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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
　　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凡例
商周金文總著錄錶
一、鍾鑄
二、鐃
三、鐸
四、鈴
五、句（金羽隹）、鉦铖
六、鼓座
七、鬲
八、（鬳瓦）
九、匕
十、鼎
十一、簋
十二、盨
十三、簠
十四、敦
十五、豆
十六、卣
十七、尊
十八、觶
十九、觚
二十三、盉
二十四、壺
二十五、罍
二十六、方彝
二十七、勺
二十八、瓿
二十九、瓿
三十、（缶霝）
三十一、瓶
三十二、罐
三十三、缶
三十四、盤
三十五、匜
三十六、鑒
三十七、盂、盞盂
三十八、盆
三十九、量器
四十、衡器
四十一、雜器
四十二、類彆不明之器
四十三、戈戟
四十四、矛
四十五、劍、鈹
四十六、雜兵
四十七、車馬器
四十八、符節
本書引用書刊及簡稱錶
《殷周金文集成》校記
後記

前言/序言

　　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
　　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
　　在《國朝錶》成書後十七年(1931)，羅振玉命其子羅福頤增補修訂該錶，於]933年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墨綠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銘青銅器增至4279件。後羅振玉得鬱華閣全套拓本，加上自傢所藏，於1937年編輯齣版瞭《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收器增至4835件。其後，羅福頤又整理清官藏器，編輯瞭《內府藏器著錄錶》(墨緣堂石印本，1933年)，對乾隆年間皇室編輯的《西清古鑒》、《寜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四書作瞭初步清理。
　　容庚於1928年對王國維《宋錶》逐器加以審定，重編瞭《宋代金文著錄錶》(《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一捲第五號)。1929年他又對乾隆年間的四種銅器書所收諸器的真僞存佚加以審定，編成《西清金文真僞存佚錶》(《燕京學報》第五期)。容庚多年來校補案頭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並將該校補稿傳於其弟子孫稚雛，孫以容庚的校補稿為基礎，收集瞭後世齣土的金文資料，國外部分參考瞭陳夢傢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等書，於1981年編輯瞭《金文著錄簡目》一書。收器編7312號。
商周金文總著錄錶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評分☆☆☆☆☆

嚮書的作者緻敬，在這麼浮躁的年代依然堅持這些“不能轉化為生産力”的研究，另外趕上活動很劃算，這樣的工具書很有必要在搞活動的時候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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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金文總著錄錶》主要內容：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目錄前言凡例商周金文總著錄錶一、鍾鑄二、鐃三、鐸四、鈴五、句（金羽隹）、鉦铖六、鼓座七、鬲八、（鬳瓦）九、匕十、鼎十一、簋十二、盨十三、簠十四、敦十五、豆十六、卣十七、尊十八、觶十九、觚二十三、盉二十四、壺二十五、罍二十六、方彝二十七、勺二十八、瓿二十九、瓿三十、（缶霝）三十一、瓶三十二、罐三十三、缶三十四、盤三十五、匜三十六、鑒三十七、盂、盞盂三十八、盆三十九、量器四十、衡器四十一、雜器四十二、類彆不明之器四十三、戈戟四十四、矛四十五、劍、鈹四十六、雜兵四十七、車馬器四十八、符節本書引用書刊及簡稱錶《殷周金文集成》校記後記 3序言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在《國朝錶》成書後十七年(1931)，羅振玉命其子羅福頤增補修訂該錶，於]933年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墨綠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銘青銅器增至4279件。後羅振玉得鬱華閣全套拓本，加上自傢所藏，於1937年編輯齣版瞭《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收器增至4835件。其後，羅福頤又整理清官藏器，編輯瞭《內府藏器著錄錶》(墨緣堂石印本，1933年)，對乾隆年間皇室編輯的《西清古鑒》、《寜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四書作瞭初步清理。容庚於1928年對王國維《宋錶》逐器加以審定，重編瞭《宋代金文著錄錶》(《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一捲第五號)。1929年他又對乾隆年間的四種銅器書所收諸器的真僞存佚加以審定，編成《西清金文真僞存佚錶》(《燕京學報》第五期)。容庚多年來校補案頭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並將該校補稿傳於其弟子孫稚雛，孫以容庚的校補稿為基礎，收集瞭後世齣土的金文資料，國外部分參考瞭陳夢傢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等書，於1981年編輯瞭《金文著錄簡目》一書。收器編7312號。 後記《商周金文總著錄錶》是在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錶》《國朝金文著錄錶》、羅福頤《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著錄錶》、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說明》、劉雨、盧岩《近齣殷周金文集錄．說明》的基礎上編輯而成，共收進瞭到二十世紀末為止的古今中外先秦金文資料13329件。本書的編撰工作是在劉雨主持下進行的，參加具體工作的有瀋丁、盧岩、王文亮三位，初稿由瀋丁完成。

評分☆☆☆☆☆

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真正看不錯

評分☆☆☆☆☆

工具書，內容不必說瞭。印刷紙張有些單薄

評分☆☆☆☆☆

趁京東活動收入，作為備用

評分☆☆☆☆☆

嚮書的作者緻敬，在這麼浮躁的年代依然堅持這些“不能轉化為生産力”的研究，另外趕上活動很劃算，這樣的工具書很有必要在搞活動的時候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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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京東活動收入，作為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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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金文總著錄錶》主要內容：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目錄前言凡例商周金文總著錄錶一、鍾鑄二、鐃三、鐸四、鈴五、句（金羽隹）、鉦铖六、鼓座七、鬲八、（鬳瓦）九、匕十、鼎十一、簋十二、盨十三、簠十四、敦十五、豆十六、卣十七、尊十八、觶十九、觚二十三、盉二十四、壺二十五、罍二十六、方彝二十七、勺二十八、瓿二十九、瓿三十、（缶霝）三十一、瓶三十二、罐三十三、缶三十四、盤三十五、匜三十六、鑒三十七、盂、盞盂三十八、盆三十九、量器四十、衡器四十一、雜器四十二、類彆不明之器四十三、戈戟四十四、矛四十五、劍、鈹四十六、雜兵四十七、車馬器四十八、符節本書引用書刊及簡稱錶《殷周金文集成》校記後記 3序言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齣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錶》和《國朝金文著錄錶》(兩錶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殷公遺書》)。在《宋錶．序言》中，他為《著錄錶》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瞭《著錄錶》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錶》的《略例》雲：“此錶所據諸傢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錄”，“其僞器及疑似之器則彆附於後”，進一步規定瞭收器取捨的原則。《國朝錶》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僞及疑僞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錶》為金文著錄錶創通瞭體例，積纍瞭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數據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錶》與《說文諧聲譜》二書，餘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在《國朝錶》成書後十七年(1931)，羅振玉命其子羅福頤增補修訂該錶，於]933年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墨綠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銘青銅器增至4279件。後羅振玉得鬱華閣全套拓本，加上自傢所藏，於1937年編輯齣版瞭《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收器增至4835件。其後，羅福頤又整理清官藏器，編輯瞭《內府藏器著錄錶》(墨緣堂石印本，1933年)，對乾隆年間皇室編輯的《西清古鑒》、《寜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四書作瞭初步清理。容庚於1928年對王國維《宋錶》逐器加以審定，重編瞭《宋代金文著錄錶》(《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一捲第五號)。1929年他又對乾隆年間的四種銅器書所收諸器的真僞存佚加以審定，編成《西清金文真僞存佚錶》(《燕京學報》第五期)。容庚多年來校補案頭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並將該校補稿傳於其弟子孫稚雛，孫以容庚的校補稿為基礎，收集瞭後世齣土的金文資料，國外部分參考瞭陳夢傢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等書，於1981年編輯瞭《金文著錄簡目》一書。收器編7312號。 後記《商周金文總著錄錶》是在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錶》《國朝金文著錄錶》、羅福頤《三代秦漢金文著錄錶》、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著錄錶》、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說明》、劉雨、盧岩《近齣殷周金文集錄．說明》的基礎上編輯而成，共收進瞭到二十世紀末為止的古今中外先秦金文資料13329件。本書的編撰工作是在劉雨主持下進行的，參加具體工作的有瀋丁、盧岩、王文亮三位，初稿由瀋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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