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詩人。他一生將自己與國傢的命運聯係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難，執著地關懷現實政治，寫下瞭大量抨擊時弊的優秀篇章，深刻反映瞭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劇轉變，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後廣闊的社會現實,因而被稱為“詩史”；他的詩歌集前代詩歌藝術之大成，如地負海涵、包羅萬匯，形成瞭宏博精深、沉鬱頓挫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詩聖”的杜甫，為中國的人文精神樹立瞭憂國憂民的百世楷模，為中國的詩歌藝術建立瞭沉雄博大的典範。
　　《杜詩藝術與辨體》從曆代詩論評價杜詩藝術的重點問題和爭議焦點齣發，論述瞭杜甫“詩史”的敘述藝術，“詩聖”的藝術形象，五古、七古、歌行、五律、五排及五絕、七絕等各體詩歌的藝術成就，並闡發瞭杜詩藝術在薈萃前人基礎上的多種創新變化的原理，以及杜甫對詩歌體式的建設和發展所作齣的重大貢獻。

作者簡介

　　葛曉音，女，1946年生，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著有《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唐詩流變論要》等。

第一章杜詩藝術的曆史評價和爭議焦點
第一節杜詩藝術評價的曆史走嚮
第二節杜詩藝術評議的爭論焦點

第二章 “詩聖”的形象提煉
第一節 “乾坤一腐儒”的孤獨感
第二節杜甫孤獨感的藝術提煉
第三節 “少陵野老”的性情麵目

第三章 “詩史”的敘述藝術
第一節五言古詩敘述潛力的發揮
第二節以時事立新題的五言樂府
第三節七言新題樂府直陳時事的創舉
第四節律詩和絕句評述時事的錶現方式

第四章七古歌行的“創體”
第一節短篇七古的抒情特色
第二節長篇七古與“歌”詩和“行”詩的辨體
第三節七言長篇古詩和歌行的藝術創新

第五章五律的“獨造”和“集大成”
第一節題材風格的“包蘊眾體”
第二節取景造境的“盡越陳規”
第三節窮理盡性的“獨造”之功

第六章 “融各體之法”的七律聖手
第一節盛唐七律“正宗說”
第二節杜甫七律的開拓和創新
第三節杜甫七律“變格”的原理

第七章興緻情趣的新穎錶現
第一節絕句的錶現原理和審美傳統
第二節杜甫五絕的審美趣味和錶現角度
第三節杜甫七絕的情緻和意趣

第八章創奇求變的想象力和新思路
第一節杜甫的“奇思”與詩歌體式的關係
第二節杜甫五古“奇思”的錶現原理
第三節杜甫五古和五排處理情景關係的新探索

馀論杜甫的詩學思想與藝術追求

引用書目
關鍵詞索引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二章 “詩聖”的形象提煉

杜甫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精神受到萬世敬仰。他畢生的飢寒流離，往往被看成造就“詩聖”的前提條件。但“詩聖”的稱號隻是後人對他的人格和“聖於詩”的藝術成就的一個綜閤性評價,杜甫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超越世人的聖賢，恰恰相反，他在詩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始終是一個執著孤獨、不閤時宜的“腐儒”和窮愁潦倒、寂寞睏苦的“少陵野老”。

第一節“乾坤一腐儒”的孤獨感

中國文學史上的大作傢都有程度不同的孤獨感，尤其是先秦漢魏六朝至初盛唐的詩人。失意睏頓的遭際、缺乏同道的寂寞、對理想和操守的堅持、對世俗的洞徹和鄙視，是他們産生孤獨感的共同原因。而就不同時代、不同境遇的詩人而言，其孤獨感又有不同的內涵。提煉孤獨感的藝術方式的差異，往往會造成詩人不同的藝術個性。如屈原以香草自飾、獨清獨醒的孤潔，阮籍獨坐空堂、徘徊曠野的茫然，陶淵明麵對“八錶同昏”、獨酌思友的寂寞，李白天馬行空、從雲端俯視人寰的清高，都與他們構築的獨特的藝術境界有關。不過，雖然比興和構思的方式不同，其藝術提煉的原理卻是相同的，這就是以詩人高大偉岸的個人形象與汙濁荒漠的世俗世界構成反差強烈的對比。這也可以說是盛唐以前詩歌浪漫精神的錶現傳統之一。杜甫同樣體嘗瞭屈原、阮籍、陶淵明和李白諸傢大詩人的各種孤獨感，而且愈到晚年，他對孤獨心境的提煉也愈益自覺。去世前一年他稱自己為“乾坤一腐儒”，就是對自己與整個世界的關係經過反復思考之後的最後概括。與其他大詩人相比，杜甫最大的不同是：在個人形象和廣漠時空的對比中，詩人突顯的是自己的渺小和無力，然而其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卻迥齣於前人之上。

一人生大誌與政治挫敗感
杜甫一生麯摺的經曆，並非總是和孤獨感相伴隨的。大緻說來，當杜甫處境順利、不愁生計時，他對生活的濃厚興趣是詩歌靈感的主要來源；當他身陷賊營、捲入戰亂時，他對國運和民生的憂慮也使他無暇顧及個人的失意。而在睏頓窮愁之際、羈旅漂泊途中，對於人生歸宿的思考和尋求，纔使他産生瞭強烈的孤獨感。
早年的杜甫與李白一樣，以大纔自許，具有高遠的誌嚮。當他十四五歲時，便能“齣遊翰墨場”，被“斯文崔魏徒”比作班固、楊雄，“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茫”。初次科舉落第，也沒有影響他對前程萬裏的信心。遠望泰山時，他曾豪邁地宣稱：“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看到氣勢淩厲的畫鷹和鬍馬時，便想象自己將來也會像鷹和馬一樣，“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驍騰有如此，萬裏可橫行”。正是這種不甘凡庸的追求，使他日後對人生的挫敗感更加敏銳。
十年睏守長安期間，杜甫感受最深的是無人援引的悲哀。“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遭際使他初次産生瞭沒有歸宿的孤獨感：“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摺。”“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天寶十載獻賦長安，玄宗命宰相試文章，曾一度激起他的自信和希望：“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然而以“文彩動人主”的輝煌轉瞬即逝，“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妒纔嫉賢的李林甫摧毀瞭他“奮飛超等級”的幻想，使他重新落入“愁餓死”的境地。“酒盡沙頭雙玉瓶，眾賓皆醉我獨醒”，經過這一番挫摺，此時的杜甫已經嘗到屈原式的獨醒滋味。但是他從小立下的人生大誌並沒有動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一方麵抒發著仕既不成、隱又不遂的悲哀，一方麵執著地堅持自己甘願被“同學翁”取笑而絕不放棄“竊比稷與契”的誌嚮。這種誌嚮已經不是齣於個人的“稻粱謀”，更重要的是發自“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浩嘆。
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窮愁失意的詩人又增添瞭一層死生無常的憂慮：“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搗。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忽憶雨時鞦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盡管詩人此時尚未垂老，但是形貌已經枯槁，唯恐埋沒溝渠的憂思顯然不是同飲談笑的新知們所能理解的。因此，他無論是在與傢人歡聚時還是在道路奔波中，都時時懷著窮獨的恐懼：“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在“羯鬍腥四海，迴首一茫茫”的人寰中，他似乎預感到瞭此生因道不行而難以容身的艱辛。
從華州到秦州時期，是杜甫選擇人生道路的轉摺時期。本來因逃難到行在，被肅宗授為左拾遺，在政治上有瞭施展的機會，此後直到兩京收復，有瞭一年多參與朝政的曆練。然而憑著一腔熱血履行諫臣職責，卻因疏救房琯而不小心觸到瞭統治者內鬥的痛處。從下獄到被疏救，最後被貶官疏遠，政治上的挫敗以及被眾謗所傷的境遇給他帶來的幽獨感，較之早年的窮獨失意是更深刻的：“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他把中傷自己的小人比作野雀和山蜂，在經曆瞭政治的風險之後，詩人已經體會到堅持清節的孤獨。於是，非無滄海誌的詩人開始瞭進退之間的選擇。作於華州期間的《獨立》詩說：“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仇兆鰲引趙汸注說此詩“鷙鳥，比小人之媢嫉者，白鷗比君子幽放者”，這一解說雖不為無據，但杜甫在詩文中多處贊揚“鷙鳥”“以雄纔為己任”“搏擊而不可當”的“英雄之姿”，筆者以為這首詩裏是以鷙鳥摩天搏擊的姿態比喻“大臣正色立朝之義”杜甫《進雕賦錶》：“臣以為雕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以河間白鷗往來容易的姿態比喻自由生活，兩相並列，暗示瞭仕與隱的兩種選擇。草露和蛛絲也是以天機喻人事，就像政治生涯中常遭罪名羅織，令詩人憂思萬端。思考的結果，他還是選擇瞭辭官：“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獨往”一詞，見於《莊子·外篇·在宥》：“齣入六閤，遊乎九州島，獨往獨來，是謂獨有。”這種獨往獨來是指在精神上獨遊於天地之間，不受任何外物阻礙的極高境界。西晉到盛唐又為神仙傢和佛傢所使用，“獨往”漸成為錶示高蹈齣世之意的常用詞。對於畢生未能忘其濟世之誌的詩人來說，選擇隱逸齣世是痛苦的。這意味著他要對前半生執著追求的人生道路重新反省：“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陶淵明雖然也有過貧富交戰的掙紮，但是他幾乎沒有問道的猶疑。而杜甫在選擇瞭罷官之後，卻因不知“吾道”之去嚮而茫然。這道，固然是實際的生存之道，更是自己的精神歸宿之所在：“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大哉宇宙內，吾道長悠悠。”從秦州開始羈旅漂泊的漫長道途，似乎是他一生尋求無著的象徵。
杜甫在漂泊西南的十多年裏，隻有草堂時期的詩歌最為平和，抒發窮獨之感的詩篇較少，其餘的日子幾乎都在貧病流離的境況中度過，所以孤獨感與日俱增。首先是衰病睏窮、故鄉難歸的孤愁：“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流落終生，到死後魂魄都不得歸去的恐懼使他越到衰年，越是孤獨。
其次是親友音信斷絕、天涯獨處的憂念：“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幾個弟弟都被烽煙阻隔，而在亂離之中，朋友也漸漸凋零，自己的存亡竟無人可托付：“亂離朋友盡，閤遝歲月徂。吾衰將焉托？存歿再嗚呼。蕭條病益甚，獨在天一隅。”
再次是窮途漂泊、無處投奔的悲涼：“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傢狗。”嚴武和高適去世以後，杜甫在成都失去瞭依靠。在夔州雖然有柏茂琳照應兩年，但也不是長久之計。離開夔州後齣峽，一路尋訪乾謁，但屢遭白眼，無處可以久留。“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原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乾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在風塵漂泊之中看盡世態，尤其是各處官衙小吏的輕衊，更加深瞭詩人的挫敗感：“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顔聊自哂，小吏最相輕。……狐狸何足道，豺狼正縱橫。”寄人籬下而飽嘗炎涼的睏境，使杜甫體會到阮籍在“走獸交橫馳”的世界中的孤獨。“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這兩句詩，為他前途渺茫、看不到歸宿的漂流生涯作瞭形象的寫照。

二 “吾道何之”的探索和疑問
除瞭生計無著的睏境以外，杜甫最深刻的悲哀還來自於他對“吾道何之”的疑問。達與不達，隻是個人的齣處問題，而“吾道”是否可行，則是精神有無歸宿的問題。“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身為儒者的終極理想。因此即使在艱難流離之中，他仍然多次抒發過“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的慷慨意氣；即使棄官，他還是時時流露齣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的遺憾。他在從秦州到達同榖時，住在鳳凰颱下的鳳凰村。七歲就開口詠鳳凰的詩人由此聯想到西伯姬昌時鳳鳴岐山的故事，産生瞭鳳凰颱上或許有鳳雛在挨餓的奇想：“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鳳凰嚮來被儒傢奉為國傢祥瑞。為重現太平之治，他甘願剖心瀝血，以生命來供養那可能被遺落的鳳雛。這就是他身在江湖依然信守的“吾道”，但在現實中是否行得通呢？
在開元清平年代，曆代士人理想中的鳳凰確實一度齣現。那時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政治清明。正如杜甫在《有事於南郊賦》中所說：“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傢傢自以為稷。”多少代人幻想的堯舜之世仿佛變成瞭現實。以張說、張九齡為代錶的文儒型官僚提倡的禮樂政治，既迎閤瞭封建盛世粉飾太平的需要，也展現瞭實踐儒傢政治理想的希望。他們從復興儒學的角度提倡禮樂，得到玄宗的大力支持，並成為時代的共識。由於製禮作樂需要雅頌之文的配閤，“文儒”的概念逐漸形成，它的含義就是“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者”。朝廷在開元十三年設立集賢殿書院，“延禮文儒，發揮典籍”，專門徵集鴻儒和文士。玄宗給予集賢殿學士無上的榮耀，充分肯定瞭文儒的政治地位和學術方嚮。文儒型官僚很快成為政壇和文壇的中堅力量，並影響瞭整整一代人的命運。開元時代的著名詩人絕大部分受到以二張為代錶的文儒集團引薦，天寶年間的文人受開元學風的熏陶，或受開元文儒所薦舉，在所受教育、學問修養、政治思想等方麵都具有鮮明的文儒色彩。
但是隨著張九齡的去世，吏能型官僚李林甫的登颱，開元時文儒在政治上的鼎盛時期到天寶時便一去不返瞭。杜甫後半生的經曆證明在開元時期短暫的清平政治消逝之後，無論是在治世還是亂世，儒術都沒有立足之地。天寶中他和元結等文士赴京師選舉，被李林甫全部黜落，就是因為李林甫絕不會錄用藉製禮作樂獻藝的文士。天寶十載，杜甫獻三大禮賦，本來已經被玄宗命令待詔集賢院，但再次被李林甫黜落。這更說明李林甫作為一個天性忌刻的吏能型宰相，絕不會允許一個文儒通過進獻禮賦而直至青雲。杜甫當時就感嘆“儒術誠難”，後來李林甫下颱，他又說“破膽遭前政”，說明他對前執政者李林甫排斥儒術文章是很清楚的。杜甫的悲劇典型地反映瞭這一代生長於開元時期，接受詩禮教育的文人被培養成文儒以後，在天寶排斥文儒的吏能政治下必然陷於睏頓的共同命運。
戰亂爆發後，肅宗排斥玄宗時代以房琯為代錶的文儒，重用武將和勛官，儒術更無用處。所以杜甫深深感慨：“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他雖然自比稷契，期望大用，但在實際的官場事務中又無可為用：雖然一度在肅宗朝做過拾遺，卻因為疏救房琯而成為朝廷政治鈎心鬥角的犧牲品；在華州做地方官，又耐不住簿書的煩勞；在幕府參謀，更是“深覺負平生”；到白頭為郎時，已是有心無力。杜甫緻君堯舜的大誌是開元一代文儒的共同誌嚮，而杜甫仕途的坎坷也典型地反映瞭文儒理想與現實政治之間固有的矛盾。但是詩人一直以文儒士自居，戰亂初起時，他說：“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鬥，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感傷文儒士趕上這樣的戰亂，已經難料此生的沉浮。到臨終前兩年，他仍然說：“推轂幾年唯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深深懷念那個文儒鼎盛的時代。杜甫在文儒政治的氛圍中長大，與他關係較深的房琯、嚴武之父嚴挺之都是文儒的代錶人物。因此他晚年對於盛唐的懷念，始終定格在一度實現瞭文儒理想的開元時代。但是即使戰亂結束，太平再現，文儒之道是否就能用世呢？天寶時代還算是太平之世，卻沒有文儒生存的空間。以至杜甫在早年就曾憤憤地喊齣過“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這兩句詩看似醉言，其實是畢生埋藏在他心底的疑問：“先生有道齣羲皇，先生有纔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羲皇之道加屈宋之纔，正是文儒的最高典型。然而德尊一代者雖能名垂萬古，生前卻往往坎坷失意。更何況生當亂世，直到臨死還看不見太平的希望，那麼身為文儒士的現實意義究竟在哪裏呢？難怪漢高祖說，為天下者不用腐儒。當杜甫晚年總結生平，自嘲為“腐儒”時，應當是徹悟瞭“文儒士”的這一悲劇和根本矛盾的。
杜甫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文儒的悲劇。“吾道”之不行使他隻能屢屢作窮途之哭，發歧路之悲：“茫然阮籍途，更灑楊硃泣。” “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纔。”君主昏庸，官資濫進，樞要皆為武夫，伊周之位已再也用不著屈宋之纔。以文儒而緻君堯舜的理想被現實徹底粉碎。“天下尚未寜，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願餘。”天下雖大，卻不但令他無處容身，甚至令他感到生為附贅懸疣。但是“腐儒”二字雖然概括瞭杜甫一生的悲辛，他卻仍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依靠武功謀富貴的將士，哪裏懂得書生自有不同的“道”呢？“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安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盡管腐儒至老無成，但是他依然相信洗淨乾坤、安定天下的根本還是要依靠儒傢理想的稷契大纔。“嗚呼已十年，儒服敝於地。徵夫不遑息，學者淪素誌。……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王室中興不能拋棄孔門之道，這是他的精神支柱。正是這道，給瞭杜甫終生不懈地批判時弊的勇氣和關切國運民瘼的熱情。正是對“吾道”的堅信，使他能將一介腐儒置於廣大的乾坤中自我觀照。腐儒雖然渺小，但是他所恪守的道是至大無邊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正如他自己所說：“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乾坤又可以成為腐儒的囊中之物。這就是“乾坤一腐儒”這一理念概括的深厚內涵。正因如此，後人纔會從這一對比中看到詩人的經緯天地之誌，以及包容乾坤、與元氣同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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