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
来自欧洲的竞争对手
公司权力的扩张
东印度
教会和公司
收藏情况简介
第一部分 东印度公司的藏品
至 1800 年的开拓性实地考察
支持者们：孟加拉的亚洲学会和其他机构
公司的博物学家 I：植物学与帝国
早期在马德拉斯总督府
加尔各答植物园
公司的其他植物园
公司植物学家在偏远地区的田野工作
运送获得的物品
植物标本及其相关档案
公司的博物学家Ⅱ：早期英属印度的动物学
动物园和博物馆的动物标本
韦尔斯利侯爵和博物学的提倡
韦尔斯利之后的动物学
纸质博物馆：博物学插画师和插图
对印度次大陆的记录和描述
欧洲画师和印度景观
由公司人员记录的地貌和古迹
古迹调查
地形测量
古文物收藏
查尔斯·斯图尔特少将和他的博物馆
新兴的民族志研究
摄影术和东印度公司
第二部分 英国视角下的印度
印度博物馆
从威尔金斯到霍斯菲尔德
罗伊尔，“经济博物馆”与国际展览时代
1851 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
1853 年和 1865 年的都柏林皇家学会展览会
1855 年和 1867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1857 年的曼彻斯特艺术珍品展览会
福布斯·沃森的贸易博物馆时代
超越贸易博物馆
四处碰壁
藏品分散
印度博物馆种类广泛的遗产 / 242
荣归故里：回国的东印度公司人员和他们的遗产
公司人员和商人的个人收藏
新贵们的豪宅
花园
新贵豪宅的室内陈设
大英帝国的印度雕塑
杂珍奇物
动物珍品
尾 声
附 录
注 释
参考文献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本書首次概述瞭東印度公司及其雇員在收售、展示自然標本和人造物品(工藝材料、繪畫和雕塑、武器、服裝、珠寶和裝飾品)寶庫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非凡作用，為那些從未齣過國的英國人展示瞭印度的形象和風貌。
東印度公司曾主導英國與亞洲三百餘年的貿易往來。它為股東取得瞭豐厚的利潤，同時也為歐洲的收藏傢提供瞭頗具科學、美學與文化價值的自然標本和人造珍品。一批又一批行政人員、工具和勘測員花費瞭大量時間，試圖清點和理解印度的廣闊國土、龐大人口及其豐富的文化遺産和野生動物:僅在加德滿都榖地就發現瞭近 40 種哺乳動物和 120 多種鳥類，而在阿旃陀的洞穴中齣土瞭5世紀的驚人壁畫，在西瓦利剋山脈發現瞭壯觀的動物化石，
亞瑟:麥格雷戈講述瞭這些非凡的發現和收藏背後的故事，也探討瞭它們對英國本土的自然科學、商業、工業以及個人品位産生的影響。
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高級館長撰寫，配以二百餘張精美圖片（包括動植物、肖像、雕塑、武器、服裝、建築、珠寶和文物），頗具科學、美學和文化價值。
探討東印度公司受過專業培訓的職員對殖民地自然環境、曆史遺跡的實地勘探與考察，如何為英國的自然科學、跨文化研究的發展做齣巨大貢獻，從而塑造瞭英國日後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時也討論瞭殖民開拓如何反過來影響宗主國的文化藝術品位、環境風貌以及建築景觀。以東印度公司的影響為角度，描述其對英帝國，以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産生的影響。
專業評論：
這本書揭示齣東印度公司復雜的一麵，說明它並不僅僅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業組織，它的行為也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殖民主義。它承擔瞭一座文化橋梁的作用，不僅幫助英國在印度拓展影響力，也促使印度文化在潛移默化中改造著英國社會的審美情趣和時代風尚。而透過東印度公司的棱鏡，我們也能夠一窺印度自然與文化的非凡魅力，加深我們對印度這位“陌生的近鄰”的認識。——仇振武,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
本書清楚地說明瞭東印度公司收集的藏品範圍之廣、品類之多樣。《來自東方的珍寶》將自然曆史標本、文物、藝術品、民族誌物品的收藏史嵌入一個更大的、相互關聯的故事中，大大提高瞭我們對於在印度殖民地收集藏品以及將這些藏品在英國展齣的意義的認知。這本書的插圖豐富，將各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館和畫廊收藏的藝術品和標本呈現在讀者麵前，其中許多從未示人。讓更多的人能夠領略到這些藏品的魅力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貢獻。這本書將成為收藏曆史學傢和南亞曆史學傢的重要參考資料，也適閤大眾讀者閱讀。——菲利剋斯·德賴弗(Felix Driver)，倫敦大學皇傢霍洛威學院教授
近兩個世紀以來，西方對亞洲的瞭解大多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這傢公司壟斷瞭英國與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貿易……本書展示瞭該公司在印度收集的標本、工藝品、武器、珠寶和裝飾品。——亞曆山德拉·沃爾夫(Alexandra Wolfe)，《華爾街日報》
《來自東方的珍寶》充滿洞見，講述來自南亞的自然曆史、考古學和民族誌收藏品是如何由東印度公司收集、維護的，以及這些收藏品是如何嚮公眾展覽的。通過這些藏品，英國人瞭解到印度有大量可供開發的自然資源，也感受到瞭印度動植物、藝術珍品、曆史遺跡的獨特魅力……本書裝幀設計精美，有大量插圖，閱讀體驗極佳。——《自然曆史檔案》(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
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高級館長撰寫，講述西方文明與印度次大陸二百餘年碰撞與交流的曆史
精選200餘幅珍貴藏品圖片，展現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收集、展示異域自然標本、人文珍寶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分析殖民開拓對英國建築景觀、審美品位産生的深刻影響
作者簡介：
[英]亞瑟·麥格雷戈（Arthur MacGregor），考古學傢，“博物館曆史學”理念的開創者，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高級館長，牛津大學齣版社旗下著名學術期刊《曆史收藏期刊》的創始編輯，著有《骨、鹿角、象牙和角》《好奇心與啓濛：16世紀至19世紀的收藏傢與藏品》《動物邂逅》等。
用户评价
19世纪的进步论者、进化论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论者认为东印度公司不过是1813年之前的私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敌对者，总之，这个庞大的公司组织代表的是阴谋和黑暗。在克莱武的征服行动之后，东印度公司便从一家纯粹的以商业要塞为依托的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商业-领土性的公司。可以说，正是克莱武一人之力促使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公司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内阁不得不重新界定林登霍尔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潮流”改变了东印度公司，而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变化促成了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商业和领土公司，一方面承受着空前巨大的政治性的和治理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力量影响并改造着威斯敏斯特方面复杂得深不可测的政治构成和政治运作机制。
评分19世纪的进步论者、进化论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论者认为东印度公司不过是1813年之前的私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敌对者，总之，这个庞大的公司组织代表的是阴谋和黑暗。在克莱武的征服行动之后，东印度公司便从一家纯粹的以商业要塞为依托的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商业-领土性的公司。可以说，正是克莱武一人之力促使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公司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内阁不得不重新界定林登霍尔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潮流”改变了东印度公司，而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变化促成了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商业和领土公司，一方面承受着空前巨大的政治性的和治理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力量影响并改造着威斯敏斯特方面复杂得深不可测的政治构成和政治运作机制。
评分19世纪的进步论者、进化论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论者认为东印度公司不过是1813年之前的私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敌对者，总之，这个庞大的公司组织代表的是阴谋和黑暗。在克莱武的征服行动之后，东印度公司便从一家纯粹的以商业要塞为依托的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商业-领土性的公司。可以说，正是克莱武一人之力促使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公司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内阁不得不重新界定林登霍尔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潮流”改变了东印度公司，而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变化促成了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商业和领土公司，一方面承受着空前巨大的政治性的和治理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力量影响并改造着威斯敏斯特方面复杂得深不可测的政治构成和政治运作机制。
评分19世纪的进步论者、进化论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论者认为东印度公司不过是1813年之前的私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敌对者，总之，这个庞大的公司组织代表的是阴谋和黑暗。在克莱武的征服行动之后，东印度公司便从一家纯粹的以商业要塞为依托的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商业-领土性的公司。可以说，正是克莱武一人之力促使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公司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内阁不得不重新界定林登霍尔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潮流”改变了东印度公司，而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变化促成了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商业和领土公司，一方面承受着空前巨大的政治性的和治理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力量影响并改造着威斯敏斯特方面复杂得深不可测的政治构成和政治运作机制。
评分19世纪的进步论者、进化论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论者认为东印度公司不过是1813年之前的私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敌对者，总之，这个庞大的公司组织代表的是阴谋和黑暗。在克莱武的征服行动之后，东印度公司便从一家纯粹的以商业要塞为依托的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商业-领土性的公司。可以说，正是克莱武一人之力促使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公司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内阁不得不重新界定林登霍尔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潮流”改变了东印度公司，而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变化促成了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商业和领土公司，一方面承受着空前巨大的政治性的和治理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力量影响并改造着威斯敏斯特方面复杂得深不可测的政治构成和政治运作机制。
评分19世纪的进步论者、进化论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论者认为东印度公司不过是1813年之前的私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敌对者，总之，这个庞大的公司组织代表的是阴谋和黑暗。在克莱武的征服行动之后，东印度公司便从一家纯粹的以商业要塞为依托的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商业-领土性的公司。可以说，正是克莱武一人之力促使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公司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内阁不得不重新界定林登霍尔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潮流”改变了东印度公司，而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变化促成了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商业和领土公司，一方面承受着空前巨大的政治性的和治理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力量影响并改造着威斯敏斯特方面复杂得深不可测的政治构成和政治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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