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詩雜論》是現代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唐詩研究的經典之作，內容涉及唐代詩歌的多個方麵，對唐代著名詩人，如“初唐四傑”、孟浩然、賈島、岑參、杜甫、李白等人的詩歌成就有獨到而深刻的評論與分析。全書論述精闢，行文優美流暢，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引人人勝。
　　為瞭讓讀者更好地領略聞先生在唐詩領域的精彩創見，本次齣版，增補瞭《陳子昂》、《唐詩要略》、《詩的唐朝》、《唐詩校讀法舉例》等數篇文字作為附錄。另外，《聞一多先生說唐詩》是鄭臨川先生根據當年在西南聯大的課堂筆記整理而成，內容豐富，精義迭齣，亦附錄於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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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評

　　他的《唐詩雜論》……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瞭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硃自清作傢學者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傢，有誰能辦到？
　　——汪曾祺作傢

類書與詩
宮體詩的自贖
四傑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
賈島(七七九——八四三)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岑嘉州係年考證
杜甫
英譯李太白詩

附錄一
陳子昂(六六一——七○二)
唐詩要略
詩的唐朝
唐詩校讀法舉例

附錄二
聞一多先生說唐詩(鄭臨川筆錄)

精彩書摘

　　類書與詩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六六○）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的把“江左餘風”收束瞭，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瀋、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瞭，唐代文學這纔扯開六朝的罩紗，露齣自傢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彆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嚮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迴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瞭一席）。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錶的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傢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錶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隻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藉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瞭。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閤體。這種畸形的産物，最足以代錶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瞭。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齣品中，隻占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韆捲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纍璧》六百三十捲，《瑤山玉彩》五百捲，《三教珠英》一韆三百捲（《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捲，《事類》一百三十捲，《初學記》三十捲，《文府》二十捲，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捲，《玉藻瓊林》一百捲，《筆海》十捲。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瞭。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彆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隻他一人）纔采取瞭“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彆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彆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瞭。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麵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隻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瞭。特彆是官修的占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傢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齣許多第一流人纔來編瞭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沉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彆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份相稱，自然覺得沉思翰藻的主義最適閤他們的條件瞭。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齣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瞭。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麵接觸瞭，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瞭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瞭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瞭。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麵來說。一方麵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錶。另一方麵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錶。第三方麵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麵很難推齣一個代錶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乾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齣一個特彆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隻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彆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彆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齣）。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麵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纔做到“附事以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隻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傢一樣的。章句傢是書簏，類書傢也是書簏，章句傢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傢便是“采事而忘意”瞭。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隻消舉齣《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産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瞭。章句傢與類書傢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傢又何嘗兩樣？假如選齣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麵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傢的詩集。
　　我們便看齣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傢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隻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彆，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産物，但實足以代錶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敘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齣瞭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齣來瞭。你想，一首詩做到有瞭“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瞭一半嗎？馀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瞭。（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調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傢，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瞭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傢的産品不乾脆就是變相的類書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瞭的隋煬帝，和“南化”瞭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未，潮水帶星來。
　　甚至
　　馬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
　　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麵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迴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瞭。歸真地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颱麵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誌，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瞭。
　　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麵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傢“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傢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誌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瞭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占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瞭。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隻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誌”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傢們搜齣魏徵來代錶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瞭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徵，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乾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毋寜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瞭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