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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新教育場域”，其實是指“五四運動”時代老師輩和學生輩的兩代人，從書中的三個個案可見，當年大學與中學教育的變化走嚮，取決於清末民初的政治場域和局勢變化。本書通過三個關鍵片段，對新教育在中國産生、早期發展的艱難過程給予深入研討，運用社會史的方法進入中國近代社會，揭示瞭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觀察到的側麵。
　　三個個案分彆為：1895—1913年，科舉被廢除前後，湖南省新式學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紳慣習”的進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努力為北大塑造“科學的精神實質”，試圖建立自外於政治的“學術社會”，書中對此做瞭頗具新意的社會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學校裏培養瞭一大批追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從中可以看齣，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形成和發展是嵌入在民國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內容簡介

　　科舉製度的廢除、新式學校的建立，不僅是中國教育製度史上的巨變，而且直接牽動著政與學的關係在中國現代社會的重構。
　　本書通過三個不同類型的個案考察，展示瞭從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間，新教育場域逐漸興起的艱難曆程。

目錄

引論
上 篇
從科場場域到後科場場域
——1895-1913年的湖南
一、導言
二、科場場域與1895年前的社會支配關係再生産
（一）科場場域的成型
（二）科場場域與其它場域的關係
（三）士紳慣習與社會支配關係的再生産
（四）湖南社會的地方性因素對科場場域的影響
三、新的支配關係的確立與科場的衰敗：1895-1905年的湖南社會
（一）新舊文化資本的競爭
（二）“原子式競爭”下的士紳慣習
（三）廢科事件的發生
四、社會支配關係的再生産與後科場場域：1905-1913年的湖南社會
（一）學堂與權力場域的關係
（二）學堂：作為新文化資本的支配結構
（三）學生的反體製衝動：一種特殊的慣習的形成
五、小結
中 篇
北京大學：“學術社會”的興起
——1917-1923年
一．導言
二．蔡元培到任前的學術風氣
（一）清季民初學術風氣的演變
（二）北京大學1917年前的學術風氣
（三）蔡元培的“教育救國”和“學術至上”的理念的確立
三．“兼容並包”與大學作為現代學術中心
（一）兼容並包與“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二）兼容並包與新舊激戰：以林（紓）蔡（元培）之爭為例
（三）從地緣到學緣
（四）嚴限校外兼職，促使“專研學理”
（五）從“學無定業”到“學在大學”
四．“教育獨立”與大學作為學術自治場域
（一）大學與政治乾預
（二）大學與經費保障
（三）大學與宗教束縛
（四）大學與實業活動
五．“休戚相關”與大學作為學術興國基地
（一）大學的高深追求與社會基礎
（二）大學的學術使命與啓濛責任
（三）大學的第一要務與學生運動
六．“養成人格”與大學作為科學話語共同體
（一）“由科學而達至修養”與“以美育代宗教”
（二）分類與會通
（三）同一學科裏的“兩種文化”
（四）科學話語與學術自主
七．小結
下 篇
中等學校與中共革命
——1922—1926年的江西
一．導言
二．“盜火者”、“深耕者”及其“搭橋者”
三．南昌二中及其改造社：同心圓式的革命網絡
（一）改造社與世傢齣身的“國民黨係人士”
（二）改造社與廣信府地區
四．南昌一師：網格狀的革命網絡
（一）網格狀的革命網絡
（二）師範學校與網格狀革命網絡
（三）南昌一師與世傢齣身的“國民黨係人士”
（四）南昌一師與鄱陽湖區域、贛江流域
五．小結
結語
徵引文獻

精彩書摘

　　教育獨立是蔡元培辦學的至高理想。要追求這一理想，首先就體現在教育要與政治、與政黨保持距離。因為，在他看來，教育是個性與群體性同樣發達，而政黨為瞭某種特彆的群體性而抹殺個性；教育求遠效，而政黨求近功。因此，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傢，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蔡元培的思想與美國大學教授聯閤會1915年發錶的關於學術自由的宣言是完全一緻的。那些“起草《1915宣言》的教授們把大學視為獨立於勾心鬥角的外部世界的一個不受任何黨派控製的論壇。”《1915宣言》最初主要是保護教授的思想自由的，到後來，大學的自治也被納入其概念範疇。
　　實際上，阻止政黨或其他政治力量的乾預是大學實現學術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存在，就根本無從談起學術共同體的塑造。在蔡元培治校的前期，主要是采用一種特殊的手段——辭職來阻止政治力量對大學的乾預。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有過八次請辭（1917年7月；1918年5月；1919年5月；1919年12月；1922年8月；1922年10月；1923年1月；1926年7月），前七次均發生在他實際主持北大校務的時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請辭一次。陳獨秀有一次曾經批評蔡元培的辭職之舉隻是抗議政府腐敗的消極做法，但這種說法失之簡單。蔡元培曾自述作事“必先審其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然後定其舉止。”
　　他的辭職並非輕率之舉，而是在大學與政治的關係上對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的審慎考慮。我們從他的辭職中既可以看到大學自治所麵臨的外部限製，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運用辭職來遏止這些限製。他的請辭既是這些外部關係作用於大學的結果，同時又是他用以調整這些關係的基本手段。我們可以對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的辭職事件作一細緻分析。
　　在蔡元培的數次請辭中，1919年5月的這次是最堅決的、也最復雜的一次。他從辭職到最後迴校復職，曆時四個月，中間經曆瞭許多波摺，他個人的辭職事件最後演變成瞭作為“五四運動”續麯的“挽蔡運動”。在此過程中，蔡元培以其全部的個人魅力，藉社會運動之勢，為北京大學成功地構築起瞭防止政治乾預的學術堡壘。
　　蔡元培此次辭職事件前後可以分為四個迴閤：
　　第一個迴閤從蔡元培5月8日遞交辭呈到5月20日他答應有條件的復職。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積極營救被捕學生。5月7日，被捕學生迴校。第二天，鑒於他本人已經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蔡元培提齣瞭辭職。其實，就在同一天，把持北京政權的安福係已經決定要撤蔡元培的職，以桐城派馬其昶代之。隻是由於教育部長傅增湘拒絕副署而未能發齣此道命令。5月9日，蔡元培離京。臨行前，為瞭避免他動員學生要挾政府的嫌疑，他特地登報聲明：“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他以此錶明，自己是因為苦於應接不暇的煩忙而想辭職休息的。不過，他在10日發錶的《告北大同學諸君函》中卻明確地說自己是“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10日，以北大師生為核心的挽蔡運動拉開瞭序幕，其中對政府壓力最大的就是北京各高校校長一並辭職，北京高校全體罷課。13日，蔡元培在北京《晨報》發錶瞭《在天津車站的談話》。這份談話綜閤瞭他前麵關於自己辭職的兩種說法：他辭職既是為瞭保全學生、保全大學，也是因為不耐雜務。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於14日發齣挽留蔡元培的指令。19日，北大經濟學教授鬍鈞登報聲明安福係將任他為北大校長純屬謠傳。20日，蔡元培給政府發電稱：“政府果麯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這即提齣瞭他復職的條件：對參與運動的學生不予追究。
　　第二個迴閤是從5月26日他稱病拒絕迴京赴任到6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鬍仁源為北大校長。盡管各方都催促蔡元培復職，但蔡元培在上海和杭州觀察瞭數日，決定托病不齣，靜觀事變。促使他作齣這個決定的緣由，由他最重要的智囊——湯爾和一語道破。湯爾和在給他的信中說：“來而不瞭，有損於公；來而即瞭，更增世忌。”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緊張態勢下，若蔡元培迴京化解不瞭政治危機，會被認為是無能；若他迴京解決瞭問題，又會被視為莫大的政治威脅，因此，宜靜不宜動。蔡元培拒絕北上的決定惹惱瞭安福係，他們遂發布命令，讓鬍仁源取代蔡元培。安福係放棄瞭馬其昶，估計是擔心馬其昶當年積極參加過袁世凱的復闢活動，他若接任校長會招來太多的反對。而鬍仁源曾是蔡元培的學生，也曾在蔡元培掌校前代理北大校長達三年之久，無論是其與蔡的關係，還是其資格，都使其可能順利接任校長。而上海、南京的一些教育傢開始籌劃將新文化的中心南移，必要時甚至準備將北大遷到上海去。
　　第三個迴閤是從6月6日北大發起拒鬍挽蔡運動到7月9日蔡元培迴電教育部應諾在病情好轉的情況下復職。安福係沒有想到任命鬍仁源之舉立刻引起瞭北京學界的強烈反對。而蔡元培於6月15日寫瞭一個“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從他在宣言中一連用瞭三個“絕對不能再作……校長”，我們可以感受到，蔡元培這次的請辭，並不僅僅是抗議的姿態和手段，政治對大學的橫加乾預已經使他實在不願再在夾縫中受纍瞭。在蔡元培看來，這種乾預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行政乾預，另一個方麵是政治乾預。所謂行政乾預，指的是大學校長成為由政府任命的半個官僚，大學與教育部被處理成官僚隸屬關係，因此，大學內部的大小管理事務稍微破例，就必須呈報教育部批準。所謂政治乾預，指的是大學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環境，因此，對北大的教育改革，不僅教育部可以乾涉，而且外交部、國務院、參議院也可以橫加指責。比如，蔡元培為辭退北大不稱職的外籍教員就屢遭外交部質問。
　　蔡元培在文中錶明：隻要這些政治乾預尚在，他就不可能再任那個不自由的校長。由於蔡元培弟弟的勸阻，此文當時沒有公開發錶，而是另由他弟弟代登瞭一則啓事，繼續稱病不齣。在學界的重壓下，教育部於6月17日將尚未上任的北大新校長鬍仁源含糊地“調（教育）部辦事”。6月28日，教育部和北京學界派人專程到浙江請蔡元培復職。7月9日，蔡元培答應等身體康復後復職。錶麵上他仍是在堅持原定的延緩迴京的作法，但實際上，一項日後對北大命運産生重要影響的決策已經在醞釀之中。
　　第四個迴閤是從7月14日蔡元培決定請蔣夢麟作為他的私人代錶到校辦事到9月12日蔡元培迴到北京。在湯爾和的提議下，蔡元培決定請蔣夢麟代錶他北上代辦北大校務。7月16日蔣夢麟準備啓程赴京。而7月17日，在安福係的操縱下，北大個彆學生和一些社會人員企圖搞“迎鬍（仁源）拒蔡（元培）”，結果遭到許多北大學生的痛擊。7月23日，北大學生召開瞭歡迎蔣夢麟的大會。7月30日，安福係被迫將鬍仁源免職，卻又想鼓動蔡元培在中國教育會時代的老友——蔣智由來任北大校長。9月2日，蔡元培緻信蔣智由，稱蔣若為北大校長，“可為教育前途幸”。6日，蔣智由發錶《入山明誌》，“馳書決謝（提名），必不往就，堅如磐石”。12日，蔡元培迴京。20日到21日，北大學生、教職員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分彆召開歡迎蔡元培復職的大會。至此，北京政府將蔡元培撤職的圖謀完全失敗。
　　從這四個迴閤的鬥爭過程中，我們可以領略蔡元培處理政治問題的高超智慧。可以相信，蔡元培不願為俗務所纍、為官僚所睏的心情是真誠的，但是，如果隻想簡單解脫瞭事而不顧及政治後果，就成瞭意氣用事。蔡元培說“教育事業應該完全交與教育傢”，其實，這句話還不全麵，應該說是：“教育事業應該完全教與有政治智慧的教育傢”。
　　實際上，蔡元培要謀求大學自治，並非是要使大學完全非政治化。相反地，他把大學本身看作是立足根本、著眼長久的政治。在他看來，“現象世界之事為政治，故以造成現世幸福為鵠的；實體世界之事為宗教，故以擺脫現世幸福為作用。而教育者，則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於實體觀念之作用。”“既然在教育界深受政治不良之影響，故有不能不容喙於政治之覺悟，然自身仍從教育進行也。”
　　在風雨如磐的時代裏，要使大學抵製政治的乾預是異常艱難的。隻有蔡元培這樣既懂教育又懂政治、“托政治於學術”（吳稚暉語）的人纔能做到審視度勢，保全北大。無論是蔡元培的一意辭職，還是他的有條件復職，或是他的拖延迴京，其著眼點都不是為瞭他個人的名位，而是為瞭打造在政治上相對獨立的北京大學乃至整個北京學界。如果政府可以隨意撤換北大校長，那它們自然可以乾預北大的校內事務，也可以乾預其它任何一所高校的內部事務。這正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職教員聯閤會給鬍仁源的信中所說的：“現在學界公意，認為欲迴復教育原狀，非各校校長一律復職不可，欲各校校長一律復職，尤非北京大學蔡校長真能復職不可。是蔡校長復職與否，為北京學界全體問題，既非北京大學一校問題，尤非蔡元培個人問題。”
　　安福係想推齣的四位北大校長人選馬其昶、鬍鈞、鬍仁源和蔣智由一一落空，這足見以蔡元培為首的北京學界已經隱然成形為較為獨立的場域。
　　更為重要、也更為精彩的是，蔡元培不僅能夠抵製政府對校長人選的隨意安排，而且還為北大校長之位今後掌握在真正的教育傢手中做好瞭充分的鋪墊。我們再迴頭來研究一下事件的整個過程，可以發現，6月中下旬，鬍仁源被“調部辦事”，教育部、北京大專校長團、北京各校教職員聯閤會、學生聯閤會和北大師生均派代錶來杭州請蔡元培迴京。蔡元培此時若迴京已經穩操勝券，他為什麼還不答應立即啓程迴京復職？是他的架子太大嗎？還是他的病真的還沒有好？
　　當然這兩者都不是。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之一就在於他從不擺那些虛飾的“架子”；而有政治權謀或政治智慧者的稱病從來不會僅僅為病稱病。蔡元培之所以拖延迴京，主要是為瞭嚮外界推齣他看中的未來的校長人選——蔣夢麟。
　　不須諱言，蔣夢麟是浙江人，是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的學生，是湯爾和推薦給蔡元培作其代錶的——這些也許會讓人以為蔣夢麟的齣現隻是蔡元培操弄學術派係政治的結果。但如果這樣去看問題，那就是把蔡元培的思想高度降到瞭湯爾和、鬍仁源的層次上。
　　同鄉也好，昔日的學生也好，這些隻是為蔡元培選人提供瞭地理的和曆史的機緣而已。在我看來，蔡元培真正看重蔣夢麟的是這樣三點：
　　其一，蔣夢麟在美國留學長達9年，師從著名教育傢杜威，1917年以關於中國教育原理的研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他迴國後發起並領導瞭新教育改革運動，主持在知識界廣受歡迎的《新教育》期刊。他這樣的經曆，稱為“真正的教育傢”應是當之無愧的。
　　其二，蔣夢麟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有很高的認同和較深的理解。蔣夢麟7月23日在北大學生歡迎他的大會上說話得體，並對蔡元培的精神作瞭三點闡發。素來在日記裏不錄溢美之辭的蔡元培破例將其說法記瞭下來，可見他對蔣夢麟說法的欣賞。由蔣夢麟來繼承蔡元培在北大開創的辦學風格，蔡規蔣隨，這應該是有保障的。
　　其三，蔣夢麟辦事謹嚴乾練，在這點上甚至強過蔡元培。我們再對比一下蔡元培以往在北大治校的兩位主要助手——陳獨秀和鬍適。陳獨秀長於開創思想新風，短於治事，且當時已經離職。鬍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思想穩健，熱心教育，但他當時作為新文化派和政治自由主義的首領人物屢受舊派和保守派的攻擊，且鬍適當時處事也不夠老道。
　　蔣夢麟本來是主張在蔡元培不復職的情況下就將北大南移的人。但在蔡元培準備復職後，蔣夢麟作為一個研究教育齣身、認同新思想和新教育卻又未置身在風口浪尖、待人辦事周到老練的人，就被蔡元培視為最好的接班人。
　　事實最後證明瞭蔡元培的深遠眼光。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瞭二十餘年。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他長期擔任總務長，三度代理校長，1930年鼕正式擔任北大校長。先後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曆屆校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他為北大在中國教育和學術上所創造的高峰作齣瞭重要的貢獻。而蔣夢麟在北大起步的舞颱，正是由蔡元培所精心搭建起來的。蔡元培選擇在1919年那個鬥爭的緊要關口推齣蔣夢麟是非常有眼光的：因為“代理蔣君到校以後，內之教職員及學生，均錶歡迎；外之教育部以正式公牘承認，正可以盤根錯節，試其利器”，而校內留任的教授們在此當口“必能濛其鑒諒，而必能與蔣君和衷共濟，以盡力於北大”。
　　大學自治最重要的一點體現在大學校長由誰來任命、根據什麼來任命的問題上。蔡元培憑藉著個人的魅力，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獲得瞭北大校長的校內推選權，並為北大兩代校長的交替做好瞭鋪墊。蔡元培的這次辭職也因此成為成功抵製政治乾預大學的範例。
　　這次辭職事件還促成瞭蔡元培在爭取大學自治的方式上的轉摺點。辭職之所以成為蔡元培抵抗政治乾預大學的重要手段，這主要是因為蔡元培個人極為特殊的社會地位和個人魅力。盡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員可以對北大指手畫腳，盡管政府要員可以為北大的內部事務來質問校長，但蔡元培作為前清翰林、德國留學生、革命元老和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他的這些文化、政治和曆史光環使他的大學理念和主張難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動。他的辭職本身更會成為還擊對大學妄加乾涉的政治勢力的有力武器。
　　不過，蔡元培從這四個月的拉鋸戰中也發現瞭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把北大甚至整個北京學界的命運係於他一人身上，這實在是很危險的事。為此，蔡元培在治校的後期開始從內外的製度設計上來謀求大學的自治。
　　蔡元培首先在校內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辭職前，蔡元培已經推行瞭校評議會和係教授會製度，前者是給教授代錶和各科學長以校內立法和作齣重大決策的權力（如決定學科廢立，提齣學校預算，製定和審核學校條令，審核教師學銜和學生成績），後者是由教授來推舉係主任、決定教務（如課程設置，選擇教科書，考核學生成績等）。在1919年9月迴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說中，他進一步提齣要組織行政會議，使行政事務也采取閤議製。
　　而後蔡元培又在北大設置瞭教務長和總務長，分管教學和事務，而這二職均以推選的方式在教授中産生。這樣一來，誰來當校長，其權力已經被大大削弱，無法任意辦事。這樣，大學的運轉不因校長的人選和去留産生重大影響，也使校長不至於成為眾多野心傢所爭搶的目標。
　　蔡元培而後進一步企望在外部製度上確保大學的自治。他在1922年的“教育獨立議”中提齣瞭一個係統的改革方案，如全國實行法國的大學區製，使各學區的大學來統領教育行政事務；大學校長由大學教授組成的委員會推選，教育部不得乾涉大學區和大學內部事務；教育總長一職的任命反而必須得到大學校長組成的高等教育會議承認；各區教育經費從本區抽稅充用，等等。
　　1927年6月，在蔡元培的倡議下，教育部改為大學院，地方上實行大學區製，首先在浙江、江蘇兩省試行，然後逐漸嚮全國推廣。蔡元培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但大學院所實行的教育改革方案僅僅是蔡元培《教育獨立議》設想中的一部分，即大學區製。即使是這個模仿法國的學區製，也很快宣告失敗。有學者分析瞭其中的幾個原因：模仿失當，變更太驟；政治不穩，基礎未固；留日派的激烈反對；教育獨立與黨化教育的衝突；經費不足；以及與最初一同倡導大學院製度的老友張靜江、李石曾的失和，等等。
　　其實，這位論者忽略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在黨國一統天下的時候，謀求教育獨立近乎異想天開。大學院製度得以試行，僅僅是特殊曆史時期政治鬥爭的産物而已。因為1927年正是蔣介石政權與國民黨左派控製的武漢政權處於尖銳對立的時候，由於蔡元培等幾位元老支持瞭蔣介石，所以，他們提齣的大學院倡議就得到瞭蔣介石的同意。但這種建立在政治權衡和個人聲望的體製實際上是難以持久的。1929年，大學區停辦，大學院重新改為教育部，隻有中央研究院得以幸存下來。
　　……

前言/序言

　　【導言】
　　一百年前，中國的文教製度正在經曆從“學堂”到“大學”的艱難轉型，蔡元培洞察趨勢、力挽狂瀾，養成瞭中國大學的浩然正氣。五月四日，是北京大學的校慶日，今年也是蔡元培齣任北京大學校長一百周年，本文選摘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星《新教育場域的興起，1895—1926》一書，有關蔡元培八次請辭北大校長，試圖建立自外於政治的“學術社會”的艱難實踐。在“五四運動”前後，蔡元培以其個人魅力，藉社會運動之勢，為北京大學成功地構築起瞭防止政治乾預的學術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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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聽瞭林小英老師對輔仁大學1949-1952的講述，應星老師做瞭精彩迴應點評，買下此書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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