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的發掘和點校整理是相互相存的兩個不同層麵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我隨硃維錚先生求學時,就聽說他有編纂利瑪竇中文著譯全集的計劃,2001年我們讀到瞭由他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齣版社2001年)。該書在文字句讀、標點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異同方麵,做瞭許多重要的示範,開瞭係統整理明清某一傳教士漢文西學著譯的重要先例。之後此一某一傳教士漢文著譯的全集還有葉農教授點校的《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澳門文化藝術會2012年2月),該書多達119萬字,係統收入瞭被譽為“西來孔子”艾儒略的漢文著述,葉農還將繼續完成龐迪我等漢文著述全集的編校。默默做著文獻整理工作的還有周方駬先生,他編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全5冊,北京圖書館齣版社2001年)收入瞭明萬曆年間至清康熙朝有關天主教史文獻七種:《辯學遺牘》、《代疑篇》、《三山論學紀》、《天學傳概》、《破邪集》、《闢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國傢圖書館工作的便利,除若乾孤本外,還取善本為底本,參校不同版本,進行校勘。明清基督教漢文文獻更為係統的標點工作是由一位韓國學者啓動的,1994年鄭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學進修期間,參與瞭美國舊金山大學和魯斯基金會的相關項目,以一人之力收集來自法國國傢圖書館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資料,完成瞭《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五捲(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冊的標點本漢文西學文獻集,為大陸乾涸的學界提供瞭類似甘泉的文獻。
评分非常不錯,大品牌好産品,下次還買
评分筆者最初起心編輯《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實源於近十餘年來自己所從事的晚清新名詞和新概念的專題研究需要。因為要想弄清近代中國所流行的相當一部分新名詞的真實來源,並辨析它們與明治維新後日本漢字新名詞之間的復雜關聯,非得下定決心、去一一翻檢明末清初直至清中葉那些承載和傳播西學的各種書籍不可。2003-2004年,我有機會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在學社收藏豐富的圖書館裏,得以集中看到大量的傳教士中文文獻,特彆是颱灣利氏學社2002年剛齣版不久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遂逐一加以過目並細細摘錄,形成瞭厚厚的幾大本筆記。在這一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將其中那些思想文化內涵豐厚、格外具有學術交流和跨文化傳通意義的西學文本匯集起來,給以標點與橫排,並附之以簡單的文本和作者介紹,以便使它們能夠以更為集中和輕便的方式、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得到流通,這將不僅有助於從事傳教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外的更多的學者、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者們加以利用,也能方便更多層次的一般讀者隨時查閱。可以肯定,這應當是一件有益於學術文化交流和積纍的基礎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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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國後,我將這一想法告知中華書局的李晨光、孫文穎、馬燕等編輯,得到他們的強烈認同,兩年後彼此正式簽訂瞭齣版協議。我擬定瞭所選書目之後,就與王國榮博士一道,開始瞭“漫長”的查找、對勘、標點和撰寫文獻簡介的曆程。由於文獻內容太過豐富,涉及的領域又多,我們的編校同時也成為一個不斷學習和研究的過程,而且麵對新見的材料或新齣現的材料,還要適當加以調整或增補。這樣,斷斷續續,直到2009年時纔總算大體完成瞭初步工作。隨後反復的校對、核查和修改,又花去瞭大約三年時間。麵對長期堆在書案旁邊的、沒有完整時間集中處理的、處於不同完成階段的沒完沒瞭的文獻書稿,我常常要後悔當初竟然自不量力地承擔瞭這樣一個要長期考驗自己毅力和耐心的任務。但可以自慰的是,最終我們還是盡職盡力地完成瞭這一工作,並使其成為教育部國傢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關係史研究”的資料係列整理成果之一。
评分迴國後,我將這一想法告知中華書局的李晨光、孫文穎、馬燕等編輯,得到他們的強烈認同,兩年後彼此正式簽訂瞭齣版協議。我擬定瞭所選書目之後,就與王國榮博士一道,開始瞭“漫長”的查找、對勘、標點和撰寫文獻簡介的曆程。由於文獻內容太過豐富,涉及的領域又多,我們的編校同時也成為一個不斷學習和研究的過程,而且麵對新見的材料或新齣現的材料,還要適當加以調整或增補。這樣,斷斷續續,直到2009年時纔總算大體完成瞭初步工作。隨後反復的校對、核查和修改,又花去瞭大約三年時間。麵對長期堆在書案旁邊的、沒有完整時間集中處理的、處於不同完成階段的沒完沒瞭的文獻書稿,我常常要後悔當初竟然自不量力地承擔瞭這樣一個要長期考驗自己毅力和耐心的任務。但可以自慰的是,最終我們還是盡職盡力地完成瞭這一工作,並使其成為教育部國傢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關係史研究”的資料係列整理成果之一。
评分晚明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發生瞭巨大的變遷,期間中國思想學術演變之根本原因是因為與西學的碰撞。在漢文化圈中所謂的“西學”,大緻包括瞭兩部分的內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國或東亞地區用中文介紹的西方學問,二是中國或東亞學者所理解和認識的關於西方的學問。筆者曾把晚明以來屬於明清歐洲基督宗教之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所形成的漢文西學文獻,分為三個類似考古學上的“堆積層”,一是在明末發現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代錶的景教文獻,二是明清間編譯的漢文西學文獻,三是19世紀以來西學傢所留下的大量漢文西學譯著。而比較係統地發掘屬於明清間編譯的漢文西學文獻的工作,大緻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其中最具代錶性的文獻匯編是1965年起陸續由颱北學生書局推齣的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第23號(1965年齣版)、24號(1965年齣版)和40號(1966年齣版)。前者為明末李之藻編刊於1626年的《天學初函》,其次為《天主教東傳文獻》一冊,或稱正編,繼為《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冊,1972年,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續編》又推齣為數六冊的《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在大陸天主教西學研究尚未解凍的歲月裏,這些明清之際影印本曾經給全世界明清西學研究者,提供瞭珍貴的文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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