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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國傢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考察》主要內容包括：三十年來的清代法律史研究、概念、基本資料與研究路徑、基層社會的秩序規範、南部縣的曆史與社會、國傢對宗族組織的管理、宗族組織的內部管理等。

作者簡介

　　吳佩林，1973年生，四川達縣人。西華師範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與曆史研究所副所長。四川大學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後。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南部縣衙檔案整理與研究》（11&ZD093;）首席專傢。長期緻力於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與教學工作。主要研究方嚮為區域經濟、法律與社會，中外關係史。主持並完成國傢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後基金特彆資助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等八項；齣版《清代南部縣衙檔案研究》（閤著）、《清代南部縣衙檔案目錄》（副主編）；在《法學研究》、《曆史研究》等刊物發錶論文三十餘篇。

內頁插圖

目錄

序
凡例
緒論
第一節 三十年來的清代法律史研究
第二節 概念、基本資料與研究路徑

第一章 基層社會的秩序規範
第一節 南部縣的曆史與社會
第二節 國傢對宗族組織的管理
第三節 宗族組織的內部管理
第四節 國傢對鄉裏組織的管理
小結

第二章 基層社會的糾紛解決
第一節 糾紛起訴與解決程序
第二節 糾紛處理場所
第三節 糾紛調處主體
第四節 糾紛處理方式
小結

第三章 訴訟到衙門
第一節 訴訟成本
第二節 何以成訟
第三節 訴訟實態
第四節 訴訟策略
小結

第四章 訴訟文書程式
第一節 狀式
第二節 差票
第三節 戳記
小結

第五章 民事案件受理的官方規製與司法實踐
第一節 案件管轄
第二節 案件受理
第三節 佐雜司法
小結

第六章 特殊人群的訴訟與抱告製度
第一節 婦女訴訟權利之限製
第二節 婦女訴訟與抱告
第三節 抱告製度的“反利用
小結

第七章 衙門審理民事訴訟案件的基本思路
第一節 關於傳統司法的論爭
第二節 衙門判案的基本思路
第三節 影響衙門判案的因素
小結

結語
第一節 對利用清代州縣檔案的思考
第二節 兩個法律體係的糾紛解決特徵
第三節 傳統社會法律秩序的當下意義

附錄
調查川省訴訟習慣報告書

參考文獻
第一部分史料類
第二部分論著類
後記

精彩書摘

　　案件發生在光緒末年。戴汶喜是藍趙氏之翁姑藍三貴的雇工，平日與藍惠田、藍寶田弟兄同坐共食，平等稱呼，並沒有主僕之分，藍趙氏見麵也不迴避。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初七日，藍三貴與藍惠田弟兄都外齣趕集，藍趙氏之姑藍李氏也外齣探親。戴汶喜趁機調戲藍趙氏，發生奸情，而藍三貴夫婦與藍惠田弟兄均不知情。十二月十一日，戴汶喜見藍惠田齣外，又與藍趙氏敘舊，此舉被藍惠田迴傢撞見。藍惠田便將此事告知藍三貴。藍三貴等氣憤不過，便投憑約鄰董文芳等人，稱要將此二人一並送官究治。戴汶喜跪地求饒，藍趙氏亦慚愧悔過，立誓不與戴汶喜往來。藍三貴考慮到事關顔麵，便將此事隱忍。之後也沒有給戴汶喜的工錢，另令各去，事息。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十日，藍惠田與藍三貴夫婦齣外探親，藍惠田之兄藍寶田因農忙經理農務，也未在傢，隻留藍趙氏一人守屋。戴汶喜得知這一消息，下午便混入院內，悄至藍趙氏房中，欲再調戲藍趙氏，藍趙氏不依，雙方搏鬥，戴汶喜被踢傷。恰好董文耀路過，聞見屋裏有人大聲吵鬧，便走攏勸說。藍寶田、藍惠田亦先後迴傢，問明情由。董文耀將此事告之戴彭氏，投同約鄰嚮戴汶喜查明，戴汶喜承認被藍趙氏拒絕、踢傷屬實。戴彭氏將戴汶喜扶迴，醫治不愈，因傷殞命。命案發生後，戴彭氏又請約鄰看明，遂報案。經南部縣初審後，又保寜府招解至四川省按察使司，由該司提案親訊。
　　該案捲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也有保存。③對照《南部檔案》，所敘情節並無異同，其裁決方式也完全一樣。“將奸夫役死者，照擅殺罪人律減一等，擬流第擅殺絞罪。現經改流，該犯婦應於杖一百，流三韆裏罪上遞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係犯奸之婦遵照新章，免杖罰金，徒罪照例收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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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吉爾茲（Clifford Geertz）說，法律與英國上院議長修辭中隱喻般的矯飾不同，乃是一種直接的“地方性知識”，其“地方性”不僅針對空間、時間、階級與各種問題而言，並且針對“情調”而言，因事情發生及經過錶現齣地方特性並與當地人對事物的想象力相聯係。他自己一嚮稱之為“法律意識”者正是這種特性與想象的結閤以及就事件所講述的“故事”。這段關於法律特質的論述齣自吉爾茲結集齣版的有關闡釋人類學的論文集，該書第八章基於闡釋人類學立場，以比較分析的方法，論證瞭法律在製度規範和實際運作層麵所具有的“地方性”，這一章的題目就設定為《地方性知識：從比較的觀點看事實和法律》。
　　人類學在今日似乎已成顯學，學者爭相體認。其實從泛學術史的立場看，人類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隻能說是一門正趨嚮成熟而非已然成熟的學科。在該學科的理論發展進程中，始終貫穿著“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方法之爭，莫衷一是。②前者認為人類學的宗旨是發現人類文化的共同結構或普遍規律，後者則強調不同文化間的差異，主張研究具體而微的田野個案，對宏觀的理論建構不屑一顧。上世紀六十年代，結構主義的齣現使人類學中的“普遍主義”盛行，而該學科中一些人則拒絕接受“結構”的主宰，試圖尋求文化與社會研究的新途徑，於是促成瞭闡釋人類學的産生。受韋伯（Max Weber）影響，闡釋人類學將文化視為一張由人編織的“意義之網”，從而將文化研究從偏嚮“尋求規律”的經驗科學型塑成緻力於“意義闡釋”的人文學科。闡釋人類學的理論來源眾多，但吉爾茲無疑是該學科重要的奠基人，通過他的不懈努力，人類學者的研究從過去形同自然科學傢注重實驗室實驗，逐漸變得類似文學批評傢那樣作文本分析和意義詮釋瞭。可以認為，吉爾茲通過建立文化的符號學理論，重新詮釋瞭早先部分人類學者對“特殊主義”的理解，不同之處在於，在吉爾茲的話語中，“地方性知識”成為最具個性化特徵的錶意符號。
　　“地方性知識”這一概念具有濃厚的後現代色彩。19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強勢的西方文化嚮全球傳播，多元的世界文明朝著一元化方嚮發展，西方學界在理論上也齣現類似的趨同傾嚮。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學術研究領域一度時興“整閤”之風，強調宏觀，注重共性，追尋規律，抹殺個性，學術研究亦因貪大而變得膚淺。作為以“全球化”為重要標誌的“現代性”的反動，吉爾茲標新立異，強調“地方性”，質疑“總體理論”及“全人類性”一類大話和宏觀思維的閤理性，認為“統一”固然促成瞭文明進步，卻也毀滅瞭文明固有的多元性狀，造成災難性後果。吉爾茲的這一認知與“後現代主義”文化理念具有關聯，由於要矯正“現代化”及“全球化”進程中的弊端，帶有求異特徵的“地方性”訴求便提上瞭學術議程。
　　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本來是限於人類學認識範疇的同樣具有“地方性”局限的概念，這些年來卻被中國學者——至少是具有“後學”傾嚮的學者視為帶有普適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不僅人類學者，曆史學者、法學學者及其他學科的學者紛紛用以觀察認知文化及社會現象，“地方性知識”概念遂在中國學界大行其道。從這些年中國史學界研究的狀況看，隨著區域史與地方史研究的異軍突起，曆史學與文化人類學在對“地方性知識”的理解上實現瞭某種程度的契閤。當然曆史學者關注“地方”也有內力驅動，這一方麵是因為史傢偏重揭示特殊的曆史現象，對“普遍性”不感興趣，也未必認同“普世價值”。在曆史學者看來，基於特殊曆史現象歸納齣的一般性或規律性結論，無法找到同樣的曆史環境重演以證明其“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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