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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清末民初的中國麵臨著“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轉型時代，關注民族、國傢和自身命運的讀書人為因應西潮掀起瞭種種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作者通過對學生生活、教科書、“排滿”革命等問題的細膩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讀書人的群體形象，嘗試挖掘這些讀書人當時生活、行動與心境的幾個側麵，解說清末民初中國的變之深與變之痛。

作者簡介

瞿駿，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副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員、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閤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嚮為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前期的中國思想文化史、城市史，著有《辛亥前後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2009）、《花落春仍在：20世紀前期中國的睏境與新路》（2017），另有論文數十篇見於各期刊。

目錄

第一章　似真亦幻：清末“排滿”的立論與接受／001
　　第一節　“夷夏之辨”的歧義／003
　　第二節　東西洋學理的多義／021
　　第三節　排滿報刊及明末遺獻的閱讀／031
第二章　重識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再曆史化”／043
　　第一節　“再曆史化”的基礎——史料／044
　　第二節　“再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與通貫史事／046
　　第三節　現代中國轉型中的1911年革命／061
第三章　聯結晚清與五四：轉型時代學生生活史述論／070
　　第一節　清末學生生活世界的改變／072
　　第二節　1911年革命的希望與失望／084
　　第三節　學生們的五四之“動”／092
　　第四節　學生生活史與五四之影響／104
第四章　小城鎮裏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114
　　第一節　改變地方讀書人生活的上海／116
　　第二節　重塑地方權勢結構的上海／133
第五章　新文化運動中的“失語者”：淩獨見與五四時代／146
　　第一節　《非孝》之爭／148
　　第二節　新文化之路／153
　　第三節　為何“失語”／161
第六章　變教與教變：《共和國教科書》與民初教育轉型／177
　　第一節　教科書齣版與民初教育結構／177
　　第二節　民初教科書的多重麵相／185
第七章　啓濛的復雜圖景：清末民國教科書的“另一麵”／206
　　第一節　教科書內外的啓濛與傳統／206
　　第二節　啓濛成為生意後的雙重影響／226
第八章　“走嚮現代”的悖論：清末江浙地區的憲政選舉／247
　　第一節　全國較先進者——江浙選舉之籌備／248
　　第二節　多歧紛呈——江浙的選舉資格調查／253
　　第三節　最壞的年代？——選舉之投票／260
參考文獻／270
附　錄／296

精彩書摘

　　《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
　　一方麵依托於來自上海的新書報，江浙地區的地方讀書人在舊有的血緣、地緣、學緣網絡基礎上建構瞭新的交往網絡。這一網絡牢固地將在地的那些樂倡新學、愛讀新書報者結閤在一起，成為有力量影響地方社會的新學社群。這個新學社群是如何通過新書報來互動的呢？我們來看張棡日記中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的情況。
　　那天對瑞安的新學社群中人來說是個“大日子”，因為盼望多時的招商局海輪到瞭溫州，正和信局的王永增帶著新書報乘這趟船從上海迴來瞭。他給張棡捎來瞭《新民叢報》第三、五、六、七號，《政藝通報》第六號和四月的《中外日報》。看到久盼的報紙，張棡“欣慰之至！”當天下午同屬瑞安新學社群的餘崧舫、項紉鞦等人聞訊馬上跑到張棡傢來看新書報， “均贊嘆不置”。
　　類似這樣托購、聚看、藉閱、交換新書報的情形在張棡和其他地方讀書人的日記中屢屢齣現。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張櫚內兄林駿傢的工人阿全又依常例給他送來瞭正和信局寄來的《新民叢報》、《政藝通報》、《中外日報》和《同文滬報》，附帶還有林駿的一封信。見過阿全後，張桐立即馬不停蹄地寫瞭三封信：一封復林駿，一封給正和信局並附買報款洋四元，還有一封交慶元銀樓老闆石品南，因為此銀樓除瞭賣首飾外，還是新書報的代辦處與銷售地。張櫚等每次進城，銀樓就成瞭地方新學社群中人的重要聚集地。信交給工人後，張棡還沒忘記要給林駿“中版《日本國誌》”一部，因為這位內兄已經拜托他尋覓此書很久瞭。
　　……

前言/序言

自　　序

一部中國近代史常讓我們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這緣於我們總是也隻能通過前人留存的文字、實物和言語的“碎片”來感受曆史和認識曆史。中國近代史相較之前的中國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彆的多。
這好比一幅高難度的拼圖，治近代史者麵對的是從史料魔盒中傾瀉而齣的海量碎片，因此若無關節之言來定位之，統攝之，我們將經常看到錯亂之圖與失真之圖。而本書選擇的關節之言是“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
談“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並非是說在近代中國轉型中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不重要，相反在紛繁的曆史過程之中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變量。不過對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視乃至迷信確實是近代中國轉型中的一個顯著特色。梁啓超即指齣：“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杜亞泉則發現，“吾國曆史上內部之戰亂，究其最重之原因，則關係經濟者居多”。但到瞭近代與西洋思想相接觸後，多演變為國民思想之衝突，由此産生的現象是近代中國“少數維新之士”總是試圖憑藉“先進”的思想來攪動不那麼“先進”的社會，而且還經常效果顯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報》上撰《論新黨之將來》一文，把“逐滿黨”和“立憲黨”放在一起批評，說他們“觀其舉動，則空言而止”——演說是空言！齣報是空言！著書是空言！發電是空言！與反對者大哄也是空言！而且“終日所言，皆歐美、日本之粗跡，而於己國之曆史之往事，社會之現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可是到1912年，在袁世凱的奏疏裏，這些在夏氏看來植根於“歐美、日本之粗跡”的“空言”卻著實不空，變成瞭“人心由學說而定，莫可挽迴者”！
在夏曾佑眼中新黨因咄咄“空言”而未來無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學說而定”而黯然遜位，其間距離不過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的力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後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斷闡釋、演繹著這種似乎無所匹敵的力量。梁啓超就說辛亥革命“由錶麵觀之則政治革命、種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則思想革命，實其原動力也。蓋數韆年公共之信條，將次第破棄，而數韆年社會組織之基礎，將翻根柢而動搖”。
李大釗則指齣：
吾嘗遠翻曆史之陳案，近窺世局之潮流，見夫興亡倏忽，文運變遷，世主傾頹，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緣，罔弗基於人類思想之變化，思想之醞釀，遂為一時之勢力。錶示此勢力者，無問其為一人物為一製度，均不過一時民眾思想之代錶而已。羅馬帝國之陵夷，亞拉伯帝國之建設，自外象觀之，或由外敵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顛覆，而其真因，實在國民思想之變化耳。即如吾國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覯，平心論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軍不過一旅之眾，而黃鶴樓頭，一呼百應，謂非由於國民思想之變化而何也？
孫中山談五四運動時特彆說道：“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戴季陶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一個時代的革命，他事實上的錶現，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前驅。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為錶現。所以，無論在那一國，那一個時代，一個大革命齣現之先，一定有一個新舊思想戰的時代。”即使到瞭梁啓超寫《歐遊心影錄》的時候，他看似對當年自己極度認同的“歐美、日本之粗跡”有深切的反思和重新的評價，但對一般意義上的“思想解放”仍信心十足，說：
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瞭離經叛道。我說，這個全屬杞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判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麼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評擁護他，經一番颳垢磨光，越發顯齣他真價。倘若對於某傢學說不許人批評，倒像是某傢學說經不起批評瞭。所以我奉勸國中老師宿儒，韆萬不必因此著急，任憑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有些“非堯舜、薄湯武”，也不要緊。
但如果“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僅僅是有無與倫比的力量，近代中國隨著思想文化之潮流浩浩蕩蕩，心無旁騖地嚮前奔去，人們特彆是讀書人就不會有“兩頭不到岸”的過渡時代的感覺。這正如我在一篇文章裏說的“衝決網羅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們的激進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當時青年的處境和心緒卻是用另一個詞形容反更為妥協，那就是進退失據”。“進退失據”說的是近代中國一方麵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勃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敵；另一方麵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強大，總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條件”。那些條件與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國轉型中錶現為以下多重具有相當緊張性的曆史麵相。
第一，中國是一個“老社會”，“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帶來的是“新環境”。這“老社會”在“新環境”的刺激下不變是不可能的，但要讓“老社會”徹底變化也是不可能的，於是近代中國就變成瞭“半吊子”的老社會與“不完全”的新環境並行的“中國”。此正如梁漱溟所言，“舊秩序既以不容於新意識被排而去，而新秩序顯又以缺乏新事實而安立不起來”。
而且這個“老社會”不是個小地方，它是一個大中國，有極其廣袤的疆域、諸多的民族和數億的人口。這一疆域、民族、人口的基本麵在清乾隆時代就已確定，“傳統的管理方法和傳統的知識都不可能完全應對（乾隆時代）新的問題，由於人口的增加，原來的人類生活、生産方式已經不能養活那麼多人瞭，所以，應該采用另外一些生産方法”。其實何止是生活方式和生産方法，在生活和生産發生瞭大變化的背景下，乾嘉以降中國的文化傳統也因疆域、民族、人口等基本麵的變化而更加成為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當這個“思想天地”與西方遭遇時，兩個“龐大的，變動不居的，疑竇叢生的人類實踐區域”的互動就開始瞭，並長久持續著，在此過程中血淚與希望共生，睏窘與新路並存。
第二，近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的來源之多樣和路徑之繁雜常令人目不暇接。陳獨秀曾提醒張君勱注意“各種新思想都有各種事實為他所以發生的背景”。這個“各種事實”和“各種新思想”正是“轉型時代”的基本底色。戴季陶在《世界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應》一文裏就充分描述瞭影響中國的世界時代精神的“各種各樣”與“民族的適應”的“無所適從”：
中國人今天大傢都有一點覺悟瞭，都曉得特權主義、國粹主義是死人墳裏的殉葬物，一切的生活問題靠他是不能解決的瞭。大傢都在若有識，若無識的當中隨著世界的新潮走。這個當口，恰被一個嚮右轉的德謨剋拉西，嚮左轉的梭霞裏士姆，捲到潮流的漩渦裏，漩到頭眼昏花。究竟嚮右呢，嚮左呢？自己也分彆不齣來。好容易有聰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點上發現齣一個社會民主主義來，以為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瞭，誰知剛上瞭路，就看見前途橫著幾條分歧的大路。嚮那一條走好呢？法國人嚮那裏去瞭，英國人嚮那裏去瞭，德國人、俄國人都各有各的路去瞭。顧得東來顧不得西，可憐這睡眼朦朧的中國人，竟變成一個中心無主的迷路兒瞭。
更吊詭的是，由於思想與文化的來源之多和路徑之繁，尋找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後的中間“定點”和最後“終點”竟幾乎成一不可能的任務，正如李大釗所言：“宇宙進化的大路，隻是一個健行不息的長流”，於是革命和運動的本身就漸漸成為其目的，“在革命中是沒有靜止狀態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滿足於最初一度達到的目標而進行自我剋製”。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思想和新文化一方麵似乎做到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日新月異；但另一方麵其實質卻已命定地被掏空，處於隨在隨滅、初新即舊，方生方死的狀態，“覺悟者”能留下的大概隻有懷疑的態度。蔣夢麟即說：“他們講思想革命的人，不但對於遺傳的或‘舶來’的思想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對於自己的思想行動也是如此。”這話提示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思想革命”究竟革齣瞭什麼？“文化運動”到底動齣瞭什麼？杜亞泉就曾指齣：“態度非思想，思想非態度，謂思想是態度，猶之謂鹿是馬耳。”這樣“指鹿為馬”恐怕並非蔣夢麟等有意為之，而是蘊藏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裏。
第三，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的背後隱含著的共同背景是近代讀書人對於“變化速度”的渴望。1919年梁啓超曾勸導讀書人“天下事是急不來的，總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但這話正倒映齣大多數讀書人的“急迫”。這種“急迫”一方麵體現在實際曆史過程之中，與歐洲相比，其兩三百年的變化過程我們經常用幾十年甚至十幾年就走完瞭。“速成”雖未必“濫造”，但總留下瞭不少“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痕跡。另一方麵則錶現在心態上，如蔡元培所說，讀書人常“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
我們之所以要重視讀書人對“變化速度”的渴望是因為這一背景如被置換，“轉型時代”的很多問題大概就很難構建。比如“文化運動”究竟應該是重視“提高”還是著眼於“普及”。若讀書人感到時間充裕，其實都可慢慢做去。但在“時不我待”的狀態下就麵臨兩難的選擇。又如革命與改良的爭論，“智識”是不是罪惡等問題都與這一背景密切相關。
第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從來不僅僅關乎思想與文化。其有力量很多時候恰恰是因為思想文化可以“使用”，可以成為工具，可以成為“護符”。杜亞泉就特彆指齣新舊思想之爭實際上是“利欲”與“意氣”之爭！由此不禁讓我們想到列寜的話，“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齣來的，那麼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這段話提醒我們思想文化的本身，思想文化的“使用”和其“使用”後的結果都應平等地視作曆史之事實。它們之間的聯係有時是順理成章的，有時是旁逸斜齣的，有時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有時甚至是齣乎意料的，但正是這些似乎並不圓融閤洽的聯係構成瞭“近代中國”的大曆史。
以上是從“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的角度齣發為近代中國轉型之大舞颱做的一個簡單剪影，卻已經能看齣其無與倫比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這一方麵讓我們麵對這段曆史常生無力之感，研究它實在是一條荊棘滿布的睏難之路；但另一方麵這也構成瞭這段曆史的獨特魅力之所在，所謂牽纏往復、麯徑通幽、柳暗花明、福禍相倚均在其中有充分的展現，我寫作這本書的長久動力即在於此。在交代全書的結構之前，有幾點先需要嚮讀者說明
第一，本書的焦點在張灝討論的1895～1928年這30多年的“轉型時代”。關於“轉型時代”，前賢多有佳作，可謂精彩紛呈，美不勝收！因此本書不是一本麵麵俱到之作（這實在太超越我的學力），而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多地提供自己這十餘年來對這段曆史的解讀和心得。
第二，本書特彆希望討論的是為何“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這正和標題“天下為學說裂”相關。近代中國的傢國天下之變，最為顯著的是國變，20世紀前半期即已有瞭三次“改朝換代”。但在國變背後影響更深遠的是天下之變，即張灝所說的“與政治秩序解體相伴而來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機”。這種“文化危機”或曰政教危機的發端、錶現與後果，特彆是它對具體人物的影響，將是本書的著力所在。
第三，陳旭麓先生曾睿智地指齣：“我們總是想把政治思想看作是社會經濟亦步亦趨的，我們寫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這樣寫的？但是我們的政治思想像朵飛在天空的白雲，想遮蓋大地，其實它還是離地麵很遠的孤雲。”這裏陳先生一方麵說的是“轉型時代”人們的思想狀況與我們自以為能信手拈來的“社會”狀況並不貼閤；另一方麵則說明真正與思想相關聯的“社會”狀況正有待史傢來進行重建。因此本書會較多地注意轉型時代的思想與社會如何“交互激蕩”，以努力揭示“離地麵近一些的思想”。
由以上三點齣發，全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似真亦幻：清末‘排滿’的立論與接受”、第二章“重識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再曆史化’”、第三章“聯結晚清與五四：轉型時代學生生活史述論”可視為一組，這三章的焦點落在1911年革命前後。這既是我博士論文的深化和延展，同時又是“轉型時代”的一個主軸性的問題。職業革命傢經常說的是：“在革命爆發之前，革命看起來是不可能的。革命爆發之後，革命看起來卻是不可避免的瞭。”但史傢要解釋的是：何以革命“不可能”，革命卻發生瞭；何以革命發生後都覺得它不可避免，革命就真的順理成章瞭。這就需要對引爆1911年革命的主要思潮——“排滿”，作為實際發生的和作為符號記憶的1911年革命，以及參與1911年革命，並承受革命結果，進而發動新的革命的主體——學生做深入而具體的考察。
第四章“小城鎮裏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第五章“新文化運動中的‘失語者’：淩獨見與五四時代”嘗試從溫州瑞安的張棡、杭州的淩獨見等地方讀書人入手來看清末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我努力想揭示的是從清末到五四的“文化運動”是如何影響具體個人的生命情境的，而一個個“中間人物”又是如何共同塑造“文化運動”的形態，影響“文化運動”的走勢的。對這些地方讀書人來說，“文化運動”既是理想的，又是現實的；既是遙遠的，又是貼近的；既是需要去努力尋找、學習的，同時又是大風彌漫，籠罩身心的。這些詭論性的具體人物與“文化運動”的關係大概可以從本書的個案中得到一些解答。
第六章“變教與教變：《共和國教科書》與民初教育轉型”、第七章“啓濛的復雜圖景：清末民國教科書的‘另一麵’”處理的是轉型時代“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得以展開的重要載體——教科書。我希望一方麵以商務印書館齣版的《共和國教科書》為分析對象，來討論教科書如何從各個方麵影響瞭民初的教育轉型，這是教科書與新人、新事、新物、新潮結閤的一麵；但另一方麵教科書與啓濛之間又不是綫性的簡單勾連。清末民國的教科書與中國之傳統、啓濛的生意等有著錯綜多元的聯係，因此又需要揭示轉型時代啓濛與教科書之間超越以往研究之想象的互動，以重新繪製復雜的曆史圖景。
第八章“‘走嚮現代’的悖論：清末江浙地區的憲政選舉”希望通過清末江浙地區谘議局選舉和地方自治選舉的具體過程來探析清末憲政思潮“落地”的曆史，它的中心問題是為何“走嚮現代”的理想如此美好，“走嚮現代”的實際卻是如此“骨感”。在這美好與“骨感”的落差之間透露瞭：什麼是好的政治，大概仍是我們長久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本書得以問世，實有賴於諸多師友長期的扶掖奬進。許紀霖師啓濛我以常識，導之我以方法，拓展我之視野。我雖愚鈍，不能得之萬一，但十餘年來隨侍左右，春風化雨，多有浸染。馬自毅師不嫌棄我是一海上浮薄少年，引我入史學之門，得炙於陳旭麓先生開創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綿延傳統中，實乃我之僥幸與福氣。更重要的是兩位先生不僅言傳，而且身教。其待人接物之間既有現代知識分子的灑脫意態，也有舊日士大夫的錚錚風骨。由吾師之為人行事返觀中國讀書人的曆史，常能有古今相映之得。
許、馬二師外，曾教我、助我、惠我的師友眾多，其中多有學界前輩、卓越名傢與青年纔俊。不過小書太陋，難與各位師友的學問與盛譽相匹配，恕不一一指名道謝，唯盼若能撥冗閱讀，可以不吝指導、質疑、糾錯和點撥。同時也要感謝曾幫我復印材料、核對文稿、修訂注釋的各位研究生同學，道一聲辛苦，與你們在一起，常能教學相長。
在做學問的旅途中除瞭依靠自己的稟賦和用功之外，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命與運。而讀書人的順命與好運就是有支持你、為你犧牲的傢人。我的父母、嶽父母、內子於明靜多年來給予我的全方位支持實難以用文字來錶達。因此一本書署名的作者可能隻有一人，但背後實際上凝聚著一群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小兒瞿想。他自小懂事，曉得父親在電腦前時不來打擾，自己看書玩耍，但對他來說這實意味著少瞭許多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此間得失常令學問中人無奈並且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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