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作傢 學者 硃自清
他的《唐詩雜論》……都是精彩逼入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瞭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作傢 汪曾祺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傢,有誰能辦到?
內容簡介
《唐詩雜論》是現代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唐詩研究的經典之作,內容涉及唐代詩歌的多個方麵,對唐代著名詩人,如“初唐四傑”、孟浩然、賈島、岑參、杜甫、李白等人的詩歌成就有獨到而深刻的評論與分析。全書論述精闢,行文優美流暢,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引人人勝。
為瞭讓讀者更好地領略聞先生在唐詩領域的精彩創見,本次齣版,增補瞭《陳子昂》、《唐詩要略》、《詩的唐朝》、《唐詩校讀法舉例》等數篇文字作為附錄。另外,《聞一多先生說唐詩》是鄭臨川先生根據當年在西南聯大的課堂筆記整理而成,內容豐富,精義迭齣,亦附錄於書後。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他的《唐詩雜論》……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瞭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硃自清 作傢 學者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傢,有誰能辦到?
——汪曾祺 作傢
目錄
類書與詩
宮體詩的自贖
四傑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
賈島(七七九——八四三)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岑嘉州係年考證
杜甫
英譯李太白詩
附錄一
陳子昂(六六一——七○二)
唐詩要略
詩的唐朝
唐詩校讀法舉例
附錄二
聞一多先生說唐詩(鄭臨川筆錄)
精彩書摘
類書與詩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六六○)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的把“江左餘風”收束瞭,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瀋、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瞭,唐代文學這纔扯開六朝的罩紗,露齣自傢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彆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嚮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迴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瞭一席)。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錶的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傢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錶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隻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藉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瞭。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閤體。這種畸形的産物,最足以代錶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瞭。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齣品中,隻占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韆捲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纍璧》六百三十捲,《瑤山玉彩》五百捲,《三教珠英》一韆三百捲(《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捲,《事類》一百三十捲,《初學記》三十捲,《文府》二十捲,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捲,《玉藻瓊林》一百捲,《筆海》十捲。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瞭。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彆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隻他一人)纔采取瞭“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彆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彆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瞭。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麵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隻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瞭。特彆是官修的占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傢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齣許多第一流人纔來編瞭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沉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彆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份相稱,自然覺得沉思翰藻的主義最適閤他們的條件瞭。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齣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瞭。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麵接觸瞭,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瞭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瞭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瞭。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麵來說。一方麵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錶。另一方麵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錶。第三方麵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麵很難推齣一個代錶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乾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齣一個特彆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隻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彆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彆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齣)。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麵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纔做到“附事以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隻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傢一樣的。章句傢是書簏,類書傢也是書簏,章句傢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傢便是“采事而忘意”瞭。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隻消舉齣《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産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瞭。章句傢與類書傢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傢又何嘗兩樣?假如選齣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麵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傢的詩集。
我們便看齣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傢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隻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彆,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産物,但實足以代錶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敘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齣瞭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齣來瞭。你想,一首詩做到有瞭“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瞭一半嗎?馀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瞭。(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調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傢,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瞭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傢的産品不乾脆就是變相的類書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瞭的隋煬帝,和“南化”瞭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未,潮水帶星來。
甚至
馬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
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麵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迴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瞭。歸真地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颱麵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誌,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瞭。
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麵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傢“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傢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誌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瞭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占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瞭。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隻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誌”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傢們搜齣魏徵來代錶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瞭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徵,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乾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毋寜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瞭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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