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 年的夏天，當日軍進攻武漢的時候，我工作的《抗戰日報》因故停刊。我那時有意從軍，所從的軍乃是國民黨辦的成都中央軍校，校長由蔣介石委員長兼。驟看起來，這很奇怪，因為《抗戰日報》的主筆為田漢，在我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樓房的編輯室內以筆墨勞動的則為廖沫沙，在我為沫沙兄。雖然我在這時候還沒有知道他已多年為共産黨員，但是在談吐中知道他們思想前進，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則又有田伯伯的長子。海男弟當日尚未成年，畢業之後，我們同在駐印軍工作，抗戰一停止，他就自動入人民解放軍。我聽說他對人民解放軍的裝甲兵和炮兵的訓練，做有實質上的貢獻，又曾在朝鮮戰事期間，去過前綫，此是後話。

　　且說我們到武漢軍校復試時，看到《大公報》的記者範長江。希天兄也是我們在長沙見過麵的，那時仍是無黨無派，和他一同辦“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陳儂非則確實為共産黨員。我知道他於抗戰前的20 世紀30 年代被國民黨人員抓住，受過苦刑，當日仍感筋骨隱痛，獲得我們的同情。

　　長江一見到我們，就想勸我們放棄從軍的念頭，要我和他一起辦“青記”。自己說還不算，又請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勸。我當日剛滿二十歲，擂吹唱著大丈夫投筆從戎的雄心壯誌，不為所動。長江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從軍，也應當到延安進抗大，不應當到成都進軍校。我們就說，延安所教的為遊擊戰，我們想學的乃是正規戰。我那時確是少年氣盛，我認為中國軍隊在長江防綫守不住，乃是將領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將士，統統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嶽傢軍難”，何至一退就幾百裏，一潰就幾十個師跑得落花流水？有一個晚上我們又談到這延安和成都分歧點的問題，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說希天兄對，獨有潘先生偏對我們同情。他說我們既有這誌嚮，應當去成都。希天兄乃邊笑著說：“你們既有《新華日報》的社論為你們做後盾，那我不能再勸瞭。”因為在武漢時代，潘先生常為《新華日報》社論的執筆者。這些往事，已快有半個世紀，今日追懷，當然有不勝滄海桑田的感慨。可是這篇文章執筆的動機，又不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誇說自傢有先見，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僥幸，也不是因襲濫調，假惺惺地負荊請罪，做言不由衷的懺悔，乃是敘述在大陸時代的大動亂中，很少人能對前途做徹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時就勢，也常常是遇與願違。隻有最後局勢穩定中，纔能將前後的來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嘆賞曆史的發展，有它的規律。與之相較，個人不僅力量微薄，其所觀察，也難能衡量全盤局勢。

　　現在先說1938 年，此時還是國共閤作的黃金時代，在武漢的各種集會中，通常有兩黨的人士和其他無黨無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們年輕人，更沒有為政治問題留難，隻希望抗戰勝利，中國不至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為國民黨有“清黨”的曆史，抗戰期間，兩黨已生嫌隙，內戰一開，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總以為我們這一代對黨派問題，早有成見，去此捨彼，也齣於早期誌嚮，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們一傢與周恩來總理有舊，對於傳統所謂“世交”。這種情形，不是沒有，但不是全般現象。與之相反的則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親，即沫沙的故嶽父熊瑾玎先生，為武漢時代《新華日報》的總經理，是早期的共産黨員。他的兒子熊笑三則為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在昆侖關擊敗日軍時任團長，抗戰結束次年鼕即榮任國軍的第二百師師長。二百師是當年全國數一數二的“機械化部隊”，熊笑三將軍為國民黨高級乾部親信可知。至於在兩黨中來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們軍校畢業後，分發到國軍十四師當排長。按戰鬥序列十四師屬五十四軍，其前軍長陳烈，即曾為共産黨員。我們的團長梁鐵豹，也曾為共産黨員。而在駐印軍任國民黨黨代錶的盛嶽，則不僅曾為共産黨員，也是早期留俄學生，因為反對蘇聯侵華政策，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蘇聯專傢，以後更齣席聯閤國會議，指摘蘇聯。用不著說的，由國民黨去共産黨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範長江因他的政治活動，牽涉過多，為《大公報》所不容，被鬍政之開革，以後辦《國新社》，入共産黨，在蘇北解放區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後，曾在新華社《解放日報》《人民日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做過負責人，聽說於“文革”期間在河南確山身故。田漢田伯伯壽昌曾寫《關漢卿》的劇本，把他滿腔熱忱及藝術情調熔閤一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期。隻是好景不長，聽說他身故的情形也極淒慘。隻有他所作《義勇軍進行麯》成為今日人民共和國國歌，使我們知道他的人，一聞聶耳的樂麯，如見壽昌其人，可謂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餘生，三年前又為我著書《萬曆十五年》作題簽。我為他欣幸，個人也非常銘感。隻有陳儂非兄，則很少為人道及，又始終為“無名英雄”。

　　中國人寫曆史的傳統，以“褒貶”為前提，通常將敘述人物質量，分為至善與極惡。這種曆史觀，隻能錶現作者個人在世間的經驗（概括來說，以一百年為最高限度），而不能錶彰超過生命長度的曆史經驗；也隻能代錶農業社會形態簡單的經驗，而不能錶彰工業社會組織關係復雜的經驗。這辦法正是我們今日應該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轉來說，長期曆史的經驗，乃是短時間生活各種事務堆積的成果，否則寫來，隻能成為抽象的觀念，而不足成為曆史。如果我這篇文章就此擱筆，也必陷入於“褒貶”的陳套。現在我既已提議，創造新的曆史觀，沒有旁的辦法，隻好將自己尋覓曆史的途徑公開。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誇，

　　不得已也，不如此則這篇文章無法寫也。

　　讀者必須看到，我進軍校時，是一個無經驗的年輕人。但是從小又讀過太史公司馬遷的著作，滿頭滿腦的好奇心衝動。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讀過他們的劇本及報道，內中多“傳奇主義”的色彩，所以我個人主義的成分濃厚。國民黨的好處，則是他們注重外錶形式，紀律在行為上錶彰，沒有整個思想管製的體係。所謂曆史觀，也是傳統曆史，這些方麵，給我有自尋門徑的機會。而我真正第一次體會中國社會的實貌，為1941 年。軍校訓練兩年後，嚮駐滇南第十四師報到。時抗戰已入後期，由於歐戰急轉直下，日軍占領越南，有威脅昆明模樣。十四師原為國軍教導第三師，為陳誠將軍部下嫡係。由粵北行軍經廣西全境抵雲南馬關縣，當日亦認為國防前綫。我做瞭好幾個月步兵排長之後，纔知道軍事失敗的真原因。十四師編製有萬餘人，駐滇南時隻有四韆人，而友軍鄰師有的隻有兩韆人。因為幾百裏行軍，途中無補給站，無休養所，亦無醫院及治病室，全部裝備給養大部分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攜，即徵用民間騾馬，亦因此地為煙瘴區，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後不繼。一遇雨季，道塗泥濘，狼狽已極，而淫雨與瘧疾相繼並至，士兵營養不良，一病倒拖死，有的即逃亡，即補充兵員，情形亦相似。

　　我雖為排長，又似代理連長。因全連官兵隻四十人，無連長，亦無其他排長，有特務長一人（掌書算給養），後來也由師部調往他任，所以我們駐屯民房一間內，全由我年少書生做主。這四十名士兵內有三四個上士下士，為抗戰前募兵時代的“遺老”。他們體格粗粗可以過得去，也能射擊及投手榴彈，看不起我軍官學校齣身的學生，沒有戰鬥經驗。（後來在緬甸前綫，我雖為參謀常齣入第一綫排連，曾負傷，與此有關。）有時早操稱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誘的方式，纔能保全我做排長的麵子。其他士兵大部分為抗戰期間徵兵所得。一般為癃痹殘疾，不識左右。因為國民政府無實際機構，到達各鄉村。徵兵全靠上麵嚮下加壓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徵的“壯丁”，如非頂賣作數，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機分子，即是不知申辯、不知抗拒被抓來的白癡。教亦無益，勸亦無益，罵亦無益，打亦無益。射擊不中標的，我自己軍官學校所學尖兵、斥堠、側衛、警戒、佯動等全部無法使用，後來我纔知道，國軍很多部隊，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師至此已拖壞瞭，以後作戰，全靠一連五個十個突擊射手做中堅，其他士兵隻能濫竽充數，在陣地前錶現人多，衝鋒時一擁上前，退卻時無法掌握，潰敗為當然之事。滇南叢山交通睏難，即有給養補充也無法輸送。我們下級軍官和士兵一樣，滿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們駐地附近的土匪，齣資購買我們逃兵的槍械，步騎槍每支七韆元。我少尉月薪纔四十二元，士兵月餉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連長，夜間將槍械鎖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攜械逃亡。

　　我於1942 年初離開十四師，從此即未再做帶兵官，以後在國軍又近十年，總是當參謀。有一次和《新華日報》采訪主任陸詒相遇，曾以“黃禾”筆名替重慶《新華日報》寫過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慶《大公報》寫過十幾次文章，都錶明我為國軍下級軍官的身份。（1950 年我在東京駐日代錶團退伍，官僅少校，敘上尉。）

　　內戰期間國民黨常被攻擊是貪汙腐化，上級驕奢淫逸，下級與土匪乞丐無異。我們做下級軍官的常覺得這種批評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則是有些人在抗戰期間置身事外，好像國軍全部與他們無關，也作同一批評，難道以上這些情況，是我們的誌願和希望？或是隻有我們這些自動從軍的人單獨應有的命運？可是事情如此，又無法分辯。所以今天我們還有在颱灣的同學，或者已經退伍，或者已為高級乾部，官至上將中將，還是為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幾十年，一意要洗刷這汙名的決心。

　　我於1946 年來美進陸軍參謀大學一年。1952 年再度來美後，囊空如洗，在餐館洗碗碟，做侍者，酒吧間做雞尾酒，做園丁，在堆棧裏當小工，銀行裏整理檔案，建築公司畫藍圖糊口。讀書從大學三年級讀起，於1964 年得曆史博士止，前後凡十二年。雖然涉獵歐美、日本、帝俄、蘇聯、印度曆史，但是大部分精神仍是注重中國的問題。我自己教書之外，也在各處演講過和參加集體研究工作，和不少歐美的漢學傢曾見過麵。對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極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國傳教，葬於通州。自己在中國青年會擔任乾事多年，第一次歐戰期間，率領華工赴法，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多年，今年九十歲，最近尚與他夫人打網球。我在他《明代名人傳》做過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國曆史的偉大，不要因短時間的偃蹇，忽略瞭幾韆年的優點。還有對我曆史觀有極大的影響的則為劍橋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歐美漢學的奇葩。他也主張不作人雲亦雲，即陰陽五行等一套，不要先認為它做錯瞭。一定要將它查看底細，方能斷定是假是真。他現年八十四歲，我也和他聯名發錶過文章，親臨馨咳，得益至多。

　　我在他們影響之下，再摻和瞭自己讀書旅行的經驗，覺得中國傳統曆史，如不針對20 世紀末期解釋，隻是故紙陳篇、亂章濫調。反過來說，今日目前的事跡，也需要將它們的曆史基點移後幾百年，纔能解釋得清楚。因為中國的革命，是由於舊時代的政治社會製度，閉關自守的國傢，在非競爭性的條件下，依靠文化的特點而存在，已有兩韆年的曆史，一與歐美做實質上的接觸，造成瞭一個天翻地覆的局麵。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強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成立人民共和國到現在的“四個現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這些接二連三的事跡已超過一世紀，其曆史基點，也不可能在一時一事站得住腳跟，而需要將全部組織結構，和盤托齣，我們纔可以窺見它的真相。也不能以一種抽象的名詞，含糊囫圇帶過，如指舊社會為“封建主義”瞭事；而需要將這舊社會的特徵，盡量縷列。我寫的《萬曆十五年》即從此方針齣發。亦即是研究現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點，如果我們能把當日朝廷做事形態、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製、軍備、稅收、思想各種端倪前後印證時，則可視為信史。則雖敘述，可代論文。此書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文本，日譯本亦將於年內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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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編者說明

　　林載爵

　　1985 年，黃仁宇在颱北版的《萬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提齣“大曆史”的觀念，他說《萬曆十五年》雖然隻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跡，但卻屬於“大曆史”（macro-history）的範疇。“大曆史”與“小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計較人物短時片麵的賢愚得失，也不是隻抓住一言一事，藉題發揮，而是要勾畫當日社會整體麵貌。在提齣這個觀念的同時，他從1984 年開始撰寫《中國大曆史》（China： Macro History ），對中國的曆史與文明進行係統的分析與解釋。該書1987 年定稿，1988 年由美國Sharpe 齣版公司齣版。他親自改寫的中文版則於1993 年由聯經齣版公司齣版。

　　《中國大曆史》仍然保持著黃仁宇一貫的“大曆史”觀點：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曆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曆史的特殊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製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分閤。這些觀點在這本書撰寫期間及其後的文章與專著中，他反復申論，讀者自然印象深刻，但引起的反對意見也自然産生。

　　針對這些批評，黃仁宇也陸續提齣他的迴應，這本文集的第一個部分便是這些迴應的總集，而以“大曆史不會萎縮”作為書名，正是要彰顯黃仁宇對“大曆史”的信念，不因外界的評論而有絲毫動搖。他要藉著他的論證重新修訂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個人觀感及人物傳記，這並不是所謂舊瓶裝新酒，而是大規模打開門麵，有如自隋唐的體係重新估計魏武，固然以舊迎新，也以新問舊，凡事都在再度審訂之列。他明確地說：“迄今我沒有失望氣餒的理由。”因為：“我們雖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時間內目擊木葉之成長，在長時間卻可以體會它在繼續成長，而且無從後退。”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對“大曆史”的再度解說。《中國近代史的齣路》《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與《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三個演講互有關聯。讀者若想掌握黃仁宇大曆史觀的大要，這三篇文章提供瞭最精要的說明。《中國近代史的齣路》是1992 年11月，黃仁宇在颱灣東海大學所做的一係列三個主題的演講，從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到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再到現代的展望，勾勒瞭近代中國的曆史進程。他對現場的東海大學師生說：“我們學曆史的人不當著重曆史應當如何地展開，最好先注重曆史何以如是地展開。”

　　《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也是1992 年11 月在颱灣中華電視颱視聽中心的演講。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法律製度與社會環境不相銜接，或是經濟的條件變更，或是對外關係改觀，整個國傢社會逼著從基層再造，當中必有一番變亂，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也是齣於這樣的要求。《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是1991 年11月講於颱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於修訂近代中國史，他提齣瞭四個原則：

　　一、我們應當繼續搜集原始資料。

　　二、在整理各種資料時，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義論斷。

　　三、以宏觀眼光看曆史時，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所産生的作用。

　　四、大曆史的邏輯必與當事人的邏輯不同。

　　他特彆強調，寫曆史與寫個人傳記不同，個彆人物如蔣介石與毛澤東，在人身方麵是對敵的，但從曆史的長遠眼光來看，他們的作為在曆史上的意義，必定前後連貫。

　　本書第三部分是時論與短評。黃仁宇對時勢的進展保持高度的關切，舉凡珍珠港事變、拉吉夫·甘地被刺、東南亞金融危機、一國兩製，以及世紀交替的迴顧與前瞻，他都能提齣本於大曆史觀點的解釋。

　　書中也收錄瞭寫於1998 年9 月的《1619 年的遼東戰役》一文。公元1618 年至1619 年的遼東戰役是明代生死存亡的一戰，黃仁宇以第一手史料做分析，將戰爭過程做瞭最完整的敘述，並親自繪圖說明，展現瞭黃仁宇細膩的史學分析能力。

　　《中國的經驗：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黃仁宇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他應葡萄牙紀念航海探險功績委員會之邀，在1999 年10月23 日，於“大西洋國：葡、澳與中歐關係國際研討會”上發錶瞭這篇演講。他指齣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所麵臨的真正問題，是不同階段的曆史經驗，如何因為不同的曆史條件，被延宕或是被超越。他從這個角度綜觀瞭中國自1450 年之後的經濟發展，並對傳統中國的遲滯不進與20 世紀中國的改造，提齣瞭他的大曆史解釋。

　　本書搜集瞭黃仁宇生前發錶但未刊載於已齣版文集的文章，部分內容曾收錄在1995 年齣版的《近代中國的齣路》一書中。

　　黃仁宇曾說：“我覺得近一百年來中國沒有曆史，寫的都是對事情不滿意，滿紙謾罵，所以我想站在中間。大曆史不會萎縮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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