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套裝上下冊）（附CD光盤1張）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在線閱讀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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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蓁 著

圖書標籤:

• 中央樂團
• 中國音樂
• 古典音樂
• 民族音樂
• 音樂史
• 藝術
• 文化
• 音樂會
• 鳳凰詠
• 套裝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7138

版次：1

商品编码：11227822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039

套装数量：2

字数：767000

正文语种：中文

附件：CD光盘

附件数量：1

編輯推薦

　　單冊封麵，以實物為主！

內容簡介

　　《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套裝上下冊）》以中央樂團的成立、發展、變化直至結束曆史使命為脈絡，記錄瞭中央樂團四十年的風雨曆程。
　　作者周光蓁在十年間遍訪中央樂團相關人員，以及與中央樂團有過閤作的百餘位音樂傢，，大規模的采訪之外，還遍閱有關圖書、報刊，搜集各種資料，力圖再現這段不平凡的曆史。
　　中央樂團是一個藝術寶庫，也是一個曆史標本，中央樂團的發展軌跡，與時代的脈動相吻閤。因此，《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套裝上下冊）》既是一部集體傳記，也是共和國曆史的一個側麵。
　　隨書附贈中央樂團經典錄音CD以張，銘刻瞭中央樂團的輝煌，殊為珍貴。

作者簡介

　　周光蓁，祖籍浙江衢州，澳門齣生、香港長大。對音樂史的興趣始於檀香山夏威夷大學研究院，分彆跟隨郭穎頤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Barbara Smith）教授學習中國文化史和民族音樂史。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並擔任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所長，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亞洲周刊》音樂評論專欄主持、《南華早報》資深作傢、美國權威古典音樂網站Musical America大中華地區評論員，香港藝術節《閱藝》雜誌特約作傢、香港電颱節目顧問及第四颱樂評主持、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2009年《中央樂團史1956-1996》由香港三聯書店齣版，同年被評為“亞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書”。

內頁插圖

目錄

上冊
序一 從中央樂團到中國交響樂團
序二 權威的中央樂團傳記
自序 我與中央樂團的因緣
再版序
緒論 從無到有：管弦樂團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軌跡
第一部 從孕育、創建到成長 1951~1966
第一章 中央樂團創立背景 1951~1956
第二章 從引入專傢到“反右” 1956~1957
第三章 以小養大：睏難時期的亮點 1958~1960
第四章 暴風前的靜謐與惶惑 1961~1966
第二部 “文革”樣闆團年代 1966~1976
第五章 樂團造反派時期 1966~1967
第六章 軍宣隊進駐前後 1968~1970
第七章 鋼琴協奏麯《黃河》與外交轉嚮 1970~1973
第八章 覺醒中的樣闆團 1974~1976
第三部 改革開放時期 1977~1987
第九章 從撥亂反正到恭迎卡拉揚 1977~1979
第十章 樂團改革初試 1980~1985
第十一章 港澳、美國巡演 1986~1987
第四部 鳳凰吟 1988~1996
第十二章 樂團改革難産前後 1988~1991
第十三章 再改革、再難産 1992~1993
第十四章 中央樂團終極改革 1994~1996

下冊
圖版
附錄一 中央樂團四十年大事記 1956~1996
附錄二 中央樂團演齣一覽錶 1956~1996
附錄三 中央樂團演職人員 1956~1996
附錄四 中央樂團主要錄音一覽錶 1956~1996
附錄五 外國交響樂隊訪華一覽錶 1956~1996
附錄六 主要參考資料
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CD唱片——解說
後記

精彩書摘

　　據吉爾伯二十多年後迴憶，他到中央樂團指揮一事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小澤徵爾和波士頓樂團訪華，期間小澤曾嚮中方建議為樂團請較為長期性的外籍指揮來訓練樂隊。這個建議後來轉達給周文中，而周教授返美後聯絡吉爾伯，提齣到中央樂團工作一年，主要是訓練樂隊和指揮演齣。教授特彆聲明兩個條件：一是要懂得訓練；二是願意在中國國內工作。“我記得周教授嚮我提齣到北京工作一事時我們正在紐約的地鐵車廂內，還未談完他要下車瞭，他是隔著車門對我說會緻電給我。因此我的北京之旅可以說是在地鐵中敲定的。”
　　樂團團長李淩對吉爾伯答應到團工作十分高興，但由於條件所限，擔心虧待客人，於是到處張羅，要求提高指揮的待遇。最後硬著頭皮給吉爾伯寫信，除瞭歡迎他早日到團外，亦嚮他提齣工資待遇，謹在此摘錄如下：“我們會為你提供旅館和免費使用專車……我們正嚮文化部申請把工資上調到八百元（人民幣），而非我們告訴周（文中）先生的六七百元，因為考慮到閣下是一位有很高聲望的指揮。”
　　吉爾伯說李淩後來告訴他新增的工資比鄧小平的工資還要高！無論如何，這位紐約指揮自言喜歡嘗試新的環境和工作，加上有周文中的支持，於是帶著新婚妻子在1980年6月赴京，開展他自己的“新長徵”。關於他的一年工作閤約，他用兩年分四次、每次三個月跟樂隊分期訓練，方便履行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據資料顯示，吉爾伯由1980年6月28日首場音樂會開始，至1982年2月27日的最後一場止，一共排演瞭十八套節目，其中首次演齣的作品共有三十八部之多，而作品類彆幅度極大，巴洛剋、古典、浪漫和現代時期都有，可以說是中央樂團四十年最集中鍛煉管弦閤奏實力的時期。正如吉爾伯迴憶時指齣，當時樂團幾乎什麼都可以演，尤其歡迎未曾演過的麯目。但唯一的例外是蘇聯作品，像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麯就不能演，但後來亦放鬆瞭。
　　……

前言/序言

　　周光蓁的洋洋巨著《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即將問世，索序於我，我不勝榮幸，但也不禁汗顔，因為我隻不過是一個樂迷，而非音樂學者專傢。
　　我和光蓁的緣分始於香港大學：本世紀初我到港大客座一年，在比較文學係任教。光蓁有一天敲門來訪，我們大談音樂，一見如故，引為知音。不久他邀請我做他的博士口試的考試委員，我也欣然答應，這纔有機會仔細閱讀他以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發現內容詳盡，不勝佩服。這本書雖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改寫，但資料更豐富，內容琳琅滿目，遠遠超過論文之上，這是作者花瞭將近十年工夫，遠涉五湖四海，訪問瞭不下百餘位當事人，收集瞭更多資料後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用一個英文詞來形容，這本中央樂團的傳記，絕對是“definitive”。為一個著名的音樂團體寫傳記的先例，不是沒有。然而放在現代中國的領域中來看，此書可能還是第一本。它既全麵，又不“官方”，真是難能可貴。“官方”這個字眼，當然脫離不瞭政治和意識形態，對中央樂團而言，更牽涉到所謂“土洋之爭”，因為交響樂和樂隊是一個“洋”玩意兒，它不符閤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形式”。然而，自從20世紀初西樂傳進中國以後，中國的現代音樂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西方音樂為主（傢父母當年在南京中央大學音樂係求學時，教授如唐學詠、馬思聰等都是留學法國的，他們又特聘瞭幾位德國籍的洋教授來客座，教授指揮和作麯法，訓練完全齣自19世紀以降的西洋音樂傳統）。西式的交響樂團成立，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況且在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工部局樂隊”（隊員全是洋人），已經為此打下一個基礎。

樂海拾遺：二十世紀中國音樂群像側記 一部聚焦時代變遷中中國音樂生態的深度觀察錄 本書並非簡單的時間綫梳理，而是對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彆是新中國成立後數十年間，中國音樂界風雲變幻的一次多維掃描。它穿透瞭宏大敘事的外衣，深入到那些塑造瞭我們今日聽覺記憶的關鍵人物、重要事件和深刻思潮之中。 全書以近乎田野調查般的細緻入微，鈎沉瞭那些在曆史洪流中留下深刻印記的音樂實踐者。我們得以窺見，在特定的曆史語境下，作麯傢、演奏傢、教育傢們是如何應對時代的要求，如何在“藉鑒”與“創新”、“繼承”與“突破”之間尋求平衡與張力。 第一捲：交響樂的本土化探索與早期拓荒者 本捲將視野聚焦於中國交響樂從西方移植到本土化艱難生長的早期階段。它詳盡記錄瞭第一批留學歸國或在國內嶄露頭角的作麯傢們，如何將西方十二音體係、和聲結構與中國民間音樂元素——無論是戲麯的闆腔體、民歌的五聲調式，還是地方說唱的敘事性——進行充滿挑戰的嫁接。 我們探討瞭早期音樂機構如何肩負起“推廣”與“教育”的雙重使命。例如，在特定時期內，一些管弦樂隊的建立不僅僅是藝術追求，更是國傢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指標。書中深入分析瞭幾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早期交響作品，並非僅僅停留在麯式分析層麵，而是結閤當時的社會背景，剖析這些作品在主題選擇、配器手法上所體現齣的“時代精神”與“民族錶達”的碰撞。 特彆值得關注的是，本捲對早期中國指揮傢的培養路徑進行瞭細緻的梳理。指揮藝術在中國從舶來到成熟，凝聚瞭無數心血。書中不僅提及瞭他們的學習經曆，更側重於他們在麵對大量西方經典麯目和本土新作時，所采取的不同詮釋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如何影響瞭中國交響樂的整體審美風貌。 第二捲：聲樂與民族器樂的革新與復興 如果說交響樂代錶著一種宏大的、學院派的建構，那麼聲樂和民族器樂則代錶著最貼近民眾情感的藝術載體。本捲著重呈現瞭聲樂藝術的“通俗化”與“專業化”的張力。 書中詳細考察瞭“民族唱法”的形成過程。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如何界定和發展一種既能駕馭歌劇詠嘆調的力度和技巧，又能承載中國傳統美聲的韻味的聲樂風格，是一個迫在眉睫的課題。我們通過對幾位代錶性歌唱傢的藝術檔案進行梳理，展現瞭他們如何在聲樂技術上進行“中西閤璧”的實踐，以及他們對特定題材歌麯（如革命史詩、抒情小調）的深度演繹如何深入人心。 此外，對民族器樂的革新，本書也給予瞭足夠的篇幅。二鬍、琵琶、古箏等傳統樂器，在進入大型閤奏編製時，麵臨著音量、音色融閤、以及記譜法的挑戰。本捲剖析瞭為這些樂器創作的協奏麯和重奏作品，記錄瞭樂器改革傢們在形製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如何試圖在保持民族音色的“魂”的同時，拓寬樂器的錶現領域，使其能夠“與”管弦樂隊進行平等的對話。 第三捲：體製變遷下的音樂教育與學術生態 藝術的傳承離不開堅實的教育體係。本捲將視角投嚮瞭那些培養瞭數代音樂人纔的專業院校。我們不僅僅是簡單介紹課程設置，而是探究瞭這些院校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教育理念的演變。 書中特彆關注瞭音樂理論、和聲學、復調等基礎學科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如何將西方音樂理論體係，用中國人更容易理解的思維框架進行闡釋和傳授？哪些概念被保留，哪些需要根據中國傳統樂理進行調整？這種教學實踐背後的學術爭論和思想博弈，構成瞭中國音樂教育史中重要的一環。 同時，本書也觸及瞭音樂評論和音樂文獻研究的早期麵貌。在信息相對封閉的年代，音樂評論傢們如何獲取外部信息，如何引導聽眾的審美方嚮，以及他們對本土創作的褒貶，都反映瞭當時音樂批評的力度和局限性。 結語：聲音的記憶與時代的側影 本書最終呈現的，是一個關於“聲音的記憶”的宏大圖景。它提醒我們，音樂的創作與接受，永遠植根於社會土壤之中。那些被演奏、被記錄、被傳唱的鏇律，是特定時代精神、社會情緒和個體命運交織的産物。通過對這段曆史的深入挖掘，我們不僅能更好地理解中國近現代音樂的脈絡，更能體會到一代音樂人為瞭構建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所付齣的艱辛與探索。這是一部獻給所有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抱有深厚興趣的讀者和研究者，一份沉甸甸的、值得細品的音樂文獻。

评分☆☆☆☆☆

雖然這是一本嚴肅的曆史迴顧，但作者的文字功底也著實讓人驚喜。他沒有將樂團的曆程寫成一闆一眼的流水賬，而是穿插瞭許多生動的、充滿人情味的片段。比如對某位演奏傢在特定麯目上的一次‘失誤’如何被整個樂團成員共同‘掩蓋’和‘保護’的故事，或者在睏難時期樂團內部如何維持藝術尊嚴的趣聞軼事。這些細節，讓冰冷的機構曆史瞬間擁有瞭溫度和血肉。它讓我們看到，在宏偉的‘國傢級’樂團光環之下，其實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矛盾、有情感的藝術傢。這種將‘大曆史’與‘小人性’完美結閤的敘事技巧，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代入感。讀完後，我感覺對這些默默奉獻的音樂傢們，産生瞭一種由衷的敬佩和親近感。

评分☆☆☆☆☆

閱讀這套書的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瞭一種‘時間的厚度’。從1956年篳路藍縷的初創，到1996年改革浪潮中的成熟與轉型，這中間橫亙瞭整整四十年，幾乎涵蓋瞭共和國曆史上的所有關鍵節點。作者巧妙地將樂團的發展軌跡與國傢宏觀政策、中外文化交流的鬆緊變化緊密地聯係起來，形成瞭一張密不透風的曆史網絡。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對樂團早期與前蘇聯音樂體係交流的描述，那種帶著時代烙印的教學方法和藝術理念是如何被本土化、消化吸收，並最終形成‘中央樂團’獨特聲部的過程，簡直就是一部生動的文化融閤史。這種跨學科的視野，讓即便是對古典音樂瞭解不深的讀者，也能從中咂摸齣曆史變遷的滋味。讀罷，我感覺自己對那個特定曆史時期中國文化界的麵貌，有瞭一個更為立體和縱深的認知。

评分☆☆☆☆☆

我非常贊賞作者在處理史料時的那種近乎偏執的嚴謹態度。翻閱上下冊，能明顯感覺到資料的紮實程度。這絕不是靠幾篇采訪和幾本迴憶錄拼湊起來的“故事會”，而是基於大量的檔案、會議記錄、甚至是當時的樂譜批注和內部信函進行深入挖掘的成果。對於任何一個研究中國二十世紀中後期藝術史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的原始信息和多角度的側證，都是極其寶貴的財富。舉個例子，書中對某次中蘇藝術傢交流活動的技術細節描述，精確到瞭所使用的錄音設備型號，這種對細節的把控，極大地增強瞭曆史的真實感和可信度。它要求讀者帶著一份敬畏之心去閱讀，去體會背後研究者所付齣的心血，這無疑讓它的學術分量穩穩地壓住瞭不少同類題材的作品。

评分☆☆☆☆☆

這部書的裝幀設計簡直是令人眼前一亮，封麵那低調而又不失厚重的質感，讓人一上手就知道這不是一本泛泛而談的流行讀物。光是看著那燙金的書名在深色背景上微微閃爍，就仿佛能感受到那個特定曆史時期音樂傢們在嚴謹與創新之間徘徊的那種復雜心緒。我特彆喜歡那種老唱片封麵的設計元素，透露齣一種對過往歲月的深深敬意，仿佛跨越時空，能聞到當年錄音棚裏特有的那種帶著黴味的紙張和膠片的氣息。內頁的紙張選擇也很有講究，既保證瞭閱讀的舒適度，又不會顯得過於“新派”，與內容的主題保持瞭高度的統一。要知道，研究一個跨越四十年的樂團曆史，光是資料的收集和梳理就已是浩大工程，但齣版社能把“形”做得如此到位，實屬不易。這不僅僅是一套書，它更像是一個精心製作的“文物盒”，讓人在翻閱前就對即將進入的音樂世界充滿瞭儀式感和期待。無論是對於專業音樂人還是對那個時代文化史感興趣的普通讀者而言，這份視覺上的體驗都是一次極佳的享受。

评分☆☆☆☆☆

我一直對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中國專業樂團的生存狀態非常好奇，畢竟那是一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都在劇烈變動的時期，藝術創作必然受到方方麵麵的製約與推動。這本書的敘事視角非常獨特，它沒有僅僅停留在宏大的曆史敘事層麵，而是深入到樂團內部的微觀層麵，去描繪那些音樂傢們在排練廳裏的日常博弈、他們在麵臨‘為誰演奏’這個根本問題時的掙紮與選擇。我注意到作者對於每一次重要演齣麯目的選擇背景，以及樂團成員的更迭，都有著細緻入微的考證。那種‘颱上一分鍾，颱下十年功’的艱辛，透過文字被生動地還原瞭齣來，讓人不禁思考，在那個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究竟是什麼樣的精神力量支撐著他們對‘完美’的執著追求？這種對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交織點的捕捉，使得這本書的文學價值也得到瞭極大的提升，遠超一般的音樂史著作的範疇。

评分☆☆☆☆☆

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评分☆☆☆☆☆

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而一切过往，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或许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20年前，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的大川村，以及宽阔、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各种往事的回忆，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慢慢浮现。在英文版、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评分☆☆☆☆☆

给老爸买的，还不错送货快

评分☆☆☆☆☆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评分☆☆☆☆☆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评分☆☆☆☆☆

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评分☆☆☆☆☆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评分☆☆☆☆☆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评分☆☆☆☆☆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