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章經管不平等的代價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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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著，張子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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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426172

版次：1

商品编码：11258091

品牌：机工出版

包装：平装

丛书名：华章经管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新力作
　　關於1％的少數與99％的大多數
　　席捲暢銷書排行榜
　　顛覆你的製度幻覺

內容簡介

　　《華章經管：不平等的代價》講述瞭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較好的住房、較好的教育、較好的醫生、較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曆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隻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瞭。
　　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傢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在很多方麵都失敗瞭，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齣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眾。

作者簡介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全球最尖端的經濟學傢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的聯閤主席。
　　2001年，因其對信息經濟學的開創性工作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奬。在此之前，他還獲得瞭約翰·貝茨·剋拉剋奬。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是著名的經濟學教育傢之一。
　　他還曾擔任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等一係列重要職務。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齣瞭經濟全球化觀點，是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著名的專傢。他的教材是世界上暢銷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學術界和大眾的共鳴。
　　近期代錶作：《不平等的代價》《自由市場的墜落》《對我們生活的誤測》《全球化及其不滿》。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理解全球經濟結構和國際金融危機來龍去脈的必讀著作。在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時，這本書將使你頭腦清醒、視野開闊。
　　——劉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傢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2008年金融危機加速瞭西方主流經濟學傢的集體反思：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體製不平等、競爭不公平，這些結論幾乎顛覆西方經濟和政治體製的根基。斯蒂格利茨教授這本新著聚焦占據社會財富最多的1%尖端人群，剖析資本主義慣性缺陷，探尋平等社會重構之路，值得決策者深思。
　　——何剛《財經》雜誌執行主編、《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主編

　　★書中提齣的三大主題：市場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它們顯然既無效率也不穩定；政治體製並沒有糾正市場失靈；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根本都是不公平的，具有普世價值。本書揭示瞭繁榮的脆弱性以及掠奪行為難以避免，即使您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觀點，也會激發您對改革的次序、影響改革進程衝突的重新思考。
　　——何伊凡《中國企業傢》雜誌執行總編

緻謝
第1章
美國的1%問題
第2章
尋租與不平等社會的産生
第3章
市場與不平等
第4章
為什麼不平等這麼重要
第5章
險象環生的民主製度
第6章
1984降臨美國
第7章
所有人的正義嗎？不平等侵蝕瞭法治
第8章
預算之戰
第9章
由那1%群體製定並為其服務的宏觀經濟政策與中央銀行
第10章
前方的路：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
注釋

精彩書摘

　　第2章尋租與不平等社會的産生
　　美國的不平等並非偶然形成，而是人為製造的。雖然市場力量起瞭重要作用，但又並非隻憑市場力量本身。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該是顯而易見的：盡管經濟規律普遍存在，但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尤其是上層1％群體攫取的大量財富和收入）卻是一項特有的美國“成就”。嚴重的不平等並非命中注定，盡管這種說法給人以希望，但在現實中不平等很有可能變得更糟。造成這些結果的各種力量是不斷自我強化的。
　　通過瞭解不平等的起源，我們纔能更好地尋找減少不平等的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本章論點可以簡單歸納為：盡管市場力量幫著塑造瞭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瞭那些市場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結果，既有因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為政府沒做的事情。政府有權把錢從社會上層轉移到中底層，反之亦然。
　　在上一章我們提到，美國當前不平等的程度超乎尋常。與其他國傢甚至與美國自己的過去相比，當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嚴重，並且還在以相當快的速度增加。過去人們還常說，觀察不平等的變化就像觀察草的生長：在短時間內是難以看齣變化的。但現在不是那麼迴事瞭。
　　甚至在這次經濟衰退中發生的情況也超乎尋常。通常來說，當經濟變弱時，工資和就業都調整緩慢，因此隨著銷售下降，利潤以超比例的速度下降。然而在這次衰退中，工資部分的確下降瞭，但許多公司卻盈利頗豐。
　　解決不平等必定需要多方麵的努力——我們必須要遏製上層群體、鞏固中層群體、幫助底層群體。每一個目標都需要各自的計劃。但是為瞭製定這些計劃，我們必須要更好地瞭解造成這種異常不平等的各個方麵的背後原因。
　　雖然我們今天麵臨的這種不平等很獨特，但不平等本身並不是件新鮮事。在西方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裏，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在很多方麵錶現得更為極端。當時，宗教既解釋瞭不平等又辯護瞭不平等：處於社會上層的人們之所以在那兒，是因為神授的權力。對此質疑就是對社會秩序的懷疑，甚至是對上帝旨意的懷疑。
　　然而，對於古希臘人以及現代經濟學傢和政治學傢而言，這種不平等並非預先注定的社會秩序。權力（經常是軍權）是這些不平等的根源。軍事主義與經濟學有關：徵服者有權從被徵服者那裏獲取所需，並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在古代，自然哲學一般不認為把彆人當作實現目的的手段有什麼錯。正如古希臘曆史學傢修希德狄斯（Thucy dides）的那句著名論斷：“一般來說，隻有勢均力敵時，權利纔會被考慮；否則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委麯求全。”
　　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來鞏固或者最起碼維持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教育水平和財富水平。有經濟學傢甚至說不平等取決於金錢和人力資本等稟賦的分布。
　　美國政府履行這些職能的方式決定瞭我們社會中不平等的程度。在每一個領域都存在著有利於某一群體而不利於其他群體的微妙決策；每個單一決策的效應也許不大，但大量旨在利於上層群體的決策積纍起來的效應就非常顯著瞭。
　　相互競爭的力量可以限製超額利潤，但如果政府不能確保市場是有競爭的，那麼就可能産生大量的壟斷利潤。相互競爭的力量本該可以限製高管人員的超高薪酬，然而在現代公司中，CEO大權在握——包括有權決定他自己的薪酬，當然是要經過董事會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當大的權力來任命董事會，於是這樣一個事先運作好的董事會就沒有什麼監督力度瞭；股東的發言權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國傢製定瞭較好的公司治理法律來限製CE0的權力，比如，通過要求董事會必須要設立獨立董事或者股東在薪酬製定方麵必須要有發言權。如果一個國傢沒有製定能有效執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麼CE0們就會給自己發放超額奬金。
　　纍進稅製度和公共支齣政策（也就是對富人多徵稅並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體係）能夠限製不平等的程度；相反，那些把國傢資源給瞭富人和關係網絡強的人的政府政策就會增加不平等。
　　美國政治體製的運行方式正越來越增加結果的不平等並減少機會的平等。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我們的政治體製給瞭上層群體過度的權力，後者通過運用權力不但限製瞭再分配的程度，而且還製定瞭有利於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從公眾那裏攫取瞭大量隻能被稱作是“厚禮”的利益。經濟學傢們給這類活動起瞭個名字：尋租（rent seeking），即收入的獲得不是因為創造瞭財富而得到應有迴報，而是攫取瞭大量即便沒有他們的努力也會被創造齣來的財富（本章稍後將對尋租的概念給齣一個更全麵的定義）。那些上層人士們已經學會怎樣以局外人意識不到的方式從社會大眾那裏“吸金”——那纔是他們的真正創新。
　　據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顧問讓一巴蒂斯特·科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講過：“徵稅的藝術在於既從鵝身上拔取最大量的鵝毛，卻又讓鵝發齣最小量的嘶嘶聲。”這句話也適用於尋租的藝術。他們還試圖影響人們的看法，使得那些原本會令人憎惡的收入差距變得可以接受。
　　當神權的觀念在早期獨立的主權國傢遭到拒絕時，那些有權人便尋找其他基礎來維護他們的地位。隨著強調個人尊嚴的文藝復興和啓濛運動以及造就瞭龐大城市社會底層的工業革命，找到新的理由來辯護不平等已成為當務之急。
　　從19世紀後半葉興起的、至今仍盛行的主流理論“邊際生産率理論”，說的是那些有更高生産率的人得到瞭能夠反映他們對社會更大貢獻的更高收人。通過供給一需求定律，存在競爭的市場決定瞭每一個人的貢獻的價值。如果某人具備稀缺並且有價值的技能，市場就會因為他對於産齣的更大貢獻而充分奬勵他；如果他沒有技能，他的收入就會低。當然瞭，技術決定瞭不同技能的生産率：在原始農業經濟中，身體的力量和耐力是起決定作用的；但在現代高科技經濟中，智力的作用就更大。
　　通過供求定律，技術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發揮著作用，但是還有其他東西也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這本書的一個主題就是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同時強有力地造成瞭不平等。在現代經濟中，政府設定並強化遊戲規則——什麼是公平競爭、什麼行為被認為是反競爭和違法的、當債務人無力支付欠債而破産時誰得到什麼、什麼是欺詐行為、什麼是被禁止的。政府也分配資源（既以公開的方式也以不那麼透明的方式），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支齣，政府還調整瞭收入分配，這種收入來自受技術和政治影響的市場。
　　最後，政府還改變瞭財富的動態，比如，通過對遺産徵稅和提供免費公共教育。不平等不僅取決於相對無技能的工人，市場支付給有技能的工人多少錢，還取決於一個人所學到的技能水平。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許多窮人傢的孩子連基本的醫療和營養都負擔不起，就更彆說接受教育以獲得高生産率和高工資所必需的技能瞭。政府可以影響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繼承的遺産，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父母的說得直白些，成為富人的方法有兩種：要麼創造財富，要麼掠奪財富。前者為社會增添財富，後者通常減少社會財富，因為在掠奪財富過程中，財富遭到瞭破壞。對其産品索價過高的壟斷者不但從購買者那裏獲得暴利，而且同時破壞瞭價值；為瞭獲得壟斷價格，他必須限製産量。
　　令人遺憾的是，就連真正的財富創造者也經常不滿足於他們創新或創業所帶來的財富，有些人最後采取瞭不當行為，比如壟斷定價或者其他形式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為以獲取更多的財富。僅以一事為例，19世紀的鐵路業大亨們通過修建鐵路為社會提供瞭一項重要服務，但他們的大量財富是來自於他們的政治影響——獲得瞭鐵路兩側大量的政府贈地。時至今日，在鐵路大亨曾主導經濟的一個多世紀之後，美國上層的大部分財富以及下層的一些苦難——仍然源於財富轉移而非財富創造。
　　當然，我們社會的不平等並非都是因為尋租或者政府嚮上層群體傾斜遊戲規則，市場和社會力量（像歧視）也都起瞭作用。本章主要討論在美國社會中尋租所采取的多種形式，下一章將討論其他決定不平等的因素。
　　一般原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與不平等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齣，個人追求私利會增加所有人的福利，在這過程中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在金融危機餘波尚存的今天，沒有人會說銀行傢追求私利增加瞭所有人的福利，銀行傢的行為充其量增加瞭他們自己的福利，而社會其他成員承擔瞭成本。這甚至都算不上經濟學所謂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一人所得完全等於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種負和博弈（negative-sum game），即贏者所得少於敗者所失。社會其他成員失去的要遠遠大於銀行傢們所得的。
　　為什麼銀行傢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卻成瞭社會其他人的災難呢？原因很簡單：銀行傢的激勵與社會的收益沒有很好地結閤起來。當市場運行良好時——也就是以亞當·斯密假設的方式運行時，就是因為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很好地協調起來，也就是說，個人收益與其社會貢獻一緻，就像邊際生産率理論所假設的那樣。根據該理論，每個工人的社會貢獻完全等於他所獲的補償，生産率更高的人（也就是社會貢獻更大的人）得到的工資也更高。
　　亞當．斯密自己也清楚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會齣現分歧的一種情況。正如他解釋道：“同行業的人極少為瞭娛樂和消遣聚在一起；就算坐下來交流，其結果要麼是針對公眾的陰謀，要麼是抬高價格的詭計。”市場靠其自身經常不能産生有效率和令人滿意的結果，因此在糾正這些市場失靈方麵就需要政府的作用，即設計政策（稅收和管製）以使個人激勵與社會收益一緻起來。（當然瞭，關於政府這方麵應該做到什麼程度以及最好的方式是什麼，都存有爭論。）但是今天幾乎沒有人再相信不受約束的金融市場（它們的失敗給社會其他人強加瞭如此巨大的成本），也不相信應該允許公司不加限製地掠奪環境。當政府職能行使得好時，一個工人或一個投資者所得收益實際上等於其行動對社會所做的貢獻；當二者不能一緻時，就是齣現瞭市場失靈，也就是說，市場不能産生有效率的結果。個人迴報與社會收益結閤得不好，可以歸結為下列原因：競爭是不完全的；産生瞭“外部效應”（即某一方的行動對他人造成瞭很大的負麵或正麵影響，但對此他既不必承擔成本也不能享受收益）；存在著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即市場交易的某一方掌握的信息其他人不知道）；風險市場或其他市場缺失（比如，人們買不到針對他們所麵臨的許多最重要風險的保險。由於幾乎每一個市場都存在著一種或多種上述情況，所以很少有人認為市場總體上是有效率的，這就意味著政府可以發揮巨大的潛在作用來糾正這些市場失靈。
　　政府從來無法完美地糾正市場失靈，但是有些國傢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國傢的要好。隻有當政府在糾正最重要的市場失靈方麵做得好瞭，經濟纔會繁榮。在大蕭條之後的40年裏，良好的金融監管不但幫助美國也幫助世界避免瞭重大危機。但自20世紀80年代解除管製以來，在隨後的30年裏發生瞭許多金融危機，隻不過2008～2009年這場危機是其中最嚴重的。但是那些政府失靈絕非偶然：金融部門運用其政治勢力確保市場失靈得不到糾正，那樣他們的私人收益就會一直保持遠遠超過他們的社會貢獻——這正是導緻腫脹的金融部門和社會上層那種高度不平等的一大因素。
　　塑造市場
　　接下來我們將描述私營金融企業是如何使市場不能良好運轉的。比如，就像斯密指齣的，企業有想方設法減少市場競爭的動力；企業還努力確保政府不齣颱強硬的法律禁止它們從事反競爭行為，或者，即便齣颱瞭這樣的法律，也確保它們不能被有效執行。商人們所關心的自然不是提高那種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福祉，甚至也不是為瞭使市場更具有競爭活力。他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為瞭使市場為他們服務，使他們掙更多的錢。但這種行為的後果通常是一個缺乏效率並存在更多不平等的經濟。對此，僅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當市場存在競爭時，高齣正常資本迴報的利潤就不能維持下去，因為如果某一公司的利潤高於廉價齣售商品時的利潤，那麼競爭者就會通過降價來試圖搶走顧客。隨著公司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價格就會降到利潤（高齣正常資本迴報的部分）為零的那一點，這對於尋求大利潤的人來說就是災難瞭。在商學院，我們教學生如何去發現並創造競爭障礙（包括進入壁壘）以確保利潤不被侵蝕。實際上，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過去30年裏某些最重要的商業創新不是關注如何使經濟更有效率，而是關注如何更好地確保壟斷權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規避那些旨在使社會收益和個人迴報統一起來的政府管製。
　　使市場變得不那麼透明，這是商人們喜歡用的手段。市場越透明，競爭就有可能越激烈。銀行傢們深諳此道，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一直全力兜售金融衍生品，也就是那種導緻美國國際集團（AIG）破産的風險産品，。這類産品是在“場外交易”市場的陰影裏進行的。在那樣一個市場裏，顧客難以知道自己是否買瞭閤適的産品。所有交易都要經過談判，這與在更開放、更透明的現代市場中做生意形成瞭鮮明對照；並且由於賣方一直在做這種生意，而買方隻是偶爾進入，因此賣方比買方掌握瞭更多的産品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為自己謀利。這意味著一般來說，賣方（金融衍生品的銷售者，即銀行）可以從顧客那裏賺取更多的錢。與此相反，設計良好的公開拍賣可以確保商品到達最重視它們的人手中，這是效率的一個標誌，因為存在著可以公開獲得的價格指導人們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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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言
　　曆史總會見證這樣的時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聯閤起來反抗，高呼情況不對頭，必須要變革。那正是喧囂的1848年和1968年所發生的情況，那兩次多事之鞦都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或許2011年也將被證明是這樣一個曆史時刻。
　　開始於北非海岸綫上一個小國傢突尼斯的一場青年起義波及附近的埃及並蔓延到中東其他國傢。在有些國傢，抗議的火花似乎暫時熄滅瞭；但在另一些國傢，小規模的抗議卻促成瞭劇烈的社會變革，推翻瞭像埃及的穆巴拉剋和利比亞的卡紮菲這樣執政許久的獨裁者。很快，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傢的人民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整個2011年，我很高興應邀訪問瞭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國傢，並在馬德裏的麗池公園、紐約的祖科蒂公園見到瞭抗議者，在開羅還與一些參加過解放廣場示威活動的青年男女進行瞭交流。
　　在我們交流的過程中，我清楚地覺察到：盡管具體的抗議原因因國而異，特彆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與西方國傢的大不相同，但是這些抗議之間卻存在著某些共同的主題，一種普遍的理解就是這些國傢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在很多方麵都是失敗的，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
　　抗議者是對的，情況的確有些不對頭。我們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應該做的與實際做的二者之間的差距已經變得越來越大，難以忽視。世界各國政府沒有緻力於應對包括持久失業在內的各種關鍵經濟問題；並且隨著公平這一普世價值觀被少數人的貪婪侵犯，人們的不公平感變成瞭一種背叛感。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來抗議獨裁統治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厭倦瞭那些陳腐僵化並且以全社會其他人為代價來保護自身利益的領導者，同時這些青年人又沒有機會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呼籲變革。不過，西方民主國傢的選舉政治也同樣失敗瞭。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對選民承諾“變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隨後推齣的經濟政策在很多美國人看來與以往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希望就體現在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師支持的年輕抗議者身上。他們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並不想推翻現行製度，他們仍然相信民選製度或許行得通—隻要政府還記得要對人民負責的話。抗議者走上街頭的目的就是推動製度發生變革。
　　2011年5月15日開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動中，年輕的抗議者打齣的口號是“憤怒的一代”，他們的憤怒源於金融界某些人士的不良行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瞭40%。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也喊齣同樣的心聲：一邊是許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邊是銀行傢坐享大筆奬金，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真的讓人惱火。
　　但是美國抗議活動的焦點很快就超齣華爾街觸及美國社會更廣泛的不平等現象。年輕的美國抗議者把口號變成瞭“那99%的群體”，這口號與我先前為《名利場》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相呼應：“1%的群體所有、所治、所享”，1該文描述瞭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一種嚮上層群體傾斜的政治體製2。
　　當今有三大主題響徹全球：第一，市場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它們顯然既無效率也不穩定；3第二，政治體製並沒有糾正市場失靈；第三，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盡管本書關注的是存在於當今美國和其他某些發達工業化國傢中過度不平等的現象，但本書也解釋瞭這三大主題是如何密切相連的：不平等是政治體製失敗的成因和後果，不平等也造成瞭經濟體製的不穩定，經濟體製的不穩定又加劇瞭不平等—這種惡性下降式螺鏇使我們順勢而下，要突破這種睏局隻能通過如我下文所述的協調一緻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問題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國經濟體製中存在的廣泛的市場失靈現象，權當做一番鋪墊。
　　市場失靈
　　很顯然，市場並沒有像它們的鼓吹者宣稱的那樣有效運行。市場本應該是穩定的，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錶明市場可以變得極其不穩定並産生破壞性後果。銀行傢們不惜冒險，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話，這些冒險會將他們自身和整個經濟捲入漩渦。不過，當我們仔細審視經濟體製時，就會發現這並非偶然：銀行傢們是受到激勵纔這樣冒險的。
　　市場的優點本應是它的效率，然而現在的市場顯然不是有效率的。經濟學最基本的法則是需求等於供給，這是經濟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但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存在著大量未滿足的需求，比如，使窮人擺脫貧睏所需的投資、促進非洲和其他大洲欠發達國傢發展所需的投資、改進全球經濟以應對全球變暖挑戰所需的投資。同時，我們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資源—閑置或者産能沒有達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機器。失業，尤其是市場不能為眾多公民創造工作的結構性失業是最嚴重的市場失靈，是無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約有2500萬想找到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不能如願以償。
　　在美國，數百萬傢庭失去瞭住房。到2012年5月，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失去住房的傢庭已經達到瞭800萬，還有400萬傢庭麵臨失去住房的危險。於是我們看到瞭一邊是空置的住房，另一邊是無傢可歸的人們。
　　但即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也並沒有實現預期的承諾：雖然GDP有所增長，但多數美國公民看到自己的生活標準受到瞭侵蝕。如第1章所述，對多數美國傢庭而言，即便在經濟衰退開始之前，他們的收入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後就已經低於10年前瞭。美國雖然製造瞭一部瞭不起的經濟機器，但顯然這部機器隻為處於上層的人服務。
　　形勢嚴峻
　　這本書是關於為什麼對於多數美國人而言美國的經濟體製是失敗的，為什麼不平等加劇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以及會産生什麼樣的後果。本書所持的觀點是我們為不平等付齣瞭高昂的代價—經濟體製不穩定、缺乏效率、增長不足，並且民主陷於危機。更糟的是，由於多數美國公民認為美國經濟體製會失敗，政治體製又似乎為金融界所控製，因此，他們對於美國的民主製度、市場經濟和全球影響力的信心都減弱瞭。現實錶明，美國不再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傢，而且金融界侵蝕瞭我們長期標榜的法治和正義，這使得我們的民族認同感也陷入瞭危機。
　　在有些國傢，占領華爾街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緊密聯係在一起。二者也確實有共通之處：都認為情況不對頭，都相信變革有可能。然而，問題並不在於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錯的，而是許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為瞭滿足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傢和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聯係既可以有效促進繁榮也可以迅速傳播貪婪和苦難。市場經濟也是如此：市場的力量相當強大，卻沒有內在的道德品質。我們必須決定如何管理市場經濟。過去200年來，市場的最大貢獻體現在促進瞭生産力和生活水平的極大提升—這種提升遠遠超過先前2000年的總和。雖然政府在這些進步中也發揮瞭重要作用，但是這一事實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承認。另一方麵，市場也能積聚財富，也會把環境成本傳遞給社會，還會虐待工人。鑒於這些原因，顯然市場必須被馴化和調和，纔能確保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而且馴化和調和必須反復進行，纔能確保市場繼續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在美國曆史上，這種情況曾齣現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當時競爭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齣現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當時社會保障、就業、最低工資等相關法律被引入。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傳遞的信息，都是市場必須再一次被馴化和調和。不這樣做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一個普通民眾可以錶達內心想法的民主國度，如果市場體係年復一年地使這些民眾的生活越來越糟，那麼就難以維持一種開放和全球化的市場體係，至少不是以我們所知的形式維持。二者之一必須做齣讓步—要麼是我們的政治，要麼是我們的經濟。
　　不平等與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穩定和有效率的，市場也經常會造成高度的不平等，從而給人以不公平的感覺。現代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瞭個體對於公平的重視。造成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的原因正是對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東的其他國傢，遊行示威的爆發並不僅僅因為工作難找，更是因為有限的工作機會都給瞭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國和歐洲，情況似乎更公平些，但也僅限於錶麵。那些以最優成績畢業於最好學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業機會。這種製度的弊端在於，富有的傢長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進最好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於是這些學生日後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精英大學。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遊行示威者說齣瞭他們的心聲，這就是為什麼盡管示威者的人數相對不多，卻獲得瞭2/3美國人的支持。如果對這種支持有任何懷疑的話，不妨看看這個事實：紐約市市長邁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剛一錶示他要清除靠近華爾街的祖科蒂公園示威者的營地時，示威者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收集到瞭30萬個簽名來支持示威活動，5並且這種支持不僅來自窮人和對政府心懷不滿的人。警察把奧剋蘭市中心的示威者營地以暴力手段遣散瞭，雖然這在第3天參加抗議遊行的3萬人看來似乎過於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還是錶達瞭對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機給予瞭人們一種新認識：我們的經濟體製不但沒效率、不穩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實上，在危機餘波未瞭之際的最近一次民意測驗中，幾乎一半以上的人持這種看法。6這種看法是有確鑿理由的：金融界的許多人（我稱之為“銀行傢”）得到超額奬金，而那些受到因這些銀行傢引發的金融危機衝擊的人們卻連工作都丟瞭；政府能幫助銀行渡過難關，而對那些並不是因為自身錯誤而數月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就連延長他們的失業保險都不願意；7對於那些失去傢園的數百萬民眾，政府除瞭給予象徵性的幫助，其他什麼也沒提供。金融危機當中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清楚地錶明，決定人們相對工資的並不是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其他東西：銀行傢拿到瞭大筆報酬，即便他們對社會甚至對自己所在公司的貢獻都是負的。精英們和銀行傢們獲得的財富似乎來自於他們能夠並且願意利用其他人。
　　美國價值觀中關於公平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方麵就是機遇。美國一直視自己為一個機遇平等的國度。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Alger）的小說描寫從社會底層打拼到上層的成功人士，這正是“美國夢”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們將在第1章中解釋的，視這個國傢為充滿機遇的“美國夢”越來越蛻變成由軼事和故事所強化而不是由數據所支持的一個夢想、一個神話。現在美國人從底層奮鬥到上層的機會少於其他發達工業國傢的人們。
　　還有一個對應的神話，富不過三代，就是說上層群體必須努力工作纔能保持地位，否則他們（或者他們的後代）就會迅速滑嚮社會底層。但是正如第1章將詳細講述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個神話，因為上層人物的後代仍更有可能繼續待在那個位置。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和全世界的年輕抗議者都把他們父母和政客說的話當真瞭—就像50年前在民權運動中美國青年所做的那樣。當時，在非裔美國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美國年輕人審視瞭平等、公平、公正等價值觀，發現美國的政策亟須完善。今天，他們就美國經濟和司法體係的運行效果審視瞭同樣的價值觀，發現該體係對於美國窮人和中産階級而言也是不盡如人意的—不僅是對少數民族，對各種背景的多數美國人也是如此。
　　假如奧巴馬總統和美國的司法製度能對那些把經濟帶到崩潰邊緣的傢夥判定某種“瀆職罪”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該製度還是起作用的，至少還體現瞭一定的問責製。然而實際上，那些本該被定罪的人卻常常沒有被指控；就算他們被指控瞭，通常他們也會被判無罪或者免於定罪。對衝基金業內的幾個人因為內部交易被定瞭罪，但這不過是個次要事件，隻是為瞭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引發這場危機的不是對衝基金而是銀行，但銀行傢幾乎個個逍遙法外。
　　如果沒有人被問責，如果沒有人因為所發生的一切受責備，那麼就說明問題齣在瞭我們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
　　從社會凝聚到階級鬥爭
　　在對於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爭論中，“我們是那99%的群體”這一口號或許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轉摺點。美國人總是迴避階級分析，一直喜歡把美國看成一個中産階級國傢，那種看法把我們凝聚到瞭一起。上層階級與底層階級之間、資産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是應該存在區分的。但是如果一個基於階級的社會是指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嚮上遷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麼美國可能比舊時歐洲更強調階級差彆；事實上，當前美國的階級差彆遠大於歐洲。8那些屬於99%群體中的人們雖然仍遵循著“我們都是中産階級”的傳統，卻稍微有些調整：他們意識到實際上他們並不是一起嚮上遷移的。絕大多數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層的1%群體卻過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體的運動標誌著打造一個新聯盟的企圖—一種新的民族認同感，它不是基於杜撰的普遍中産階級，而是基於我們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經濟差距的現實。
　　多年以來，美國社會上層人群與其他社會成員似乎達成瞭這樣一種默契：我們提供給你們工作和繁榮，但你們要讓我們拿走大筆的奬金；你們大傢也能分到一份，不過我們的份額要更大。但時至今日，貧富階層之間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終於破碎瞭。那些屬於1%群體的人們攫取瞭社會財富，留給那些屬於99%群體的人們的隻有焦慮和不安。換言之，絕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就沒有從國傢的經濟增長中獲益。
　　我們的市場體係正在侵蝕基本價值觀嗎
　　雖然此書關注的是平等與公平，但另一種基本價值觀似乎也受到瞭我們體製的衝擊—公平競爭感。一種基本價值觀念的存在本應使那些違背該價值觀的人有罪惡感，比如那些從事掠奪性貸款的傢夥、那些把有如定時炸彈的抵押貸款放給窮人的傢夥、那些設計瞭各種“計劃”造成幾十億美元透支從而收取過高手續費的傢夥。然而令人詫異的是，有罪惡感的人微乎其微，有揭發行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們的價值觀念齣瞭某種問題，於是不擇手段來實現掙更多錢這一目的，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錶現為剝削我們中最窮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9
　　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大部分隻能用四個字來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界和其他領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齣瞭問題。當一個社會的規範以很多人喪失道德指南的方式發生變化時，這足以說明該社會齣瞭大問題。
　　資本主義似乎已經改變瞭那些被它俘獲的人們。那些初到華爾街工作的都是最聰明的人，除瞭上學時成績更優秀，他們與大多數美國人沒什麼不同。但當這些人發現在華爾街的工作就時間而論少得離譜但相應工資收入卻高得驚人時，他們就把那些曾經擁有的夢想像尋求救世良方、創造新興産業或幫助窮人脫貧都拋到腦後瞭。隨後頻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夢想不僅被擱置一旁，而且被徹底遺忘瞭。
　　因此，人們對於大公司（不僅是金融機構）有一大堆的不滿也就不足為奇瞭。比如，煙草公司暗地裏把它們的有害産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癮，盡管它們試圖使人們相信沒有什麼“科學證據”證明它們産品的毒害性，其實它們自己的檔案裏存著的都是相反的證據。埃剋森石油公司也同樣花大筆錢試圖使人們相信全球變暖的證據不足，然而美國國傢科學院以及其他科學機構都提供瞭充分證據錶明全球變暖。正當美國經濟尚未擺脫金融界違法行徑的重創時，英國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瞭公司不顧後果行事的另一麵：不謹慎的石油開采不僅危害瞭環境，而且還威脅到墨西哥灣以捕魚業和旅遊業為生的數韆人的生計。
　　如果市場果真兌現瞭諾言，改善瞭多數公民的生活水準，那麼所有的企業原罪、所有的社會不公、環境受到的創傷、窮人受到的剝削等一係列問題或許都可以被原諒瞭。但是對於年輕的憤怒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議者而言，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實現諾言，反倒造成瞭一係列始料不及的結果—不平等、汙染、失業。最嚴重的是，價值觀墮落到瞭極點：什麼都可以做而且不會被追究責任。
　　政治體製失敗
　　政治體製似乎和經濟體製一樣失敗。鑒於世界各地年輕人的高失業率—西班牙將近50%、美國將近18%，11也許令人感到詫異的不是最終爆發瞭抗議活動，而是為什麼過瞭這麼久纔爆發。失業的人們，包括那些讀書刻苦、做事循規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慣於說的“規規矩矩行事”）年輕人，麵臨著一個嚴酷的選擇：要麼保持失業，要麼接受一份遠遠低於他們水平的工作。很多時候甚至連選擇都沒有：因為壓根兒就沒有工作可乾，而且持續好幾年。
　　對於為何過瞭這麼久纔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一種解釋是，在經濟危機開始之初，人們對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體製能發揮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機的傢夥繩之以法並迅速修復經濟體製。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後，人們纔逐漸認清我們的政治體製失敗瞭，因為它沒能阻止危機爆發、沒能控製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沒能保護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們、沒能阻止公司的鬍作非為。認清這些之後，抗議者纔走嚮街頭。
　　美國、歐洲和世界其他民主國傢的人們都以自己的民主製度為驕傲。但抗議者對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齣瞭質疑。真正的民主不僅僅是每隔兩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選舉的權利，民眾選舉必須要有意義，政客們必須要傾聽選民的意見。但越來越多的情況（尤其在美國）中政治體製似乎更傾嚮於“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體製不但沒有糾正市場的失敗反而強化瞭這些失敗。
　　政客們雖然在演說中指齣我們的價值觀和社會都齣瞭問題，但隨後他們還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場體製嚴重失敗過程中執掌金融機構的CEO和其他企業高管擔任政府要職。我們本不應該期望並不成功的體製的設計者能夠重建該體製使之奏效，尤其是對大多數公民奏效—果然這些設計者們失敗瞭。
　　政治失敗和經濟失敗是相關的，它們彼此相互強化。一種放大瞭富人意見的政治體製會提供充分的機會製定並執行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的設計不僅不能保護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剝削，而且會進一步以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實引齣瞭本書的核心論點之一：盡管也許有潛在的經濟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瞭市場，並且是以社會其他人利益為代價、以有利於社會上層群體的方式塑造瞭市場。任何一個經濟體製都必須有規則和規章，必須在一個法律框架中運行。有很多種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種框架對於增長、效率、穩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響。經濟精英們推齣瞭一種有利於他們自己卻無益於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這種框架下的經濟體製既無效率也不公平。我將解釋這種不平等是如何反映在我們作為一個國傢所做的每一個重要決策中—從我們的預算到我們的貨幣政策甚至到我們的司法體係。我也將錶明這些決策本身是如何加劇瞭這種不平等。
　　對金錢利益集團如此敏感的政治體製就難免受到影響。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造成瞭政治權力的日益失衡，於是政治與經濟之間形成瞭一種惡性關係。二者共同塑造著包括社會習俗和製度在內的社會力量，同時也被這些社會力量塑造著。社會習俗和製度強化瞭這種日益嚴重的不平等。
　　抗議者所要求的和他們所實現的
　　也許相比大多數政客而言，抗議者更能抓住問題的實質。一方麵，他們要的如此之少：一個能發揮自己技能的機會，一份能掙得體麵工資的工作權利，一個較為公平的、能對他們施以禮遇的經濟和社會。在歐洲和美國，抗議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進式的。另一方麵，他們要的也很多：一種注重人而非金錢的民主製度，一種能兌現諾言的市場經濟。這兩個要求是相關的：不受約束的市場無法良好運行，這點我們已經看到瞭。為瞭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行，就必須有適當的政府調控，而要有適當的政府調控，我們就必須有一種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層利益的民主製度。
　　抗議者被批判為盲目行事，但這種批判忽略瞭抗議運動的意義所在。這些抗議運動其實是對政治體製感到沮喪的錶達，甚至是對有選舉製國傢的選舉過程感到沮喪的錶達。它們給當政者敲響瞭警鍾。
　　抗議者在某些方麵取得瞭很大成績：智囊團、政府機構和媒體都證實瞭抗議者指控的閤理性—不僅市場體係齣瞭問題，高度難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齣瞭問題。“我們是那99%”這一口號已經滲透到民眾意識當中。沒有人能確定抗議運動會走嚮何方。但是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這些年輕抗議者已經改變瞭公共話語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識。
　　結語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抗議運動之後的幾個星期，我寫下瞭下麵這段文字（作為我發錶在《名利場》雜誌那篇文章的初稿）：
　　當我們凝視著大街上那高漲的民眾熱情時，我們不禁自問：這場運動何時會蔓延到美國？在很多重要方麵，我們自己的國傢已變得很像這些遙遠的、陷入睏境的地方瞭。尤其是那施加於幾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會頂層的極少數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體。
　　不齣幾個月的時間，這些抗議運動就蔓延到瞭美國。
　　本書試圖深度闡釋發生在美國的一個方麵—我們是如何變成瞭一個如此不公平的、機會越來越少的社會，這種不公平的後果可能是什麼。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們纔剛剛開始瞭解我們國傢偏離瞭初衷有多遠。不過仍然還有希望。還有其他備選框架能更好地服務於整體經濟，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務於廣大公民。這種備選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場與政府之間有一種更好的平衡，這種觀點得到現代經濟理論和曆史證據的同時支持，13對此我稍後將加以解釋。在這些備選框架中，政府承擔的一項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當市場過程的結果大相徑庭的時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時會說再分配的成本過高。他們聲稱抑製因素過多，窮人和中間層人士的所得遠不能彌補上層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經常爭論道，我們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須以經濟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為代價。正如我將顯示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我們的現有體製一直不斷地把財富從社會底層和中層轉移到上層，但這種體製效率太低，以至於上層的所得遠遠少於中層和底層的所失。實際上，我們為日益加劇和超大規模的不平等付齣瞭高昂代價：不僅是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甚至還有更多的不穩定。這還不包括我們付齣的其他代價：被削弱瞭的民主製度，降低瞭的公平和正義感，甚至還有我先前提到的對民族認同感的質疑。
　　幾句提醒的話
　　我經常寬泛地使用“那1%的群體”這一錶述方式來提及上層人士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有些情況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實是一個更小的群體—那1%群體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況下，比如在討論享受精英教育時，所指的群體就更大一些，也許是總人口的5%或10%。
　　讀者也許認為我對於銀行傢和公司CEO談論過多，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後果也談論過多，尤其是在美國的不平等問題由來已久的情況下。這不僅是因為銀行傢和公司CEO已經成為公共輿論的鞭撻對象，更重要的是，他們象徵著問題的所在。很大一部分來自上層的不平等是與金融界和公司CEO有關的。不僅如此，這些領導者還幫著塑造瞭我們對於什麼是好經濟政策的看法，除非並且直到我們瞭解瞭這些看法錯在哪裏，以及這些人是怎樣以其他人為代價謀取私利的，我們纔能夠重新製定政策，以確保重建一種更加平等、更為高效、更有活力的經濟。
　　任何一本像此書一樣的通俗讀物都少不瞭許多一概而論，這在滿是限定條件和注釋的學術著作看來是不夠恰當的。對此，我預先道歉，並建議讀者去參閱那些我在本書最後“注釋”部分所推薦的學術著作。同樣我也要強調，當我在斥責“銀行傢”時，我過分簡單化瞭。我所認識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贊同我的大部分觀點的。他們中有些人反抗濫用職權行為和掠奪性貸款；有些人想遏製銀行的過度冒險行為；有些人認為銀行應該關注核心業務。甚至有幾傢銀行就是那樣做的。但是很顯然，大多數重要的決策人物並沒有那樣做：不論是在危機開始前還是發生後，那些最大和最有影響的金融機構的行為方式的確應受到批判，而且必須要有人承擔責任。我所斥責的“銀行傢”正是那些決定參與欺詐和不道德行為的人，是那些創造齣促進這類行為的企業文化的人。
　　為本書提供思想的人
　　像這樣的一本書依賴於數百名研究者的理論學識和實踐知識。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資料匯集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對於給為何會發生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提供一種解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為什麼富人變得更富有？為什麼中産階級被掏空？為什麼窮人數量不斷增加？
　　盡管我在本書各個章節的注釋部分都提到瞭一些要感謝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彆提及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托馬斯匹剋提（Thomas Piketty）艱苦細緻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閤作者之一安東尼阿特金森勛爵（SirAnthonyB.Atkinson）40多年的工作的話，那我就顯得疏忽和怠慢瞭。由於我這本書的一個核心部分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的交織，所以我必須要延伸到狹義界定的經濟學領域之外。我在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Institute）的同事托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於1995年齣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較早地嚴格探究瞭這個令人睏惑的問題，即為什麼在基於“一人一票”的民主國傢裏，金錢顯得如此重要。
　　並不奇怪，政治與不平等之間的聯係已成為最近許多文章和著作的焦點。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延續瞭雅各布S。哈剋（JacobS.Hacker）和保羅皮爾遜（PaulPierson）二人閤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Politics。14他們二人都是政治學傢，我則是一名經濟學傢，但我們都在努力解決同樣的問題，即美國這麼嚴重並且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到底該如何解釋。我想問：我們該如何把所發生的這一切與標準的經濟理論協調起來？盡管我們是從兩個不同學科的視角來審視這一問題的，但我們得齣瞭同樣的答案，套用剋林頓總統的話就是：“都是因為政治，笨蛋！”（Itthepolitics，stupid！）金錢掌握瞭政治話語權，正如它掌握瞭市場話語權一樣。這種情況由來已久並且顯而易見，於是促成瞭一係列關於此話題的書籍的誕生，比如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寫的Republic，Lost。人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正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民主製度，正如兩本書所反映的：一本是拉裏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寫的Unequal Democracy，另一本是諾蘭麥卡蒂（Nolan Mc Carty）、基思普爾（KeithT.Poole）、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等人閤著的Polarized America。
　　但是在一個人人都有投票權（而且根據定義，多數選民並不在那1%的群體裏）的民主國傢裏，金錢到底為何並且如何這麼強大有力，一直是個未解之謎，我希望這本書對此能提供一點解答。最重要的是，我將試圖闡釋經濟與政治二者之間的關聯。盡管大傢已清楚地看到，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不利於我們的政治（正如前麵提到的那一係列書籍所證明），但我要解釋的是，這種不平等也非常不利於我們的經濟。
　　我自己想說的幾句話
　　通過寫這本書，我迴到瞭50年前吸引我進入經濟學研究的一個話題。我當年在阿默斯特學院最初學的是物理專業，我喜愛那些描述我們世界的精美數學理論。但是我的心卻在彆處，真正吸引我的是當時那些社會和經濟劇變、發生在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在當時第三世界進行的那些爭取發展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這種強烈願望部分根植於我在美國工業核心地帶—印第安納州加裏市的成長經曆。在那兒我親眼目睹瞭不平等、歧視、失業、經濟衰退。當我還隻有10歲時，我就納悶為什麼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藹可親的女人在這個看上去特彆富有的國傢卻隻有小學六年級的文化水平，我也納悶為什麼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卻來照看我。在當年那個時代，大多數美國人都把經濟學看成一門關於賺錢的學問，於是我在很多方麵看來都不太可能成為一名經濟學傢。我生長在一個積極參與政治的傢庭，大人們告訴我金錢不是最重要的，金錢從來都買不來幸福；最重要的是為他人服務和追求充實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囂的20世紀60年代，隨著我在阿默斯特學院不斷接觸新思想，我發現經濟學的研究範圍遠遠超過如何賺錢，它實際上是對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種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對數學理論的偏愛投入到這種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就是不平等、它隨著時間的演進以及它對宏觀經濟行為特彆是經濟增長的影響。我選用瞭當時被稱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標準假設，證明瞭根據這些假設，在個體中應該齣現一種朝嚮平等的聚閤。19很明顯，新古典的標準模型齣瞭問題，正如我在加裏市的成長曆程清楚地嚮我錶明，那種說經濟是有效率並且不存在失業或歧視的標準模型是有問題的。正是認識到這種標準模型無法準確描述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我開始尋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場不完善、特彆是信息不完善和“無理性”都發揮著重要作用。20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這些觀念深入發展並贏得經濟學界某些人士的認可，相反的觀點—市場運行良好，或者隻要政府不乾預的話，就會運行良好，充斥於大部分的公共話語中。如同我先前所寫的那幾本書，這本書也試圖糾正誤解、陳述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