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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雨 等 著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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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史
• 目錄學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32161

版次：1

商品编码：10127802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8-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727

正文语种：中文

內容簡介

　　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
　　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凡例
商周金文總著錄錶
一、鍾鑄
二、鐃
三、鐸
四、鈴
五、句（金羽隹）、鉦铖
六、鼓座
七、鬲
八、（鬳瓦）
九、匕
十、鼎
十一、簋
十二、盨
十三、簠
十四、敦
十五、豆
十六、卣
十七、尊
十八、觶
十九、觚
二十三、盉
二十四、壺
二十五、罍
二十六、方彝
二十七、勺
二十八、瓿
二十九、瓿
三十、（缶霝）
三十一、瓶
三十二、罐
三十三、缶
三十四、盤
三十五、匜
三十六、鑒
三十七、盂、盞盂
三十八、盆
三十九、量器
四十、衡器
四十一、雜器
四十二、類彆不明之器
四十三、戈戟
四十四、矛
四十五、劍、鈹
四十六、雜兵
四十七、車馬器
四十八、符節
本書引用書刊及簡稱錶
《殷周金文集成》校記
後記

前言/序言

　　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
　　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
　　在《國朝錶》成書後十七年(1931)，羅振玉命其子羅福頤增補修訂該錶，於]933年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墨綠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銘青銅器增至4279件。後羅振玉得鬱華閣全套拓本，加上自傢所藏，於1937年編輯齣版瞭《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收器增至4835件。其後，羅福頤又整理清官藏器，編輯瞭《內府藏器著錄錶》(墨緣堂石印本，1933年)，對乾隆年間皇室編輯的《西清古鑒》、《寜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四書作瞭初步清理。
　　容庚於1928年對王國維《宋錶》逐器加以審定，重編瞭《宋代金文著錄錶》(《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一捲第五號)。1929年他又對乾隆年間的四種銅器書所收諸器的真僞存佚加以審定，編成《西清金文真僞存佚錶》(《燕京學報》第五期)。容庚多年來校補案頭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並將該校補稿傳於其弟子孫稚雛，孫以容庚的校補稿為基礎，收集瞭後世齣土的金文資料，國外部分參考瞭陳夢傢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等書，於1981年編輯瞭《金文著錄簡目》一書。收器編7312號。

《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器物、銘文與社會》 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全麵、深入地探討中國古代青銅文明，重點聚焦於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及其所承載的豐富曆史信息。全書構建瞭一個多維度的研究框架，不僅考察瞭青銅器的造型、紋飾、鑄造技術等物質層麵，更著力於發掘銘文所揭示的政治、軍事、禮儀及社會結構變遷。 第一部分：青銅文明的物質基礎與技術演進 本部分首先對中國青銅時代的起步與發展進行瞭宏觀梳理，重點剖析瞭夏商周三代青銅器在技術、藝術風格上的連續性與斷裂性。 1. 材料與冶煉技術： 詳述瞭古代采礦、配比（銅、锡、鉛的比例控製）、熔煉、鑄造的全過程。通過對不同時期齣土器物殘留物及考古遺址的分析，重建瞭商周時期高超的閤金技術體係，特彆是如何實現復雜形製和精細紋飾的鑄造。 2. 形製與功能分類： 依據器物在禮儀體係中的功能定位，係統地對鼎、簋、尊、罍、鐎鬥等主要禮器，以及戈、矛、鉞等兵器，盤、錞於等樂器、水器、酒器進行瞭分類考證。探討瞭特定器物形製（如簋的形製變化、鼎足的變化）如何成為判斷年代和等級的直觀標尺。 3. 紋飾的符號學解讀： 深入分析瞭饕餮紋、蟬紋、乳釘紋、重環紋等經典紋飾的起源、演變及其象徵意義。將紋飾置於當時的宇宙觀和宗教信仰中考察，闡釋其作為社會秩序和神靈溝通媒介的作用。例如，商代紋飾的獰厲神秘與周代紋飾的規範化、禮儀化趨勢的對比分析。 第二部分：銘文的文本學與曆史學解讀 本部分是本書的核心，專注於對青銅器上鑄刻文字的細緻考證、釋讀與曆史語境重建。 1. 金文的書寫係統與字體變遷： 考察瞭金文從商代早期的象形化、隨意性，到商晚期（特彆是殷墟晚期）的規整化、範鑄定型，再到西周早期盛大、雄渾，中晚期趨於狹長、工整，直至春鞦戰國時期地域風格分化（如流行的“鳥蟲篆”）的完整脈絡。對關鍵的筆畫、結構特徵進行瞭字體學層麵的對比研究。 2. 銘文的文體結構分析： 將銘文按內容劃分為：王室冊命、賞賜記事、軍事徵伐、私人記功、宗教祭祀、法律盟誓等幾大類。對每類文體的固定句式、慣用語匯（如“王曰”、“賜爾……用作……孝休”）進行語義學梳理，構建一套解讀古代文獻的專用語匯庫。 3. 個案研究與史料價值發掘： 精選瞭如“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牆盤”等一批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器，對其銘文內容進行逐字考訂與釋讀，並將其記載的事件（如周王巡狩、分封、會盟、戰爭）與《尚書》、《史記》等傳世文獻進行交叉印證，修正或補充瞭傳統史籍的不足之處。 第三部分：禮器製度與社會權力結構 本部分將青銅器視為周代“明尊卑、彆上下”禮製的核心載體，探討其在維護政治穩定中的作用。 1. 禮器製度的量化與等級： 詳細闡釋瞭周代“列鼎製度”的嚴格規定，即不同等級貴族（天子、諸侯、卿大夫）在祭祀場閤使用鼎、簋數量的對應關係。通過對考古發現的墓葬組閤進行復原分析，力求量化不同墓葬等級所對應的青銅器組閤標準。 2. 器物與宗法傢族： 論述瞭青銅器在宗族內部的繼承與流傳機製，即“器物化”的祖先崇拜。探討瞭“傢史”銘文（如子孫用器）如何成為維護傢族譜係和財産繼承權的法律憑證。 3. 青銅器與王權傳播： 研究瞭周王朝如何通過“分賜”禮器和鑄造銘文的形式，將“天命觀”和周公的政治閤法性輻射至廣闊的疆域，青銅器成為中央政權與地方勢力之間進行政治聯姻和權力確認的硬通貨。 第四部分：技術、藝術與區域文化交流 本部分關注青銅技術和風格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傳播與融閤。 1. 區域風格的辨識： 對比分析瞭中原核心區域（鎬京、洛陽盆地）的風格與周邊部族（如晉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銅器的異同，揭示瞭文化交融的動態過程。 2. 技術的跨文化傳播： 探討瞭如“失蠟法”等高難度技術的早期應用跡象，以及外來文化元素（如西戎、北方草原民族的動物紋飾）是如何被吸收並改造融入中原青銅藝術體係的。 總結與展望 本書綜閤運用考古學、金文學、曆史文獻學和器物形態學等多學科方法，力圖描繪齣一幅商周青銅文明的全景圖，展示瞭這批“凝固的史書”為我們理解中國早期國傢的形成、禮儀社會的構建以及文字係統的成熟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視角。它不僅僅是對器物和文字的記錄與羅列，更是對一個偉大文明核心價值的深度挖掘。

评分☆☆☆☆☆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審視，這部著作的齣現，無疑是對過去幾十年間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總結和提升。它填補瞭現有某些領域資料整閤上的空白，為後來的研究者搭建瞭一個堅實的新起點。我注意到，書中某些章節對於某些長期存在爭議的器物銘文斷代問題，采用瞭非常審慎的論證路徑，並未急於給齣絕對化的結論，而是將各種主流觀點並列，輔以最新的證據進行對比分析。這種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體現瞭作者群體深厚的學術良知和對曆史真相的敬畏之心。閱讀此書，不僅是在獲取知識，更像是在參與一場由諸多先賢搭建起來的、嚴謹而富有張力的學術對話，其啓發性意義深遠。

评分☆☆☆☆☆

這部著作的裝幀設計確實讓人眼前一亮，那種沉穩中帶著古樸的氣息，光是捧在手裏就能感受到它厚重的分量。紙張的選擇似乎也經過瞭精心的考量，觸感細膩，既能很好地承載那些精細的圖版和拓片，又不至於顯得過於僵硬。封麵設計簡約卻又不失格調，那種留白的處理方式，仿佛在嚮我們暗示著這部作品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底蘊，讓人在翻閱之前就對內容的嚴謹性抱持著極高的期待。內頁的排版布局也相當考究，字體的大小、行距的疏密，都透露齣編纂者對閱讀體驗的重視。能夠將如此龐雜的資料梳理得井井有條，並且在視覺上做到如此優雅的呈現，這絕非易事，體現瞭齣版方在古籍整理齣版領域的深厚功力。總的來說，從物理層麵上看，這本書已經達到瞭收藏級的標準，是一件值得置於書架中央的珍品。

评分☆☆☆☆☆

這部書的價值，從其對考古報告的引用和整閤的深度來看，是無可估量的。現代考古發掘資料的更新速度非常快，而如何將新齣土的、可能顛覆原有認知的材料納入到一個成熟的研究體係中，是衡量一部大型匯編著作生命力的關鍵。我驚喜地發現，這本書在收錄和標注上，對於新材料的處理顯得尤為審慎和及時。它不僅記錄瞭已有的成熟結論，更重要的是，它清晰地標示齣瞭哪些資料是基於舊有發掘報告，哪些是基於最新的田野報告，這種透明度極大地增強瞭資料的可信度和後續研究的可追溯性。對於任何嚴肅的曆史研究者而言，這種對‘證據鏈’的重視，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要來得實在和寶貴。

评分☆☆☆☆☆

我花費瞭大量時間去研究這部書在資料梳理上的細緻程度，尤其是那些針對特定器物銘文的歸類方法，簡直令人嘆為觀止。不同於以往一些粗略的匯編，這本書似乎建立瞭一套更為精細且邏輯嚴密的分類係統，這對於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者來說，無疑是提供瞭極大的便利。我特彆關注瞭它對那些銘文內容相似但形製迥異的青銅器是如何進行區分和定位的，那套標準的建立，明顯是建立在對海量一手資料的反復比對和審視之上的，其學術上的嚴謹性可見一斑。這種深入到微觀層麵的考訂，使得任何想要探討特定時期、特定地域或特定族屬的文化麵貌的學者，都能在這個框架內找到可靠的參照點。它不僅僅是一本資料集，更像是一套規範瞭研究方法的工具書。

评分☆☆☆☆☆

說實話，初次接觸這類專業性極強的工具書，我內心是有些許畏懼的，生怕晦澀的術語和密集的圖錶會讓我望而卻步。然而，這部作品的敘述方式卻齣乎意料地具有引導性。它似乎懂得如何循序漸進地引導一個門外漢走進那個古老的文字世界。雖然核心內容必然是專業且高度聚焦的，但在前序的導讀部分，或者說在對特定器組進行介紹時，作者總能用一種非常清晰的脈絡去勾勒齣背景信息，幫助讀者建立起對器物曆史背景和使用場景的基本認知。這種‘寓教於學’的設計，使得即便是抱著瞭解曆史文化目的的非專業讀者，也能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而不會感到迷失在純粹的字形分析中。

评分☆☆☆☆☆

这一本书非常全面，而且订正殷周金文集成中的好多错误。

评分☆☆☆☆☆

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

评分☆☆☆☆☆

唯一可惜的是金文资料只收到2001年7月。

评分☆☆☆☆☆

工具书，内容不必说了。印刷纸张有些单薄

评分☆☆☆☆☆

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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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向书的作者致敬，在这么浮躁的年代依然坚持这些“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研究，另外赶上活动很划算，这样的工具书很有必要在搞活动的时候买

评分☆☆☆☆☆

《商周金文总著录表》主要内容：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

评分☆☆☆☆☆

《商周金文总著录表》主要内容：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目录前言凡例商周金文总着录表一、钟铸二、铙三、铎四、铃五、句（金羽隹）、钲铖六、鼓座七、鬲八、（鬳瓦）九、匕十、鼎十一、簋十二、盨十三、簠十四、敦十五、豆十六、卣十七、尊十八、觯十九、觚二十三、盉二十四、壶二十五、罍二十六、方彝二十七、勺二十八、瓿二十九、瓿三十、（缶霝）三十一、瓶三十二、罐三十三、缶三十四、盘三十五、匜三十六、鉴三十七、盂、盏盂三十八、盆三十九、量器四十、衡器四十一、杂器四十二、类别不明之器四十三、戈戟四十四、矛四十五、剑、铍四十六、杂兵四十七、车马器四十八、符节本书引用书刊及简称表《殷周金文集成》校记后记 3序言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在《国朝表》成书后十七年(1931)，罗振玉命其子罗福颐增补修订该表，于]933年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墨绿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铭青铜器增至4279件。后罗振玉得郁华阁全套拓本，加上自家所藏，于1937年编辑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收器增至4835件。其后，罗福颐又整理清官藏器，编辑了《内府藏器著录表》(墨缘堂石印本，1933年)，对乾隆年间皇室编辑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书作了初步清理。容庚于1928年对王国维《宋表》逐器加以审定，重编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五号)。1929年他又对乾隆年间的四种铜器书所收诸器的真伪存佚加以审定，编成《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容庚多年来校补案头的《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并将该校补稿传于其弟子孙稚雏，孙以容庚的校补稿为基础，收集了后世出土的金文资料，国外部分参考了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等书，于1981年编辑了《金文著录简目》一书。收器编7312号。 后记《商周金文总著录表》是在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罗福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著录表》、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说明》、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说明》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共收进了到二十世纪末为止的古今中外先秦金文资料13329件。本书的编撰工作是在刘雨主持下进行的，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沈丁、卢岩、王文亮三位，初稿由沈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