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貝茲?卓辛格是記者、司法學院教授，美國知名 Prison-to-College 計劃的創辦人這項計劃旨在提供囚犯齣獄後上大學的機會。在本書中，作者讓我們看到，在懲罰之外，我們應該有更多道德、救贖、寬恕和機會的可能。貝茲?卓辛格與犯人見麵，與他們一道進行角色扮演練習，參與創意寫作課和戲劇講習班。

內容簡介

我們以各種詞藻美化監獄，仿佛那和醫院一樣是個純淨無菌的空間：“隔離”“矯正”“治療”“行為管理”，住進監獄的人叫做“獄友”，他們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員”協助。經過美化，很容易忽視監獄的實際環境，忘掉在那裏夜以繼日、年復一年，乃至於度過數十年或後半生的，是活生生仍會呼吸的人類。

貝茲?卓辛格以美國刑罰學傢和記者的身份，走訪瞭盧旺達、南非、烏乾達、牙買加、泰國、巴西、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挪威九個國傢的監獄，嚮我們揭開我們以為的正義是什麼模樣。

“把他們關起來”是我們麵對的現實，“然後呢”是我們要繼續深思的問題。

作者簡介

貝茲?卓辛格

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也是美國知名 Prison-to-College 計劃的創辦人，目的在於提供囚犯齣獄後上大學的機會。

卓辛格同時是一位記者，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NPR 等媒體寫關於流行音樂、加勒比海地區、世界音樂以及種族議題的文章，還製作過幾部紀錄片。因為工作機會，卓辛格得以實地探訪世界各地的監獄。

內頁插圖

精彩書摘

1 報復與和解

盧旺達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殺人犯做朋友，就彆與我們有牽連。

——受害人對修女海倫·培貞所言，齣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緻何等苦難，上天竟以愛情斷除喜樂。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硃麗葉》

布魯塞爾航空1027號班機在夜色中緩緩降落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國際機場，入境隊伍短，美國籍旅客無須簽證，齣去後立刻看見我的行李箱安穩地躺在那裏。佩戴高爾夫山丘飯店識彆證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進車子以後，車子駛上幾乎沒有車輛來往的道路，朝市區前進。

飯店如其名位於山丘。涅盧提拉瑪（Nyarutirama）區內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屬高級地段。飯店的住房外觀頗具郊區公寓風味，以黃褐色係為主調，但不知是否為瞭彌補過分單調的景觀，許多地方都加上瞭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長頸鹿和部落傳統壁畫，房間鑰匙綁在非洲大陸形狀的皮革上。我要在這裏度過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為我之所以挑選盧旺達作為監獄之旅的第一站，是因為非洲國傢的獄政特彆糟： 27個國傢平均之後，超過收容量達141%，全非洲大陸超過三分之一的監獄人口（至少100萬人）尚未受審，換言之，某些國傢牢獄內的人可能九成根本無罪。非洲各國政府不夠重視司法，賄賂、吸毒、賣淫、強奸十分泛濫。1996年，各國代錶團曾在烏乾達集會，起草非洲監獄報告書，內容指齣監獄對於遏製犯罪幾無功效，其後又發錶針對監獄環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監獄“不人道”、“管理人員行徑惡劣”，結論指齣，過度依賴監獄“對司法無正麵意義，未保護公眾，稀少的公共資源沒有好好利用”。

但我來到這裏不是要繼續感傷，而是希望找到能透進曙光的裂縫。正因為非洲各國司法係統問題嚴重，所以存在積極改革的空間。危機就是轉機。

而我選擇盧旺達，其實是因為其他國傢聽見盧旺達三個字，腦袋裏就聯想到：種族屠殺。

被害者的國度

1994年盧旺達發生百日大屠殺，鬍圖族殺害約100萬名圖西族，手段多為利刃或鈍器，這小小東非國傢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盧旺達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會及經濟繁榮收獲聲譽，但人們想起盧旺達，腦子裏還是大屠殺。其實事件過後20年，盧旺達已是非洲新生的模範，在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領導下，商業競爭力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連續六年在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長都達7個百分點，識字率飛躍提升，國民衛生每人每年負擔低於100美元。

盧旺達之所以成績斐然，部分原因就在於大規模種族和解。文獻指齣，該國在屠殺事件後設立瞭“蓋卡卡法庭”（gacaca）

“gacaca”一詞源於金亞盧旺達語（Kinyarwanda），意為“草地上的司法正義”，也就是由部落成員充當裁判者，是一種傳統式小區審判體係。——編者注

，屬傳統聚落的司法製度，由小區居民集結並整理加害與受害者名單，但最終目的並非施以懲罰，而是裁決如何補償。我也聽說盧旺達的司法途徑大概是迴歸瞭文化根源，鼓勵的不是懲罰，而是寬恕與補償。屠殺事件促使這個國傢思考其社會支柱，審視監獄係統，甚至司法本質。

這裏有幾十萬、幾百萬彼此存在弒親之仇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但他們比鄰而居，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相互體諒。以盧旺達為旅程的起點深具意義，因為關於犯罪的對話不應從犯下罪惡行徑的人開始，雖然我們總是這樣談論刑事司法：是誰犯案？如何懲治？卻忘記將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無論如何關切加害者，都不該淹沒我們對於受害者的重視。因此，踏入監獄這個犯罪者的領域前，我必須先浸淫於被害者的國度，踏上其中巔峰，也因此首選盧旺達。

決定以後，第一步是調查盧旺達有哪些非政府組織與我目的一緻，能夠帶我進入監獄。可以尋求的閤作對象很多，因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該國當前的精神指標，許多非營利活動以此為主要訴求。瀏覽過諸多使命宣言後，我鎖定其中一個組織，他們的服務對象設定為大學學齡的屠殺幸存者，年紀在25歲以下，很多是孤兒。通過網絡與該組織創辦人聯係後，我很快得知這些幸存者也想探訪監獄，因為獄內八成囚犯的罪名與屠殺事件相關。年輕人原本就想發起探視活動，不過遲遲沒有實現，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歡迎。

前來基加利，我的動機是與年輕幸存者閤作，一同進入都是屠殺者的監獄一探究竟。探訪行程為何，能有什麼作為，甚至如何剋服語言障礙等等問題，在旅程之初毫無頭緒，但我還是來瞭，因為首次讀到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 “噩夢到此為止，盧旺達”（Never Again Rwanda, NAR）。

若說有一句話像咒語般貫穿我的童年，貫穿經曆大屠殺的猶太人社群，就是這同樣一句話：噩夢到此為止。我的族譜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戰屠殺中喪生，或許這是個適閤的切入點。

為仇恨埋下和平的種子

“在卡西盧大樓，美國大使館前麵那條路上，一個路口右轉。”

為我說明地址的詹姆斯是當地人，身材矮壯，英文說得和盧旺達語一樣好，因此成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齣租車司機。

齣門之前，旅館經理塞瞭一把傘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頭明明晴空萬裏。“相信我。”她這麼說。

詹姆斯播放著牙買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專輯，他在牙買加的舞廳很紅，歌詞走粗鄙路綫。

“盧旺達人喜歡情歌喜歡得過頭瞭，”詹姆斯笑道，“太多愛來愛去，打開電颱我就受不瞭。”

很快我們就找到瞭目的地。對麵有間掛著紅色燈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實就是一個混凝土箱以蕾絲布做門麵，旁邊牆壁上用噴漆噴瞭些圖案。我找到NAR組織的招牌，穿過光亮鐵柵門走進去。辦公室裏空空的，四麵是褪色的米黃壁紙，隻有一兩張木桌子和幾颱過時的計算機，不見任何人影，“良知”的歌聲從美容院那頭傳來。直到走進後麵房間，我纔找到執行總監艾瑞剋·馬荷羅，他穿著乾淨的白襯衫，還係上領帶，窩在座位上。見我進來，他靦腆地握瞭手並開口歡迎。

“要不要見一下計劃負責人？”艾瑞剋帶我迴到前麵辦公室，阿爾伯特·杜庫祖穆瑞米已經站在那裏。他的外號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歲，體型瘦長，動作顯得慵懶，與那雙銳利的眼睛不相襯。

我們找瞭張空桌子坐下後，立刻切入正題，不過討論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靈光，勉強能溝通。盧旺達在1994年以後纔將英文課程納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殺後的世代英文能力參差不齊。有趣的是，盧旺達本身為非洲大陸上少數語言統一的國傢，鬍圖族和圖西族使用同種語言，不像鄰國肯尼亞數十民族語言各異。

桑托斯和我聊到盧旺達監獄的源流。當年德國殖民者引進監禁製度，1916年比利時接管後拘留所數量大增，形態則有所不同，當地稱為單人囚室：非正式但用於拘留的小屋，裏頭有客廳、客房，甚至廚房，頗具隱私。1962年，盧旺達獨立，鬍圖族政權以流氓或遊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圖西族後，將之關進囚室。

換言之，大屠殺事件以後，盧旺達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能安置超量的殺人犯，全得將他們塞進有限的空間裏。到瞭1995年，囚犯人數超齣容納量5倍，擁擠的環境帶來可怕的結果，數韆人感染肺結核與痢疾，犯人真的必須一個疊一個，堆起好幾層，他們又渴又餓隻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後六周，基加利中央監獄死瞭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盧旺達中部大城吉塔拉馬（Gitarama）監獄也在八個月之內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須睡廁所，還齣現所謂“僵屍”（komeza，原意為“持續”）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覺的地方，入夜後隻能走來走去的囚犯。

危機重大，卡加梅總統展現驚人氣魄。“讓犯人齣去。”他直接這麼下令。1998年，首先釋放年邁的囚犯。2003年，一口氣釋放瞭2.4萬人，包括重癥者、參與政府推動認罪計劃者、屠殺事件時未滿14歲者。2005年，第二撥釋放2.2萬人。釋放以後，人犯不拘禁在監獄，仍舊要麵對控訴，法律依據為1996年針對屠殺行為進行分級認定的立法。

麵對慘況，司法正義如何實現？聯閤國安理會設置瞭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找齣要為事件背負最多責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訴，程序直到2014年纔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盧旺達的法院係統也起訴逾萬人，盡管2007年廢除死刑，但之前已處決22人。

其餘多數人則進入瞭盧旺達的偉大實驗，也就是迴歸當地傳統的司法模式。“蓋卡卡”原意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進行審判和公聽，過程完全公開，由社區選齣的法官進行審查。聽桑托斯描述時我還是難以想象： 2006~2012年間，1.2萬個“蓋卡卡法庭”審判超過120萬個案件，除瞭做齣判決，更可以對悔意充分、想復歸社會的人提供減刑。

殖民時代之前，“蓋卡卡”裁決的多半就是補償方案，補償形式可以是物質，也可以是肉體懲罰或死亡。屠殺事件之後，“蓋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將犯人納入2005年成立的40個巡迴式“公共服務營”（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 TIG）。大約有5.3萬人被送入TIG成為公共服務人員（tigiste），他們以勞動服務作為彌補，造橋鋪路、興建校捨、蓋房給無傢可歸的人，其中當然也包括屠殺的幸存者。公共服務人員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須從傢中往返，也必須讀書識字，接受建築技能訓練、公民教育、認字學習盧旺達曆史，並瞭解政府政策。TIG為盧旺達政府節省瞭數百萬美元，又減少監獄人口達53%，囚犯人數減少到5.8萬人左右，相較之前已經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數在全球依舊排名第七。盧旺達矯治署繼續努力，並大膽提齣將監獄由14座減少到9座。

通過與桑托斯深入對談，我瞭解到這麼多背景信息。他還錶示NAR組織中的年輕人一年前曾經拜訪公共服務營，可惜沒有成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閤作的監獄探訪計劃這次能夠持續下去。我打量著他那副堅定神情，脫口而齣： “桑托斯，你為什麼想做這些事情？”

“我想，”他輕聲以法語迴應，不過很快又改成英語： “你們怎麼說的？為盧旺達埋下和平種子。”

若非親眼見證那誠懇至極的態度，我一定會以為是在演戲。

那天迴飯店前，我請詹姆斯帶我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堅強些，”他笑著送我下車，“彆哭哦。”這麼說的同時他似乎笑瞭起來。

他們的罪行，我們的恥辱

我確實哭得好慘。“盧旺達是個湖光山色、綠意盎然，又充滿孩童笑靨的國度。市集裏除瞭熙來攘往的客人，還有鼓手與舞者錶演，工匠們手藝精湛。”導覽的開場介紹完以後，就進入1994年慘絕人寰大悲劇的細節。雖然不像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那樣揪心，但同樣精準到位。大屠殺之前已有許多小規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連串針對圖西族的攻擊，迫使數韆人遷居鄰國布隆迪、剛果、烏乾達；35年後婦孺也成為目標，母親們遭到強暴，還被強迫殺害親生骨肉，或惡意傳染艾滋病毒，也有鐵鏈捆綁和活埋等等。走進兒童室，裏麵紀念“本該成就未來”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腸胃翻騰，例如“在母親懷中被刀砍死”。

走齣博物館，飯店經理預言成真，艷陽高照的天氣轉為傾盆大雨。路旁牌子寫著“請勿踩踏墳墓”，我看瞭又一陣啜泣。有個十幾歲男孩麵帶笑容，正在為墳墓上鋪蓋的藍色帆布清除積水。

“哈囉！你結婚瞭嗎？”他竟然這麼大聲問。我不知所措，搖瞭搖頭。“從哪裏來的呢？”他繼續笑著問，心不在焉地繼續清理墳墓。

“紐約。”我囁嚅迴答。

“美國人啊！那你應該蠻有錢的。”男孩這麼叫道，掀開帆布一角： “你是來看墳墓的吧！”

我耗盡全力忍著沒嘔吐。底下是個坑洞，裏麵塞滿顱骨，幾乎要滿齣來瞭。數萬顆骷髏頭像棒球一樣堆在裏麵，一個個人頭，一條條生命。

茫然離開以後，我心緒混亂。剛纔的少年是鬍圖族人，還是圖西族人？如果我要對我見到的每個人都猜測其種族，這公平嗎？桑托斯忍受的是什麼處境？

我究竟該如何麵對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人？

也許該讓他們被關在監獄裏發黴腐爛纔對。

我晃進紀念品店，買瞭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盧旺達文和斯瓦希裏文三語對照的語言學習書，另一本是《我們幸存於盧旺達大屠殺： 28位見證者》。

“你穿黑色！”為我包裝書本的男店員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歡粉紅色。”

走齣大門，詹姆斯看見我買的書，叫道： “選得好！”接著他說瞭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雙親，然後逃到南非，進入肯尼亞醫學院，到銀行上班，但覺得上班族生活無趣，於是迴到盧旺達做齣租車司機。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沒想到看上去這麼樂天的人也是大屠殺受難者，我暗忖哪裏還需要手上這本書，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過紐約的人脈認識艾迪，他是演員也是社會運動人士，穿著剪裁閤身的黑色牛仔褲、皮夾剋，戴瞭墨鏡，來到高爾夫山丘飯店。“歡迎，”他立刻伸手，“你應該認得我吧？”

“認得你？”

“電影啊！”艾迪擺瞭姿勢，雙臂交叉，一臉剽悍，之後忽然爆笑。

啊，沒錯，他在我朋友拍攝的電影《所有盧旺達人》（Kin-yarwanda，肯亞旺達，盧旺達的舊名）中飾演獄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殺所拍攝的紀錄片。

我們開車繞進市區，周邊風景有三個主色調：橙紅大地，翠綠山巒，奶油色房屋。下過小雨，空氣清新，路麵還很粗糙，沒有多少汽車，隻有計程摩托車來迴穿梭，險象環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辦，我就一路跟著，拜訪瞭一個促進和平的社運組織，一個標誌上寫著“和平、善行、愛國”的年輕人社團和一所學校。他搬瞭些捐贈書籍進入校園。

“貝茲，你有沒有領薪水？”迴程時他問起。艾迪有個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習慣，就是思緒變換太快，前一分鍾嘻嘻哈哈，突然間就神情凝重態度嚴肅。我迴答有。

“我沒有，每天就是奉獻與捐獻。我本職是作傢，但是也挺愛演戲的，除瞭我老婆，我就最愛這兩件事。”艾迪寫瞭一本書，是詩集，書名叫做《他們的罪行是我的恥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鬍圖族。

“很多人為屠殺幸存者寫書。”他解釋，“不過遲遲沒人為犯罪者發聲，為沒有殺人但因此染上汙點的人發聲。我們活在恥辱中。”

這番話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上課時也會給學生看一部名為《判決之後》（Beyond Conviction）的紀錄片，劇情講述三個犯罪受害者選擇與犯人對話。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藥的兄長強暴，兩人會晤過程令人糾結。她逐步揭開心上瘡疤，哥哥也慚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無法直視妹妹。最後，在妹妹請求下，他終於抬起頭。妹妹過去給他一個擁抱。我視綫被淚水模糊，畫麵上那難以想象的大和解太過震撼。妹妹說她已經原諒哥哥，隻有寬恕能夠治愈傷口，幫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學著原諒自己。

我嚮學生提齣一個殘忍但沒有真正答案的問題：如果必須選擇，你希望是這案子裏的哪一邊，被害者還是加害者？大傢直覺錶示，當然是加害者，誰願意被害？我追問，大傢真的確定嗎？願意一輩子背著那個十字架，永遠記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嘔的罪？

承認自己的罪，以餘生來背負，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義，不假人手的監獄。被害人經曆夢魘，但在夢魘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較之下，有自覺的犯人要終生麵對恥辱。

我來盧旺達的時候也帶上瞭一本《判決之後》，以及許多關於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書籍，原本以為參訪監獄時能派上用場，卻決定下車以後全部送給艾迪。

給他們重生的機會

“你願意談談大屠殺嗎？”

今天與監獄參訪團體會晤，問題清單上，第一條就列著這個問題。其他包括： “為什麼參與？”“對於刑罰有何見解？”我很緊張，當然緊張，因為自己是個白人。盡管以前的工作接觸過監獄或年輕族群，但畢竟局限在美國。這裏是盧旺達，一個經曆種族屠殺曆史的國傢。

我抵達NAR組織辦公室時，學生們尚未露麵，櫃颱有位秘書叫格蕾絲，20歲，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顯然YouTube比較有吸引力，還好我說齣關鍵詞。

“你是作傢啊。我也好想當作傢。”

很快就敲定瞭由她為我寫幾篇短文，一方麵她要練習英語寫作，另一方麵我請她談談自己的世代。

“這個世代？”她反問，幾秒鍾後反應過來，“喔，你是說大屠殺對不對？”格蕾絲的語氣像是沒當成一迴事： “我父母也死瞭。”

即使語氣如此平淡，那句話仍可謂擲地有聲。後來我從團體裏15個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樣迴答，父母雙亡這幾個字不斷翻攪我的思緒。

開始自我介紹。有位NAR人員協助翻譯，但聽起來五個字變一個字，總覺得自己是不是錯過大半內容。我交代瞭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和“監獄直升班”項目的工作曆程，也提到每個月帶一批大學生進入監獄裏麵，與受刑人共處一室上課。這種學習交流活動對雙方都造成很大衝擊，受刑人開始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普通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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