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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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茲·卓辛格著

圖書標籤:

監獄
監禁
犯罪
刑事司法
社會問題
美國
懲罰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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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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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71284

版次：1

商品编码：12107272

包装：平装

丛书名：真实的力量 |中信·大方非虚构书系

外文名称：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10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評判一個國傢，不是看它如何對待zui尊貴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樣對待zui卑微的那群人。

1．美國記者貝茲?卓辛格探訪九個國傢的監獄，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公平正義。多數人一生都沒有看見和接觸過監獄，卻隱隱約約將之視為正確和正義的象徵——這本書會為我們揭開正義的真正模樣。

2. 這是一部人性記錄。盧旺達、南非、烏乾達、牙買加、泰國、巴西、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挪威，在這九個國傢的監獄之旅中，我們跟隨作者尋迴幾乎被每個國傢、整個地球遺忘的那群人——這也是作者著大量筆墨的地方。在這個被美化的監獄裏麵，我們常常忘瞭生活在裏麵的，是仍會呼吸的人類，誰對他們的尊嚴和死活負責？

3. 貝茲?卓辛格是記者、司法學院教授，美國知名 Prison-to-College 計劃的創辦人這項計劃旨在提供囚犯齣獄後上大學的機會。在本書中，作者讓我們看到，在懲罰之外，我們應該有更多道德、救贖、寬恕和機會的可能。貝茲?卓辛格與犯人見麵，與他們一道進行角色扮演練習，參與創意寫作課和戲劇講習班。

內容簡介

我們以各種詞藻美化監獄，仿佛那和醫院一樣是個純淨無菌的空間：“隔離”“矯正”“治療”“行為管理”，住進監獄的人叫做“獄友”，他們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員”協助。經過美化，很容易忽視監獄的實際環境，忘掉在那裏夜以繼日、年復一年，乃至於度過數十年或後半生的，是活生生仍會呼吸的人類。

貝茲?卓辛格以美國刑罰學傢和記者的身份，走訪瞭盧旺達、南非、烏乾達、牙買加、泰國、巴西、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挪威九個國傢的監獄，嚮我們揭開我們以為的正義是什麼模樣。

“把他們關起來”是我們麵對的現實，“然後呢”是我們要繼續深思的問題。

作者簡介

貝茲?卓辛格

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也是美國知名 Prison-to-College 計劃的創辦人，目的在於提供囚犯齣獄後上大學的機會。

卓辛格同時是一位記者，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NPR 等媒體寫關於流行音樂、加勒比海地區、世界音樂以及種族議題的文章，還製作過幾部紀錄片。因為工作機會，卓辛格得以實地探訪世界各地的監獄。

內頁插圖

精彩書摘

1 報復與和解

盧旺達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殺人犯做朋友，就彆與我們有牽連。

——受害人對修女海倫·培貞所言，齣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緻何等苦難，上天竟以愛情斷除喜樂。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硃麗葉》

布魯塞爾航空1027號班機在夜色中緩緩降落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國際機場，入境隊伍短，美國籍旅客無須簽證，齣去後立刻看見我的行李箱安穩地躺在那裏。佩戴高爾夫山丘飯店識彆證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進車子以後，車子駛上幾乎沒有車輛來往的道路，朝市區前進。

飯店如其名位於山丘。涅盧提拉瑪（Nyarutirama）區內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屬高級地段。飯店的住房外觀頗具郊區公寓風味，以黃褐色係為主調，但不知是否為瞭彌補過分單調的景觀，許多地方都加上瞭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長頸鹿和部落傳統壁畫，房間鑰匙綁在非洲大陸形狀的皮革上。我要在這裏度過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為我之所以挑選盧旺達作為監獄之旅的第一站，是因為非洲國傢的獄政特彆糟： 27個國傢平均之後，超過收容量達141%，全非洲大陸超過三分之一的監獄人口（至少100萬人）尚未受審，換言之，某些國傢牢獄內的人可能九成根本無罪。非洲各國政府不夠重視司法，賄賂、吸毒、賣淫、強奸十分泛濫。1996年，各國代錶團曾在烏乾達集會，起草非洲監獄報告書，內容指齣監獄對於遏製犯罪幾無功效，其後又發錶針對監獄環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監獄“不人道”、“管理人員行徑惡劣”，結論指齣，過度依賴監獄“對司法無正麵意義，未保護公眾，稀少的公共資源沒有好好利用”。

但我來到這裏不是要繼續感傷，而是希望找到能透進曙光的裂縫。正因為非洲各國司法係統問題嚴重，所以存在積極改革的空間。危機就是轉機。

而我選擇盧旺達，其實是因為其他國傢聽見盧旺達三個字，腦袋裏就聯想到：種族屠殺。

被害者的國度

1994年盧旺達發生百日大屠殺，鬍圖族殺害約100萬名圖西族，手段多為利刃或鈍器，這小小東非國傢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盧旺達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會及經濟繁榮收獲聲譽，但人們想起盧旺達，腦子裏還是大屠殺。其實事件過後20年，盧旺達已是非洲新生的模範，在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領導下，商業競爭力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連續六年在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長都達7個百分點，識字率飛躍提升，國民衛生每人每年負擔低於100美元。

盧旺達之所以成績斐然，部分原因就在於大規模種族和解。文獻指齣，該國在屠殺事件後設立瞭“蓋卡卡法庭”（gacaca）

“gacaca”一詞源於金亞盧旺達語（Kinyarwanda），意為“草地上的司法正義”，也就是由部落成員充當裁判者，是一種傳統式小區審判體係。——編者注

，屬傳統聚落的司法製度，由小區居民集結並整理加害與受害者名單，但最終目的並非施以懲罰，而是裁決如何補償。我也聽說盧旺達的司法途徑大概是迴歸瞭文化根源，鼓勵的不是懲罰，而是寬恕與補償。屠殺事件促使這個國傢思考其社會支柱，審視監獄係統，甚至司法本質。

這裏有幾十萬、幾百萬彼此存在弒親之仇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但他們比鄰而居，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相互體諒。以盧旺達為旅程的起點深具意義，因為關於犯罪的對話不應從犯下罪惡行徑的人開始，雖然我們總是這樣談論刑事司法：是誰犯案？如何懲治？卻忘記將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無論如何關切加害者，都不該淹沒我們對於受害者的重視。因此，踏入監獄這個犯罪者的領域前，我必須先浸淫於被害者的國度，踏上其中巔峰，也因此首選盧旺達。

決定以後，第一步是調查盧旺達有哪些非政府組織與我目的一緻，能夠帶我進入監獄。可以尋求的閤作對象很多，因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該國當前的精神指標，許多非營利活動以此為主要訴求。瀏覽過諸多使命宣言後，我鎖定其中一個組織，他們的服務對象設定為大學學齡的屠殺幸存者，年紀在25歲以下，很多是孤兒。通過網絡與該組織創辦人聯係後，我很快得知這些幸存者也想探訪監獄，因為獄內八成囚犯的罪名與屠殺事件相關。年輕人原本就想發起探視活動，不過遲遲沒有實現，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歡迎。

前來基加利，我的動機是與年輕幸存者閤作，一同進入都是屠殺者的監獄一探究竟。探訪行程為何，能有什麼作為，甚至如何剋服語言障礙等等問題，在旅程之初毫無頭緒，但我還是來瞭，因為首次讀到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 “噩夢到此為止，盧旺達”（Never Again Rwanda, NAR）。

若說有一句話像咒語般貫穿我的童年，貫穿經曆大屠殺的猶太人社群，就是這同樣一句話：噩夢到此為止。我的族譜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戰屠殺中喪生，或許這是個適閤的切入點。

為仇恨埋下和平的種子

“在卡西盧大樓，美國大使館前麵那條路上，一個路口右轉。”

為我說明地址的詹姆斯是當地人，身材矮壯，英文說得和盧旺達語一樣好，因此成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齣租車司機。

齣門之前，旅館經理塞瞭一把傘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頭明明晴空萬裏。“相信我。”她這麼說。

詹姆斯播放著牙買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專輯，他在牙買加的舞廳很紅，歌詞走粗鄙路綫。

“盧旺達人喜歡情歌喜歡得過頭瞭，”詹姆斯笑道，“太多愛來愛去，打開電颱我就受不瞭。”

很快我們就找到瞭目的地。對麵有間掛著紅色燈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實就是一個混凝土箱以蕾絲布做門麵，旁邊牆壁上用噴漆噴瞭些圖案。我找到NAR組織的招牌，穿過光亮鐵柵門走進去。辦公室裏空空的，四麵是褪色的米黃壁紙，隻有一兩張木桌子和幾颱過時的計算機，不見任何人影，“良知”的歌聲從美容院那頭傳來。直到走進後麵房間，我纔找到執行總監艾瑞剋·馬荷羅，他穿著乾淨的白襯衫，還係上領帶，窩在座位上。見我進來，他靦腆地握瞭手並開口歡迎。

“要不要見一下計劃負責人？”艾瑞剋帶我迴到前麵辦公室，阿爾伯特·杜庫祖穆瑞米已經站在那裏。他的外號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歲，體型瘦長，動作顯得慵懶，與那雙銳利的眼睛不相襯。

我們找瞭張空桌子坐下後，立刻切入正題，不過討論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靈光，勉強能溝通。盧旺達在1994年以後纔將英文課程納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殺後的世代英文能力參差不齊。有趣的是，盧旺達本身為非洲大陸上少數語言統一的國傢，鬍圖族和圖西族使用同種語言，不像鄰國肯尼亞數十民族語言各異。

桑托斯和我聊到盧旺達監獄的源流。當年德國殖民者引進監禁製度，1916年比利時接管後拘留所數量大增，形態則有所不同，當地稱為單人囚室：非正式但用於拘留的小屋，裏頭有客廳、客房，甚至廚房，頗具隱私。1962年，盧旺達獨立，鬍圖族政權以流氓或遊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圖西族後，將之關進囚室。

換言之，大屠殺事件以後，盧旺達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能安置超量的殺人犯，全得將他們塞進有限的空間裏。到瞭1995年，囚犯人數超齣容納量5倍，擁擠的環境帶來可怕的結果，數韆人感染肺結核與痢疾，犯人真的必須一個疊一個，堆起好幾層，他們又渴又餓隻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後六周，基加利中央監獄死瞭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盧旺達中部大城吉塔拉馬（Gitarama）監獄也在八個月之內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須睡廁所，還齣現所謂“僵屍”（komeza，原意為“持續”）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覺的地方，入夜後隻能走來走去的囚犯。

危機重大，卡加梅總統展現驚人氣魄。“讓犯人齣去。”他直接這麼下令。1998年，首先釋放年邁的囚犯。2003年，一口氣釋放瞭2.4萬人，包括重癥者、參與政府推動認罪計劃者、屠殺事件時未滿14歲者。2005年，第二撥釋放2.2萬人。釋放以後，人犯不拘禁在監獄，仍舊要麵對控訴，法律依據為1996年針對屠殺行為進行分級認定的立法。

麵對慘況，司法正義如何實現？聯閤國安理會設置瞭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找齣要為事件背負最多責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訴，程序直到2014年纔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盧旺達的法院係統也起訴逾萬人，盡管2007年廢除死刑，但之前已處決22人。

其餘多數人則進入瞭盧旺達的偉大實驗，也就是迴歸當地傳統的司法模式。“蓋卡卡”原意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進行審判和公聽，過程完全公開，由社區選齣的法官進行審查。聽桑托斯描述時我還是難以想象： 2006~2012年間，1.2萬個“蓋卡卡法庭”審判超過120萬個案件，除瞭做齣判決，更可以對悔意充分、想復歸社會的人提供減刑。

殖民時代之前，“蓋卡卡”裁決的多半就是補償方案，補償形式可以是物質，也可以是肉體懲罰或死亡。屠殺事件之後，“蓋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將犯人納入2005年成立的40個巡迴式“公共服務營”（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 TIG）。大約有5.3萬人被送入TIG成為公共服務人員（tigiste），他們以勞動服務作為彌補，造橋鋪路、興建校捨、蓋房給無傢可歸的人，其中當然也包括屠殺的幸存者。公共服務人員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須從傢中往返，也必須讀書識字，接受建築技能訓練、公民教育、認字學習盧旺達曆史，並瞭解政府政策。TIG為盧旺達政府節省瞭數百萬美元，又減少監獄人口達53%，囚犯人數減少到5.8萬人左右，相較之前已經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數在全球依舊排名第七。盧旺達矯治署繼續努力，並大膽提齣將監獄由14座減少到9座。

通過與桑托斯深入對談，我瞭解到這麼多背景信息。他還錶示NAR組織中的年輕人一年前曾經拜訪公共服務營，可惜沒有成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閤作的監獄探訪計劃這次能夠持續下去。我打量著他那副堅定神情，脫口而齣： “桑托斯，你為什麼想做這些事情？”

“我想，”他輕聲以法語迴應，不過很快又改成英語： “你們怎麼說的？為盧旺達埋下和平種子。”

若非親眼見證那誠懇至極的態度，我一定會以為是在演戲。

那天迴飯店前，我請詹姆斯帶我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堅強些，”他笑著送我下車，“彆哭哦。”這麼說的同時他似乎笑瞭起來。

他們的罪行，我們的恥辱

我確實哭得好慘。“盧旺達是個湖光山色、綠意盎然，又充滿孩童笑靨的國度。市集裏除瞭熙來攘往的客人，還有鼓手與舞者錶演，工匠們手藝精湛。”導覽的開場介紹完以後，就進入1994年慘絕人寰大悲劇的細節。雖然不像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那樣揪心，但同樣精準到位。大屠殺之前已有許多小規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連串針對圖西族的攻擊，迫使數韆人遷居鄰國布隆迪、剛果、烏乾達；35年後婦孺也成為目標，母親們遭到強暴，還被強迫殺害親生骨肉，或惡意傳染艾滋病毒，也有鐵鏈捆綁和活埋等等。走進兒童室，裏麵紀念“本該成就未來”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腸胃翻騰，例如“在母親懷中被刀砍死”。

走齣博物館，飯店經理預言成真，艷陽高照的天氣轉為傾盆大雨。路旁牌子寫著“請勿踩踏墳墓”，我看瞭又一陣啜泣。有個十幾歲男孩麵帶笑容，正在為墳墓上鋪蓋的藍色帆布清除積水。

“哈囉！你結婚瞭嗎？”他竟然這麼大聲問。我不知所措，搖瞭搖頭。“從哪裏來的呢？”他繼續笑著問，心不在焉地繼續清理墳墓。

“紐約。”我囁嚅迴答。

“美國人啊！那你應該蠻有錢的。”男孩這麼叫道，掀開帆布一角： “你是來看墳墓的吧！”

我耗盡全力忍著沒嘔吐。底下是個坑洞，裏麵塞滿顱骨，幾乎要滿齣來瞭。數萬顆骷髏頭像棒球一樣堆在裏麵，一個個人頭，一條條生命。

茫然離開以後，我心緒混亂。剛纔的少年是鬍圖族人，還是圖西族人？如果我要對我見到的每個人都猜測其種族，這公平嗎？桑托斯忍受的是什麼處境？

我究竟該如何麵對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人？

也許該讓他們被關在監獄裏發黴腐爛纔對。

我晃進紀念品店，買瞭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盧旺達文和斯瓦希裏文三語對照的語言學習書，另一本是《我們幸存於盧旺達大屠殺： 28位見證者》。

“你穿黑色！”為我包裝書本的男店員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歡粉紅色。”

走齣大門，詹姆斯看見我買的書，叫道： “選得好！”接著他說瞭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雙親，然後逃到南非，進入肯尼亞醫學院，到銀行上班，但覺得上班族生活無趣，於是迴到盧旺達做齣租車司機。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沒想到看上去這麼樂天的人也是大屠殺受難者，我暗忖哪裏還需要手上這本書，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過紐約的人脈認識艾迪，他是演員也是社會運動人士，穿著剪裁閤身的黑色牛仔褲、皮夾剋，戴瞭墨鏡，來到高爾夫山丘飯店。“歡迎，”他立刻伸手，“你應該認得我吧？”

“認得你？”

“電影啊！”艾迪擺瞭姿勢，雙臂交叉，一臉剽悍，之後忽然爆笑。

啊，沒錯，他在我朋友拍攝的電影《所有盧旺達人》（Kin-yarwanda，肯亞旺達，盧旺達的舊名）中飾演獄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殺所拍攝的紀錄片。

我們開車繞進市區，周邊風景有三個主色調：橙紅大地，翠綠山巒，奶油色房屋。下過小雨，空氣清新，路麵還很粗糙，沒有多少汽車，隻有計程摩托車來迴穿梭，險象環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辦，我就一路跟著，拜訪瞭一個促進和平的社運組織，一個標誌上寫著“和平、善行、愛國”的年輕人社團和一所學校。他搬瞭些捐贈書籍進入校園。

“貝茲，你有沒有領薪水？”迴程時他問起。艾迪有個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習慣，就是思緒變換太快，前一分鍾嘻嘻哈哈，突然間就神情凝重態度嚴肅。我迴答有。

“我沒有，每天就是奉獻與捐獻。我本職是作傢，但是也挺愛演戲的，除瞭我老婆，我就最愛這兩件事。”艾迪寫瞭一本書，是詩集，書名叫做《他們的罪行是我的恥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鬍圖族。

“很多人為屠殺幸存者寫書。”他解釋，“不過遲遲沒人為犯罪者發聲，為沒有殺人但因此染上汙點的人發聲。我們活在恥辱中。”

這番話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上課時也會給學生看一部名為《判決之後》（Beyond Conviction）的紀錄片，劇情講述三個犯罪受害者選擇與犯人對話。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藥的兄長強暴，兩人會晤過程令人糾結。她逐步揭開心上瘡疤，哥哥也慚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無法直視妹妹。最後，在妹妹請求下，他終於抬起頭。妹妹過去給他一個擁抱。我視綫被淚水模糊，畫麵上那難以想象的大和解太過震撼。妹妹說她已經原諒哥哥，隻有寬恕能夠治愈傷口，幫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學著原諒自己。

我嚮學生提齣一個殘忍但沒有真正答案的問題：如果必須選擇，你希望是這案子裏的哪一邊，被害者還是加害者？大傢直覺錶示，當然是加害者，誰願意被害？我追問，大傢真的確定嗎？願意一輩子背著那個十字架，永遠記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嘔的罪？

承認自己的罪，以餘生來背負，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義，不假人手的監獄。被害人經曆夢魘，但在夢魘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較之下，有自覺的犯人要終生麵對恥辱。

我來盧旺達的時候也帶上瞭一本《判決之後》，以及許多關於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書籍，原本以為參訪監獄時能派上用場，卻決定下車以後全部送給艾迪。

給他們重生的機會

“你願意談談大屠殺嗎？”

今天與監獄參訪團體會晤，問題清單上，第一條就列著這個問題。其他包括： “為什麼參與？”“對於刑罰有何見解？”我很緊張，當然緊張，因為自己是個白人。盡管以前的工作接觸過監獄或年輕族群，但畢竟局限在美國。這裏是盧旺達，一個經曆種族屠殺曆史的國傢。

我抵達NAR組織辦公室時，學生們尚未露麵，櫃颱有位秘書叫格蕾絲，20歲，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顯然YouTube比較有吸引力，還好我說齣關鍵詞。

“你是作傢啊。我也好想當作傢。”

很快就敲定瞭由她為我寫幾篇短文，一方麵她要練習英語寫作，另一方麵我請她談談自己的世代。

“這個世代？”她反問，幾秒鍾後反應過來，“喔，你是說大屠殺對不對？”格蕾絲的語氣像是沒當成一迴事： “我父母也死瞭。”

即使語氣如此平淡，那句話仍可謂擲地有聲。後來我從團體裏15個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樣迴答，父母雙亡這幾個字不斷翻攪我的思緒。

開始自我介紹。有位NAR人員協助翻譯，但聽起來五個字變一個字，總覺得自己是不是錯過大半內容。我交代瞭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和“監獄直升班”項目的工作曆程，也提到每個月帶一批大學生進入監獄裏麵，與受刑人共處一室上課。這種學習交流活動對雙方都造成很大衝擊，受刑人開始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普通”學生，而普通學生則訝異於受刑人與自己比想象的更相似。盧旺達青年聽完後竪起耳朵，我們也想見見受刑人，他們說，乾脆申請一個Facebook賬戶好瞭。

我接著詢問學生，進入監獄以後打算做什麼。他們望著我，忽然沉默瞭。桑托斯跳齣來，錶示他不打算討論大屠殺，所有人對這話題已感到疲憊。他們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釋齣善意，達到和平與諒解。這個意見在學生間發酵，可是當我進一步詢問：那麼到底打算做些什麼？他們還是沉默。

我說，寫下來吧。什麼語言都沒關係。

這招見效。大傢馬上動筆列齣建議：足球、唱歌、跳舞、辯論會、電影欣賞、短劇錶演。我們下一次開會時投票錶決，挑選每月一次的參訪行程適閤安排什麼活動。之後也為這個計劃取名： “噩夢到此為止，盧旺達”的監獄訪問計劃（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縮寫NAR's PVP。青年團體與和平組織最喜歡很酷的代號。

星期天，桑托斯剛從教堂走齣來，服裝相當體麵，而我隻有牛仔褲和球鞋。與學生團體見麵前，我們兩個坐下來討論如何遴選參與活動的囚犯。我寫下“迴歸”（reentry）一詞，在監獄裏麵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結束，準備迴傢。桑托斯用力點頭。

“對，貝茲，我們應該挑那些要迴傢的人。”他看著我，眼神有點羞赧： “我可以問一件事嗎？‘貝茲’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我解釋說這隻是外號，是小時候姐姐們取的，其實我的本名是齣自《聖經》的“芭絲謝芭”（Bathsheba）

《聖經》中譯本譯為“拔示巴”或“巴特捨巴”。——譯者注。

“是個女王！”他叫道。

我開玩笑說那女王的風頭總是被大衛王搶走。大傢記得大衛，卻不記得大衛的妻子、所羅門王的母親。“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裏麵有‘七的女兒’或者‘好運的女兒’的含義。”我又說。

桑托斯聽瞭很高興，拿瞭我的筆記本，用大寫慢慢拼齣一個詞： “UMUNYAMAHIRWE”。

“這是你的盧旺達文名字，”他說，“好運的女兒。”

後來學生慢慢到瞭，也是進教堂的裝扮。裏頭英文說得最好、個性最大方的尤金湊近，他說他母親在距離基加利市兩小時車程的沙隆村一間孤兒院工作。瓊與娜塔莉兩個人坐在角落有說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許多成員目前都就讀於基加利大學，主修商管和經濟。

開會瞭，學生又開始怯場，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譯也顯得零零落落。我們還卡在探訪行程要搭配什麼餘興節目之中，不久後我完全置身事外；進入民主程序，每個人竭力錶達自己的想法，桑托斯隻能偶爾抽空告知我共識是什麼。訪視有一部分是座談，以小組形式討論時事，他們挺喜歡我的建議，也就是縮小小組規模，確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閤。這是我在美國實行的技巧。

氣氛活絡起來，學生開始為小組討論設定主題，桑托斯提議“如何維持本國和平”，去年參觀過公共服務營的領隊馬修聽瞭卻眯起眼睛。馬修之前沒空來開會，這天第一次齣席，直至此刻發言不多，卻忽然吐齣一串英文，而且衝著我來： “哪有辦法和這些罪犯、這些種族屠殺劊子手探討如何維持國傢和平？”

前言/序言

前言

此地遺世獨立，風俗特異，律法、衣著、禮儀皆自成一格，是活死人居住之處。他們與外界隔絕，生命截然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

“姆藏古！”警衛操著斯瓦希裏語

斯瓦希裏語（Swahili）是非洲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之一，為坦桑尼亞、肯尼亞、烏乾達、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官方語言。——編者注

咆哮，意思是“白人”。

去你的。

我想保持低調，但白人女性在烏乾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貧民區，要不被發現難如登天。穿過這道側門就是盧濟拉（Luzira）最高戒備監獄，裏頭環境混亂不堪，原始收容上限是600名囚犯，但據統計目前人數已達5000，男女老幼皆有，也包括死刑犯。係好藏在外衣下的防彈背心，我朝烏茲衝鋒槍接近。

“你要乾嗎？”對方又嚷嚷。

我堆起一臉假笑，嘴裏說著“誌願者”“拜托”“先生”“謝謝”。對方還沒聽完就不耐煩地甩甩手，好像遇上惱人的蚊蟲。

五分鍾後，我帶著另一位誌願者走迴來。她已經在當地待瞭四個月，取得管理機關核發的正式文件，可以閤法進入盧濟拉監獄，尚未取得正式批準的我隻能偷渡。上星期執勤的組長說： “教課啊，那就進去吧。”卻什麼證件也沒給我。

人多好辦事。經過不斷鞠躬哈腰、不停說拜托和對不起，我們總算低頭經過衝鋒槍，踏進監獄。最先映入眼簾的是管理人員宿捨，外觀就是鐵皮屋，後麵有武警營房。來到中央大門時，獄警揮手催促我們進去，一群群穿著鮮黃色製服的男囚與我們擦身而過。通過一扇混凝土門，麵前竟齣現一座小圖書館。

“午安，貝茲教授。”

一整天，或者應該說一整個禮拜以來，首次有人對我這麼客氣。烏乾達有許多特色，可惜人情味不在其中，旅館的櫃颱人員肯禮貌性地點點頭我都要謝天謝地瞭，麵露慍色似乎是當地專業錶現的一環。願意親切接待我的人反而是一名囚犯，名字叫做巴法基·威爾遜，他有很多外號，“威爾遜校長”“波瑪區長”等等，源於他是同儕推選的管理員，負責盧濟拉監獄的圖書館以及代號“波瑪”的牢區。圖書館是由非政府組織“非洲監獄計劃”（African Prisons Project）所成立，倫敦和坎帕拉都有該單位的辦公室。

“今天過得如何？”威爾遜一如往常露齒而笑，熱切地看著我。他有雙全烏乾達最和善的眼睛，今年30歲，集孱弱老人和活潑男孩兩種極端於一身：個頭矮小，笑容爽朗，眼神充滿朝氣，常戴著一頂過大的鮮黃色軟帽，活脫像個大男孩；然而，他的動作略顯遲緩，尤其說話方式特殊，抑揚頓挫像是在不斷朗誦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稿。

“還可以，威爾遜。”迴答時我不禁嘴角上揚，這是我今天第二次對人笑，但這次是發自內心。與他握手之後，我逐一與另外十幾個學生握手問好。圖書館的格局方正，學生圍著中間的木桌而坐，有的在活頁筆記本上塗鴉，有的隨意翻書，像是《挪威語入門》《哈姆雷特》《英國鄉村導覽》等等，不過沒認真讀。

這堂課的主題是文學創作，威爾遜坐在我左手邊朗誦詩詞，咬字十分清晰。我昨天先發瞭馬婭·安傑盧（Maya Angelou）

非裔美籍作傢、詩人、舞者、演員及歌手。——編者注

的作品講義下去。

曆史任你書寫篡改，

汙衊扭麯我的模樣，

隨你踐踏我於腳下，

但如塵土我將飛揚。

第一堂課我就請學生寫自傳，於是知道瞭威爾遜的故事。他齣生於烏乾達鄉下，當地一夫多妻製依舊盛行，傢中孩子多達60多個。威爾遜尚在繈褓時母親便過世，他因為遭繼母們虐待而逃傢。後來犯瞭罪，由於沒錢繳罰金或行賄，隻好乖乖坐牢，淪為3.5萬名烏乾達囚犯之一，烏乾達的監獄係統超收人數已達上限6倍。近百年前的殖民者興建瞭這些監獄，原始目的是恫嚇人民達成社會控製；但威爾遜入監超過一年，至今尚未接受審判，這情況在此見怪不怪，因為烏乾達過半的囚犯都是未審先關。威爾遜算是適應良好，在監獄裏麵建立瞭信心，自我改造後成為波瑪區長。

想看我絕望崩潰？

想看我垂頭喪氣？

肩膀似淚滴垂落。

慟哭至聲嘶力竭。

學生拍手。“貝茲，我不得不說，”威爾遜感嘆，“這首詩除瞭優美，的確道齣我們在獄裏的心聲。”其他人也沉重地點頭。

後來兩小時的時間，我們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大傢分享自己寫的詩，氣氛很愉悅。威爾遜寫瞭一首《解放者》，感嘆東非各國落入獨裁者手裏，結尾是期許烏乾達能有燦爛的明日。另一個學生的作品開頭就是： “艾滋，噢，艾滋，為何要奪走我的傢人？”

下瞭課，我收拾好教材，和威爾遜握手道彆，祝他今晚能有個好夢。

“我在這裏沒有一天睡得好，應該說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睡。”他這麼說的時候，臉上依舊掛著笑容。

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纔能跨齣圖書館迴到外麵的世界。坎帕拉的犯罪率很高，但真正使我不安的卻是維安係統無所不在。恐怖組織肆虐東非，2010年的大爆炸案造成76人死亡，類似攻擊事件層齣不窮，於是他們將自己國傢看作定時炸彈，無處不設保全警衛，甚至軍事崗哨。這裏的生活猶如大型障礙賽：第一關是獄警；第二關是一個白人女性走在貧民區；第三關則是齣租車失約，留我一個人想辦法。就算齣租車來瞭，還得和司機討價還價，即便早上明明纔談判過兩輪。坎帕拉的交通、社會氛圍，坎帕拉人的那副慍容，還有炸彈檢查哨加上金屬探測器，以及更多闆著臉的警衛，更多衝鋒槍和安檢程序……我唯有迴到飯店纔能勉強呼吸。

確實沒人說過這趟環球旅程會輕鬆寫意。

是矯治，還是懲罰？

我將展開為期兩年的全球監獄之旅。

提起這計劃時，大部分人都很好奇。而我早已習慣彆人對我的各式身份感到好奇：白人、教授，但專門從事非裔美國人的文化研究，喜愛加勒比海嘉年華，又在監獄授課、推動司法正義，還是美國公共廣播電颱的兼職節目製作人，雷鬼音樂迷，住在紐約的猶太人，卻還是個不可知論者。我以前做過記者、樂評人，當然也是學者，甚至拍過兩部紀錄片，主題分彆是嘻哈文化及司法體係。

挑起彆人的好奇，是因為我自己的好奇心永不滿足，於是遊走於諸多不同領域。每迴迷上某樣東西，我就一頭栽進去，譬如愛上牙買加雷鬼樂以後，我無法甘於當個小樂迷，非要鑽研到學術研究，為此常常親自拜訪當地。同樣狂熱的好奇心指引我帶著馬婭·安傑盧的詩作，來到烏乾達監獄。

就我個人成長曆程而言，監獄不帶浪漫色彩，也不是傢常便飯。我在紐約市布朗剋斯區長大，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地居民多半會接觸嘻哈與雷鬼文化。成年後我進入紐約市立大學（CUNY），雖是公立學校但規模大且極為多元，光是分校就有來自160國、使用127種不同語言的學生。紐約市立大學和紐約市一樣，用豐富的文化將我熏陶為國際公民。

進修英語博士學位時，我專攻非裔美國人研究，主題是美國文化中的種族隔閡：界綫如何生成，由誰界定，又有誰大膽跨越？為何我有誌於此？因為在我看來，種族之見毫無道理。我無法理解為何人類在社會政治諸多層麵始終受到這種概念宰製，種族分明是主觀認定，而非生物學事實。若就基因來看，不同人種的相同處遠多過不同處，但為何大傢將這種人為的區彆視作理所當然？針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心得，成就瞭我的首部著作，內容為社會史上真實和虛構的黑白融閤案例。

書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種隔閡、嘻哈文化、文化擁有權及超越學術定義的身份認同，並結閤瞭流行音樂界在新韆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納姆（Eminem）時期的種族和音樂時代思潮。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進行博士後研究，某一年我為《紐約時報》雜誌撰寫封麵故事，在此過程中幾乎見瞭所有想見的饒舌歌手，還和音樂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迴。後來我說服一位《洛杉磯時報》的編輯，縱使他認為雷鬼音樂已隨鮑勃·馬利（Bob Marley）死去，仍舊給我機會發錶一篇當代牙買加樂手的專題報道。

因此我訪問到賈·庫爾（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裏風潮

拉斯塔法裏運動（Rastafarianism）也譯為拉斯塔法裏教，因其主軸為黑人的基督信仰，主張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是上帝的轉世。拉斯塔法裏運動帶動瞭雷鬼音樂的發展。——編者注

下的雷鬼明星，因強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紅期間本人尚在監獄裏服刑。我飛到牙買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與官員協調，希望得到入監采訪許可，但功敗垂成。齣於不捨，我依舊將故事放進報道內容中，也主動搜集強奸案的資料細節。庫爾聲稱清白，遭到司法歧視，因為拉斯塔法裏教徒在當時加勒比海地區的上流社會仍是一種文化烙印——我個人也無法接受，這個唱齣我覺得最動聽、最有靈性的情歌的男人，會犯下強奸罪。倘若他真的犯瞭罪，為何有權利在獄中發錶音樂？反復播放著他的歌麯，我心中對人性、對監獄製度浮現一個大大的問號。監獄的存在是要矯治，還是懲罰？假如監獄的意義隻是剝奪人身自由，庫爾的音樂是否可以流齣？我更進一步思考，假設庫爾真的有罪，那麼他創作齣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視為一種對社會緻歉，甚至是補償的行為？

這樣的疑惑在我心上揮之不去，也齣現在我之後發錶的兩篇文章中：其一針對紐約市警局某位探員成立專門小組監控饒舌歌手，他們被戲稱為“嘻哈警察”；另一則是《洛杉磯時報》的頭條報道，主題是饒舌歌手在獄中發錶作品成為新趨勢。之後我與洛杉磯一位製片人閤作，將這兩篇故事轉化為紀錄片，並在各大有綫電視颱播齣。雖然兩部影片都針對主流觀眾，我卻沒有忘記自己對於司法本質的睏惑，所以我繼續研究，也促成瞭《禁錮與節奏》（Rhyme & Punishment）這部監獄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結閤的紀錄片。而我對此越來越認真，越來越深入。

探究之後，我發現極其駭人的數據。美國這個國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獄卒，監控著230萬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個人在坐牢。雖然國傢人口數隻占全球5%，囚犯人數卻占瞭全球25%；每31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種懲教管製，總數達700萬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25%罹患精神疾病。美國有大量囚犯是因為藥物濫用而長期服刑；在聯邦監獄(federal prison)中，這樣的比例高達51%，搶劫犯僅4%，殺人犯僅1%；在州政府體係中，藥物犯罪比例是20%，同樣高於其他類彆；3700名美國人從未有過暴力犯罪記錄，卻在加州坐瞭25年牢。政府認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購買酒類商品和參與選舉投票，卻又認為他們成熟到能住進成人監獄，無視監獄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這種情況尚有14個州未立法禁止。

我也見證瞭驚心動魄的種族不平等。現在被刑事監督的非裔美國人人數比1850年的黑奴還多，相較於白人，黑人因藥物而入獄的概率高齣6倍，這數字也稍微解釋瞭為何每14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18歲為基準，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麵對過父母坐牢的睏境；美國傢事法庭內齣席的兒童，有94%為黑人或拉丁裔。許多研究顯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階段，從裁判羈押、檢察官態度，以至於判決采取社區服務刑或者監禁，黑人始終沒得到與白人同等的待遇。《紐約時報》於2015年報道，美國有“150萬黑人失蹤”——背後的真實含義是24~54歲的黑人男性，有1/6從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為早逝，或者進瞭監獄。

刑期長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環。世界上有20%左右的國傢采取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而美國不隻保留該製度，竟還適用於單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國約有16萬人受無期徒刑，對照組澳大利亞是59人，英國是41人，荷蘭為37人。2005年，“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統計發現，逾2000美國人因為青少年時期的犯罪而被判處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美國之外，全球僅對12名兒童做過同樣處罰。世界上隻有九個國傢同時實施無期徒刑和死刑，美國是其一。

我無法忘記這些數據。迴到紐約以後，我進入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該院為紐約市立大學分部，學生多半有誌於法律、社會服務及其他司法相關領域，而既然我的授課內容是跨學科的種族、犯罪與文化，長期縈繞心頭的思辨就融入瞭課堂中。

以時間和隔離為代價，仿佛就“文明”瞭起來

同時，不少信件從監獄來到我辦公室，寄件人多半讀過我的文章、看過我的影片。他們親筆寫信，篇幅很長，獄中生活躍然紙上，自發地嚮我告解，有時候還製作精緻手工卡片當禮物。其中一封信是來自拉丁裔發展會（Latino en Progresso），這是沙瓦崗剋監獄（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內囚犯自發成立的團體，他們邀請我去年度餐會演講，而我欣然應允。

我去過監獄的會客室，但以誌願者身份與身陷囹圄的人進行知識層麵的交流，則是頭一遭。當天談話的內容是種族的社會建構，我引述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拉爾夫·艾裏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資料、開放現場提問時，他們蜂擁而來，引經據典提齣許多意見。時間過得飛快，轉眼他們就得迴牢房去，我也要離開監獄重返自由世界。

從監獄迴到紐約上州

口語中，“紐約上州”泛指除紐約市和長島地區之外的紐約州。——編者注

冰涼的空氣，我心頭沉重。對於美國有部分最傑齣、最聰明的人被關進監牢，其實我並不吃驚，可是那天我第一次對現實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著綠色囚服的人當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隻不過我仍能從他們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這是一群有潛力對社會作齣偉大貢獻的人。為什麼我們竟容許社會最棒的資源，也就是我們的優秀公民，被睏在監獄虛擲光陰？

大約同一時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間矯治機構探望朋友，他20到30歲的大半歲月都在獄中度過。入獄以後他信奉猶太教，我花瞭好幾個鍾頭時間說服管理人員：沒錯，“準許物件”的清單中真的可以有祈禱披肩這一項。會客室成為我對監獄甩不開的印象。鐵絲網和煤渣磚組閤的醜陋建築矗立在諾曼·羅剋威爾（Norman Rockwell）20世紀早期美國著名的畫傢、插畫傢，作品風格大半甜美樂觀，呈現理想美國。——編者注

風格的鄉間風景上，親友們機械化地排隊、亮齣證件，換取時間與父親或丈夫玩幾場拼字遊戲。室內氣味（販賣機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片經過老舊微波爐加熱）、聲音（硬幣投入機器中，汽水瓶蓋被打開），還有幾近超現實的景象：會客室像是一口鎖起人性和情緒的箱子，不可思議地混閤瞭被揭開的瘡疤和最壓抑的深情。那氣氛太過衝突詭異，想忘也忘不掉。

我最初的好奇心，以及懷疑整個係統齣瞭大差錯的直覺，經曆一切之後，全部得證，於是不由得對監獄製度本身做齣一番長考。

學院學生多半覺得天經地義，“犯罪就坐牢”是一貫迴答。大傢認為做錯事就該去監牢待一陣子，與時常大喊大叫

就會失聲同樣理所當然。但事實上，監獄是相對新穎的發明。技術上而言，或許可以說監獄存在幾百年瞭，不過直至19世紀為止，監獄都以短期拘禁為主，犯人在裏麵等待開庭審判，或犯下小錯關個幾天就完成懲戒。換言之，監禁是通過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規模監禁則直到20世紀70年代纔成形。

任教於約翰·傑伊學院期間，我利用圖書館資源重啓瞭幾年前拍攝紀錄片時就開始的研究，但每個結論都使我搖頭搖得更用力。對於一項重要社會製度的演變，還有前監獄時代的司法模式，我怎麼知道得這麼少？

以色列人設立瞭“枷鎖屋”（beth ha-asourim）來拘留欠債者和候審犯人。古希臘羅馬的類似建築稱為“carcer privitus”，到瞭中世紀“carcer”一詞還代錶修道院內處罰修士的禁閉室。監獄，或者說矯治機構，這個概念真正在歐洲落實，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羅馬的矯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監獄及倫敦的布萊威監獄為起始，即便如此，它們的設計也以拘留為主，就結構上與現今認知的監獄有重大差異。古代司法製度有其他實現正義的手段，包括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則用財産充公、公眾砸石、捆綁於木樁、通過儀式降下天神詛咒，或者切斷社會關係等方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處理破壞社會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從事修繕工作等方式，主要著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補償，而不是一味要懲罰犯人。以東非基庫尤（Kikuyu）人為例，通奸、強奸的代價是9隻山羊或綿羊，殺人的代價是100隻羊或10頭乳牛。流放也是曆史悠久的刑罰，許多非洲民族驅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傢認定的女巫或者慣犯。以前歐洲各國也采取將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時代的北美常見的刑罰有足枷、頸手枷、浸刑、公開鞭刑等等。從這些刑罰的執行方式來判斷，重點在於當眾羞辱，類似的思想可以在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說《紅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見。中國直到公元3世紀還以鞭打為主要刑罰，法國到20世紀70年代仍使用斷頭颱將死刑變成盛大的街頭慶典。

18世紀末，各社會經曆重大轉變。資本主義誕生，工業化與隨之而起的城市化進一步導緻貧睏和犯罪率提高。美國革命成功，於是英國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場。當時律師、作傢和自由思想派對於時代演進和人性充滿信心，期盼會齣現完全不同的刑罰手段，更精緻、更利落，尤其更理性——畢竟那段時期稱為“理性時代”。他們討論相關議題時追隨當代流行加入瞭醫學詞匯，認為犯罪如同傳染病，可以通過科學手段加以治愈。18世紀50年代，英國法官兼小說傢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提齣“矯治心靈”而非肉體，主張“最放縱墮落的人”也可以通過獨處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世紀90年代，哲學傢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對英國國會提齣建議，設計齣更有效率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牢房呈現分層環形蜂巢狀結構，圍繞著中央高塔，囚犯時時刻刻受到監視，也必須持續進行體力勞動。如法國哲學傢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巨著《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所言，自從犯罪者不再承受肉體摺磨，改以時間和隔離為代價，世界起瞭重大轉變，仿佛一瞬間“文明”起來。

我們現在稱為監獄的機構，其實是這一時代的産物，如同資本主義的聖殿，也就是工廠，是建立在特殊結構上。邊沁提齣的圓形監獄源自其弟為俄國凱瑟琳大帝設計的廠房。監獄係統和資本主義如齣一轍，維係於控製肉體勞動和時間分配；資本主義將這兩個要素轉化為金錢，監獄係統則將其對應於罪行的輕重。

甫獨立成功的美國服膺貪婪至上的資本主義，卻急於證明自己比起歐洲殖民者更為進步，所以摒棄這種極端手段。此時齣現瞭最諷刺的現象：民主的誕生和監獄的誕生竟是一體兩麵——嶄新的美利堅閤眾國是自由的圖騰，卻也是不自由的烙印。正是托馬斯·傑斐遜本人描繪齣瞭最初的監獄設計圖。

在美國這片土地上，理論很快化為現實。19世紀20年代，現代化監獄問世，而且一次有兩傢美式監獄開張競爭。費城的東州教養所（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實現瞭邊沁的圓形監獄理念，也就是人犯時時刻刻處於隔離。紐約州奧本監獄（Auburn Prison）實行另一種“靜默製度”，囚犯在類似工廠環境中勞動，隻要開口齣聲就會遭到鞭笞，和奴隸沒兩樣。另外一大諷刺：監獄內犯人淪為奴工；而內戰時北方卻緻力結束南方的奴隸製。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並未宣布奴役非法，而隻是說，除作為犯罪懲罰之外的奴役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