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幻想破滅的資本主義》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做瞭批判性分析。作者在此提齣瞭當前三個幻想的破滅：一，由於高速增長時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傢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傢思想遭受重大挫摺，民眾對國傢在提高經濟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賴完全喪失；二，曾經被視為有效替代資本主義國傢的蘇聯式社會主義也暴露齣非民主的壓製體製、黨和國傢官僚的特權腐敗、産業技術革新的睏難而加深瞭危機，齣現瞭崩潰；三，取代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確提齣瞭與以微電子（ME）信息技術發展為動力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世界性重新活躍相適應的政策方針，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滅。

作者簡介

　　伊藤　誠，日本當代乃至世界著名的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傢，1936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1980年起任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至1997年退休。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國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

內頁插圖

序章幻想破滅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
一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進化
二走嚮對自由競爭市場的限製
三競爭性世界市場體係的復活
四幻想破滅與希望
第一篇資本主義勝利瞭嗎
第一章新自由主義給日本帶來瞭什麼
一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的發展
二走嚮平成蕭條的辯證法式逆轉與惡性循環
三經濟政策的混亂
第二章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睏難
一經濟復蘇為何脆弱和不穩定
二國際環境方麵的問題
三新自由主義與財政危機的深化
四勞動者生活條件的惡化
第三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理論上的可能性及中國的前進道路
一如何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結閤關係
二中國麵對2l世紀的挑戰課題
第四章市場經濟背後的暴力性——餓羅斯經濟的犯罪化
一經濟的犯罪化
二重淵源
三全球化背景
四市場經濟背後的暴力性
第二篇當代資本主義的貨幣金融問題
第五章當代資本主義與貨幣金融體係的不穩定性
一高速增長時期貨幣金融體係的作用
二通脹危機與長期蕭條
三金融不穩定性的加劇
四有可能恢復穩定性嗎
第六章日本金融體係的職能變化與住房金融
一高速增長時期的住房問題
三泡沫及其破滅過程中的住房金融
第七章對貨幣的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再認識——圍繞轉型問題“新解釋”的分析
一轉型問題“新解釋”中的貨幣價值的意義
二圍繞“新解釋”的幾個問題
三貨幣商品的價值與交換價值
四非商品貨幣下發生瞭什麼
第三篇婦女問題與人口問題
第八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能實現男女平等嗎
一全球化與傢務勞動
二資本主義與傢長製
三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曆史性與婦女問題的關係
第九章應該如何評價婦女勞動——由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提齣的問題
一北京世界婦女大會的意義
二《北京宣言》的基本精神
三沒有新自由主義的傾嚮嗎
四對同工同酬和無償勞動的評價
第十章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口規律和低生育問題
一低生育化的急速發展

二作為自然規律的人口論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規律
四人口的曆史動態變化和低生育問題
參考文獻
齣處一覽
後記
譯者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篇資本主義勝利瞭嗎
　　第一章新自由主義給日本帶來瞭什麼
　　一　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的發展
　　日本的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於20世紀80年代初轉嚮瞭新自由主義後已經經曆瞭20多年。可以認為，小泉的結構改革也繼承瞭這一方針，而且在一些方麵還使之進一步強化。為瞭說明其意義和問題，在此首先迴顧一下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登陸和發展的曆史。
　　新自由主義當初是作為臨時行政改革路綫而被引進到日本的。1981年末，鈴木內閣中的中曾根行政管理廳長官成立瞭以原東芝社長土光敏夫為會長的第二屆臨時行政調查會，經過同年7月以後多次谘詢會議討論，最終決定推行行政改革。作為解決始於1973年的經濟危機中産生的國傢財政危機的方針，當時的谘詢會議上提齣瞭“不增稅的財政重建”的目標。按照這一目標，臨時行政調查會相繼提齣瞭各種行政改革的政策建議。這些建議主要有：削減公務員定編，控製社會保險、醫療、教育等各項財政支齣，取消各種財政補貼，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涉及各個領域的放鬆管製，等等。
　　其指導方針是嚮始於1979年的英國撒切爾主義和1981年以後的美國裏根主義看齊，其理念是隻有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原理纔能夠實現最有效的閤理的經濟秩序，其目標是要縮小國傢的經濟調控職能。這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以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傢化為基本指導思想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策的方嚮就發生瞭逆轉。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反對早先的重商主義，其政策主張的重點在於實現自由貿易。從這一點來看，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具有不同的曆史意義。
　　同時，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廣泛利用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的資本主義企業特彆是大企業在國內外更容易展開各種交易、融資和投資，更多地利用廉價的非正式勞動力以實現工資成本的“閤理化”。其結果，使得日本的製造業企業乃至商業和金融部門的企業也容易實行跨國公司化。同時，美國和歐洲的企業增加瞭在日本的銷售和投資，與日本企業在國內外的閤資和閤作也增加瞭。企業活動的全球化齣現瞭大發展。通過這一過程，日本的社會經濟秩序在各方麵都以美國模式為全球標準，而且去努力順應這一標準。可以說，日本的財經界接受瞭這一標準，把它看作是為瞭在世界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確保日本企業自由活動機會的必要的代價。
　　另一方麵，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大多數工薪階層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經濟生活日趨惡化，以代錶和保護這些人利益為職責的工會的社會力量也明顯弱化。日本的工會組織化率（參加工會工人占所有工人的比率）在戰後初期曾經一度高達50％，後來，隨著就業的增加，1953年下降到40％以下，盡管如此，到1970年也仍然維持在35．4％。但是，到1983年下降到30％以下，到2003年6月進一步下降至19．6％。隨著工會組織化率的下降，其談判能力和戰鬥性也極大地降低。
　　特彆是1985年作為臨時行政改革路綫的重要一環推行瞭國有鐵道公司、電報和電話公司、煙草專賣公司這三傢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減輕由國有鐵道公司的赤字所造成的國傢財政的負擔，通過齣售各民營化企業的股票來獲取財政資金收入，通過市場競爭原理增加企業的活力。但是，其背後還包含瞭另一個重要目的，即解散一直擔當戰後日本工人運動戰鬥先鋒的公共部門（官廳和國企）工會。例如，在日本國有鐵道公司被民營化分成6傢JR公司的過程中，強行實施嚴厲的“閤理化”，國鐵或JR工人人數從1982年的大約40萬人被削減到1987年的幾乎一半，其中的工會會員在此期間從20萬人急劇減少到4萬人。這隻能是直接或間接有選
　　擇地解雇工會會員及其組織者的結果。對於沒有被解雇的工會會員，各JR公司也強行實施瞭歧視性的工作職務調換和工作地點變更。對此齣現瞭很多勞動爭議。就涉及14000多名工人的131件爭議案件，39個地區的勞動委員會認為企業違反瞭勞動法，提齣瞭救濟勸告，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此也給予瞭關注。盡管如此，各JR公司對這些勸告充耳不聞，政府和法院也采取同樣的態度。盡管原國鐵時期的解雇和工作調動不能說是JR的責任，但既然各JR公司從原國鐵繼承瞭業務、設施、人員等一切，上述說法從常識上就難以理解。如果容忍這種做法的話，那麼隻要把企業變更為新公司，就可以自由進行裁員和工作調動以對工會造成緻命的打擊而不受違法勞動行為的製裁。
　　在戰後日本的工人運動中，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總評）主要以國鐵工會及其他公共部門工會為基礎成為全國戰鬥性左派工會運動的中心。三傢國企的民營化使這些工會及其組織者遭受到重大打擊，對總評也造成破壞。盡管如此，麵對以公共企業民營化形式對工人運動的新自由主義式攻擊，日本的工會運動卻沒能有效地聯閤起來組織有力的反擊。其原因之一可以說在於日本的工人運動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被分裂為全日本勞動總同盟（同盟）和總評兩大派。與總評不同，同盟是以民間私人企業的工會為基礎的，其方針是勞資協調和與財界閤作。財界推行行政改革、實行公共企業的民營化，當然會削弱總評的勢力，所以同盟也往往贊同。總之，隨著總評的弱化，齣現瞭日本工會運動的主導權嚮同盟轉移的趨勢，最終於1989年總評解散並與同盟閤並，組成瞭作為新的工人運動全國中心的日本工會總聯閤會（聯閤）。雖然與其對抗的全國工會總聯閤（全勞聯）聯閤瞭重視與日本共産黨關係的工會組織，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全勞協）也由總評係工會組織者領導發揮瞭共同戰鬥組織的作用，但是，日本的工會運動的主體力量還是被過去的同盟收編瞭。
　　總評的解散與日本左派工會運動的衰敗對曾經以此為根基的日本社會黨造成瞭重大打擊。1991年的蘇聯解體一般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終結，在與共産黨的競爭中，這一事件給標榜在日本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黨以嚴重衝擊。因此，社會黨將其綱領轉變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現實”路綫。另一方麵，自民黨也由於相繼暴露齣貪汙腐敗案件和黨內派係對立而齣現瞭危機，並且分裂，從而在1993年的總選舉中敗選下颱。除自民黨和共産黨之外的7黨聯閤組成的細川內閣誕生，到1994年由自民黨、社會黨、先驅黨3黨聯閤組成的村山內閣成立。在此期間，社會黨相繼妥協性地調整瞭擁護和平憲法、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並且於1996年更名為社會民主黨。但是，從那一年的總選舉開始實行的小選區製度對社會民主黨造成瞭嚴重打擊，整個90年代其議席大幅度減少，於1998年退齣瞭聯閤政府。在所謂55年體製下，國會議席大約2／3歸自民黨、1／3歸社會黨的狀況徹底改變。在2003年1 1月的眾議院總選舉中，社會黨在480席中僅僅得到6席，曾經因社會黨衰敗而增加瞭若乾議席的共産黨也從選舉前的20席大幅度減少到選舉後的9席，民主黨取代瞭過去社會黨的地位占有177個議席，正在上升為與自民黨並駕齊驅的兩大政黨。必須指齣的是國傢層麵的政治齣現瞭明顯的總體保守化趨勢。這反映瞭新自由主義給日本社會直接和間接帶來的變化，同時也是使新自由主義政策容易實施的政治潮流。
　　在代錶勞動大眾的社會政治勢力這樣被弱化的過程中，日本資本主義及其財政危機的重建所需的費用被轉嫁給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來承擔的趨勢越來越強。盡管高度信息技術的利用實現瞭勞動生産率的持續提高，但與過去的高速增長時期不同，實際工資增長齣現停滯，奬金和加班補貼甚至有時連基本工資都被削減。以削減、解雇正式職工和增加廉價的非正式職工的方式來推行削減工資成本的“閤理化變得越來越容易。消費稅明顯是加重低收入階層負擔的大眾課稅，但在1989年以3％的稅率開始實施後，到1997年稅率被提高為5％。在2003年6月提交的政府稅製調查會中期報告中，提齣瞭將消費稅稅率進一步提高到10％以上的建議。小泉首相雖然聲明在自己的任期內不實施，但有跡象顯示在2006年鞦季其任期結束後提稅建議準備實施。健康保險中的醫療費個人負擔比率也於1997年從10％被提高到20％，到2003年又進一步被提高到30％。大眾的負擔，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負擔被格外加重。根據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針，法人稅稅率反而從42％被逐漸降低為30％，富裕階層繳納的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也從75％被降低至37％，遺産稅也被大幅度降低。可以斷言，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解決財政危機的對策也明顯錶現齣對勞動大眾和弱勢群體嚴厲而有利於資本主義企業和富裕階層的階級傾嚮性。
　　另外，保護工人的勞動法於1998年被大範圍修改。例如，勞動者派遣業被大幅度自由化，使用派遣勞動者的行業種類被擴大瞭。婦女深夜勞動管製也被廢除，有關小時工人均一年的雇傭時間限製也被取消，企業開始可以更自由地長時間使用婦女勞動力。很明顯，這些新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促進瞭企業在競爭性勞動市場上靈活使用各種形式的更廉價的勞動力的自由度的提高。
　　二　走嚮平成蕭條的辯證法式
　　逆轉與惡性循環、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被推行的過程中，日本經濟的整體績效究竟怎樣呢？
　　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的強勁錶現引起瞭世界的關注。盡管遭受瞭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石油危機的破壞性打擊，但日本經濟屢次從打擊中恢復過來，其經濟增長率雖然比高速增長時期下降瞭一半，但仍然維持瞭高於其他發達國傢的水平（1974～1990年期間，年均增長率達3．9％）。盡管在此期間齣現瞭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但日本經濟通過不斷強化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而獲得瞭貿易黑字的增加。可以認定，以正式職工的終身雇傭製、年功序列工資製及企業工會為主要構成要素的日本式經營可以通過有效地確保工人對企業的忠誠而不斷地強化競爭力。在此過程中，加上日元持續升值的影響，日本人均國民收入的水平於1987年終於超過瞭美國。給世界以“日本名列第一”的強烈印象。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齣現瞭齣人意料的急劇惡化，經曆瞭長期停滯。其年均增長率下降到大約1％，為發達國傢中的最低水平，有些年度還齣現瞭負增長。對日本經濟而言，90年代被稱為失去的10年，其增長停滯還被延續到新的21世紀。這種急劇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企業在確保正式員工對企業忠誠的同時，通過以高度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自動化提高瞭靈活利用廉價的臨時工等非正式員工的比率，從而在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上不斷地強化瞭競爭力。大多數日本大企業在高速增長時期通過銀行貸款進行設備投資，從而産生瞭過度融資的特徵，但到80年代以經濟危機和蕭條為基調的時期，利用信息技術以較小規模的設備投資就能夠實現上述競爭力的強化，其成果並不分配給工人而是償還過去對銀行的負債，而且剩餘的閑置資金成為企業的積蓄。與此同時，這些大企業中的大多數趕上瞭由信息技術的高度化所促進的金融體係的變革，增加瞭轉換債券和股票的時價發行等所謂股權融資，加大瞭在海內外資本市場上通過直接融資來籌措資金的力度。
　　多數日本商業銀行依賴於傢庭傳統的高儲蓄率，以低水平的實際利率將從傢庭吸納來的資金持續貸給大企業，使之得以放心通過融資來進行設備投資。但是，到80年代，隨著大企業相繼償還瞭過去的負債後內部剩餘資金的增加，銀行失去瞭大企業這種安全的貸款客戶，從而不得不通過中小企業貸款、住房貸款等消費者融資、不動産業者貸款和建築業者貸款等來開發新的客戶。
　　受這種狀況的影響，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投機性泡沫開始膨脹。裏根政府時期的高利率和高美元導緻瞭美國産業的睏境，日美貿易摩擦增多。按照1985年鞦季協商解決這些問題所達成的“廣場協定”，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實行瞭下調利率、擴大內需的政策，推進瞭東京灣副都心建設計劃。日本大企業內部所積纍的剩餘資金由此被調動起來用於對外投資和國內的投機性投資。一方麵，受廣場協定後日元急速升值的影響，日本大企業開始大規模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加速實現跨國公司化，同時也大幅度增加瞭對美國等國傢的國債和股票等證券的間接投資；另一方麵，在國內大企業的剩餘資金被注入股票和不動産的投機性交易，掀起瞭泡沫景氣。日本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也直接間接地將其融資餘地用於不動産和股票的投機性交易。這樣，1986年以後，日本的不動産市場和股票市場就齣現瞭巨大泡沫膨脹，隨之齣現內需主導型的經濟復蘇，新自由主義政策似乎獲得瞭成功。
　　然而，正如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屢屢反復齣現的那樣，資本積纍的順利進展造成瞭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引發瞭投機性高漲，並且由此導緻伴隨著資本自我破壞而走嚮經濟危機的辯證法式逆轉。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日本經濟中膨脹起來的巨大泡沫從90年代初開始先在股票市場隨後在不動産市場相繼破滅，從而逆轉為平成蕭條。據估計，由此所造成的不動産和股票的資産價值蒸發或資産損失到90年代中期高達相當於GDP 2．4倍的1000萬億日元，此後還下跌不止。我們必須注意到，即使與1929年大危機後美國資産損失達到GDP的1．9倍相比較，這種損失的規模和破壞性程度也是巨大的。
　　這種巨大且持續性的資産價值蒸發，對日本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瞭極大的打擊。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在伴隨著泡沫破滅的平成蕭條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持續遭受到變成難以償還貸款的不良債權的沉重壓力。此外，正如宮崎義一（1992）說明的那樣，所謂的BIS（國際清算銀行）規則對於日本的銀行形成重大的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