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新時代的舊讀者。葛兆光教授在學問上求新求變，不斷開闢新領域；讀書習慣卻多少顯得有些“保守”，還在遵循三十多年前所受的學術訓練，在日記本和電腦上做筆記和摘抄。在這些讀書筆記中，我們既能發現他一些學術觀點的萌芽，也會看到專業論文裏無法容納的思考成果。
　　2、優秀學者的同情心和理解力。真正的曆史學傢“既要有學理的訓練，又要有對人生萬花筒的體驗”。在葛兆光教授的眼中，每個學科的成果都能為思想史提供獨特的啓發，而今人的視角也可以拿來觀照曆史上被忽略的角落。
　　3、專業史傢如何讀“閑書”。麵對日趨專業化的學術研究、日趨浮躁的讀書心態，葛兆光教授讀“閑書”的啓發還在於，他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之所以讀書，是為瞭讓視野變得更開闊，而不是讓心智變得更狹隘。

內容簡介

　　作者在讀書時一直注重用紙筆做文摘、劄記和提要，並記錄心得。本書是他在1994年到2011年間泛覽“雜書”所作的筆記和摘鈔，可以從側麵反映齣他對思想史問題的持續關注，以及敏銳地從其他學術領域發現問題綫索的能力。作者自謙要藉此到專業之外透一口氣，實際上卻在不經意間打開瞭一扇窗，讓讀者得以窺見他的讀書生活。

作者簡介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曆史係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齣生於上海，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1992年起，任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2006年至2013年擔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颱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獲選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全球學人”。著有《中國思想史》兩捲本、《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等。

小引
【1994】陳榮捷《近代中國的宗教趨勢》/澤田瑞穗《地獄變》等四種/翁同龢《翁同龢日記》
【1995】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瀋曾植《瀋曾植詩集》/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周锡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鄭孝胥《鄭孝胥日記》/殷海光與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林傳甲《籌筆軒讀書日記》
【1996】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傢》
【1997】埃裏亞德《世界宗教史》/福山《曆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傅柯《規訓與懲罰》
【1998】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詹京斯《曆史的再思考》/華琛與羅友枝《中國死亡禮儀》/高延《中國宗教係統》/弗裏德曼《中國的宗族與社會：福建與廣東》/戴思博《女のタオイスム：中國女性道教史》/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孔飛力《盜魂者：1768年的中國妖術恐怖》/劉潞、崔永華編《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劄》/諾夫喬伊《存在的大鏈條》/林毓生《思想與人物》/鄂蘭《極權主義》/酒井直樹《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以賽亞·柏林《哲學與人生：以賽亞·伯林訪談錄》/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加爾布雷斯《權力的剖析》
【1999】
H. Stuart Hughes《意識與社會》/利奧塔《後現代的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S.肯德裏剋等編《解釋過去，瞭解現在曆史社會學》/渡邊浩《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係譜（1）》
【2000】哈維爾《哈維爾選集》
【2001】薩義德《東方學》/池田秀三《自然宗教の力》
【2002】陳毓賢《洪業傳》/寇剋《新疆地理寶藏記》/芭芭拉·塔剋曼《從史著論史學》/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梅奎爾《傅柯》/勞弗《伊朗與中國——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丹尼爾·布爾斯丁《隱藏的曆史》/周質平《鬍適叢論》/舒衡哲《中國啓濛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産》/鮑默《西方近代思想史》/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摺與展開》
【2003】曹伯言整理《鬍適日記全編》簡繁《劉海粟傳》/李漢林《百苗圖校釋》/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13冊《明·清》/Morris Rossabi 編China among Equals/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傢と東アジア世界》/許烺光《邊緣人—許烺光迴憶錄》/彼得·李伯賡《歐洲文化史》/剋利弗德·紀爾茲《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J.B.Harley、David Woodward編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二捲/伊佩霞《帝製中國的儒傢與傢禮》/蔔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賈誌揚《宋代中國進學的荊棘之門》/黃纔貴編《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汪榮祖《史學九章》/釋東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中研院史語所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太虛《東瀛采真錄》、《寰遊記》/赫維茨達拉《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雷濛·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
【2004】孫本文等編著《中國戰時學術》/佐伯富、羽田明、山田信夫、布目潮渢閤編《東洋史》
【2005】勒華拉杜裏《新曆史（曆史人類學入門）》/小島祐馬《中國思想史》、《古代中國研究》/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小森陽一《日本近代國語批判》/濛文通《古學甄微》/大久保良峻等編《日本佛教の研究法》/羅茲·墨菲《亞洲史》/費正清《中國新史》/許烺光《驅逐搗蛋者——魔法、科學與文化》
【2006】石田乾之助《東亞文化史叢考》/福井文雅《漢字文化圈の思想と宗教》/彼得·柏剋《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童書業《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池內敏《“唐人殺し”の世界——近世民眾の朝鮮認識》/桑原騭藏《桑原騭藏全集》/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鞦山謙藏《東亞交涉史論》/哈羅德·伊薩剋《族群》/彭明輝《曆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餘英時《重尋鬍適曆程》/本田實信《濛古時代史研究》/瑪利亞·露西亞·帕拉蕾絲—伯剋編《新史學：自白與對話》/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和田清《東亞史論藪》/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園田一龜《韃靼漂流記》/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中研院史語所編《“從醫療看中國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川添昭二《濛古襲來研究史論》
【2007】薑在彥譯注《申維翰〈海遊錄〉》/鬆浦章《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Hilde De Weerdt：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2008】宮崎市定《謎の七支刀》/韓明士《道與庶道》/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宮紀子《濛古帝國所齣之世界地圖》/蔔正民《為權力祈禱》/牟潤孫《注史齋叢稿》/宮崎市定《宮崎市定自跋集》/季鎮淮《司馬遷》/許理和《佛教徵服中國》
【2009】瀋剛伯等《湯因比與曆史》/溝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島毅《中國思想史》/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艾爾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保羅·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曆史》/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
【2010】連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傢：內藤湖南》/陳冠中《盛世》/陳學霖《宋史論集》/櫻井清彥、菊池誠一編《近世日越交流史——日本町、陶瓷器》/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眾思想》/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七捲（書信）/鬍頌平編《鬍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野間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
【2011】埃裏亞德《世界宗教理念史》/姚從吾《曆史方法論》/金毓黻《靜晤室日記》/李靜旻《一個中國，兩種威脅》/南博《日本人論》/李則芬《宋遼金元曆史論文集》/德裏剋《毛澤東思想における近代と反近代》/窪寺紘一《東洋學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趙鼎新《國傢、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鮑紹霖《文明的憧憬》/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曆史上的內外分際》/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
後記

精彩書摘

　　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重讀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影印本，1991）。這部書不僅文筆清晰，而且結構很完整。第一部分“以前關於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宛如一篇研究史或學術史概說；第二部分“此種作品的評論”，談及氏族譜牒記載血緣而忽略婚姻的缺陷，說明自己的方法，這是方法論的一節；第三部分“本篇的資料由來與作法”，是理論與文獻的說明；第四部分是“嘉興的望族”，則是本書的中心，占瞭五分之四以上篇幅；第五部分是“餘論”，其實是結論；最後附上“參看作品”。幾乎是一份極標準的學位論文，如果現在的碩士可以這樣寫論文，就很可以放心瞭。老輩人學問的規範、文字的清通和論理的明晰，真是有不可及處。
　　在我看來，潘書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世傢”意義的闡發，其“餘論”部分說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不確的，因為嘉興望族有長達二十一世者，平均則為七八代，每代二十六年。他指齣的曆史現象中有兩點十分值得深思，一是傳統中國中，血緣網絡往往是人纔産生的淵藪，二是望族興衰的原因之一在於遺傳和教育，而原因之二在於移徙、婚姻和壽夭等因素。
　　需要討論的是，文化品味的高下、學術修養的厚薄、道德精神的強弱，是否也需要這種遺傳加上教育，並且保證望族延續的社會秩序條件？近百年來社會動蕩、血緣解紐、階層流動、人口遷徙，加上政治意識形態對於上流社會的摧毀和打壓，快餐文化和流行時尚占據主流，已經使望族如初盛唐之貴族一樣逐漸消失，需要幾代的修養和文化亦不能積纍。潘氏在全書之末提到，江浙大族之多，“實際上還是因為這一帶在曆史期內太平的日子比較多些，而並不因為大族中的人物有過甚麼特彆的自覺的努力”（136—137頁），他似乎還是小心翼翼地避開瞭門第和階級決定論。
　　（1995年5月9日）
　　鄭孝胥《鄭孝胥日記》
　　晨起，讀《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前二冊所記晚清事，深有感觸。
　　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說到前清的人事，仿佛已經遙遠得很，有時候想起來，不由得會把它當瞭“古代”。可是讀這本日記，卻又頗為恍惚，好些事情和場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就說他在光緒十七年（1891）齣使日本（他先任築地副領事，後二年充神阪領事）到二十年（1894）歸國這一段時間裏寫的東瀛日記罷，提到的好些地方、事情和話語，就和今天沒有什麼兩樣，讓我想起去年日本舊遊之地，如東京的後樂園：“園極林壑之勝，有小屋祀夷、齊，明王孫硃舜水於鼎革時避地日本所創也”（1891年7月10日，第一冊，216頁）。如鐮倉的神社和大佛 “（八幡宮）有三石並列，大如栲栳，雲時治則突齣土，亂則沒入地也，復有一石，高二尺許，繞以欄楯”，“（大佛）高五丈，建長四年上總國大野五郎右衛門鑄造之”（1891年10月29日，第一冊，243頁）。又如京都的四條，“四條橋浪花樓……樓對圓山，前臨河，河水湍急，多碎石，洶湧有聲。地頗喧鬧，車輪屐齒如沸”（1894年2月12日，第一冊，396頁），仿佛都和我看到的相同，特彆是裏麵不斷提到的高島屋、三菱公司、“帝國夥蝶兒”（帝國Hotel），直讓人恍惚中覺得曆史好像並沒有走過百年似的。
　　不過，有的世風人情在這百年還是變化很快，那時中國文人的齣洋生活，現在是全然不見瞭，日本人的舊時風俗，如今也沒瞭蹤影。鄭氏在日本似乎主要是在讀書，讀的還是《說文》和《通鑒》，也讀宋人筆記，偶爾學兩句英文，讀一讀《明治時勢史》、《明治開化史》（見1891年6月20日），還對日本的新政大為不屑，像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因為日本之亂而幸災樂禍，說“天敗之以為學西法者戒”（261頁），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因瞭《日本新聞》諷刺伊藤“變法以來，外觀雖美而國事益壞……蓋伊藤始終學西法也”（第一冊，311頁）。所以盡管身處變法的日本，仍然長袍馬褂，過著如同國內士大夫的生活，狎妓聽戲，吃茶飲酒，似乎樂不可支。一天到瞭浴室，見到“裸體赤立者右男而左女，俯仰自如”，倒也覺得怡然（第一冊，211頁），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國文人士大夫的風習？他批評日本人森大來肆意貶低中國的詩歌，則說到日本明治學西法以來雖然富強，但“漢學益衰”，所以搞得風俗日下，敦厚之本已亡（第一冊，334頁）。要到瞭甲午一戰之後，他纔在日記中有震驚和憤怒，“聞之（和議）心膽欲腐，舉朝皆亡國之臣，天下事豈復可問，慘哉”（1895年4月18日，第一冊，482頁）。次日日記中還抄錄瞭唐景崧自颱北來電，說“（颱灣）一旦授人，百萬生靈如何處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內亦將解體……鑄此大錯，曷勝痛哭”（第一冊，483頁）。看來，不變的是山川，常變的是人情，更容易變的是時勢，難怪古人說“秦時明月漢時關”。
　　（1995年5月24日）
　　赫維茨達拉《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
　　《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佚名譯，颱北：傾嚮齣版社，2003）的是卡雷爾·赫維茨達拉（Karel Huizdala）對哈維爾（Vaclav Havel）若乾次訪問記錄，並不是一份嚴格的自傳，隻是多處涉及瞭哈維爾的生平而已。在迴答關於政治觀點的問題時，哈維爾說：“我摒棄‘社會主義’這個詞，完全是因為我一直反對過分固定的詞匯，從語義上講也就是失去意義的詞匯。我反對空洞的意識形態術語和咒語，它把思想僵化在一種觀念不變的封閉結構裏，而且越封閉就離實際生活越遠。”（16頁）他覺得現在世界的危機在於非人力量越來越大，造成一種心境即失落感：“對形上學的掌握的失落，對先驗論經驗的失落，對一切超人的道德權威的失落，對一切更高的境界的失落。這雖然很奇怪卻又非常符閤邏輯：一旦人類開始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高意義的源泉及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時，這個世界便失去其人情味，人類也就開始失去對世界的控製。”（18頁）而在關於社會經濟體製的討論中，他又說，他希望的體製多元化，應該是“以分散的、結構不同的和最好是以規模比較小的公司為基礎，這些公司應該考慮各地的特點和不同的傳統，應該透過保持公司體製內的多元化和決策來抗衡單一化的壓力”（23頁）。在談到他作為異議者的生活時，他曾經相當懇切地指齣，“不要和中央進行臃長的一般性的思想爭論，那樣會使許多具體的事成為中央的犧牲品，‘隻’需要為那些具體的事而鬥爭，並為之做好不屈不撓鬥爭到底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不要躲在密室裏進行鬥爭，而要把鬥爭公開化”（93頁）。在談到知識分子時，他說：“我也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不斷使人不安，應該作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製、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它的謊言的見證人。因此，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從於勝利者們所寫的曆史。一個知識分子不應該屬於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裏都應該做為一個刺激物，他不應該有固定的位置。”（177頁）給我的感覺，哈維爾雖然在反對專製集權上是相當令人尊敬的鬥士，但仍然是文學傢從政，他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猶豫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多元與一元之間、批判性與保守性之間，拒絕使用標簽，但是又無所歸屬。
　　（2003年11月3日）
　　陳冠中《盛世》
　　陳冠中的《盛世》（香港：牛津大學齣版社，2009）很暢銷，香港這邊評論很多，包括哈佛的王德威教授也寫瞭很長的評論。陳以“盛世主義”對中國現狀作如下概括：（一）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二）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三）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四）國傢調控的市場經濟，（五）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六）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七）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八）單民族主權的多族群共和，（九）後西方後普世的主體思想，（十）中華文明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這個概括相當有趣而且準確。
　　《盛世》中處處穿插、虛虛實實的當代中國，使得景象仿佛鏡像，像《讀書》、《南方周末》、萬聖書園、傢庭教會，以及不時齣現的反右、“文革”、“八九六四”，使它不太像小說更像是政論。裏麵反復齣現的“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與中國人盛世正式開始之間的二十八天”，其實是關鍵詞。他說，“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論述中，甚少提到一九八九年，好像隻要不提，它就不存在，為免惹事，民間的論述往往也避而不談整個八九年，連追憶八十年代的話題，也是到八八年就嘎然而止。所以有人說笑，說在中國，一九八八年過後，就到一九九○年瞭”，下麵接著說“一年不見瞭，失蹤瞭”，這一年的失蹤，和二十八天的失蹤，其實是一迴事兒（208頁）。
　　追尋失蹤的時間，是為瞭“打撈”記憶，而處在“盛世”的官方和民間，卻不約而同地選擇瞭“忘記”曆史，當人們忘記瞭這個本應是刻骨銘心的“二十八天”或“一年”的時候，人們很願意接受“新盛世主義”的十條。陳冠中選擇瞭“願意遺忘”的各種人，包括“六四”以後進入政治界的何東生、與“八九”並無直接關係的韋國，特彆是在盛世看似得到現實利益的種種人，偏偏隻有要嗑藥的和精神偏執的方草地、張逗和小希，這是屈原式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抑或是佛教所謂的“狂泉”故事中的國王？
　　當曆史被遺忘，連續性便不再存在，於是閤理性不需要“前塵往事”的證明，人們如何理解這個國傢當下的政治？當記憶被刪減，罪惡總是不被懲罰，閤法性也不再被“連帶責任”所牽纍，政權如何會有反省和內疚的可能？中國始終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權力永遠有“治外”的“豁免權”，一切進退左右、閤縱連橫，都由政治決定，盡管在某種國際背景下它可以超越全球波瀾，可以免於金融海嘯、逃脫國際輿論，但一旦有國傢政治的優先需要，什麼憲政、製度、法律、民意，就全無分量，如此，民眾如何能夠有民主、自由和尊嚴？
　　我曾經寫過思想史上“盛世的平庸”，也寫過思想史上的“減法”，似乎都可以與此映證。
　　（2010年2月3日，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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