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曆史起伏延綿,輝煌燦爛。中國是世界上保持延續文明曆史最悠久的國傢,也被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一般的說法,中華曆史上下五韆年。中國天下大一統的秦朝迄今約為2200年,自夏朝算起約4000年,夏朝以前還有悠久的華夏遠古曆史。目前發現最早的遠古人類遺址距今約200萬年。
內頁插圖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古代的中國
第二章 近代的中國
第三章 現代的中國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古代的中國
一 從遠古到戰國(公元前3世紀以前)
(一)考古學上的發現
近數十年來的考古發掘證明,中國領土範周內很早就有瞭人類。自1929年以來,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地方,先後發現舊石器時代初期的猿人骨骸化石和大量的伴生生物化石以及猿人所用的石器。據專傢研究,北京猿人生活的時代屬於第四紀更新世,距今約50萬年。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發現舊石器時代中期古人的牙齒化石和大量的石器。1934年在周口店龍骨山的山頂洞,又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智人遺骨的化石和大量石器及骨角器物。此外,還在廣東韶關的馬壩、湖北的長陽、廣西的柳江以及河套地區,都發現過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遺物或遺跡。
新石器時代的遺跡分布很廣,到現在為止,在中國各地區都有發現。這些發現包括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仰韶文化分布在今河南、山西、陝西和甘肅等地。龍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東,中原地區也有類似的文化遺址。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長城以北。此外,在長江以南許多地方也發現瞭南方係統的新石器文化。
(二)史前的傳說
中國古書裏,關於史前時代的傳說是很豐富的。傳說中最著名的人物,有用玉石做兵器戰勝其他部落的黃帝,有發明養蠶的嫘祖,有發明製漆器的舜,有用銅做兵器戰勝苗族並治理洪水的禹。傳說裏反映齣來的中國的太古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私有財産、沒有剝削的原始公社製度社會。
(三)夏(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商(公元前17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
作為一個國傢統治機構的王朝,相傳從夏朝開始。夏朝國王是禹的兒子啓及其子孫。夏朝傳到最後的一個國王夏桀為商湯所滅。
到瞭商朝,中國的曆史就有瞭當時留下來的文字記錄。這種文字,有的鑄在青銅器上,有的刻在龜甲獸骨上,是一種以象形為主的文字。商朝銅器曆代都有發現,晚近考古工作者在安陽進行瞭多次發掘,得到豐富的收獲。在鄭州又發現殷(商王盤庚遷都到殷,此後商又稱殷)人早期的城市遺址和大量文化遺存,說明這裏也是殷人的一個文化中心。甲骨文字是1899年在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發現的,到現在已有大量齣土。經過學者的研究,知道它是當時蔔官占蔔各種事情的記錄,所以甲骨文字也稱為蔔辭。
依據這些豐富資料,我們對於商朝的文化得到一些基本的認識:
第一,我們可以確定,商朝的生産技術早已進入青銅器時代。商朝銅器種類非常繁雜,以食器、酒器和兵器為最多。大的像近年發現的司母戊鼎,重1400市斤,富麗瑰瑋;小的如勺、爵、銅鏃,精巧可喜。這些青銅器形製的復雜、製作的精緻、花紋的美麗、數量的繁多,在全世界青銅器文化中罕與倫比。
第二,商朝已確切地進入瞭農業時代。由蔔辭看來,農業在商朝的經濟中已取得支配地位。蔔辭中蔔年蔔雨的記錄很多,可見農業在生活中的重要。見於蔔辭中的農作物名稱,以黍為最多,其次是麥,大概黍和麥是商人最普通的食糧。蠶、桑、絲、帛等字,屢見於蔔辭,可見商貴族已經知道用絲織品做衣裳。畜牧業到這時已退到次於農業的地位,商人所豢養的動物種類幾乎和我們今天差不多。馬、牛、羊、犬、豕都見於蔔辭。商人已經知道用牛馬拉車,當時黃河流域還有象存在,且被用來作戰。這些都在考古學的發現和甲骨文的記錄中得到瞭證實。
第三,商朝已是奴隸社會。從青銅器的發達看來,當時有從事工藝製作的奴隸和奴隸管理人,這些奴隸專門製作高貴的用具來供貴族享用。又有大批的巫祝從事於祭祀占蔔,寫刻蔔辭,當然就有更多的人從事農業和畜牧業,提供生活資料來養活那些脫離直接生産的人們。
由此可以推知,在商朝有很多奴隸從事勞動生産。考古學的發現告訴我們,在墳墓中殉葬者的數目,有多至三四百人的,在殷墟發現殉葬的人數先後共達兩乾以上,足見奴隸數目之多。奴隸的主要來源是俘虜和罪人,史料證明商是一個戰爭頻繁與刑罰殘酷的國傢。
根據目前的資料,要確切指齣商朝的疆域是不可能的,大抵北自今日河北中部、南至江淮湖北、東自山東、西至陝西,都受著商的支配。在這個廣大的區域內,很多部落和小國臣服於商朝。
商朝的帝王,在《史記·殷本紀》中留下瞭他們的名號。據《殷本紀》,商自始祖契至湯凡十三世,自湯滅夏朝起,傳至末王紂,共30個王,這些國王的名字,《殷本紀》所載大緻和蔔辭符閤。
商朝究竟延續多少年,現在還無從確知,據《左傳》記載,有600年的曆史。
(四)西周(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東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
商朝的末年,周人勃興於今陝西渭水流域。周朝在哪一年開始建立國傢和哪一年滅商,現在還不能確知。據一般記載西周滅商在公元前11世紀後期。《史記·十二諸侯年錶》始於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從此以後,中國曆史纔有準確的年代。
據周初的詩歌,周始祖名棄,是神女薑螈的兒子。傳說棄是最早種稷的人。稷比黍容易種植,是一種更普通的食糧。發明種稷,對農業的貢獻甚大,因此棄被尊為農神,號稱後稷。
傳說周人最初活動的地方是邰。邰在今陝西武功。據考古工作者的調查和初步發掘,周文化的遺跡確在渭水流域。岐山、豐、鎬之間,周人遺物最為豐富。
周人經過幾次遷徙,到太王遷居周原(今陝西岐山)纔以周為國名,從此周逐漸強大起來。太王的兒子王季是西方的霸主,後來為商王文丁所殺。從蔔辭看來,周曾經是商的附屬國。
王季的兒子文王,徵服附近小國,統一瞭渭水流域,將都城遷到渭水下遊的豐(今陝西西安附近),勢力已伸入今山西、河南。他的兒子武王,滅瞭商朝,建立周朝,自豐遷都鎬京(西安附近)。因為建都在西方,後代的曆史傢稱它為西周。
武王死後,商人曾發動叛亂,武王弟周公又大舉東徵,滅瞭五十多國,徵服瞭商朝在東方的殘餘勢力。西周的勢力擴張到黃河下遊,黃河流域基本上成為西周的統治地區。
周公將新徵服的土地人民,分封給同姓和異姓的貴族,以鞏固周朝的統治。文王、武王、周公的兒子們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為大小諸侯,封地在今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內,其中很多是封在今河南境內。據說周公共封瞭71個諸侯,此外還有許多小國被西周徵服,以附屬國的名義遵從周王的號令並嚮周王納貢賦。
西周是什麼社會,中國的史學傢意見分歧。有的認為是封建社會的開始,有的認為仍是奴隸社會。根據現有的考古學和文獻上的資料,關於西周社會的主要狀況,可以歸納為下列幾個特徵:
1.西周的社會生産力,比之商朝更加提高。這首先錶現在農業生産的發達。由銅器銘文和《詩經》、《尚書》的記錄看來,西周已經是一個農業繁盛的社會,耕種工具的進步、農作物品種的增多、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都超越瞭商朝的生産力水平。我們可以這樣說,凡是西周勢力到達的地方,就是優越的農業到達的地方,黃河流域的進一步開發,西周的貢獻是很大的。
2.西周的社會生産關係,比之商朝確實有些改變。就銅器的銘文和《詩經》、《尚書》的記錄看來,當時已經有瞭等級製度,這種等級製度是以土地所有製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天子以一部分土地連同土地上的人民分賜諸侯,諸侯在自己的封國內又以一部分土地(稱為采邑)連同土地上的人民分賜大夫。這樣就形成瞭一個土地和農人所有者階級。另一方麵,直接耕種者沒有土地,他們從土地所有者領得一小塊土地,在這一小塊土地上取得養活他們自己和他們傢屬的最低的生活資料,而以無償勞動替天子、諸侯和大夫耕種土地。這些直接耕種者有自己的生産工具和房屋、菜園,不嚮土地所有者領取生活資料,但土地所有者對於他們保有人身隸屬關係。
3.西周的等級製度與宗法製度是分不開的。西周的宗法製度,確立長子的繼承權。在西周,貴族的政治地位和財産由嫡齣的長子繼承。已經繼承父親的政治地位和財産的長子稱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諸侯是一國的宗子,大夫是一傢的宗子。這種政治上等級不同的宗子,就是土地大小不同的各級土地所有者。
4.西周的文化,是在商文化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關於這一點,不論從藝術的創造和文字的形體都可以看齣來。《詩經》中的詩歌、《尚書》中的誥命、記事之文,比之商朝都有進步。到西周晚期長達幾百字的銅器銘文,流傳到現在的很多。此外,周人的天道觀也比商人的精密而有係統。
西周最後的一個王叫做幽王,被犬戎殺死瞭。幽王的兒子平王於公元前770年遷都於洛邑。洛邑在鎬京的東方,因此平王以後的周朝被稱為東周。東周自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一段,叫做春鞦。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一段,叫做戰國。東周五百多年中,中國的文化又有長足的進展、光輝的成就。
前言/序言
洞悉全球變局: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前沿透視 本書聚焦於21世紀初以來國際關係領域湧現齣的核心議題、理論創新與實踐挑戰,旨在為理解復雜多變的全球政治格局提供一套係統的分析框架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大國競爭日趨激烈、非傳統安全威脅(如氣候變化、跨國恐怖主義、網絡戰)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正麵臨嚴峻的檢驗與重塑。本書摒棄對既有範式的簡單重復,而是深入剖析瞭促使國際關係學界進行範式轉換與理論深化的關鍵驅動力。 第一部分:理論範式的重估與拓展 本部分首先對冷戰後興盛的建構主義、新自由製度主義以及新現實主義理論進行瞭細緻的批判性考察。我們認為,單純依賴權力分配或製度設計的解釋模型,已難以完全捕捉當前國際政治中的文化、身份和規範性因素所發揮的作用。 1. 後實證主義的深化與融閤: 重點探討瞭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和女性主義(Feminist IR)理論如何挑戰瞭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霸權。我們詳細分析瞭這些理論如何揭示權力關係中隱含的知識生産機製,特彆是對“安全”和“發展”等核心概念的解構。例如,批判性地審視瞭“人類安全”話語的實踐效果,探討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實現瞭對個體福祉的保護,而非僅僅成為大國乾預的閤法性工具。 2. 機製導嚮的因果推斷: 引入並詳細闡述瞭復雜性科學(Complexity Science)和係統論方法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應用潛力。傳統上,因果關係多被簡化為綫性和可預測的,但當代衝突和閤作往往呈現齣非綫性和突變性特徵。本書探討瞭如何運用係統動力學模型和基於主體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來模擬大國政策選擇、聯盟動態的湧現(Emergence)以及國際規範的擴散路徑。 3. 認知心理學與決策製定: 深入分析瞭行為經濟學和認知心理學對國際關係決策研究的貢獻。領導人的認知偏差、信息處理的局限性以及群體思維(Groupthink)在危機決策中的作用被置於核心位置。通過對曆史案例(如冷戰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近期的烏剋蘭危機)的重新審視,本書展示瞭偏好固化、錨定效應和框架效應如何係統性地影響外交政策的理性選擇。 第二部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與重構 當前國際體係的特徵不再是單極或兩極,而是一個多層次、多主體的復雜網絡。本部分聚焦於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危機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探索。 1. 國際製度的韌性與挑戰: 全麵的考察瞭聯閤國、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核心多邊機構在麵對地緣政治衝突時的功能失調。重點分析瞭“大國一緻”與多邊主義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特彆是關於主權原則與乾預義務的持續張力。此外,本書探討瞭區域主義(如歐盟、非盟、東盟)在填補全球治理真空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內部製約。 2. 跨國行為體的權力轉移: 詳細區分瞭跨國公司(MNCs)、非政府組織(NGOs)和技術巨頭(Big Tech)在塑造國際規範和影響國傢政策方麵的獨特方式。例如,探討瞭大型科技平颱如何成為信息傳播和輿論戰場,從而影響民主進程和國傢間關係。本書引入瞭“數字主權”的概念,分析國傢層麵如何應對日益模糊的國界和技術滲透。 3. 新興領域的治理睏境: 專題分析瞭太空治理、深海資源開發以及網絡空間安全等新興領域的規範真空問題。重點闡述瞭如何避免重蹈傳統國際法在陸地和海洋領域中遺留的權力不平衡,從而在早期階段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治理框架。 第三部分:大國競爭與戰略轉嚮 本書將核心分析資源投入到當代大國關係的動態演變,特彆是中美關係、中美俄三邊互動以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崛起。 1. 中美關係:結構性競爭與風險管理: 摒棄瞭簡單的“修昔底德陷阱”敘事,本書從經濟相互依賴的復雜性、技術標準之爭(Standards Competition)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的製度化角度,對中美關係進行瞭多維度剖析。重點關注瞭供應鏈的“去風險化”(De-risk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如何重塑全球生産網絡,並可能導緻陣營化(Bloc Formation)的風險。 2. 戰略威懾的復興與擴散: 審視瞭核威懾理論在當代環境下的適應性,特彆是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在指揮控製係統中的應用對傳統威懾穩定性的衝擊。同時,分析瞭伊朗、朝鮮等“邊緣國傢”的核能力擴散如何改變地區平衡,以及如何構建有效的多層次威懾機製。 3. 全球南方的主體性覺醒: 詳盡考察瞭“金磚國傢”(BRICS)的擴展、東盟的中心地位強化以及非洲大陸在多極世界中的戰略自主性選擇。本書認為,全球南方不再是簡單地依附於大國集團,而是在尋求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秩序,其在氣候融資、債務重組等議題上的立場正成為國際談判的關鍵籌碼。 結論:邁嚮“不確定性管理”的時代 本書的總結部分強調,我們正從追求“秩序”的時代轉嚮“管理不確定性”的時代。未來的國際關係研究和實踐,需要更強的跨學科整閤能力,更敏銳的危機感知,以及接受衝突與閤作並存的復雜現實。本書為讀者提供瞭一套審視當下、預判未來的關鍵工具和理論視野,旨在培養能夠駕馭復雜性而非尋求簡單答案的國際關係分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