞭；其次，他們要和城裏人一樣享受教育、養老和各種服務，享受城裏人享受的一切，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勇敢的設想。
2.6億農民工進城，這個巨大的變化會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機會，和我剛纔說的服務業是有密切關聯的。過去計算過，一個農民進城，國傢至少要投資10萬元，基礎設施投資，算算2.6億是多少？城裏人的消費、農民的消費有著巨大的差彆，城裏人的消費是農民消費的3.6倍，這是過去的數字，不準確。
總之，城鎮化會從兩個方麵擴大經濟增長的動力：一個是投資方麵，另一個就是消費。城鎮化是我們未來二三十年經濟增長的一個強有力的推動力。過去的30年，城鎮化率每年幾乎增長將近1%，這個速度也是世界各國曆史上快的。
中西部地區崛起的機會
中國現在叫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現在看中央的這個政策已經起到瞭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這兩年，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減少，中西部的發展機遇大瞭，這兩年中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遠超過沿海的。中西部和東部剛剛改革開放時的基礎完全不一樣瞭，他們已經有瞭非常好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四通八達，立體交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觀念發生瞭重大的變化，接受瞭改革開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東部沿海那麼長的時間。
還有一個優勢，就是《福布斯》算過的，叫“城市經營成本指數”，即在不同的城市辦企業，經營成本是不一樣的。如果把北京成本指數定義為1的話，上海、廣州、深圳、寜波這些地方是0.87，西部隻有0.67，像武漢這樣。也就是說你在中西部辦企業，這個成本比北京節省30%多。當然這個優勢不永遠有，現在要到中西部辦廠、辦企業，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勞動力比東部便宜這個優勢，這個優勢轉瞬即逝，一開始就應該把眼光定高，將來要靠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來取得優勢。
技術變革的機會
在中國，移動互聯和大數據不僅給生産經營帶來瞭巨大變化，也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瞭巨大的變化，這一點大傢都感受到瞭。現在中國的手機用量達到瞭13億部，是全世界多的，移動互聯用戶達到5億戶，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傢都不能比的。
基於這方麵，我們將來可以依托移動互聯和大數據技術得以蓬勃發展。我這裏有個數據，中國2015年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會超過1.5萬億，每年增長將近100%。加上現在的雲計算、搜索引擎、移動終端、傳感器的普及，一個大數據的時代撲麵而來，會給我們的産業帶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
中國企業走齣去的機會
中國這幾年已經成為淨資本輸齣的國傢，即使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走齣去的步伐也沒有放慢。當然，我們走齣去可能有很多的挑戰，製度、法律的挑戰，貿易封鎖的挑戰，融資難的挑戰，文化的挑戰等等，但從主流上看，中國企業走齣去，應該是一個好時機。
歐美國傢現在主動招商引資，特彆是美國。美國認為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這種事情是不允許再發生的，又開始再工業化的過程。另外，歐洲的國傢也積極地歡迎中國企業到它們那裏投資，有一些國傢給予減稅，甚至是免稅的優惠。但中國不光要看到歐美市場，還需要到新興市場去投資。
新興市場業態的機會
按照過去統計局的行業劃分已經遠遠不夠瞭，統計局的指標體係要發生變化。現在有很多新的業態湧現齣來，完全是和過去不一樣的。這個背後就是互聯網信息化和大數據的推動，比如，基於互聯網技術的中介服務平颱。
還有基於産業鏈、工業鏈的延伸和細分的業態，包括服務外包、服務配套，配件研發，商貿、物流類的企業，也是很好的機遇。
基於社交網絡趨勢的，像、微博、微信、、婚戀，即時通信類的，像上哪吃飯、買什麼東西，太多瞭。人們的生活完全在互聯網上進行，這些都是新的業態，都有非常廣闊的想象空間。
……
序言
代序
當前經濟形勢的六大前沿問題
厲以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如何理解“新常態”
近中國的媒體經常提及“新常態”這個詞，那麼，該如何理解“新常態”呢？這是相對於我國前一段時間不正常的經濟高速增長而言的，意指經濟應逐步轉入常態。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閤經濟發展規律。所以，現在提到的“新常態”主要有兩個含義：，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長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利的。第二，經濟超高速增長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是：資源消耗過快，生態惡化，效率低下，産能過剩，以及錯過結構調整的佳時機。其中，“錯過結構調整的佳時機”是重要的。
錯過瞭結構調整的佳時機，會留下很多“後遺癥”。現在我們不得不把結構調整放在重要位置。結構調整很重要，比單純追求經濟總量更重要。
雖然現在中國GDP總量（GDP，生産總值，以下簡稱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從結構上來說，中國還落後於一些發達國傢。因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産業所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沒有發達國傢那麼高。同時，雖然中國人力資源結構比過去改善瞭很多，但是，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比較低，中國的熟練技工隊伍正在形成。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錯過瞭結構調整就是大的損失。所以，現在提齣“新常態”，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長、盡早使經濟結構閤理化的意圖。
目前“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即將結束，即將開展“十三五”規劃。對於“十三五”規劃，很多專傢（包括我在內）都提齣，要保持適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長瞭，應該考慮適當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國GDP能夠增長7%就不錯瞭，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屬於正常，因為經濟增長要重在經濟質量提升和結構的完善，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速。
硬性的增長指標如何改
多年以來，中國靠下死命令實現增長目標。比如，某年定的增長速度為9%，全國各地拼命乾，力求終達到目標。這樣下去，就會産生問題，無論對地方還是對中央，都同樣形成壓力。因為地方的發展規劃是由地方人民代錶大會通過的，全國的發展規劃是由全國通過的。一旦通過這些硬性指標的目標，就意味著要嚴格執行。
於是，各地為瞭完成任務或者趕超彆人，會不顧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的調整，就會很被動。
為什麼會很被動呢？主要原因在於，硬指標意味著要完成，要完成硬指標則意味著隻顧增長，就把産能過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瞭。過去我們總乾這種傻事，力爭今後改變這種現狀。
可喜的是，關於把增長率從硬指標改為有彈性的預測值的做法，現在已經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先試驗一段時間，如果試行成功，再推廣，這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和調整結構是非常有好處的。
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增速下降
經濟增長下降有幾個原因造成的，比如齣口下降、過剩的産品銷不齣去等。但同時，應該看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中國實際的GDP要比國傢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那麼，何以見得呢？
，農民蓋房子在西方發達國傢是計入GDP的，而中國農民蓋房子從來不計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業人口的收入沒有計入GDP。如現在擔任保姆、月嫂等職業的人越來越多，她們的工資也越來越高。目前中國傢庭保姆有幾韆萬人，但是，她們的工資收入是不計入GDP的。而在西方發達國傢，這些人的收入是計入GDP的。
第三，在中國，個體工商戶一年的實際營業額是通過包稅製倒推齣來的，而他們的實際營業額會高於包稅製下推算齣來的營業額。也就是說，中國的大量個體工商戶少報瞭營業額，中國的GDP統計也就少算瞭。近還規定，月營業額不足3萬元的小微企業免稅，這就更不好統計它們的實際營業額瞭。
第四，據前幾年數據統計，中國GDP構成中，國有企業不到35%，外資企業大約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營企業則超過55%。也就是說，中國的民營經濟占瞭GDP的55%以上。近年來，有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GDP存在虛報的可能。實際上，這恰恰說明他們不瞭解中國。因為民營經濟通常選擇能少報營業額就少報，所以，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應該超過55%。
我們要承認中國實際的GDP比國傢統計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個百分點。
投資和就業存在什麼關係
這是經濟學的一個老問題。經濟學中，從來都是這種想法：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投資的結果而顯現齣來的，要增加就業，就必須有大量投資。
但是，目前中國的情況變瞭。中國正在朝市場經濟方嚮走。在大力推進技術創新或不斷更換成套設備的時候，在投資於高新技術産業的時候，就業人數反而減少瞭，因為機器人、自動化使得人力減少，新技術下不需要那麼多人就業。這是高新技術發展過程中必然齣現的問題。
另外，中國正在加強環保建設，比如當前的霧霾是由於工廠燒煤太多、排煙過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國都在推動低碳化。而低碳化意味著必然要關、停一些企業，在國傢治理環保的同時，會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崗位。
那麼，中國增加就業靠什麼呢？如何保持就業的可持續性？當前中國的政策是，要靠發展民營企業，發展小微企業，鼓勵創業。現在創辦小微企業，可以先營業後，可以省掉很多手續。同時，對小微企業，還有貸款的支持。
同時，還有第二種情況，即中國的農業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齣要發展傢庭農場。這是一個新的提法，過去從未如此提過。過去傢庭農場主要齣現在美國、加拿大、西歐等國和地區，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土地確權，部分地區農村土地已完成確權，也相應地提齣瞭這個概念。
農村土地確權，是指在過去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製，沒有確權，農民事實上是被架空的所有製承擔者。現在不同瞭，中國正在進行土地確權。
2012年，全國政協經濟組在浙江嘉興市村鎮考察，當時嘉興市剛完成土地確權工作驗收，之後我們到瞭嘉興市的農村，看到村裏滿地都是屑，一片紅。這股熱鬧勁兒，一般都是農村傢裏有喜事的時候纔放。原來這裏土地確權工作剛剛完成，農民放慶祝這件事，因此，滿地都是屑。
什麼叫土地確權？簡單地說，就是三權三證。農民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給農民土地經營權證；農民擁有宅基地使用權，發給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證；農民擁有在宅基地上蓋房子的權利，發給農民。
土地確權完成之後，三權三證給瞭農民，農民就放心瞭，不必擔心今後會發生未經本人同意就圈占土地的事件，農民的房子不能被隨意拆掉，因為這些都侵犯瞭農民的産權。
根據嘉興市的統計資料，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例為3.1∶1，在土地確權完成之後，這個比例變為1.9∶1。由此可以看齣，土地確權之後，農民的收入大大提高瞭。
農民的收入為何會增加呢？，土地確權完成之後，農民安心在農村工作，發展種植業、養殖業。第二，農民可以放心到外麵打工，把土地租給彆人，收地租，同時，農民在城市又找到瞭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農民蓋瞭新房子，租給彆人，每月可以獲得房租收入，所以，農民收入增加瞭。
我們曾在嘉興市的平湖市一個村裏看到，該村舊房子拆掉瞭，都蓋上瞭四層樓。我問村民這麼多房子能住得完嗎，村民說，一層租給外鄉人開店，二層齣租，傢人住在三樓和四樓。
土地確權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就是在確權之前，先進行土地丈量，丈量完畢後發現土地麵積增加瞭20%。為什麼會增加20%呢？
一是，30多年前，農村進行土地承包經營，那時候農村的土地質量有好有壞，在丈量土地進行承包的時候，好地一畝抵一畝，壞地兩畝抵一畝。30多年過去瞭，經過農民的精耕細作，土地質量都提高瞭，因此，在這次確權丈量土地時，都是一畝算一畝，不再摺算瞭，於是，土地就多瞭。
二是，在剛開始承包的時候，農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有很多田埂。計算土地麵積時，要把田埂扣除，連田埂兩側遮住陽光的麵積也要扣掉。現在農民用上瞭拖拉機、插秧機等，小塊地不方便使用機器，田埂被逐步刨掉瞭。所以，這次丈量時耕地就多瞭。
三是，2006年以前中國還徵收農業稅，有多少地徵多少稅，農民在上報自己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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