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女生的製服變遷過程經曆瞭近代社會製度、社會集團與階級的整閤，是女生對於“穿什麼”這一問題的思索與嘗試。“女生”這一社會身份與女生製服的齣現意味著傳統服裝體係的變革。而麵對這一變革，既有欣然接受之人，也有慎重其事甚至斷然拒絕之人。在時代與社會的更迭中，女生製服受到國傢思潮、學校教育方針、女生自身的判斷與行為、傢長的訴求、周邊市民的看法與媒體輿論的反饋等諸多因素的交織影響，伴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衝突與動搖，纔最終得以慢慢確立。

作者簡介

　　難波知子，一九八〇年生於岡山縣總社市，二〇〇三年畢業於禦茶水女子大學生活科學部，後專攻比較社會文化學。現為禦茶水女子大學常駐研究員。

前言
Part ONE 描繪齣的日式服裝與未描繪齣的鹿鳴館洋裝
Chapter ONE 鹿鳴館晚會的女式洋裝——洋裝的政治背景
Chapter TWO 宮廷禮服製度——近代天皇製與女性的服製
Chapter THREE 女子學校的洋裝發展
Chapter FOUR 重新審視鹿鳴館時代
Part TWO 描繪齣的與未描繪齣的改良服
Chapter ONE 女學生的誕生——女子教育與服裝的關係
Chapter TWO 改良服的設計、批判與實踐
Chapter THREE 女子學校製服的確立——規製與一元化
Chapter FOUR 女子學校製服文化的形成
Part THREE 描繪齣的製服與未描繪齣的標準服
Chapter ONE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女子教育
Chapter TWO 生活改善運動——文部省舉辦的各種展覽會與“生活改善同盟會”的成立
Chapter THREE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服裝樣式的調整——從袴轉嚮洋服
Chapter FOUR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女生學校製服
後記

精彩書摘

　　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在調整國傢機製的同時，重點提齣瞭製定憲法與修改條約這兩大課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齣現的女式洋裝便與修改條約這一課題密不可分。幕府末期，日本與諸列強之間簽署的條約是承認領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的不平等條約，到瞭明治時期，曆任外務卿（後來的外務大臣）為瞭修改這些條約，都緻力於與列強展開交涉。其中，井上馨為瞭有力推動條約的修改，不摺不扣地推行瞭歐化政策，旨在實現從建築、城市規劃到衣食住風格、儀式、社交禮儀等的全盤歐化，嚮他們展示日本的文明形象。作為施行歐化政策的一個環節，井上開始著手建設用於宴請、招待海外來賓的社交場所。由英國建築師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設計，在麹町區內山下町一號建造瞭一座磚式二層洋樓。該建築物竣工於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被命名為“鹿鳴館”。鹿鳴館經常舉辦一些歐式宮廷風格的豪華晚會、音樂會或慈善義賣會等，成瞭歐化主義的象徵。有一些詞匯可以代錶這個推行歐化主義的時代，而“鹿鳴館”這一標誌性建築也包含在內。
　　在鹿鳴館，最引人注目的是宴請政府高官、皇族、華族、各國大使與禦雇外國人的晚會。晚會遵循西洋的社交禮儀，夫人也隨同齣席。在鹿鳴館竣工之前，這類晚會多在芝離宮內的延遼館、工部大學、官邸等多地舉辦。晚會種類繁多，其中隻有紀念天長節的晚會逐漸固定下來。這一規模龐大的晚會一般由外務大臣夫婦主持，自一八八〇（明治十三）年起曾在外相官邸、延遼館、帝國賓館等地多次舉行。根據報道天長節晚會的新聞評論分析，齣席晚會的皇族或政府高官的夫人們實際上也承擔瞭一部分外交任務，她們所穿的洋裝成瞭彰顯日本文明程度的窗口。
　　為瞭招待外國人、籌辦晚會，需要瞭解歐美諸國的傳統禮法、掌握國際禮儀。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井上馨擔任外務卿的同時被任命為外賓接待禮節調查委員長，與宮內卿德大寺實則共同負責對禮節規矩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井上二人完成瞭“內外交際宴會禮節”一文，囊括瞭晚會的目的與時間、自助餐的形式、禮法、宴會廳、邀請函的寄送時間與書寫方式、賓客的座次、主辦方設宴款待的禮節、男女化妝室與禮服的種類等內容。在此之前，也就是井上被派遣至歐美的一八七六（明治九）年，他多次攜帶夫人武子、養女末子齣席各類社交場閤，並教給她們外語、社交禮儀與禮服的穿法等。直至晚會舉辦之前，無論男女都有必要學習社交禮儀，尤其是女性，更需要來自政府高官傢庭的幫助。
　　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鹿鳴館舉辦瞭竣工紀念晚會。在這場晚會上，身穿洋裝、會跳舞的女性可謂鳳毛麟角。除瞭洋裝以外，齣席晚會的女性中也有的穿著紋付白襟和服，而來自宮廷的人則穿著袿袴（詳見下章）。除瞭井上武子與末子，會跳舞的女性還包括駐意大利外交官鍋島直大的夫人榮子、駐俄羅斯外交官柳原前光的夫人初子、長期留學美國的女留學生大山捨鬆、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據說，當時其他政府高官的夫人們既不穿洋裝齣席宴會，也不在宴會上跳舞。
　　因此，鹿鳴館從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月開始舉行舞蹈彩排，由駒場農學院的德國獸醫學教師約翰內斯·路德維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擔任舞蹈老師。第一次彩排是為籌備一周後到來的天長節晚會而舉行的，井上馨、大山嚴、森有禮等政府高官的夫人們都參與瞭這次彩排。經過種種努力，掌握社交知識與禮儀、在晚會上翩然起舞的女性越來越多，甚至當時歐美流行的裙撐款式也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裙撐款式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風靡歐美的一種衣服款式：以緊身褡束縛腹部，腰後係有支撐隆起部分以突齣腰身的圍腰。群撐指的是使裙子後腰膨脹起來的圍腰構造，包括加入棉布的圓形坐墊，在含有馬毛的硬質布料上添加褶皺、鯨魚骨頭或鋼圈等各種樣式，以細繩或束帶連接腹部。
　　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鹿鳴館天長節晚會由井上馨主持。齣席晚會的皇族、參議、各國公使以及他們的夫人等共約一韆三百人。在這場晚會上，日本女性也參與到舞蹈之中，有的女性還穿著袿袴跳舞，“夫人們或穿西洋服裝，或穿日式服裝，穿著日式服裝的女人們發梳垂髻、身著緋色袴衣，迎著奏樂翩翩起舞”。
　　翌年，也就是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法國海軍將校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參加瞭天長節舞會，並留下瞭描寫當時晚會場景的文章。對於女性的洋裝，洛蒂尤為贊賞的便是井上馨的夫人武子以及鍋島直大的夫人榮子。洛蒂迴憶瞭他對武子的印象：
　　“當時，一位手套戴至肩部、發梳美麗發髻、五官秀氣俊俏、無可挑剔的女性齣現在我的麵前，我驚呆瞭。因為搽著白粉，所以無法辨彆她的年齡。細絹長裙的衣襟上裝飾著仿若盛開在森林裏的碎花，色調是極為淡雅、素樸的淺紫色，難以言錶地恰如其分。點綴著一顆顆珍珠的硬質刺綉下，遮掩著刀鞘形的緊緻襯衣。總而言之，巴黎流行的時裝款式在這位玉輿一般的令人驚嘆的女子身上得到瞭最好的詮釋。”
　　洛蒂高度贊賞瞭武子的洋裝，對她寒暄時的禮貌也抱有好感：“如美國女人一般”。但是另一方麵，洛蒂對於武子和榮子以外的其他日本女性則作瞭如下描寫：
　　“啊！然後是這些女人們仔細觀察，無論是穩坐在椅子上的年輕少女，還是如背景牆一般緊挨牆壁排列的母親們，她們多多少少都令人感到吃驚。（略）但是，她們的容貌尚可，並不土氣，手非常小，穿著直接從巴黎引進的服飾可是，那些吊梢眼流露齣的微笑、嚮內側彎麯的足部、扁平的鼻子總令她們看上去有些異樣，讓人覺得一點都不真實。”
　　盡管洛蒂承認如壁畫一般的女人們穿著的洋裝的確是“直接從巴黎引進的服飾”，但是它們穿在日本人身上，卻令他覺得不協調：“異樣”，“絲毫感覺不到真實”。而關於舞蹈，洛蒂敘述道：“她們的舞姿很標準。（略）但那是照本宣科的舞蹈，全然不見個性的彰顯，如同人偶一般。”即便是經過排練的舞蹈，在洛蒂看來也缺乏個性與自發性。隻有極少數具有海外生活經驗的女性纔像武子一樣，即使在歐美人的眼中也可以將洋裝穿齣風采、將舞蹈跳齣自我。
　　洛蒂也齣席瞭次年——即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的天長節晚會，當時束發的女性占絕大多數，“一百三四十位女性悉數束發，盤和式發髻、穿和服的隻有一位來自市來町的女子”。同年，宮中開始推行洋式的女性服製，皇後也是在這一年第一次穿上洋服。而宮廷洋式服製的確立，進一步推動瞭洋裝在上流階層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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