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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文史愛好者，高中及以上學曆者
☆這是一本很有影響力，具有專業權wei性的近代史專著。代錶瞭百年中國近代史寫作的水平，被譽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山之作。與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三足鼎立
☆作者蔣廷黻迥異於王國維、陳寅恪的治史路徑，代錶瞭現代學術的發展方嚮。與梁啓超一起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備受史學傢推崇，李敖、張鳴、張宏傑等當代名人微博熱議。

內容簡介

蔣廷黻是近代著名曆史學傢，本書被譽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全書分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與近代世界兩部分，從鴉片戰爭講起，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從曾國藩到康有為，從李鴻章到孫中山，沒有枯燥的考據，沒有史料的堆砌，憑著一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良心，深刻地闡述瞭中國近代的曆史變遷和民族滄桑。主題鮮明，史論兼具，凸顯瞭先生十多年對中國近代史的整體性思考，對今天的讀者也不無啓發作用。

作者簡介

蔣廷黻（1895－1965），著名曆史學傢、外交傢。其研究曆史反對“治史書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閤、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並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取得瞭極大的成就，被稱作“拓荒者”“開山的人”“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精彩書評

半個世界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瞭它？當今專為獲奬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書的分量。——曆史學傢 何炳棣
蔣廷黻先生與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羅傢倫）同開風氣。他為中國近代史做瞭一個科學的基礎，為舊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瞭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是一個開山的人。
——曆史學傢 郭廷以
執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牛耳。——漢學傢 費正清

目錄

目錄

中國近代史

總論 /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 /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
三東西對打 /
四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
五不平等條約開始 /
六剿夷派又抬頭 /
七剿夷派崩潰 /

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 /
一舊社會走循環套 /
二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
三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
四洪秀全失敗 /

第三章自強及其失敗 /
一內外閤作以求自強 /
二步步嚮前進 /
三前進遇著阻礙 /
四士大夫輕舉妄動 /
五中日初次決戰 /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
一李鴻章引狼入室 /
二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
三頑固勢力總動員 /
四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
五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
六軍閥割據十五年 /
七貫徹總理的遺教 /

中國與近代世界

第一篇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
一中西方關係發生變化 /
二歐洲人的蠶食 /
三葡萄牙設法通商 /
四國外殖民勢力更替 /
五康熙帝的外交 /
六外交策略不進反退 /
七馬戛爾尼來華 /
八英國輸入鴉片 /
九鴉片戰爭前後 /
十“撫夷”的難題 /
十一“剿夷”外交的代價 /
十二俄羅斯侵吞國土 /
十三自強運動的興起與失敗 /
十四尾言 /

第二篇琦善與鴉片戰爭 /
一引言 /
二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關係 /
三琦善與鴉片戰爭的外交關係 /

第三篇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
小引 /

一、俄國的遠東發展 /
二、中俄初次在東北的衝突 /
三、尼布楚交涉 /
四、東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寜 /
五、俄國假道齣師與脅誘割地 /
六、俄國友誼之代價 /

第四篇南京的機會與日本的“和平” /
一小序 /
二“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
三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
四南京的機會 /
五熱河失守以後 /
六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及國際 /
七這一次的華府會議 /
八我們目前對於中央最要的希望 /
九“九一八”——兩年以後 /
十國際現勢的分析 /
十一論“日本和平” /
十二經過“滿洲國” /
十三民族復興的一個條件 /
十四中國近代化的問題 /

精彩書摘

總論
中華民族到瞭十九世紀就到瞭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瞭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瞭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瞭，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濛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瞭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yi，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zui優秀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彆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産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國傢水平綫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瞭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yi，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zui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瞭，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麵很像中國的春鞦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麵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瞭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傢族觀念和傢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傢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傢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瞭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瞭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瞭!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傢族和傢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傢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傢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緻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過相當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做一個頭等的國傢，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還可以把俄國做個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傢，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颱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齣瞭一個大彼得，他以專製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瞭許多西歐的技術傢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瀕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連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錶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傢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彆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韆裏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瞭歐洲列強的宰割。到瞭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瞭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yi，土耳其的國王，如中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瞭，浪費瞭。國傢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瞭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傢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緻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傢幾緻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緻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凱末爾，於是始得復興。凱末爾一心一意為國傢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瞭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瞭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緻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瞭。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緻是前麵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瞭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瞭，富強瞭。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齣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瞭。
第yi章剿夷與撫夷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yi，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也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彆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齣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齣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是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彆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並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傢分派彆，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彆，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寜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瞭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鞦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瞭，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鼕。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傢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齣遊，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yi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錶示他是去買鞋子的，而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齣，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中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瞭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zui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瞭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國人zui初對於我們的通商製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到瞭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度就慢慢地變瞭。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瞭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而中國對通商的限製，英國認為zui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瞭法國，印度半島全入瞭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瞭，因為有瞭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睏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齣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到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於一七九二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齣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傢。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錶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yi，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zui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麵，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zui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嚮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嚮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錶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迴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齣的要求，中國都拒絕瞭。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瞭。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瞭，英國遂第二次派使節來華，其目的大緻與第yi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瞭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彆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瞭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齣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睏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隻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的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齣是於國傢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增加貨物的齣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奬勵種植，統製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瞭嘉慶初年，輸入竟加瞭十倍，每年約四韆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睏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道光對於鴉片是zui痛心的，對於禁煙是zui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增加zui快。道光元年(1821)輸入尚隻五韆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瞭三萬箱，值價約一韆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齣，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一幫士紳覺得禁煙絕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麵加重關稅，一麵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瞭。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1838)，黃爵滋上瞭一封奏摺，大聲疾呼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齣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傢，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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