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晤時報》盛贊《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發人省思”、“極具原創性”！
　　超級富豪們的發跡史、生意經和高尚生活
　　《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將為你揭示：
　　站在亞洲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各色人物的真麵目!
　　香港及東南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實為無數勤儉的中小企業傢與普通大眾，而非享譽世界的富商巨賈。
　　 “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傢”，這是一個謊言!真正白手起傢者，隻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傢。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為富二代而非富一代。
　　商業大亨每天要工作16－1 8個小時!這真是不可思議!但若刨去他們做按摩、打高爾夫球、看報、參加商務晚宴、打紙牌等必要時間，所剩的“工作時間”無幾。其主要精力多花在給“奴隸頭目”們布置任務上。
　　不務正業、專搞權錢交易、以權謀利的政治精英纔是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禍首!

內容簡介

　　《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披露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傢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的超級富豪們並不那麼光彩的緻富之道。詳細闡釋瞭包括印尼蘇哈托傢族、菲律賓馬科斯傢族在內的東南亞豪門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幾十年間建立起瞭強大的商業帝國的。
　　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的發跡史和生意經均有詳細的介紹。
　　主導東南亞商界的精明華人大亨創造瞭該地區的經濟奇跡，對嗎？錯！事實上，上述經濟增長和復蘇都是由平凡的齣口行業推動的，而非這些大亨。史塔威爾得齣結論：“教父們更多的是經濟增長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動者。”《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披露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傢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的超級富豪們並不那麼光彩的緻富之道，詳細闡釋瞭包括印尼蘇哈托傢族、菲律賓馬科斯傢族在內的東南亞豪門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幾十年間建立起瞭強大的商業帝國的。作者反駁風行的“文化論”，指齣東南亞富豪普遍是華人後裔或有華人血統，與傳統儒傢文化無關。正像作者所指齣的，《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不是為瞭“揭醜”，而是為瞭激發讀者思考，從而探索一條使亞洲保持持久的平衡發展的道路。

作者簡介

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資深中國事務觀察傢，《中國經濟季刊》(chian Econom Qquarterly)總編輯和《中國熱》(The ChinaDream颱灣譯名)一書的作者，在歐亞各地擔任自由撰稿人及媒體主持人長達10年。1991年至2000年間常駐香港及北京。

引言
作者按語
第一部往昔的教父
第一章曆史背景
一心圖謀的擔負
大遷移時代
變變變
時勢所造
民族主義和階級——前奏
首先是一場美麗的戰爭
民族主義和階級：徒有虛名
紅毛丹會議
一次徹頭徹尾的交易
蘇加諾的香檳社會主義
烙上時代精神印記的經濟學
香港和新加坡的狀況
縮略語中的最後一個詞

第二部如何成為戰後教父
第二章如何成為教父之一
——適應
同時，在城鎮……
請躺在沙發上
我們齣身卑微
選擇性的節約
父親大人
沒有責任的權力
結論
第三章如何成為教父之二
——核心現金流量
卡特爾，到處都是卡特爾
食利者，過去與現在
關係的真正發源地
關係不是竹網製成的
核心現金、縱嚮一體化、隨機的多元化
第四章如何成為教父之三：構建一個機構
——“奴隸頭目”與鬼佬隨從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
鬼佬王國
但是為什麼要現代化呢？
第五章如何成為教父之四：
銀行、貪婪的銀行以及
資本市場的樂趣
匯豐銀行的由來……
總是說“是”的銀行
一群齣色的銀行傢
錢在哪裏
然後就有瞭證券市場
歡迎加入集團公司
彆搖晃船隻
掠奪的藝術
一傢銀行，多傢銀行，然後市場

第三部當代教父：保衛珍寶
第六章 20世紀90年代：狂喜與清算
雙腳離地
本該更清楚
該死的經濟學傢
扳機和槍
焰火
危機去瞭俄國，又迴來
部分大亨的嚴重危機
有限的管製解除
加上這改革
醫生現在要接見你瞭
暗箱操作藝術
陽光地帶，某些陰影
第七章結語：這愚蠢的政治
賬單
政治
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變體
可預測的新加坡
香港：有彆於周邊地區的另一類領導？
更有效的模式
對免費午餐說不
最後，好消息
那麼晚安，教父們
人物錶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圖錶
緻謝

精彩書摘

亞洲“教父”麵麵觀（代序）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ＣＥＱ）的史塔威爾，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亞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2002年他的《中國熱》（China Dream的颱灣譯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國市場信息書刊多如牛毛的書市，足見該書言之有物，大受市場歡迎。史塔威爾2007年齣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書的原名令人以為集中“揭發”香港“教父”的種種，其實不然，因為對新馬泰印（尼）菲的著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齣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藉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傢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綫之巨賈，對於“教父”的稱謂，史塔威爾要讀者不可當真。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隻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閤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閤約，並韆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傢特彆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隻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Tommy，原名Hutomo Mandala Putra， 1962-），其行徑與西西裏黑手黨教父無異，他於2000年（乃父於1998年下颱）因受賄、盜竊國傢財産（欠印尼央行十餘億美元）及非法侵占國傢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齣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瞭瞭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於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藉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閤理的。

前言/序言

　　亞洲“教父”麵麵觀（代序）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CEQ）的史塔威爾，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亞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2002年他的《中國熱》（China Dream的颱灣譯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國市場信息書刊多如牛毛的書市，足見該書言之有物，大受市場歡迎。史塔威爾2007年齣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書的原名令人以為集中“揭發”香港“教父”的種種，其實不然，因為對新馬泰印（尼）菲的著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齣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藉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傢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綫之巨賈，對於“教父”的稱謂，史塔威爾要讀者不可當真。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隻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閤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閤約，並韆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傢特彆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隻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Tommy，原名Hutomo Mandala Putra，　1962-），其行徑與西西裏黑手黨教父無異，他於2000年（乃父於1998年下颱）因受賄、盜竊國傢財産（欠印尼央行十餘億美元）及非法侵占國傢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齣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瞭瞭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於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藉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閤理的。
　　大體而言，史塔威爾細說中國香港地區及東南亞諸國大亨發跡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區--是大傢耳熟能詳的，本來並無什麼可寫處，然而，史塔威爾的功力在從中梳理齣他們發跡的脈絡及發跡後的“生活規律”，絲絲入扣、閤情閤理，這便非等閑之輩所能辦，因而必須特為介紹。史塔威爾指齣，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齣口業，因為做齣口生意要麵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齣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隻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這種發展模式，和戰後日本、韓國及中國颱灣地區進行經濟改革、保持商業競爭，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較公平，同時鼓勵瞭科研及人文發展，大為不同。非常明顯，從經濟成長及社會發展觀點看，日、韓及中國颱灣地區走的纔是正途。
　　因為這種緣故，亞洲地區的經濟離全麵自由甚遠。香港多年來被“選”為世界最自由地區，特彆是經濟學自由學派大旗手、已故的弗裏德曼一再作此強調，令香港與自由畫上等號，對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為在實際商業運作上，許多重要行業都受管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獨傢生意”，一般商人甚難加入，市場基本上不自由，而這正是推動市場自由化的“亞洲共同市場”在亞盟多年努力後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爾書中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事實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讀者注意。其中比較突齣亦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他指齣“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齣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睏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他就此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王氏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齣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瞭。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瞭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齣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瞭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衝口而齣，說白手興傢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齣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産階級齣身，但他獲英國政府奬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齣草根階層、邁齣事（職）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傢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瞭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至於那些有賺錢稟賦之士，即使齣身清寒或中産，隻要娶個有錢有勢的妻子，便等於獲得嚮上爬的社會梯階、奠下良好的“商業基礎”；這類富翁數之不盡，史塔威爾順手舉齣的便有李嘉誠、鄭裕彤、董浩雲、吳光正和蘇海文……泰國的逃亡總理他信在位時常說他生於窮鄉僻壤，少年過得甚苦，其實是“大話西遊”，他齣身清邁大戶，乃父為政府委任的地方稅款“包收人”（tax farmer），纍積相當財富後從事泰絲、財務、建築及地産發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夠進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後入軍校，與將軍的女兒結婚，自此平步青雲、事業遂順，商而優則仕。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飛黃騰達……有個有錢父親，當然財星入庫、妙不可言，但和韆金小組結婚，亦是緻富快捷方式。
　　幾乎毫無例外，“教父”們在傢庭及公司都有絕對權威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當然是因他們的能乾與精明及有“叱吒風雲”個性而獲緻，唯不可忽略的是，這與他們在生時緊緊擁抱財權不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去年取消遺産稅，香港豪富再無後顧之憂，因此會做得更徹底。攤開上市公司年報，巨賈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權真是“無足輕重”；史塔威爾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約占該國四分之一的物業市場）黃廷方為例，今年77歲的黃氏至今仍持有過半數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長子黃誌祥（羅拔仔）五十開外、白發蒼蒼，是官地拍賣場的常客，為信和置業及尖沙咀置業的名義“話事人”，然而隻分彆持有這兩傢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權；雖然在“父傳子”的傳統根深蒂固的華人社會，兒子--特彆是大兒子是財産閤法甚至唯一繼承人，然而，老人傢謝世後冒齣若乾庶齣子女爭産的事，時有所聞，那意味著遺産會被分散分薄--這種風險，是華人巨賈身後無可避免的風險。
　　《亞洲教父》指齣，坐鎮新加坡的黃老先生每天打電話查詢公司業務，這也許是黃誌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時前便到公司辦公的“原動力”；羅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業務，據說黃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鬆懈。史塔威爾又指齣，不少巨富特彆是新馬泰的，其中年子孫，買汽車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徵詢老人傢的意見，老人麵有不悅之色，提議便自動取消；這種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不過，這樣做的後輩的確大有人在，但那也許是摸準瞭老人傢慳儉性格故意討其歡心之舉--後輩必需討老人的歡心，以彰顯老人手握財權的“效應”。掌握財産控製權的另一“效應”是有老人傢在場，不管是開會或飲宴閑聊，後輩大都噤若寒蟬，不敢隨便發錶意見；老人傢對後輩“相敬如賓”的大有人在，而在傢庭聚會、職員麵前甚至董事會進行中大發雷霆申斥後輩的事例，更不鮮見，已故金融業大亨馮景禧是代錶者，《南華早報》在2003年2月的董事會中便齣現瞭一次令眾董事十分尷尬的場麵……
　　我國外交老前輩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亞巨富黃仲涵（Oei Tiong Ham， 1866-1924，當年的世界“華人首富”）“終生迷戀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過門的妾侍，她們為他生瞭四十二名子女……”。東南亞“教父”手握財權，有無上權威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包括隨心所欲與女性“上床”的特權。
　　東南亞“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消息來源”大概是他們的“不肖”子孫和“怨偶”，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投資銀行傢，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內幕消息”。據史塔威爾的描述，“教父”們之所以多有此種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們的太太縱容而“性對象”供應源源不絕，得之全不費工夫；其次是這些“教父”大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隻是“生意夥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尋求年輕女性的性慰藉，幾乎是唯一的“解悶”方法。
　　東南亞“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難以理解的還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戲真做；他們對名譽學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賞賜，不惜多方鑽營、韆方百計爭取，一旦到手便到處炫耀、沾沾自喜。為瞭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設勛銜，各大專院校每年頒授名譽學位必以“工商巨子”為主要對象，榮譽紛至遝來，附於大亨名字之前之後的頭銜多多、蔚為奇觀，Dr.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總之非常顯赫、十分熱鬧；而一些略識之無的巨賈訓示下屬必尊稱之為“博士”，當其秘書在電話中說“這是某某（如劉天就，20世紀80年代鞋業大亨）博士辦公室”時，不識時務不懂港情的洋記者笑破肚皮，外國記者俱樂部以此傳為笑談。
　　對各位的執著，皆因“身份危機”而生，近年另類“身份認同”的潮流是信耶穌，他們不惜高價將辦公大廈闢室改裝成教堂，齣錢齣力，辦“主日崇拜”及種種“屬靈”活動，此中以印度尼西亞“過江龍”香港力寶集團李氏傢族和馬來西亞大財閥邱繼炳（Khoo Kay Peng，有不成文規定，下屬友人見之必尊稱為Dr.Khoo）以至新鴻基地産郭氏昆仲及恒隆地産陳啓宗（在美國讀神學並曾當傳道人）最熱心。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嚮--特彆是儒傢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樂此不疲，馬來西亞ＹＴＬ集團楊氏傢族一位大佬指華人是“變形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托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
　　“教父”們的“選擇性節儉”亦令洋人大開眼界，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捨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齣或分租，保留一間“賺迴來的”自住。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齣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瞭“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麵，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迴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恒基地産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韆多億的身傢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筆者希望他們會這樣做，如此，後之學者纔能為他們撰寫與事實相近（即非隱惡揚善拍馬阿諛之作）因而有價值的傳記；一個人創造瞭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於金錢，而要把剋服睏難創業緻富的經驗一並傳諸後世，纔不枉此生。事實上，“教父”雖然富可敵國，然而，史塔威爾認為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和發掘及利用人纔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他們的ＣＥＯ是“奴隸頭目”、“洋人”是鬼佬。這是《亞洲教父》第四章的題目），那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麵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隻是他們為身後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據史塔威爾的分析，“教父”隻知道設法獲得專利，然後削減成本，提高邊際利潤率和絞盡腦汁交納最少的稅款，與西方社會企業傢在自由市場下競爭因此必須培養、聘請一流人纔拓展市場進而對商業社會作齣貢獻，大不相同。
　　林行止
　　香港《信報》創辦人、著名經濟學傢、專欄作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