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財政：製度性腐敗與中國曆史弈局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

洪振快著

下载链接在页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复制链接

想要找书就要到求知書站

tushu.tinynews.org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页

你会得到大惊喜!!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43755

版次：1

商品编码：11380406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為什麼當官如此吸引人？為什麼某些人隻需“蓋章”就能換取巨額財富？為什麼某些人打招呼就能將公共資産轉化為“私有”？……這一切都源於“亞財政”——官吏集團以權力為核心，通過血緣、姻親、熟人等關係組織起來的權力網絡，按照權力大小，低調、直接或間接地分享權力帶來的等級性特權和財富。
　　《亞財政：製度性腐敗與中國曆史弈局》追溯中國曆史社會錶麵之下洶湧澎湃的“權力—財富”暗流，將官場、腐敗、潛規則剖析通透，揭示齣瞭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隱秘關係。
　　★《亞財政》是《炎黃春鞦》執行主編洪振快先生曆時八年的潛心力作，繼吳思先生《潛規則》之後，又一部既好看又有思想深度的開創性曆史著作。
　　★《亞財政》講通透瞭官場、腐敗、潛規則，講清楚瞭中國曆史弈局的動態博弈，講明白瞭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關鍵路徑。不理解這三個方麵，很難說我們真正“瞭解曆史，瞭解中國”。理解中國曆史和現實，一定要讀一讀《亞財政》。
　　★《亞財政》不僅是觀察曆史的方法論，更是瞭解社會現實的參考書。理解中國曆史和現實的關鍵，恰恰在於，搞清楚隱蔽在冠冕堂皇麵目之下的實際利益格局。“亞財政”對曆史的解讀“皆中關竅”，宛如庖丁手中那把銳利的解剖刀，遊刃有餘，讀齣瞭史料後麵隱藏的曆史真相，讀齣瞭錶象後麵隱蔽的現實真義。
　　★《亞財政》是一部中國版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將“史事和敘事、曆史本身和曆史解讀”結閤起來，提齣瞭對中國曆史社會運作邏輯的深刻分析，很好地解答瞭，為什麼中國曆史存在周期性的“國傢崩潰”。對於培養我們對曆史傳統、製度變遷、利益博弈、人性人心的洞察力，大有助益。
　　★《亞財政》具有當下諸多通俗曆史著作所無法比擬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通過各國現代轉型的比較研究，探求中國社會轉型的未來路徑。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道格拉斯?諾思說過：“人類社會製度變遷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人的觀念和信念的改變。” 無疑，這是一本能夠改變我們觀念和信念的好書，非常值得一讀。
　　★《亞財政》史料詳實，考證嚴密，旁徵博引，不失趣味，難得地兼具瞭可讀性、思想性、學術性，《潛規則》《血酬定律》作者吳思、復旦大學曆史教授葛劍雄、天津財經大學財政教授李煒光、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鄒東濤、浙江財經大學副教授丁騁騁等讀後皆擊節嘆賞，鼎力推薦。
　　★《亞財政》此次新版，進行瞭大幅度的修訂，增加瞭一章的內容，重寫瞭新的序言，對近年來的新思路和心得做瞭詳細的交代，並添加瞭近兩百幅珍貴的曆史插圖。

內容簡介

　　研究中國曆史，先有吳思先生的《潛規則》，繼有洪振快先生的《亞財政》，將官場、腐敗、潛規則剖析通透。
　　《亞財政：製度性腐敗與中國曆史弈局》是《炎黃春鞦》執行主編洪振快先生的潛心力作，從生動、有趣的案例著手，以亦雅亦俗、亦莊亦諧的寫作方式，勾勒齣明清官吏從公務活動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麵麵，使得官場活動和官員心態縴毫必現；透過紛繁的曆史錶象，揭示齣隱蔽在社會錶麵之下的“財富暗流”——“亞財政”。
　　“亞財政”是官吏集團利用權力汲取和瓜分社會財富的集體腐敗現象。權力參與社會財富分配，形成瞭這種官吏們私下發展齣來的非正式財政製度。
　　“亞財政”亞生於國傢正式財政，所起的作用卻不亞於國傢正式財政：它使民眾在繳納“明稅”之外還要負擔“暗稅”，“明稅”體現瞭官民博弈均衡，“暗稅”的潛滋暗長最終會突破民眾的稅負能力，博弈均衡由此被打破，民變頻發，社會崩潰，政權更替，實現新的博弈均衡——這正是中國曆史獨特的治亂興衰的“曆史周期律”。
　　中國曆史幽暗而現實詭譎。“亞財政”猶如一把鋒利的解剖刀，使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曆史真實的運作邏輯。21世紀的中國，能不能剋服曆史的慣性，怎樣纔能跳齣“曆史周期律”的宿命，這是現代中國麵臨的考驗。通過對各國現代轉型的比較研究，洪振快先生從曆史和財政的角度，給齣瞭自己的解答。

作者簡介

　　洪振快，曆史學者，專欄作傢，近年長期為新京報、南方都市報、財經網等多傢媒體撰寫專欄。已齣版的著作有《講武論劍》《紅樓夢古畫錄》《官心民意》等。
　　現任《炎黃春鞦》雜誌執行主編。

精彩書評

　　　　專傢推薦：
　　　　“亞財政”這個概念，照亮瞭一種遮遮掩掩的財政體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利益分配的另一種故事。
　　——吳思（《潛規則》《血酬定律》作者）
　　
　　吳思先生的“潛規則”概念可以看作是一把解剖刀，它的提齣，讓人們對許多曆史現象有瞭一個更銳利的觀察和解釋的視角。而現在，我們有瞭另外一把可能更為銳利的解剖刀，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亞財政》一書中提齣來的“亞財政”概念。
　　——丁騁騁（浙江財政大學副教授）
　　
　　本書以大量史料分析瞭明清時代“亞財政”這個十分突齣而未被細緻研究的非正式製度，把集體腐敗的潛規則揭示得淋灕盡緻。曆史是現實的鏡子，現實是曆史的注腳，認真研究曆史上的“亞財政”現象，對當今中國的公共財政和反腐倡廉的製度建設具有積極的藉鑒意義。
　　——鄒東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著名學者）
　　
　　我一直以為，學習和研究曆史之難，不在於史料難以收集，或難以理解，而在於如何通過史料的文字，讀懂看不見的史料，理解史料背後的事實。盡管我們已經無法進入過去的社會，親自發現或感受史料背後的事實，但通過認真的研究，還是可以復原齣部分事實。這就是我重視《潛規則》的原因，也是我推薦《亞財政》的理由。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著名學者）
　　
　　　　網友評論：
　　　　吳思是否真的已經把中國曆史說透瞭呢？新近齣版的一部著作不僅提齣瞭這樣的疑問，並且給齣瞭吳思實際上並沒有說透的充足理由。這部名為《亞財政》的新著，不僅提齣瞭“立”的新見解，而且以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為基礎，搭建瞭一個不同於吳思的中國曆史解釋框架，核心則是“亞財政”。
　　——遠弋（原載於《中國證券報》）
　　
　　官員們的灰色收入，用現代話語說即“亞財政”。亞財政是一種財富流，按照職務的高低，官銜的大小，以及差事的肥瘦來決定流量。
　　——飛機欖（原載於《信息時報》）
　　
　　時至今日，“亞財政”現象並沒有成為曆史的遺跡，而是依舊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每年報考公務員的盛況，幾韆人競爭一個崗位的誇張，屢禁不止的“過節送禮”，從這些怪象中，不難瞥見“亞財政”的影子。
　　——網友忘情風君
　　
　　從名字上到內容上，《亞財政》都幾乎是《潛規則》《血酬定律》的延續……但是不得不承認，《亞財政》對“非正式財政體係”和“曆史博弈模型” 描述，依然有其深入與獨到之處。
　　——網友生年不滿百
　　
　　這本書的語言也非常強悍，和作者自由撰稿人有關吧，史料也較詳實，讀的時候經常會笑起來，即使不把它當成一本曆史或財政的書來看，消遣著看也不錯。
　　——網友鞦涼曉寒
　　
　　關於史料，詳實，旁徵博引不失趣味。對於作者，認真，治學精神值得敬佩。至於意義，不大，貴國古今一嚮如此。
　　——網友 Shawnhai
　　
　　客觀，甚至於達到近乎殘酷的理性，纔能用適閤的角度，看待過往的種種，以緻理解今天的現象。本書對於鴉片戰爭起源的分析得我心，所說的，很符閤國情，看完瞭，忍不住默默點點頭，就是這樣的，中國就是這樣的。
　　——網友 joeycheuk
　　
　　“亞財政”陰暗麵遊戲規則也不是中國自産的，這顆種子全球都開過花，隻是天朝獨特的土壤環境意識形態非常適閤它紮根生長。西方人希望通過個人的博弈一步到位，天朝則是形成集體博弈共贏而繁榮。中國人聰明啊。
　　繞迴來說，和社會一樣，曆史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學。
　　——網友 Stanley
　　
　　我們也有幾韆年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的財富。謝謝作者提供瞭失敗的經驗。擔心是這本書為官僚們提供瞭“亞財政”的創新手段。
　　——網友 Wolfhawk
　　
　　這本書以流暢的文筆和詳實的史料，嚮我們描繪瞭一幅明清時期的曆史畫麵，讓我們從另外一個彆開生麵的角度去讀曆史，這種讀法，邏輯清晰簡潔，非常有說服力，不像教科書那般牽強附會。書裏揭示的“亞財政”的規則，其實一直仍在影響當代中國。讀這本書可以更好地理解當代政府和社會。
　　——網友 dangdangro
　　
　　　　媒體推薦：
　　　　“亞財政”：中國曆史的解剖刀
　　——浙江財政大學副教授丁騁騁
　　中國的曆史幽暗而詭譎，史料繁蕪，進去不易，史論紛紜，齣來更難。史傢要使自己對曆史的解讀“皆中關竅”，就必須如同解牛的庖丁，首先要心中有“全牛”，其次要知道曆史的“關竅”在哪裏，而這些最終化為庖丁手中那把銳利的解剖刀，如此纔能遊刃有餘，讀齣史料後麵隱藏的曆史真相和曆史規律，使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吳思先生的“潛規則”概念可以看作是這樣的一把解剖刀，它的提齣，讓人們對許多曆史現象有瞭一個更銳利的觀察和解釋的視角。而現在，我們有瞭另外一把可能更為銳利的解剖刀，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亞財政》一書中提齣來的“亞財政”概念。
　　所謂“亞財政”，指的是一種非正式的財政製度。說到“財政”，必然涉及“收”和“支”兩個方麵。在中國曆史上，國傢財政也叫“國用”、“度支”，其賬目稱為“四柱清冊”——所謂“四柱”，即“舊管”（上期結存）、“新收”（本期收入）、“開除”（本期支齣）、“實在”（本期結存）。因此，“收”和“支”是“財政”的基本內容。從國傢的層麵來說，“收”就是稅收，“支”則包括國傢工作人員薪俸在內的公共産品成本。這本來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可是一旦深入挖掘，卻有可能觸及中國曆史的“關竅”。這個“關竅”，就是“收”在中國曆史上不僅有國傢正式的稅收，也有稅外收費；而“支”，則錶現為國傢工作人員不僅有正式的薪俸收入，還有諸多薪俸外收入。稅外收費與薪俸外收入是相關的，因為稅外收費這種“收”最終必然變成薪俸外收入這種“支”，之所以有稅外收費這種“收”，就是因為存在薪俸外收入這種“支”，“收”是手段，“支”纔是目的，“收”是為“支”服務的。這種“收”和“支”最終形成一種非正式的“財政”製度，這便是“亞財政”。
　　正是在這種“亞財政”中，中國曆史的幽暗和詭譎得到瞭充分的呈示：按照國傢正式製度，稅外收費是違法的，官吏薪俸外外收入也是違法的；但是，稅外收費和官吏薪俸外收入卻不僅存在，甚至比國傢正式財政製度更正式，因為這個“製度”關係到官吏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對此比履行其法定責任更有興趣。國傢正式財政在中國曆史上通常稱為“經製財政”，而官吏們私下發展齣來的這套非正式的財政製度——“亞財政”有時卻比“經製財政”更重要，規模更大，影響也更深遠。
　　中國曆史上的各個王朝在滅亡之前一般都會齣現財政危機，這種危機的齣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亞財政”侵蝕瞭“經製財政”、“經製財政”為“亞財政”讓道的結果。這方麵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明朝滅亡之前“經製財政”已經崩潰，而“亞財政”卻相當強大。前者的錶現，如山西、陝西、河南諸省大旱，政府無錢賑災，延綏、寜夏、固原三鎮兵餉積欠整整三十六個月，為瞭節省一點開支而裁減驛卒，這樣，災民、士兵、驛卒無法生存，都加入瞭造反者的隊伍，走在造反者前頭的是原來是驛卒的李自成、張獻忠，跟在後麵的是災民和因欠餉而反抗的士兵；另一方麵，關外滿清勢力崛起，明政府卻拿不齣錢來武裝一支像樣的軍隊，崇禎為解燃眉之急，隻能以抄傢方式逼皇親“武清侯”李國瑞帶頭拿齣銀子做軍餉。但這解決不瞭問題，這些人手上的確有大批銀子，但都藏在地窖或傢中牆壁夾牆之中，直到農民軍攻入北京城被捉起來的時候纔拿齣來保命。國傢財政的緊張與官吏的富有在這裏形成瞭一個鮮明的對比，實際上它說明瞭“亞財政”侵蝕國傢正式財政並最終導緻明朝滅亡的事實。崇禎上吊自殺之前悲嘆：“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作為那個時代清醒的思想傢，顧炎武在明亡以後認為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後亡國。而明朝“亡天下”的原因，正在於“亞財政”。
　　做為一種對中國曆史影響深遠的曆史現象，“亞財政”已經引起瞭研究者的注意。曆史學傢黃仁宇將之稱為“非正式的稅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稱其為“非正式經費體係”，吳思則稱其為“潛規則”，但黃仁宇、曾小萍未做深入研究，吳思的“潛規則”內涵過寬且屬定性概念難以量化研究，所以都沒有最終把這個問題研究透徹。
　　生於七零後的文史學者洪振快先生則把這種曆史現象概括為“亞財政”，並對其錶現的形式、産生的原因、發展的動力、規模的大小、對曆史的影響等方麵做瞭係統、深入的探討，完整地勾勒其曆史麵貌，終於讓人們看清瞭其廬山真麵目。該書用此概念做為解剖中國曆史的手術刀，使許多曆史現象有瞭全新的詮釋視角。比如書中用“分肥法則”解釋百姓告官必然不會成功的道理，用“陋規戰爭”來重新解釋鴉片戰爭的起因，從傢庭角度解釋海瑞貧窮的真正原因，等等，都讓人感到意外，但細想卻完全符閤生活常識，因此很有新意。特彆是作者把財政、稅收與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規律相結閤，提齣瞭一個解釋中國曆史的新框架——“李悝模型”，使“亞財政”對中國曆史的深遠影響得到瞭理論升華，使該書不僅具體可感，而且體係嚴密，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因此，作為一種中國曆史的解剖刀，“亞財政”的確足夠鋒利。
　　
　　“亞財政”說透瞭官場潛規則
　　——書評人遠弋
　　近年來，圖書市場上曆史讀物頗受讀者青睞。然而，在眾聲喧嘩之中，真正的好作品卻是鳳毛麟角，難覓蹤跡。如果以可讀性、學術性、思想性兼具作為好作品的標準的話，那麼大多數讀物——當然指的是比較有市場號召力的，但隻能顧及可讀性，而思想性基本沒有。說到思想性曆史讀物，吳思的作品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吳思以“潛規則”等概念來解讀曆史，使人們看到瞭曆史錶象後麵的真義，因此獲得廣泛的贊譽。吳思曾經指齣“黃仁宇沒說透”。的確，吳思看曆史比黃仁宇更透徹。但是，吳思是否真的已經把中國曆史說透瞭呢？新近齣版的一部著作不僅提齣瞭這樣的疑問，並且給齣瞭吳思實際上並沒有說透的充足理由。這部名為《亞財政：非正式財政與中國曆史弈局》的新著，不僅提齣瞭“立”的新見解，而且以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為基礎，搭建瞭一個不同於吳思的中國曆史解釋框架，核心則是“亞財政”。
　　眾所周知，吳思影響大的是提齣瞭“潛規則”的概念。但是《亞財政》作者洪振快認為吳思並沒有說清楚“潛規則”對中國曆史影響到底有多大。洪振快認為有權力就有“潛規則”，對“潛規則”的研究必須轉換思路：不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應該進行定量分析。為此，他提齣瞭“亞財政”的概念。
　　所謂“亞財政”，指的是非正式財政。它在曆史中的詞匯是“陋規”。曆史中“陋規”的“規”主要的不是指“規則”，而是指“規定”的送禮、收費等等名目。這些送禮、收費是“規定”的，但它不是國傢正式製度，而隻是官吏私下裏的“規定”。這種“規定”是和國傢正式財政製度相伴而生的，因為這涉及官吏的個人利益，他們對此比對國傢正式財政製度更重視。
　　由於這些送禮、收費並不是國傢允許的，它的最終來源是基層官吏在嚮老百姓徵收國傢正式賦稅時的巧立名目亂收費，亂收費加重瞭社會負擔。洪振快通過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規律的研究，提齣瞭一個解釋中國曆史發展演變的博弈模型，他稱之為“李悝模型”。其要點是，按照中國傳統農業的經濟規律，農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獲是有限的，除瞭生存方麵的剛性花費，剩餘産品極其有限。國傢嚮農民徵稅不能超過這個額度，超過瞭農民就無法生存，無法生存就要反抗。這個額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難有確定不疑的標準，洪振快認為一般來說不會超過20%。中國曆史上的正式製度，稅率極少有超過20%的情況，明清時代一般來說不會超過10%，甚至隻有5%或連5%都不到。這樣的低稅率，體現瞭輕徭薄賦的“仁政”思想，但問題是農民反抗從來沒有停止，正是因為存在“亞財政”。《亞財政》書中用很生動的曆史故事，勾勒瞭這種非正式財政製度的總體麵貌。從對漕運、稅關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齣，“亞財政”對商民造成的“暗稅”負擔要超過“明稅”負擔，有時甚至是“明稅”的幾倍。這就不難明白，假如國傢正式稅率是5%或10%的話，“明稅”、“暗稅”相加的總負擔肯定要超過中國傳統農業經濟所決定的稅負不能超過20%的標準，這時候老百姓不反抗勢所不能。換個意思說，真正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性影響的，不是國傢正式財政製度，而是“亞財政”。
　　至於“亞財政”現象為什麼會存在，洪振快也對之進行瞭深入探討，他認為主要存在“兩私”、“兩公”四個因素，“兩私”指官吏的傢庭結構和消費結構，“兩公”指下層官吏要嚮上級送“規禮”、對上級衙門胥吏需要送“規費”。比如，很多人，包括吳思，都認為明清時期的低薪製度是官吏貪汙的內在原因，洪振快則通過海瑞的例子指齣這種認識是不準確的，官吏薪俸不夠用並不是因為工資低，而是因為傢口過於龐大。導緻傢口龐大的原因之一，是曆史上的妻妾製度，即便是像海瑞這樣的人，都有多個小妾，娶妾、養妾需要花費大量錢財，這是薪俸不能提供的，所以他們必須謀求薪俸之外的收入，這是非正式財政製度産生的動力之一。國傢正式財政製度中提供的薪俸總額，與官吏集團娶妾養傢的總花費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缺口，這個缺口隻能通過非正式財政製度來彌補。當然，這隻是“兩私”中的傢庭結構問題，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導緻非正式財政製度必須存在。這樣的解釋，不僅深入到曆史生活的底層，而且也是閤乎情理的。

代序製度關係每個人的命
一、清官海瑞的私生活——腐敗與私生活的關係
二、窮京官的闊日子——清代一位京官的傢庭收支賬目
三、送禮政治——送禮後麵的政治規則
四、跑部錢進——清代中央衙門的“部費”問題
五、“三公”腐敗——曆史上的“公務”消費腐敗現象
六、分肥法則——官民衝突後麵的利益博弈
七、陋規戰爭——關於鴉片戰爭起因的舊說法
八、官崇拜——隱性福利與“閤理賜福/利權”
九、陋規名色考——明清官場的灰色收入
十、亞財政——清代灰色收入規模與分配機製
十一、民變係數——中國傳統社會穩定“節點”的估計
十二、王朝周期律——特定經濟規律下的曆史弈局
十三、“國傢睏境”——現代轉型終須突破的製度障礙
附錄：貨幣換算說明
後記

精彩書摘

　　八、官崇拜——隱性福利與“閤理賜福/利權”
　　據媒體報道，2008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考公務員，最熱門的一個職位有3 592人通過資格審查。2014年度，這個數字被刷新為7 192 人。3 592人爭一個崗位，成功的概率還不到0.03%；7 192人去爭，成功概率更是降低到0.01%，差不多等於零。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雖然也算得上是殘酷競爭，但也沒到這樣的份兒上。
　　中國曆史上有確切資料記載的進士科考試始於唐武德四年（621年）。唐代有個說法，叫作“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在五十歲考上進士，那麼他還算是年輕（少）的。這足以說明考中進士的睏難。要知道唐代的進士考試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錄取的雖然隻有二三十人，但參加考試的人也不過是兩三韆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達到1%。1%的概率已經使很多纔華橫溢的人痛苦不堪瞭。當時的考試考三場，關鍵的是第二場的“雜文”試，當時的“雜文”主要是詩、賦，就是寫一首五言律詩、作一篇限韻的賦。這本來是中國曆史上以善於作詩著名的唐代詩人們最拿手的本領，但是最齣色的詩人卻深深地感到命運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參加考試沒考上，韓愈考瞭三次，孟郊考瞭N次終於考上瞭，而羅隱卻因考瞭多次沒成功而斷瞭考試的念頭。還有李白，他沒有參加考試的記錄，也許他不屑於應試，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丟麵子的可能——這麼說絕對是有理由的，因為考試考的是五言律詩，而李白對這個有嚴格格律要求的考試科目（詩體）並不擅長，既然以寫律詩著名的杜甫都沒考上，那麼李白去應考成績理應也不會超過杜甫，所以不去應試未必不是明智之舉。
　　既然1％的概率已經這麼難瞭，那麼為什麼還有人為瞭不到0.01％的概率上考場？這個問題，也許晚清官場小說《官場現形記》裏麵的一個人能夠迴答。小說裏一個叫黃二麻子的人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看來看去”——經過比較，最後得齣一個結論：“統天底下的買賣，隻有做官利錢頂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黃二麻子齣於自己的人生經驗所做齣的結論和人生選擇，看來也是符閤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人生經驗和選擇的。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統天底下的買賣，隻有做官利錢頂好”？做官的“利錢”是什麼？這個問題不是很好迴答，不過劉墉的一副對聯倒是能給我們一些啓發。
　　(一)做官的利錢
　　清人丁柔剋（1840—？）在他的筆記裏麵記載瞭這樣一件事：有個人到金山寺遊玩，寺僧見他穿得很樸素——“布衣芒”，瞟瞭瞟他說：“坐。”對小和尚說：“茶。”過瞭一會兒，僧問此人是乾什麼的。迴答說：“官。”僧人馬上變得熱情起來，說：“請坐。”並讓小和尚“泡茶”。再過一會兒，僧又問此人是什麼官。此人慢吞吞地說：“中堂。”僧人大驚，恭敬地說：“請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請此人為寺院題詞，此人拿過筆來，寫下一副對聯，上聯是：“坐，請坐，請上坐。”下聯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捲一）
　　故事中撰寫對聯的人，是乾隆、嘉慶年間曾任內閣學士、大學士的劉墉（1719—1805），也就是電視劇裏的“宰相劉羅鍋”。劉墉其人詼諧有智，這樣的妙聯估計也隻有他寫得齣來。劉墉當時“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著樸素，“布衣芒”，這也是符閤情理的。
　　所謂一粒沙裏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這個故事裏的人情倒無須多說，官崇拜、勢利眼本是人間常態，實在沒有必要為之多費唇舌，但這個故事中的“世界”卻值得一說，這個“世界”就是帝國時代的社會生態和心態，以及其中隱藏的帝國秩序和曆史機奧。
　　仔細品味劉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發現它含有兩個係列、三個等級的內容。
　　先說兩個係列。對聯的下聯——“茶，泡茶，泡好茶”這個係列的待遇屬於物質待遇。從隨便倒一杯茶到現泡熱茶，從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質待遇在逐步提高。對聯的上聯——“坐，請坐，請上坐”則是精神待遇。從坐到請坐，從請坐到請上坐，這是態度問題，讓人感受到瞭被尊敬的精神滿足。這兩個係列的待遇，一個是可以用貨幣化來衡量的，一個難以貨幣化衡量。
　　我們現在到名山古刹觀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稍做休憩，環境再清雅，茶再好，也就是幾十塊錢一杯，幾十塊不夠，一百塊總差不多瞭。一杯茶的價值是可以用貨幣衡量的，大凡物質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則不一樣，它能讓人感到滿足，“請上坐”的尊貴感覺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覺更美妙，但這樣的尊貴感覺到底值多少錢卻不太好說。有理由相信的是，它應該比一杯好茶的價值要高得多。時下的名山古刹往往設有貴賓接待室，一般人是沒有資格進去的，更不用說讓那些處級、局級、廳級住持尊敬地跟你說“請上坐”瞭，可見這是身份問題，比起齣幾十塊上百塊錢就能要一杯茶要睏難得多。
　　再說三個等級。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後恭，開始冷淡後來熱情，他在待人接物上是看人下菜，根據人的身份等級分彆對待：衣飾普通，“布衣”也，所給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個等級，“請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麼“待遇”就再上一層樓，“請上坐”，再“泡好茶”。在這裏，金山寺和尚給人的待遇，依據身份分成“坐—茶”、“請坐—泡茶”、“請上坐—泡好茶”三個等級。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質問題。所謂“待遇”，其實是一種個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現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質利益，其實隻是“利”，而沒有“福”，而在中國古代的用詞習慣中，二者是有區彆的，物質待遇屬於“利”，精神待遇則屬於“福”。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瞭“利”，也包含瞭“福”。“利”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福”則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還是“福”重要呢？這可能因人因時而異，難以一概而論。但人之不同於一般的動物，在於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嚴，所以“福”不是可有可無的。孔子曾經說，現在人們說到孝敬，以為隻要給父母吃的、能夠贍養父母就夠瞭，可是人們養一條狗養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們吃的，以養活它們，假如你沒有孝敬的內心，那麼你養父母與養狗養馬的差彆在哪裏呢？
　　《論語·為政》：“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彆乎？”孔子所謂“犬馬之養”這個論斷，明確指齣瞭贍養父母與豢養動物的差彆，也指明瞭作為父母的人與作為動物的犬馬同樣是活著的差彆，父母需要的不僅僅是兒女供養他們吃飽穿暖，還需要孝敬的內心和恭敬的態度。所以對於父母來說，他們要求的不僅僅是物質性的供養，還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們希望得到的不僅是“利”，還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態也就是每個人都一樣的心態。這種心態，齣於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質的最大限度的滿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說，就是“福/利最大化”，具體說，它應該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難以區分精神性的“福”與物質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目標和基本動力。
　　現在的問題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能夠享受的“福利”由什麼來決定？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決定的。“身份”包括兩個方麵：1.是不是官？2.是什麼級彆的官？金山寺和尚以這兩個方麵作為區分“福利”的標準：“坐—茶”是給予一般人的“福利”，“請坐—泡茶”是給予普通官員的“福利”，“請上坐—泡好茶”則是給予高官的“福利”。從“福利”的享受主體——劉墉來說，我們看到在整個過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斷增長，增長趨勢明顯，幅度很大，而這一切基於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麼級彆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瞭劉墉的個人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卻不是國傢賦予的法定福利，這樣我們就遇到瞭命名的難題：劉墉在這裏因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應該怎麼定性？叫它什麼？
　　劉墉當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規定，清代“中堂”一級高官的年薪包括180兩銀子和90石大米。劉墉做“中堂”的時代可以領雙俸雙米，所以法定工資是360兩銀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價按乾嘉時代每石1��5兩銀子來計算，劉墉的年薪大緻相當於現在的20萬元，月薪1��6萬元。這個工資是帝國官員的最高標準瞭，但相對於一個大國的總理副總理來說，這份工資實在不能說是高瞭。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數額有限。總體來看，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級彆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級彆比他低的各級官吏就更不用說瞭。這樣就不免産生一個問題：當官當到最高級彆，也不過是這麼點福利，那當官還有什麼吸引力？
　　顯然，如果當官就這麼點好處，那與讀書人十年十幾年幾十年寒窗苦讀、青燈黃捲的寂寞孤獨是不相配的。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雖說讀聖賢之書，但也未見得道德就一定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細賬，付齣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絕大多數人接受的。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而且是社會的精英，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不會算不清基本的賬。而他們又像範進那樣對當官夢寐以求，打破腦袋也要擠進官場，這意味著有另外的東西吸引著他們。那麼，這東西是什麼呢？
　　(二)“神秘禮物”
　　在1930—1940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的蔣夢麟先生，曾經說到他少年時候的一個經曆。蔣先生說，他的故鄉浙江餘姚（當時屬紹興府，現在屬寜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級官員過境，知縣就在亭裏迎候。一個下午，還是小孩子的蔣先生發現亭子附近聚集瞭一大堆人，趕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傢在觀望學颱和他的隨行人員。這位學颱正預備去寜波主持考試。此前一日，知縣已經從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幾條大船，那條專為學颱預備的船上裝瞭好幾隻加封條的箱子。至於箱子裏麵裝的是什麼，那就隻有經手的人纔知道瞭。
　　蔣先生接著說瞭自己當時的感受：“我遙望著學颱等一行換瞭船，學颱踏上最華麗的一隻，隨後這支載著官吏和陋規禮金的小型船隊就揚帆順著退潮駛往寜波去瞭。那種氣派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我心裏說從今以後一定要用功讀書，以便將來有一天也當起學颱享受封藏在箱子裏麵的神秘禮物。”（《西潮?新潮》）
　　蔣先生所說的學颱大人即各省的學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的專門負責一省的教育的，相當於現在的省教育廳廳長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長，他的職責和權力主要是到省內各地級市（如寜波）主持考試，考查地方上的讀書人——秀纔，按考試成績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省一級的考試——鄉試。鄉試的結果對讀書人非常重要，在鄉試中勝齣的人，稱為舉人，舉人就獲得瞭兩種資格：一是有資格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會試，勝齣者成為貢士，這是進入仕途的陽光大道；二是直接齣仕做官的資格，如果舉人不想參加會試，或者參加瞭考試而不能勝齣，那麼可以從基層乾起，雖然這不是陽光大道，但還是有一定的升遷機會的。說到底，學政隻是掌握瞭讀書人通嚮做官道路的一個環節，但這個環節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讀書人對學政還是很巴結的。學颱大人經過之處，地方上不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瞭“神秘禮物”。從還是小孩子的蔣夢麟先生的感受來看，他除瞭羨慕封藏在箱子裏麵的“神秘禮物”之外，還産生瞭對學颱大人享受的氣派的羨慕感，因而生齣當年劉邦見秦始皇齣行儀仗漫天威風八麵而發齣的“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反過來，從學颱大人的角度看，他不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裏麵的“神秘禮物”，還享受瞭地方上的尊敬巴結以及旁觀者對其氣派的羨慕。
　　“神秘禮物”是物質性的，而“氣派”——尊敬、巴結、羨慕則是精神性的。物質性的東西可以用貨幣來衡量，而精神性的東西則不能。前者屬於“利”，而後者屬於“福”。學颱的齣行，享受瞭物質和精神的雙豐收，而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這件事中浙江學颱所得到的“福利”與前麵故事中劉墉在金山寺中獲得的“福利”，它們有什麼差彆呢？二者在因為官職而獲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這一點上沒有差彆。有差彆的隻是浙江學颱到寜波去主持考試，這屬於公務活動，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劉墉在金山寺的活動則是非公務活動，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這兩件事閤起來可以說明一個事實：不論是在公務活動中，還是在非公務活動中，官職官位都能給本人帶來好處。這些好處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實際享有，我們該叫它什麼呢？我想可以叫作“隱性福利”。在帝國時代，當官的法定福利也許並不那麼吸引人，但“隱性福利”卻非常滋潤人。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會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學颱的“隱性福利”讓小時候的蔣夢麟先生所生齣的羨慕，所産生的劉邦見秦始皇車駕而發齣“大丈夫當如是也”的羨慕感一樣。羨慕值多少錢沒有辦法衡量，但蔣夢麟先生所說的學颱享受的“封藏在箱子裏麵的神秘禮物”卻是可以衡量的。
　　所謂“封藏在箱子裏麵的神秘禮物”，在當時叫作“陋規”。
　　“陋規”實際上是與其相關的一類事物的總名。帝國疆域遼闊，各地語言差異很大，關於“陋規”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詞兒，比如海瑞，他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這類東西叫作“常例”。在清代，“陋規”的名色極多，除瞭眾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彆敬”、“程儀”之外，還有“平規”、“鹽規”、“關規”、“漕規”、“驛規”、“棚規”等名目（參見本書《陋規名色考》一文）。這些名目還隻能算是某一領域的總名，其下還有各級細目，每一個名稱的後麵是一類享受主體。中國人在這方麵似乎有著特殊的語言天賦，其實這是由注重身份的社會現實決定的，因為每一個級彆都應該有恰當的詞匯與之相對應，是絕對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規”，按湖南人的習慣，基層州縣官員從徵收漕糧中所得到的好處要在整個官場上分肥，給上司的叫“漕館”，給地方上素質不好的讀書人（所謂刁監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銀”，給押運漕糧的運丁的叫“水腳”，剩下留給自己的叫“漕餘”；漕糧從湖南押運到北京通州的過程中送給沿途關卡、官吏的好處費有幾十種，概括起來則分“南費”（在江蘇淮安以南所支付的費用）和“北費”（從淮安開始北上途中的費用）。而湖南的“漕口”或“漕口銀”，在江蘇則叫“白規”，在湖北叫“蝗蟲費”（參見本書《分肥法則》一文）。
　　“陋規”的“規”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如果解作“規則”，那麼“陋規”就是“鄙陋的規則”、上不得颱麵的規則，也就是“潛規則”，這正是吳思先生“潛規則”一詞創意的淵源。不過，在明清人的眼裏，根據他們平時用詞的習慣，“陋規”通常是指“規禮”、“規費”，就是與國傢正式稅收相區彆的那些送禮、亂收費等名目。當年的一位省裏“一把手”——山東巡撫曾經說：“有一衙門即有一衙門之規禮，有一規禮即有一規禮之雜費。”（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摺）他說的“規禮”、“雜費”都是陋規。“規禮”是給各衙門主要官員的，而“雜費”則是給官員的隨從人員的，相當於小費。“規禮”的等級高一點，用“禮”來稱呼顯得尊敬一點；而“費”則等級低一點，不是那麼好聽。用“規禮”還是用“雜費”，這裏麵是有區分身份等級的深刻用意的，中國人的“聰明”往往體現在這種遣詞用字的細微差彆上。
　　仔細體會“陋規”的兩種含義，可以發現它們其實是有關聯的：“潛規則”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規禮”、“規費”。因為這些“規禮”、“規費”是不閤國傢正式規定的，所以必須以非正式的製度——“潛規則”來加以約定，形成一定的慣例之後，交易雙方有瞭一定的規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時間久瞭，就成瞭一種不是規則的規則、不是製度的製度。這樣看來，把“陋規”的“規”解釋為“規禮”、“規費”，似乎更能體現佛傢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智慧。規則，其實質不就是利益分配機製嗎？規則本來是對權利、義務的規定，但對於陋規來說，下級隻有嚮上級及其隨從人員饋送“規禮”、“雜費”的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利，所以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則”，而僅僅是一種怎樣分配“福利”的機製。
　　陋規是清代官場“隱性福利”的主要錶現形式，但“隱性福利”不止於陋規，比如，上述故事中劉墉所享有的“隱性福利”就不屬於陋規。
　　(三)權力：影響他人福利的能力
　　官吏享有“隱性福利”，是因為他們擁有權力。
　　英國思想傢羅素說：“愛好權力，猶如好色，是一種強烈的動機。”食和色，是人類最強烈的欲望。愛好權力，猶如好色，其動機之強烈如同對色欲的渴望，羅素之觀察可謂獨到，比喻可謂貼切。的確，人類對權力的欲望一嚮如色欲那樣癡迷，如同另一位思想傢霍布斯所說的那樣，“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後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是“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傾嚮”。
　　那麼，權力到底為何物，它怎樣使得人們如此崇拜呢？
　　“權力”一詞，拉丁語是potere，意為“能夠”，或具有做某事的能力；英文則是power，法文是lepouroir，都側重指有影響、支配、操縱他人的能力與力量。西方學者對於權力有種種定義，有“影響力說”、“強製力說”、“變更關係說”、“法律支配力說”等。我國著名法學傢郭道暉先生對“權力”的定義是：“權力是一種社會關係。任何主體隻要能夠運用其擁有的資源，對他人發生強製性的影響力、控製力，促使或命令、強迫對方按權力者的意誌和價值標準作為或不作為，此即權力。”
　　“權力”的核心要義是影響——能夠影響他人的“福/利”。從這個角度看，權力就是影響他人“福/利”的能力。
　　如前文所述，“福/利”一詞有特殊內涵，不同於通常所說社會福利的“福利”含義。人的社會活動，根本動機在於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物質可用貨幣衡量，精神難以用貨幣衡量。物質的滿足為“利”，精神的滿足為“福”。但是，還有一種界於可用貨幣衡量與不可用貨幣衡量之間的復雜狀態，可通稱“福利”。因此，“福/利”在這裏包含三種狀態：“福”、“利”和“福利”。
　　“影響”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減少，一是增加。“減少”他人“福/利”而不違法，就是吳思先生所說的“閤法傷害權”。“增加”他人“福/利”而符閤規定，這是本文強調的“閤理賜福/利權”——細分的話，包含“閤理賜福權”、“閤理賜利權”和“閤理賜福利權”三個方麵。比如，一次評奬，為瞭獲奬而嚮評委行賄，獲奬之後既包括不能貨幣化衡量的精神性的榮譽，又包括貨幣化的奬金，同時還包括對於個人來說可能極其重要的“福利”——比如，發展機會、評上更高的職稱以及相應的房子、待遇等，把這些東西通通計算進去，評委掌握的就是“閤理賜福/利權”。
　　“權”這個字在中國古代的意思本來是指秤錘，也就是天平的砝碼。所謂“權衡”，權是秤錘，衡是秤杆，兩者組閤，便成為一杆秤，可以稱量實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權”，意味著掌握瞭秤錘，秤錘有大有小，輕重不一，掌握瞭秤錘也就掌握瞭另一頭被稱量的實物的輕重。被稱量的實物其實是一種人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源。這些資源對於個人來說體現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權力等於是一種影響個人“福/利”的能力。掌權者可以通過減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來增進自己的“福/利”。
　　《潛規則》書中稱“閤法傷害權”倒過來可叫“閤法恩惠權”，但是著重於傷害性，主要講如果可傷害而不傷害，那就成瞭“恩惠”，可見仍是從減少他人福利角度考慮。而本書所說的“閤理賜福/利權”側重於權力對他人福利增加的影響。兩者意義不同。的運用，是通過對他人造成傷害——減少他人“福/利”的形式，使得可能被傷害者為瞭免於受傷害或少受傷害而轉讓自己的部分“福/利”，以交換“閤法傷害權”擁有者暫不利用或減少運用其“閤法傷害權”。這是吳思先生一再強調的，而曆史事例在吳思先生的書中有很多，比較典型的是張居正說的一件事。
　　“張居正說，軍隊將校升官，論功行賞，取決於首級。一顆一級，規定得清清楚楚。從前有個兵部（國防部）的小吏，故意把報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後拿著報告讓兵部的官員看，說字有塗改，按規定必須嚴查。等到將校們的賄賂上來瞭，這位吏又說，字雖然有塗改，仔細檢查帖黃，發現原是一字，並無作弊。於是兵部官員也就不再追究。張居正問道：將校們是升是降，權力全在這個小吏的手裏，你不賄賂他行嗎？”（《潛規則?身懷利器》）
　　張居正總結這種官場現象的一句原話是這樣的：“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張太嶽文集》捲十八）意思是說，不是祈求他們賜給你“福/利”，而是害怕他們給你製造禍害。兵部書吏——一個小辦事員而已，卻使得那些地位比他們高得多的將校嚮他們行賄，隻是因為書吏們可以在辦事過程中給你製造一些麻煩——他不能增加你的“福/利”，但是可以減少你的“福/利”，所以你必須轉讓部分“福/利”給他們，以換取他們不傷害你的權力，這便是“閤法傷害權”。這樣理解當然很對，不過，張居正的話也可以做另外一種理解。
　　吳思先生說：“這個故事有個時代背景：當時將校們很少有不冒功的。號稱斬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來，他們砍下來的很可能是當地老百姓的腦袋，所謂濫殺無辜。如果沒人較真，這些腦袋就是戰功，大傢升官發財，萬事大吉；如果有人較真，這些腦袋就可能成為罪證，這幫將校罪過不小。所以，將校的命運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裏，盡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傢手下的一個排長。”
　　這麼說來，說書吏加害將校可以，說書吏賜“福/利”給將校也未嘗不可，因為他們如果較真，真的去仔細核查材料，未必不能發現將校作僞的漏洞，而現在他們隻是要你給他一點賄賂，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通過，這對將校們到底是福還是禍？是利還是弊呢？很顯然，如果將校們據實報告，得他應得的那份奬勵，而書吏要他們行賄，這是減少瞭他們的正當“福/利”，從這個角度來看，書吏們運用的的確是“閤法傷害權”。但是，假如將校們不是據實報告，本來就有許多水分，那麼書吏們得瞭一點賄賂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將他們申請奬勵的報告通過，那等於是增加瞭將校們的“福/利”，這時書吏運用的就是“閤理賜福/利權”瞭。
　　就詞匯的運用來說，“閤法”恐怕未必，因為索賄無論怎麼說都不能說是“閤法”，所有作弊的行為都是明文規定不閤法的，所以不如用“閤理”。書吏們這麼做是閤乎辦事之理的，也是閤乎他們花錢買職位（中央衙門書吏的職位要花不少錢去買，這項花費在地方上叫作“頂首銀”）要想辦法撈迴來的理由的，更是閤乎將校作弊而他們知道情況要求分享好處的閤理要求的。
　　兵部書吏的這種行為，在明清時代是一種普遍現象，所索取的賄賂，有個專門的名詞，叫作“部費”。也就是說，下級官吏到中央六部等衙門辦事，要給辦事人員好處費，這就叫“部費”。兵部主管部隊軍官的人事任免、升調敘處（題升、調補、議敘、議處），和吏部（類似國傢人事部或中央組織部）主管文官的人事任免、升調敘處相似，所以靠山吃山，兵部書吏和吏部書吏都會在辦事過程中弄點花招得點好處。實際上，他們的好處遠遠沒有戶部（相當於財政部）和工部（類似建設部）的書吏多，因為戶部和工部的書吏經手錢糧報銷，因此有更多獲取“部費”的直接機會，“部費”的多少甚至已經形成瞭慣例，比如，報銷一韆兩抽成五兩或十兩。
　　那麼，中央部門的書吏憑什麼獲取“部費”呢？自然是在辦事過程中援引有關規定（“例”），對辦事結果施加不利或有利的影響，左右辦事進程。對此，清代的人有一個總結，叫作“吏、例、利”。《清稗類鈔?胥役類》記清康熙時期的名臣陸隴其（1630—1692）的一句話說：“本朝大弊，隻三字，曰例、吏、利。”——意思就是吏援例以求利。那麼吏援引不利的“例”的時候，就是“閤法傷害權”，援引有利的“例”的時候，就是“閤理賜福/利權”，而決定援引什麼樣的“例”，取決於你給他多少“利”——“部費”。晚清學者馮桂芬總結說：“夫所謂可不可者，部費到不到也。”（《校邠廬抗議?易吏胥議》）就是說，他讓你通過（“可”）還是不讓你通過（“不可”），就看你給不給“部費”。你給瞭“部費”，他可以去找讓你通過的“例”，你不給“部費”，他就去找不讓你通過的“例”。
　　這樣，明清時代社會上就齣現瞭一個說法——“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
　　明崇禎年間大理寺丞李清說明代末年國傢賦稅繁雜，除瞭正稅，還有各種“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為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這話的意思是說，到北京去辦事，比如，奏銷錢糧，去見皇上（天子）之前，先要去見戶部的辦事人員（書手，即書吏）。隻有先擺平瞭他們，讓他們對你的奏銷賬簿放一馬，那樣纔會順利。否則皇上不可能看你的賬簿，戶部的長官——部長、司長們也沒有時間審核你的賬簿，你什麼時候能夠把事情辦完就很難說瞭。所以，真正的權力轉移到瞭書吏的手上。如果你給瞭他們好處，他們可以幫你把沒有做好的賬瞞過去；如果你不給他們好處，他們也可以在你的賬簿中找齣一點漏洞，哪怕是小數點後麵十幾位的零頭，
　　明清時期國傢對財政要求很嚴格，做賬要做得非常細，甚至細到比億分之一兩還要小。當時的銀子計量單位是這樣的：兩、錢、分、厘、毫、絲、忽、微、塵、縴、沙、渺、末。厘等於韆分之一兩，實際上已無法稱量瞭，厘以下自然更不用說，這種財務製度根本就無法操作，戶部書吏可以以一厘一毫數目不符要求核對，這對申報部門是個噩夢，也給書吏索取“部費”提供瞭藉口。任何下級衙門嚮上級衙門做財務報銷的時候都有相似的問題。他說數字不對，讓你重新審核，這不僅符閤嚴格財務製度的精神和原則，也是他們辦事認真、工作負責的錶現，戶部的長官隻會錶揚不會批評，對他們提齣的建議也會完全同意，可是這樣一來，你想把事情辦成就得到猴年馬月瞭。所以送點“部費”，順順當當地把事辦瞭，成為要辦事的人“經濟”的選擇。那麼，書吏的這種影響他人福利的能力應該叫什麼呢？如果你做的賬原來都是實事求是的，他們挑你的毛病讓你無法通過那是傷害你;但如果你做的賬原來就不是實事求是的，現在他們讓你通過，那就是賜福/利給你，所以書吏同時掌握著“閤法傷害權”和“閤理賜福/利權”。
　　(四)為禍與為福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師方苞（1668—1749）在刑部監獄的一段經曆也能說明權力是什麼東西。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為曾給同鄉戴名世（1653—1713）的《南山集》作序而被捲入清代著名的文字獄——“戴名世案”，被判處絞刑，關入刑部大牢。刑部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刑部大牢是帝國最高級彆的監獄，可稱“帝國第一監獄”。犯人入監，首先存在被關押在哪個牢房的選擇問題。牢房並不都是一樣的，差彆很大。具體說，“帝國第一監獄”的牢房有兩種：“老監”和“現監”。
　　“老監”有四個，每個監區有五個牢房。正中的房間是看管犯人的獄卒住的，牆上有窗戶可以透光，屋頂有天窗可以通氣。周圍四間則沒有窗戶和天窗，不見天日，空氣不流通，而關押的犯人常常多達二百個。獄中規矩，每天傍晚就鎖門，天快亮時纔開鎖。晚上犯人大小便隻好在裏麵解決，臭氣與食品的氣味相混雜。寒鼕季節犯人睡在地上，到瞭春天很少有不生病的。一個犯人半夜裏死瞭，其他犯人睡在他旁邊，活人和死人頭並頭、腳挨腳而睡，沒有辦法迴避，這樣得傳染病的人就更多瞭。所以入“老監”等於嚮鬼門關靠近瞭一步。“老監”裏每天都有三四個犯人死亡，多的時候甚至每天有十幾個，屍體就被從牢牆的洞口拖齣去（見《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
　　“現監”的條件要好得多，這是一些木闆搭建起來的房子，所以也叫“闆屋”。
　　根據規定，“老監”是用來關押重案犯的，那些大盜、慣偷、殺人要犯應該關入“老監”。“現監”則給正在打官司而沒有結案定罪的人、被案件牽涉的人、證人，以及犯輕罪的官員住，類似臨時拘留所，所以它不像關押重案犯的牢房那樣結構牢固且密不通風。被關押在刑部大牢裏的犯人，其實也不一定是有罪的人，或者是因案牽連，比如方苞，有些則是證人，比如，某人因兒子不孝控告他兒子，左右鄰居是證人，因此也被牽連關押。按道理，這些人應該住“現監”。
　　但是規定是規定，怎麼執行卻要看獄卒們的意思。一旦被投入獄，獄卒不問有罪無罪，罪輕罪重，都先給你戴上手銬腳鐐，關進“老監”，讓你痛苦不堪。由於入“老監”是遭罪，能夠去掉鐐銬、住到“現監”裏麵就是一種犯人們求之不得的“待遇”。要進“現監”，這得花費幾十兩銀子。
　　於是，你有錢、願意給錢，可以從“老監”中脫身，押在“現監”裏麵；你沒錢、不願給錢，則會被押在“老監”裏等死。這樣事情就顛倒瞭過來：因相同的案子而入獄的人，罪行嚴重的反而可以住“現監”，罪輕或無罪的人卻要進“老監”受苦。這種牢房選擇的顛倒說明瞭什麼問題呢？它說明瞭權力的本質。
　　對於犯人來說，關押在哪種牢房關係到個人福利，關在“老監”意味著性命堪虞，關押在“現監”情況則要好得多，因此爭取進“現監”是體現“福利最大化”的選擇。但是你進“老監”還是“現監”的選擇權不在自己手上，而在獄卒手裏。換句話說，獄卒在這裏的權力是決定犯人住在哪個牢房裏的能力，這個能力能夠直接影響犯人的個人福利。——對於本來應該住“現監”而現在住“老監”的人來說，獄卒的行為減少瞭他們的福利，所以他行使的是“閤法傷害權”；對於本來應該住“老監”而現在住“現監”的人來說，獄卒的行為增加瞭他們的福利，所以他行使的是“閤理賜福/利權”。
　　刑部大牢獄卒決定犯人關押在哪種牢房的選擇權本來微不足道，但經過他們齣神入化的運用，卻使人不由得望而生畏，因為這種權力直接影響到犯人們的生死，對於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瞭，所以對於獄卒們的那麼點權力也不得不錶示足夠的敬重。清代的人說：“人命可齣可入，訟獄可上可下，盜賊可拘可縱，帑藏可侵可漁，處分可輕可重，銓選可疾可滯，人纔可升可降。”（尹耕雲《胥吏論》，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捲二十八）小小的公務員有時候可以決定你的生死榮辱，你不敬重他是不行的。至於權力大者如君主，那就更加讓人頂禮膜拜瞭。
　　先秦的思想傢管子說到君主應該如何行使權力的時候說：“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任法》）君主掌握瞭決定臣子生死、貧富、貴賤的權力，自然可以驅使臣子為自己賣命，又有誰敢不對他既敬又畏？
　　掌握權力者，哪怕隻是微不足道的權力，他也會加以利用，作為增進個人福利的本錢，這是人類的生存本能和社會競爭的必然結果。這樣，他可以主動為自己創造福利，也可以被動等待他人提供福利，於是他便在社會生活中進退自如，如魚得水，甚至呼風喚雨，為福為禍。這，大概就是權力的誘惑力，也是許多人都有“權力的飢餓”的原因所在。
　　……

前言/序言

　　代序製度關係每個人的命運
　　如果問我們每個人最關心的是什麼，我想絕大多數人給齣的答案應該是個人的命運。古今中外，無論是虛構的文學作品還是真實的曆史記載，最吸引人的、最能引發共鳴的，都是個人命運的變遷。那麼，決定個人命運的到底是什麼？由於每個人的稟賦（包括生理的和社會的）並不一樣，因而命運通常具有個人的獨特色彩，但是，絕大多數人的命運，都受到製度的影響。
　　不妨舉個身邊的例子。最近十幾年，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無疑是房子。房子吸聚瞭人們最大的心力。古人說：安居樂業。不能安居，難以樂業。沒有一個可以自己做主的生活空間，個人很難有安樂感。但是房價越漲越高，已經遠遠超齣普通人的消費能力，大部分人都希望房價降下來，政府也不斷齣颱調控政策，但房價就是降不下來，而是越調越高。此中原因何在？眾所周知，房價主要是現行土地製度（如城市土地歸國有，土地隻能由政府通過招拍掛的方式齣讓等）、財政製度（如分稅製等）以及金融製度（如多發貨幣，導緻貨幣總量過高等）等經濟製度推高的，尤其是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維持運轉，而土地財政則與1994年實行分稅製後中央和地方關於財權、行政權分配的不盡閤理有關。這就意味著，個人買不起房，是與製度相關的。但是，另一方麵，也有人因房地産業而成為富翁，富豪榜上的大多數人都靠房地産業發傢。還有些人，則因拆遷問題而遭難，甚至付齣生命的代價。這就是說，房地産業改變瞭人們的命運，而房地産業的現狀則是現行製度塑造的結果，因此，最終影響個人命運的還是製度。
　　製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是形塑人們互動關係的約束。由於社會生活復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故而製度也就有經濟製度、政治製度、文化製度、社會製度等方麵。由於人的生存必須依靠物質資源，而物質資源可以用財富來衡量，故而經濟製度對個人命運的影響非常大；在經濟製度中，財政製度直接影響個人財富分配，對個人命運的影響更為直接。
　　從根本上說，個人命運受財政製度影響，齣於下麵的邏輯：個人組成社會，為瞭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産（最重要的三項個人權利），必須有公共權力（國傢權力，政府是其代錶）來提供社會秩序（司法）；同時，為瞭社會“不受其他社會的橫暴與侵侮”，就需要組織軍隊（國防）；另外，還有許多公共産品都需要國傢（或政府）來提供。這就是亞當?斯密在其著名的《國富論》中提齣的君主（或國傢）的三種義務。國傢的這“三種義務”，乃是維持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要求。但是，國傢履行這“三種義務”是需要經費的，這些經費就是國傢財政支齣。為瞭獲得這些經費，就需要個人放棄部分財産權利，將之讓渡給國傢。國傢所獲取的這些經費就是財政收入，通常錶現為稅收。從這個社會運轉的基本邏輯來看，個人既然生活在社會中，就必須為享受的公共産品支付成本，就必須轉讓部分財産，而財産是個人維係生命的物質資源，財産權是同生命權同樣重要的個人權利，這就使個人命運和國傢財政製度緊緊地綁在瞭一起。財政製度決定國傢對個人財産的占有程度，這就影響到瞭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産，也就等於影響到瞭個人命運，或者說財政製度關係到每個人的命運。
　　財政製度是否閤理，錶現為個人讓渡給國傢的財産與享受的公共産品的數量和質量是否對稱。有一種可能是，個人讓渡瞭很多財産，這些財産的讓渡使個人生活質量大幅降低，甚至使個人無法生存下去，但享受的公共産品數量不足、質量低劣。簡單地說，就是所付和所得極不對稱。為何會齣現這種情況？問題齣在國傢的性質上。國傢的性質，有掠奪型和契約型兩種。在國傢權力沒有受到有效製約的情況下，常常錶現齣掠奪性，掠奪個人財産為其所用而不提供像樣的公共産品；在國傢權力受到有效製約的情況下，國傢就不能隨意掠奪個人財産為其所用，而必須通過個人與國傢之間訂立的契約，依據法定程序嚮個人徵用財産，並依據法定程序將這些財富用於提供公共産品，保證公共産品的數量和質量，如果達到瞭這樣的要求，財政便成為公共財政、陽光財政。
　　財政為掠奪型的國傢在曆史上的錶現就是政府是專製的。從掠奪型財政嚮契約型財政的轉變，就是從專製到民主的轉型，也是傳統文明嚮現代文明的轉型。
　　由於公平、正義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取嚮，每個人要獲得他人的尊重和尊敬，其行為就必須是符閤公平、正義原則的。而按照馬斯洛的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個層次。這就使得從人性的角度看，即便是曆史上的那些專製者，同樣也有受到尊重的需求，因此在製定社會規則時也不能不考慮社會輿論對他的評價（所謂身前身後名），不敢過於違背公平、正義的原則，因而擺上颱麵的社會規則（製度）總要體現一定的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人類文明的基本方嚮。但是，這些規則是否會得到認真執行，實際能否做得到，都會是另一種情況。比如，中國古代受農業文明的基本經濟規律的限製，農業稅收不能定得過高，過高則農民無法承受，因此孟子在和魏國相白圭討論稅率的時候，認為“什一之稅”既能滿足一個大國的財政需要，又不緻使農民負擔過重，因此是最理想的。儒傢思想在從秦漢到明清的帝製時代是社會主導思想，是主流意識形態。儒傢提倡仁政，要求君主善待國民。這種思想，體現瞭公平、正義的社會要求，也體現瞭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取嚮。按照仁政的要求，中國古代的農業稅率一般不能超過10%，這一稅率也是由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維持農民與國傢和諧關係和社會穩定的博弈均衡綫，因此中國古代帝王在公布農業稅率時很少有超過這一標準的。超過這一標準，就會受到輿論壓力，受到他人指責，因此帝王們為瞭自己的名聲，很少願意公開突破這一標準。但是，這種標準在實際中很難切實遵行。一是帝王自己的奢靡無度，耗費瞭大量國傢財政收入；二是皇室人口不斷擴大，成為國傢財政的重大負擔；三是帝王治理國傢的代理人——官吏集團及其附生人群的不斷擴大，他們從嚴格的國傢財政支齣製度中難以獲得需要的利益。總而言之，財政供養人員的不斷擴大，以及他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必然導緻固有財政收入的壓力逐漸加大，加上還有可能受到外敵入侵威脅需要更多的財政支持等原因，符閤博弈均衡的閤理稅率必然要被突破，最終農民會不堪忍受，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
　　在中國曆史上，那種擺在明麵上的規則——國傢製度，與上不得颱麵而實際起著很大作用的規則——所謂“潛規則”，一直同時存在並支配社會運轉。由於財政在國傢運轉中的重大作用，“潛規則”實際上主要體現在財政領域，這就是本書的研究對象——“亞財政”。在明清時代，這個詞叫作“陋規”。“陋規”的“規”字，如果理解為“規則”，那麼“陋規”就是鄙陋的規則、上不得颱麵的規則，也就是“潛規則”，這正是吳思先生的“潛規則”一詞創意的淵源。不過，在明清人的眼裏，和他們平時用詞的習慣一樣，“陋規”通常不是指“潛規則”，而是指“規禮”、“規費”——送給上司，為示敬重，稱為“規禮”，送給上司的隨從人員，因其地位較低，則稱“規費”。“規禮”、“規費”體現的是財富的流嚮——官員可以得到禮物，其隨從人員得到小費。問題是，這些財富從哪裏來？它是從稅外收費來的，實際上就是稅外收費所得的社會財富在官吏集團內部的再分配。國傢稅收屬於“正供”，稅外收費所得，以“規禮”、“規費”的名義進行分配，就是“陋規”。“正供”是國傢正式財政製度，“陋規”是一種亞生於國傢正式財政製度（經製財政）的非正式財政製度，所以本書稱其為“亞財政”。
　　“亞財政”是一種不被正式製度承認，但卻得到官場普遍認可的規則。比如,下級官吏要給上司送禮，這是“亞財政”的分配形式，“亞財政”在官場內部是比執行國傢正式財政製度更為嚴格的規則，是絕對不能違反的。鹹豐年間的一位官員嚮皇帝報告說，在四川，基層官員都對給上司送禮深感痛苦，一個州縣官員每年嚮總督、藩颱（布政使）、臬颱（按察使）以及他們的頂頭上司道颱和知府送的禮，多的達到一萬幾韆兩銀子，送給上司的這些禮和國傢正式稅收沒什麼兩樣，是絕對不能少的。用他的原話說，是“上司各項陋規等於正供，不能短少”（鹹豐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學政何紹基奏摺，《東洲草堂文集》捲二）。可見這不是個彆行為，而是官場內部必須執行的潛規則，道理其實也很簡單：上級不直接負責收稅，基層官員稅外收費所得如果不上繳，那麼上司除瞭正式工資之外沒有其他灰色收入，要維持體麵的生活是很難的，同時上司對下級又有監督權和決定其升遷、罷免的權力，這樣下級官員稅外收費所得就必須拿齣來和上司共享，至於各級上司應該享有多少，應該有大傢認可的規則，以免有些人心存不滿而去告發破壞和諧，這樣官場內部大傢都認可按照官位即權力大小享有份額，彼此心照不宣，就形成瞭類似正式製度的規則，這就是“亞財政”。“亞財政”有幾個突齣特點：一是動力強大，由於直接關係個人利益，因此在官員的心目中它甚至比正式財政製度更重要（實際上皇帝也很看重，因為皇帝為瞭維持一個“光輝”的公眾形象，不能隨便花國庫裏的錢，其個人愛好、奢靡消費等錢財很多是通過高官送禮——進貢的方式獲得的，所以皇帝也是這種製度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的受益者）；二是規模龐大，超過正式財政；三是錶現復雜，名目繁多；四是影響極壞，危害極大，不僅引發官民衝突，影響社會穩定，甚至會危及國傢利益。本書的目的，就是比較係統地探討“亞財政”的動力、錶現、規模、影響等方麵。
　　在動力方麵，至少有“兩私三公”。“兩私”指官員傢庭結構和私生活問題（以著名清官海瑞為例子，詳見《清官海瑞的私生活》一文），以及個人消費結構問題（以晚清知名學者、戶部官員李慈銘為例子，詳見《窮京官的闊日子》一文）。“三公”指地方官要嚮上級送禮（詳見《送禮政治》一文）、嚮上級衙門“跑部錢進”（詳見《跑部錢進》一文），以及皇帝和官員的“公務”消費（詳見《“三公”腐敗》一文）。
　　“亞財政”引發的社會混亂，本書的兩個案例足以說明問題：一個是醴陵漕案（詳見《分肥法則》一文），一個是粵海關陋規（詳見《陋規戰爭》一文），分彆反映瞭農業領域和商業領域的問題。一個在國內，引發官民衝突，一個涉及國際關係，官民衝突在涉及外國人時就擴大成國際爭端，粵海關陋規甚至是引發鴉片戰爭的重要因素，禁止陋規被寫入《南京條約》。
　　“亞財政”對中國曆史弈局有著深遠的影響。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個名叫許承宣的官員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國未久的大清帝國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今日之商賈……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請禁額外苛徵疏》，《皇清奏議》捲二十一）。“亞財政”的起點是“賦外之賦”、“稅外之稅”，也就是“暗稅”。國傢正式財政是“明稅”，體現瞭各個王朝建立之初國傢和農民雙方認可的博弈均衡，隨著“暗稅”的滋長，這種均衡逐漸被打破，當觸及農民的生存底綫時，矛盾激化，開始重建秩序，恢復博弈均衡，這個過程就是中國曆史獨特的王朝更替的“曆史周期律”。本書的《民變係數》和《王朝周期律》兩篇文章，從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基本經濟規律齣發，探討瞭中國曆史博弈的均衡和失衡如何建立與打破的問題。最後一篇文章，從“國傢睏境”這一人類政治文明的核心問題，分析現代轉型的途徑。
　　2008年3月18日，溫傢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的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時說：“其實一個國傢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可以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此言非虛。由於財政直接關係國傢和人民的財富分配，因此它是“國傢的神經”，很容易就被刺痛，引起社會激烈反應，錶現齣來，就是“驚心動魄”。
　　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往往是從財政危機開始的。從先秦的商鞅變法，到唐代楊炎、劉晏主持的改革，到宋代王安石變法，到明代張居正改革、清代雍正改革，主要內容都是財政改革，都是由財政危機引起的。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其過程都是驚心動魄的。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曆瞭一次深刻變革——改革開放，改革的最初動力，也與財政壓力有關。改革從農村實行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包産到戶）起步。包産到戶與原有意識形態衝突，所以阻力顯而易見。當時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後來迴憶道：“最初提齣包産到戶，有同誌就批評：毛澤東主席纔去世幾年，你們就提倡包産到戶，是喪失晚節，晚節不忠。以此可以想見我們麵對的環境，最初是多麼嚴峻。”但是，包産到戶之所以還是要實行，是因為非常現實的原因：“原來的政策和製度實行瞭幾十年之後，首先引起瞭農業經濟危機。人口增長，吃飯問題無法解決；人均糧食始終隻有300多公斤，其中除瞭吃的口糧，還有飼料、工業用糧；8億農民中，貧睏人口占2.5億。糧食不能自給，要進口。整個經濟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已處於相當睏難的境地。”“當時貧睏地區成瞭國傢一個包袱，解決不瞭這類地區的吃糧問題。糧食調入省越來越多，調齣省則越來越少。在計劃會議預備會期間，時任國傢計委主任的姚依林與我商量貧睏地區的糧食供應問題。我建議試一試包産到戶，讓農民自己解決吃飯問題。農民選擇吃糧靠返銷糧，你把土地包給他，他就不靠你，靠自己的土地弄飯吃。姚依林認為有道理，匯報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同意並錶態說：睏難地區可以搞，搞錯瞭再迴來，有什麼瞭不起，有飯吃就可以不搞，沒飯吃就搞一搞嘛。從此就開瞭個大口子。”（杜潤生：《中國農村改革漫憶》，見上海《社會科學報》2004年2月12日）由此可見，突破意識形態束縛的動力，是“農業經濟危機”和“讓農民自己解決吃飯問題”這樣的現實問題，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仍然規定“不要包産到戶”、“不許分田單乾”，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還刊登質疑包産到戶的張浩來信和編者按，直到1982年爭議纔結束。由於“當時貧睏地區成瞭國傢一個包袱”，要甩掉財政包袱，就得讓農民自己解決吃飯問題，為此隻能放權，允許睏難地區搞包産到戶，“有飯吃就可以不搞，沒飯吃就搞一搞”，可見如果不是財政壓力（睏難地區需調入糧食），包産到戶是很難得到推行的。這大概也可以看作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往往是齣於財政壓力，為瞭甩掉財政包袱，纔允許某些領域進行試驗，進而逐漸突破意識形態阻力的。未來的改革，大概仍是這一模式。
　　西方曆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曆史事件，也大多與財政危機有關。比如，英國的議會製度就是從限製國王徵稅權逐漸發展而成的，議會是代議製，故英國諺語稱“稅收是代議製之母”。議會製度的發展，使“未經同意不得徵稅”思想的落實有瞭製度保障，英國的政治製度逐漸符閤現代文明要求，國傢也率先進入現代社會。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控訴英國政府“未經我們同意便嚮我們強行徵稅”，指齣納稅而無代錶權是暴政，徵稅問題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綫。法國的曆史則從反麵證明議會失去對國王徵稅權的控製將對嚮現代轉型産生負麵影響，法國在14世紀初也有與英國議會相似的“三級會議”，但1439年“三級會議”決定國王可以不經“三級會議”的批準而徵收新稅，這項權力此後屢經努力沒有收迴，最終以大革命的方式纔從國王手中奪迴，法國人為此付齣瞭高昂的代價。財政部辦公廳、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十月革命的成功與蘇聯的解體，都與財政危機有關：1908—1917年的十年間，由於經濟衰退和參與連年戰爭，沙皇俄國完全依賴財政赤字維持運轉，人民負擔兵役並繳納高額稅收。到1917年，財政赤字纍計高達84億盧布，占財政總支齣的85%，國債餘額是當年預算收入的11倍。議會否決瞭政府的高赤字預算。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最終工人階級發動瞭十月革命，埋葬瞭沙俄政權。隨之誕生瞭社會主義蘇聯，但它在20世紀90年代也垮颱瞭。因為在蘇聯的後期，龐大的軍工業消耗瞭大量資源，老百姓的生活資料極度缺乏，中央財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不得不依靠地方財政的上繳來維持國傢機器的運轉。到瞭1991年，中央政府收入計劃無法落實，完全失去瞭對全國經濟、政治的控製，國庫空虛，一連數月發不齣工資。最終，強大的蘇聯轟然倒下瞭（《驚心動魄的財政史（總報告）》，《經濟研究參考》2009年第40期）。曆史不斷證明，財政危機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動力，但變革能否變好，關鍵是看能否遵循現代文明的要求，嚮公共財政、陽光財政的方嚮發展。沒有陽光財政，大部分人的利益都將受損。所以推動財政的陽光化，就是使個人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讓自己有可能過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