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成為女人”的後哲學宣言下,本書關切的是漢語中的性彆觀念如何影響並建構瞭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曆史以及我們的政治樣態。一種值得期待的政治願景,實際取決於人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與實踐:如何探索自我與發展自我?如何在細小的生活剖麵涵養一種權利觀,並將權利轉化成一種人與人之間應有的恰當的態度?平等價值是如何在解放女人的同時製造瞭女人的倫理難題的?從命運共同體到政治共同體的轉化如何成為可能?這些僅僅屬於女人的問題,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自由意誌與道德理想的平衡性。我認為,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自由女人與自由國傢息息相關。

作者簡介

　　張念，生於20世紀70年代，女性主義批評傢，哲學博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女性主義理論、政治哲學與文化批評，在國內學術文化期刊發錶相關論文近百篇，曾在《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經濟觀察報》《廣州日報》等主流媒體開設文化批評類專欄，接受報紙、電視專題采訪多次，被媒體譽為“新銳女權主義批評傢”。已齣版學術專著《性彆政治與國傢——論中國婦女解放》，批評集《心理氣候》《持不同性見者》《不咬人的女權主義》等。

精彩書評

　　從新文化運動到今天，一百年即將流逝，而在政治生活領域，中國女性從未獲得真正的解放，它依然在期待某種觸及本質的現代性轉型，張念作為一個女性主義思想者，將成為這場思想/生活革命的先驅。
　　——硃大可（文化批評傢）
　　

　　在政治、性彆、日常生活與文化生産交錯的幽暗地帶，張念開拓齣自己獨具一格的批判言路。她的書寫兼具學者與作傢的優異品質，旁徵博引卻直指現實，知覺的敏感與理論的銳利同樣令人驚嘆。在當今中國的公共論述中，這部文集是激發思考的罕見文本。
　　——劉擎（政治哲學教授）
　　

　　張念以政治女性主義的利劍，無畏而嚴謹地剖析著男權社會與極權政治的權力同構，深刻地揭示瞭存在於性彆、欲望與專製統治之間的利益密碼，同時以其對自由、平等、解放等政治願景的殷切期待，為命運與政治共同體的偉大轉型予以艱辛的理論辯護與思想探索。
　　——李公明（評論傢、美術史教授）
　　

　　男人的理想國屬於柏拉圖，女人的理想國屬於張念。
　　——吳亮（文學批評傢）

精彩書摘

　　三位女人

　　1932年，照片上的曾誌身著一件深色毛綫衫，領邊和袖口處，淺色毛綫挑齣幾道細細的條紋，打底的是一件薄呢襯衣，不對稱的領口裁剪，顯示著主人不凡的著裝品位。濃黑的秀發，安靜地簇擁著她秀美的雙頰，她21歲，有著21世紀文藝女青年的神態，眼神飄忽憂鬱。這位氣質脫俗的女人，已經是一名共産黨員瞭，當時她正在廈門從事著危險的地下工作，不懼砍頭。6年前，15歲的曾誌是“農民運動講習所”唯一的女兵，接受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有天夜裏，齣身官宦之傢的男共産黨員夏明震（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之弟），以夜深城內戒嚴為由，在曾誌的床邊和衣而眠。講習所輿論嘩然，促成瞭曾誌並不情願的第一次婚姻。曾誌的母親是女兒堅定的支持者，這位齣生在前清、裹著小腳的湖南女人，齣麵退還瞭女兒7歲時接收的包辦婚姻聘禮，讓女兒放心去做她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

　　而在1936年，遙遠的北平，有位文藝女青年楊沫，剛剛懷上瞭教書先生張中行的孩子，她已經厭惡瞭圍著鍋颱轉的生活，正準備和張先生分手。她愛上瞭一位英俊儒雅的共産黨人馬建民，她想入黨，她認為革命代錶著中國的未來。於是她就懷著張中行的孩子，成瞭馬建民的妻子。

　　依然是這一年，華中大武漢，容貌齣眾、口纔卓越的中學生範元甄，正在救亡運動的講颱上演講，給共産黨人王明留下瞭深刻的印象。王明說，這個人應該讓她入黨，得到的迴答是，她已經是黨員瞭。當時，小知識分子範元甄還處在熱戀之中，她的愛人就是黨內的纔子加美男、當時的國立武漢大學學生李銳。

　　銘記這些個人生命的場景，是為瞭返迴革命的原點，就是說，沒有任何曆史類型學的裁判，可以抽象地將整整一代人的經驗全部涵蓋，從而抹去時代、欲望、品質、天賦、個性等因素在曆史中的結構性功能。整體的錯誤並不能推導齣個人的失敗。因為隻有在個人的維度上，真理纔會發生。

　　如果將一種革命的精神現象學，投射到這三位女性共産主義者身上，無論從哪個方麵看，她們都堪稱女性精英：秉持理想、渴望超越、敢於行動。之所以強調她們的性彆身份，是因為在以後的歲月裏，經曆瞭戰爭與各種政治運動之後，當她們忘記自己的性彆身份，被錘煉成一名忠貞戰士的時候，她們已經身為人母。成為母親的女人，還沒有等到曆史的裁度，首先迎來的是子女們以母愛匱乏之名，對她們進行的評判；或者來自自身的，以性彆名義進行的自我勘察——這在男性革命者那裏比較少見，革命後代迴憶父親，大多記錄其功績，較少追討父愛的缺失。對於女戰士來說，做母親顯得不那麼重要瞭，曾誌在其自傳《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前言中，堅定地寫道：“我始終將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更為重要，而把傢庭、子女、感情看得較輕、較淡。隻要為瞭黨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捨棄一切，包括生命。因為我不僅是一個女人，更是一名戰士。”一種聖鬥士般強硬的頭腦，支撐著生命的全部價值與意義，思想有多堅定，行動就有多執著。從“農民運動講習所”女兵，到鬍耀邦麾下協助其平反冤假錯案的中組部重要成員，半個多世紀，曾誌的一生涵蓋瞭中國革命的各個環節。盡管她在自傳中偶爾流露齣母職疏忽的遺憾，但“更多是一名戰士”，如此壯誌淩雲，被其女兒陶斯亮理解為比“母親”更多的“精神遺産”。可以看淡傢庭，但孩子卻無從、無能、無力看淡母愛，這是“身為女人”的倫理睏境。作為母親的楊沫和範元甄，就遭遇瞭成年子女的倒戈與審視。

　　範元甄的女兒李南央幾近控訴的文字《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曾在多年前的思想界掀起波瀾。私領域的事物再度曝光，比如傢庭生活，夫妻間的日常齟齬，革命者的情欲關係，婆媳關係等，所有的問題的紐結在範元甄這邊：她多疑、暴戾、冷血，在這些多邊的摺磨關係中，一個早熟的革命者怎麼成瞭倫理視綫中的瘋女人？但這並不影響她依然是一位“革命者”，除瞭背叛有關“女人”的普遍屬性，她從沒有背叛她自己——她痛罵定居海外的女兒是資本主義的走狗。在信仰的維度上，理性與瘋癲互為鏡像，母親會變成“聖徒—妖怪”。終極信仰與普世價值、垂直維度與水平維度、空間與時間的矛盾體，糾結在脆弱的母女關係中。嚮冷漠的曆史理性（必然性）討要母愛，這是李南央的誤判。韆差萬彆的個人已經打包成人民意誌，到瞭人民“蘇醒”成個人的時代，女革命者依然蜷縮在“政治信仰”的硬核之中，缺乏現實感以及時間性。或者說，一種革命的原質性的存在看上去就像貝類生物一樣醜陋。如果沒有貝殼的包裹，這無形無狀的存在，作為本質的形象，是人們不願直視也不敢直視的。

　　據阿倫特考證，“革命”一詞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某種宇宙運行規律。革命的深奧錶徵在黑格爾那裏，就是曆史哲學，也即辯證法。革命如果是某種曆史內核，是深不可測的“理性深淵”，那麼孕育曆史萬物的母體，其顯與隱的運作，就發生在有關真理的話語實踐之中。當個人被拽入極端的實踐，這個個人應該披盔戴甲，不是為瞭抵禦敵人，而是為瞭抵禦革命本身，比如曾誌常常告誡自己的：盡點妻子的義務。

　　當革命被指派為身份功能的時候，殉道者的功績纔具有時效性，這是政治的顯性運作。而當革命還原成某種思維模態，革命的隱性運作使得革命本身必然遭到懷疑。這並非意識形態之爭，女革命者沒有及時更換身份馬甲，就是說她們還沉浸在本質即現象的同一性之中，無需徵用原質的母體形象，女人就是某種特彆的母體。一個女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革命，她不用裝扮，她就是革命本身。因此，她們也顯得更加忠貞，或者更加頑固。

　　在作傢老鬼（馬建波）的眼裏，母親楊沫可愛又可恨。他懷著不可遏止的戀母情結——可能與其作傢氣質有關，盡可能地去理解母親的“反常”。迴憶母親的文本，實際上是作傢本人，攜裹著坎坷多艱的激情，刻寫自己的生命麯綫。他在時間的單行道上，總結著母親晚年的“善行”，抱怨著母愛的匱乏。但在情感深處以及空間層麵，母親不費一兵一卒，完全徵服瞭兒子。一個紅衛兵革命小將追憶老革命傢，不肖之子書寫革命母親，“革命”話語搭建起層疊結構，參差對照，《母親楊沫》是作者不自覺地完成瞭的有關革命的隱性書寫：他不關心成敗，他注重火焰本身。革命的煉金術在於鑄造不屈而高貴的靈魂。

　　這些智慧、美麗而勇敢的女人，被曆史看見的女人，被兒女書寫的母親，當她們老瞭，被後來的人們冠以“馬列主義老太太”之名。她們刻闆，嚴厲，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裏，這些性格形象意味著她們把全部的激情與愛，都獻給瞭一種主義，無對象，無客體，正如她們年輕的時候，愛一個男人和熱愛共産主義是對等的一樣。她們並不通曉政治，她們隻知道“愛”，無條件地愛。如果要審判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就意味著審判一個“女人”，如果女人是非政治的，那麼審判女人就具有政治價值。

　　革命與存在

　　在革命的譜係中，中國女性革命傢堪稱世界之最。她們參與革命的廣度與深度，對信念的忠貞，剋服險惡的勇氣和意誌力的強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屬罕見。革命與工作的同義反復，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大特點，因此，女性解放的訴求內在於參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導緻的泛政治化，意味著革命的超越性價值與生存勞作的水平價值高度統一。從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從形而下到形而上，從延續性到創造性，從革命婚姻、革命傢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現象幾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飾。革命既是中國20世紀的曆史本質，又是曆史現象。從邏輯上講，革命是一個否定判斷：否定父權，否定宗法，否定倫理，否定傳統，否定壓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當否定邏輯普遍化之後，革命管轄瞭存在的方方麵麵，因為革命經驗被體驗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個有著兩韆年農業文明的國度，幻想著海洋經驗，於是，一個“航行”的世紀就展開瞭。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倫布將舊大陸狠狠地甩在身後，他也不知道自己將去嚮何方；當新的地平綫齣現的時候，他甚至有些沮喪，以為自己又迴到瞭原地。革命和冒險相關，革命成瞭某種公共藝術，而非政治。革命作為希臘式的洞穴外的太陽，無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領袖理所當然就是紅太陽，這是“道成肉身”的中國革命，革命獲得瞭信仰的屬性。

　　唯物主義者的兩難，讓神聖與世俗並軌，這是革命的顯性運作——即政治——必須解決的問題。革命直抵存在，沒有中介及緩衝地帶，沒有經過爭辯、考量、深思熟慮的製度安排以及權力秩序的製定。因此，錶徵的匱乏導緻革命空降人間，革命直麵個體，直抵肉身，這本身就具有神學意味。壓迫是被召喚的結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們本不知曉壓迫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於反抗。而在傳統的基礎、原則及其運行生態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革命作為癥狀，是社會肌體的生理反應。中國革命啓動引擎是從文化——即習俗與生活方式——開始的。撬動習俗的第一支點，就是婦女問題。傢庭成瞭政治發生的第一現場，這就是“娜拉齣走”的女性解放命題。在革命賦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眾體驗為空間位移。“格物緻知”的認識論受到衝擊，不成體統的叛逆兒女嚮父權開炮瞭。處在父權製最底層的女兒們，鎖在深閨的女兒們，走瞭齣去，去做什麼？讀書和自由戀愛，或者說讀書是為瞭培養自由戀愛的能力。情欲自主作為個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對女人賦權的基礎。男人則不同，漫長曆史中，他們的情欲架構得到妻妾製度及娼妓製度的支持，盡管前者依然是在傢庭倫理的範疇之中。個人自由的傳統資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徵途就有多艱辛。最基本的天賦自由就是人身自由，這在中國女性解放徵途中尤為突齣。與人身自由從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國女性的解放是從“腳—腳步”開始的。辛亥革命攆走瞭皇帝，而辛亥革命之於女人，則意味著她們可以放鬆行走瞭，這就是孫中山曾一度倡導的“天足運動”。

　　文化—習俗方陣受到衝擊，政治學理論傢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實，他們更願意談論製度方案、權力原則以及客觀精神，但中國革命若從女性解放的維度考查，其存在主義意味不可否認。在肉身現場，人的處境、人際關係、傢庭、身份確認及再造、微觀權力的整飭等方麵，革命的漢語思想與某種生命哲學的命題聯係在瞭一起。

　　愛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時間停滯在20世紀30年代，這些讓所有年輕人蠢蠢欲動、血脈賁張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楊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瞭戲劇性的呈現。不管革命的性質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讓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為在生死對決之中，剋服死亡恐懼的一方，是為瞭爭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贖迴正義。走嚮解放之路的中國女人，必然麵臨這樣的考驗，這比西方女人爭取女權運動，具有更多的復雜性、殘酷性和特殊性。在曆史的非常時期——抗日戰爭與內戰，個人不足掛齒，個人解放與民族解放畫上瞭等號。政治問題是一個復數，牽涉到理想、政權、階級、社會性的貧睏以及始料不及的戰爭。在革命策略上，還涉及模仿蘇聯還是自主創新的問題。走齣深宅大院的女人，如果長於思考，關注私人生活之外的問題，必然就會廁身於政治活動空間（上海是個例外，有著數量驚人的職業女性，而不是職業女革命傢）。這些站齣來的女人，20世紀前半期的精英分子，還來不及應對性彆問題，就投身到一種以革命自居的政治力量中。就是說，個人自由與解放僅僅作為一個原初的助推力，性彆問題隻在世紀之初曇花一現。比如楊開慧，作為中國女權先鋒，在日記中就曾主張廢除婚姻製度，本著不婚原則，對毛澤東最初的追求態度漠然。反清俠女鞦瑾，還是一位不自覺的同性戀者。這些自由在個人維度上的行進速度，受到瞭大革命的席捲，將復雜艱深的有關自由的運作，托付給告彆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一攬子方案。新政權的閤法性就是來自革命，並不斷走嚮革命，無需論證，在信仰層麵獲得擔保。解放就這樣從個人齣發，以個體的泯滅而告終。

　　人性與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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