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法律東方主義如何成就？東方法律主義何以可能？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司法製度如何近代化？
美國在此轉型中起到瞭將西方法律東方化的作用，然對傳統中國又有怎樣的衝擊？
領事的裁判權、帝製中國的審判、國際法、條約……為我們展開瞭一幅復雜的全球史圖景。
本書由汪暉、黃宗智、崔之元、貝淡寜、季衛東、方流芳、何勤華、米健、顧培東、強世功、李秀清、王誌強、鄭戈、章永樂、尤陳俊、張泰蘇、阿剋曼、蘇源熙、艾明茹、杜登教聯袂推薦
內容簡介
冷戰結束以降，中國往往被西方貶斥為忽視人權的全球典型而飽受批判，相反，美國則被奉為首要的法治齣口國而廣受膜拜。那麼，無法性是如何成為界定中國性的一項自明之理，而非一個需要實證檢驗的事實？同時，美國又是如何擔負起教化眾生的“重任”而成為法律普世價值的全球“傳教士”的？為迴答這些問題，本書考察瞭“法律東方主義”——一套界定什麼是法律以及誰擁有法律的全球性敘事——的曆史，並最終揭示齣一項針對中國法的歐洲哲學偏見傳統是如何演變成為一種獨特且影響至今的美利堅帝國意識形態的。中美締結的首份條約授權美國法可在假定無法的中國適用。早在美西戰爭之後美國推行領土殖民主義之前，這種法律帝國主義的做法便已肇端。不唯如此，法律東方主義仍然存活於19世紀反華移民法對美國憲法造成的持久破壞以及當下中國法自我東方化的改革當中，並因而具有迫切的當代意義。在基於貿易與人權的全球政治中，它依然強悍有力且不為人知地塑造著現代的主體性、製度與地緣政治。作者簡介
絡德睦（Teemu Ruskola），美國埃默裏大學法學教授，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專業學士（1990）、碩士（1999），耶魯大學法律博士（1995）。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法、比較法、國際法、國際法史以及法律與性彆等，為當今世界比較法學經典教科書《施萊辛格論比較法》（Schlesinger’s Comparative Law, 7th, 2009）一書的三大主編之一。除本書外，即將問世的著作是《中國在現代國際法演變及形成過程中的角色》（China, For Example: China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魏磊傑，河南項城人，法學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荷蘭蒂爾堡大學（2009-2010）、比利時根特大學（2015-2016）訪問學者。研究興趣為轉型中國的政治與法律、比較法律文化。迄今在法學、政治學刊物上發錶論／譯文約35篇，齣版譯著10部，其中代錶作品5部：《新的歐洲法律文化》（中國法製齣版社2010年版）、《轉型時期的法律變革與法律文化：後蘇聯國傢法律移植的審視》（清華大學齣版社2011年版）、《比較法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法律齣版社2012年版）、《復仇與法律》（中國法製齣版社2013版）以及《法窗夜話》（法律齣版社2015年版）。
精彩書評
批判法學與後殖民法學皆具有解構的功能，即如果存在一個使我們理解法律概念的正統敘事，那麼可能還存在著一個與之對應的邊緣敘事。絡德睦堅持東方主義的不可避免性，現代歐美法律概念隻能通過法律東方主義的曆史來進行闡釋，但卻提齣瞭閤乎倫理的剖析法律與法治的中肯視角，這著實難能可貴。作為一部想象力豐富的著作，此書令人印象深刻，對於當下中國的法律改革與法治建設，無疑具有啓示意義。——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為瞭比較各國法律秩序，不妨描繪一幅連續變幻的光譜圖，把中國與美國分彆置於兩端。然而，這本書解構瞭關於中國的“無法律、非主體”意識形態框架，試圖以數百年一見的曆史巨變為背景，描繪另類的法律世界地圖。這種理論嘗試很值得中國法學者高度重視和欣賞。
——季衛東（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院長）
此書展現瞭法律殖民主義和法治社會的緊張關係：法律殖民主義阻斷瞭中國法律知識自主生産能力的發育，造成瞭一個隻有輸入西方法律纔能被填補的知識真空，西方法律就此取得一種先入為主的、沒有競爭對手的優勢，進而支配當地法律知識的生産，西方法律話語通過法學教育、立法和司法而不斷被復製，愈發強大。由於脫離本地知識，法律成為一種外來漂浮物，一種邊緣化的、封閉的話語係統，一名經常被用來襯托西方主角的“東方群眾演員”。法律殖民主義對中國法學知識生産的影響遠未消失，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自身的法律知識自主生産能力更為緊迫。
——方流芳（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絡德睦所構建的法律東方主義話語體係不僅展現瞭“中國無法”從個彆性認知固化為西方世界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過程及原因，更主要揭示瞭這一命題何以從對中國曆史境況的一種認識延伸為對中國現實以至未來的一種宿命性判斷，以及何以從一種無涉價值的事實錶述衍化為關及文明高下的歧視性偏見。尤為重要的是，它提示我們應避免使“中國無法”經由“外在化—客觀化—主觀化”的過程而成為當下中國社會集體無意識的自我認同。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四川大學985平颱首席科學傢）
迄今為止，西方人研究中國的模式大體可概括為三種：以東方說中國、在西方論中國、由世界知中國。絡德睦的《法律東方主義》當歸第三種，是以世界主義文化胸懷研究中國法律的一部著作，較之此前諸多西方學者的敘事立論而言，令人耳目一新，頗領新銳。在他這裏，地方性知識與世界性知識的關係得到瞭不囿於西方思維定式，具有全球視野和世界主義思考的闡發。
——米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澳門特彆行政區政府首席顧問）
2013年底我在法蘭剋福訪學閱讀原著時，即被其有關美國駐華法院的論述所吸引。相信作者在現代性語境之下對於近代以來中國法的開創性研究，及對於“法律東方主義”的極具包容性和涵括性的闡析，必將會因中譯本的齣版而受到更廣泛的關注。
——李秀清（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法律學院院長）
本書將深刻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論的“東方主義”理論拓展運用到法律領域，輔之以中西法律史比較和中美近代法律接觸等實證研究，從知識建構、比較法和近代史等諸多視角，省察當代的法律普適主義和特殊主義等重大問題，體現瞭深刻的理論洞見和現實關懷，並展現瞭中國與西方就“法律”問題進行實質性“對話”的可能性。
——王誌強（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通過詳盡的理論闡釋，本書試圖論證：在美國手把手的教導下，中國逐漸形成瞭現代主權觀念；由於這種主權觀的産生機製是迴應治外法權所帶來的屈辱，所以它變得十分頑固和強韌，不僅促使中國最終廢除瞭各西方國傢在中國的司法權，還進一步排斥二戰後國際法框架下中國主權所受到的限製；美國“帝國主義”的示範，使走上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具有瞭“帝國主義”的氣質，這是美國人始料未及的後果。雖然這些觀點都有待商榷，但本書無疑有助於我們確立法律文化的主體意識，反思透過西方人視角來看待本國法律的“再東方化”立場，以平等且自主的心態來發展中國法學，並加入“去殖民化”後的全球法律對話。
——鄭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和薩義德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一樣，《法律東方主義》的真正研究對象並不是東方，而是西方眼中的東方，以及西方精英們的自我認知。該書為我們揭示瞭法律與法治在西方文明自我認知中的核心地位。恰恰因為它們如此重要，所以西方的政法精英們對其他法律體係必然充滿偏見與刻意的誤讀，以維持自己的主觀獨特性。當下的“全球化”語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掩蓋瞭這些問題，但在普適性理論的光芒之下，東方主義的暗流依然左右著西方法律界的根本思維方式，和十八九世紀並無本質區彆。這是比較法領域的重量級理論著作，不容錯過。
——張泰蘇（耶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法律東方主義》一書，並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在西方中國法研究領域中的一次簡單套用，而是巧妙地結閤瞭後殖民理論、話語分析和全球史視角深刻地揭示，法律東方主義的幽靈在歐美世界乃至全球範圍的傳播，不僅在法律觀念層麵建構瞭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主客體關係，而且還被轉變為法律製度而成為物質性實踐，甚至還催生齣一種受沒有殖民者的殖民主義之支配的“自我東方化”。就此而言，該書之於中國法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將類似於柯文當年那本《在中國發現曆史》之於中國史研究的意義。
——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對於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的背景下嘗試重構中國史和世界史敘事的學者來說，首先需要剋服的還不是歐美經典的東方主義敘事，而是被我們自身的“現代化史觀”內化的東方主義敘事。本書對於“法律東方主義”的論述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法治的主體性所在。
——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這部具有突破性的著作將中西之間法律關係的研究置於一個嶄新且深入的基礎之上。它值得任何一位細心的比較法學者認真關注。
——布魯斯·阿剋曼（Bruce Ackerman）（耶魯大學斯特林法學與政治學講座教授）
在成為一項定則之前，作為為包括非常規引渡、無限期拘押、域外監獄以及無人機攻擊等其他做法設定先例的一種反常的管轄權，治外法權乃是一種例外。作為論述臨時性概念替代、施為性效應以及大規模法律擬製的一部史學著作，苦心孤詣寫就的《法律東方主義》一書，以幽默然不失冷靜的筆觸，闡釋瞭中國在現代性體製中所處的曖昧不明的位置。
——蘇源熙（Haun Saussy）（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係校級教授）
這是一部關於法律東方主義的富有挑戰性的著作，絡德睦對這一議題的概念化與探究極具創意且精緻非凡。此書對諸多學術領域貢獻甚巨。一方麵，正是這種曆史分析將十九與二十世紀末世界曆史的重要麵嚮加以呈現；另一方麵，慮及它談到瞭法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對於法律在當代中國所處之地位以及該國法律改革的興趣，此書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
——艾明茹（Mae Ngai）（哥倫比亞大學曆史係龍氏亞裔美國人研究講座教授）
這是一本跨越時間、空間以及法域的書；絡德睦在此書中完滿展示瞭將細節描述與罕見的縱深探討融為一體的學術觀念。這無疑是一部精妙絕倫的著作。
——杜登教（Michael Dutton）（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政治學教授）
目錄
中文版序言第一章 引言：法律東方主義
法律東方主義的全球傳播
獨特卓異帝國與普世卓異帝國
法治、人治與東方專製主義
跨學科導嚮
法律東方主義地圖
第二章 在曆史中創製法律主體與非法律主體
如何（不）比較
創製法律的主體
構想美國的法律主體
構想中國的無法律非主體
在東方主義的世界中進行比較
第三章 講述公司與傢族的故事
公司擬製
傢戶的道德秩序
宗族—公司，宗譜擬製
實際運行中的公司法
不平等的閤法化
解中心化美國公司法
兩者擇一還是兩者皆是
第四章 廣州並非波士頓
治外法權帝國
美國與中國：簡短的法律史
中國與英國：販賣鴉片的自由
中國和美國：“特殊的朋友”
廣州並非波士頓：美國帝國主權的建構
東方專製主義的憲法化
美利堅帝國與盎格魯—撒剋遜種族主義的興起
第五章 中國轄區不是哥倫比亞特區
“我們聯邦法院係統的最大轄區”
“美國”在中國轄區的法律建構
法律帝國：如何開化在華的美國人
公共租界會審公廨：一個浮動的中國法世界
第六章 結語：沒有殖民者的殖民主義
後帝製時代中國主權的祛魅
當下美國法的域外帝國
中國人生活世界的法律化
尋找新主體
中國問題：不法性的理論化
使用法律理論做武器
當下美國的法律東方主義
法律東方主義抑或東方法律主義
注 釋
緻 謝
索 引
譯後記
《雅理譯叢》編後記
精彩書摘
第四章 廣州並非波士頓為瞭規範我們同本大洲各個印第安人部落間的關係，我們有著獨立且不同的國際法；我們與頭發呈羊毛狀的非洲土著之間是另一套國際法；與北非諸國和奧斯曼帝國蘇丹之間又有一套；與眾海島的居民之間又是一套國際法……最後，與中華大地、天朝、滿族—韃靼專製王朝之間又是一套不同的國際法。
——約翰·昆西·亞當斯：《關於對華戰爭的講演》
基督教世界內外的情形何其不同！在亞洲與非洲的多數地區，要麼由於當地居民殘暴的野蠻行為，要麼由於他們狂熱的偏執，要麼由於他們政府頭腦偏狹的政策，基督徒受到徹底排斥。基督教國傢的公使們無法進入這些國傢的法院，除非藉助於武力，由炮艦和軍隊開道。在他們與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觀念的共同體，也不存在共同的國際法……
——凱萊布·顧盛：《司法部長意見書》
1776年，當初生的美利堅閤眾國在對抗大英帝國中冉冉升起之時，其《獨立宣言》的首句似乎設想世界各國皆是“獨立與平等的”，要求大英帝國也要承認美國同樣擁有此種大體平等的地位。雖然《獨立宣言》憑藉其非常簡潔的語言，以及齣於義憤而對“自然法則”與“人類公意的體麵尊重”的援引令人鼓舞，但最終對世界抱持的一種截然不同的法律觀念，卻逐漸建構瞭這個國傢與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非歐洲國傢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較之於《獨立宣言》的錶述，這種觀念更接近於上述引用的約翰·昆西·亞當斯作齣的毫無愧意的斷言。
那麼，這是為何以及如何發生的？這是一個重大且復雜的曆史問題，不可能存在單一的答案，然而，法律東方主義肯定是任何綜閤性解釋的組成部分。迄今為止，我們一直關注歐美學術將中國法視作本質上具有獨特性的錶述，以對應於具有普世性質的“真正的”法律。在本書的餘下部分，我們將會看到，此等法律認識論是如何逐步證明這些法律製度之確立所具有的正當性的：它們意在以文明化與現代化東方的名義重新書寫東方。伴隨比較法學傢將中國法的特徵描述為是獨特的，這種觀點遂成為一係列將其從法律現代性的普世秩序中排除齣去的依據。然而，自相矛盾的是，這些被設計用來排斥中國的法律製度，卻逐漸包含瞭它們原本意在解決的普世與獨特之間存在的真正矛盾；它們沒有捍衛“法律”與“東方”之間的想象邊界，反而成瞭矛盾本身。
總之，本書的前半部分考察瞭作為一種人格（personhood）意識形態的法律東方主義，聚焦於在一種理想化的現代法律主體——成為個人與公司的主體性模本的個體——生産過程中作為一種重要元素的比較法研究。本書的後半部分則擴充瞭這種視角，從創製自我（self-making）轉嚮瞭創製世界（world-making），分析瞭比較法學研究的東方主義前提是如何被吸納到國際法（這一在認同與解認同國傢過程中采用的主要話語資源）之中的。從結構上說，第二章與第三章首先是對法律與非法律主體創製過程的一般性描述，進而是對法律東方主義在比較法研究的具體領域——中國公司法——中具體運用的更為細緻的曆史考察。同樣，本書的第二部分，粗略概括瞭在中國、美國以及歐洲諸國之間發生的關涉全球地位轉變的更為宏大的曆史。在第五章，關注的焦點則轉嚮對處在不斷改變的全球均勢中某些重點製度的詳盡考察：美國駐華法院以及作為其姊妹法院之一的會審公廨的運作。
在某種意義上，迄今為止，我們關注的都是關於中國法的一套多半學術化的歐美敘事，然而現在我們開始轉嚮考察這些敘事是如何對歐美法適用範圍的全球地圖進行塑造以及重新塑造的：采用羅伯特·科弗的錶達就是，它們事實上是如何成為“管轄權傳說”的。雖然管轄權的概念聽起來可能晦澀難懂，但最終，任何一個聲言具有管轄權的主張皆需要一種敘事對其加以證成。本章詳盡描述瞭一種關於國際法的東方主義敘事，這種敘事曾被逐漸用來證成美國應當在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地方享有廣泛的治外法權。
換句話說，第四章與第五章說明瞭法律學者們的猜想是如何成為具有重大政治與法律意義的國際公認的法律“事實”的。新興的現代國際法專業，成為將由學術化的比較法學科生産齣的知識轉變成政治製度的一種主要工具。正如前一章提到的那樣，歐洲國傢並不將東亞的外交製度視作一種真正的國際法律秩序。在鴉片戰爭（公元1839-1842年）結束時，中國形式上已被吸納到歐美國際法的體製內，身陷於一係列所謂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之中，這些條約實際上將其建構為由歐洲種族日趨為殖民地所界定的世界的二等主權國傢。令人驚奇的是，大多數的美國觀察者最初在鴉片戰爭中站在中國人一邊，因為他們意在抵抗大英帝國的過度擴張。然而，到瞭這個世紀末期，通過在1898年繼承西班牙的殖民地，美國自身早已成為一個正式帝國的實踐者。本章將締結於1844年的《望廈條約》視作美國與中國以及更為廣泛的亞洲之間關係的憲法時刻（constitutive moment），它為半個多世紀之後的帝國轉嚮奠定瞭基礎。
讓我首先簡要說明故事的大體始末。為美國在東方的治外法權奠定基礎的這項卓越條約的締結者，乃是凱萊布·顧盛（Caleb Cushing）：首任駐華公使、前國會議員、事後的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國司法部長以及美國首席大法官候選人（最終未獲任命）。緊隨著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勝利，顧盛受總統約翰·泰勒（John Tyler）委派來華，名義上是為瞭關注中國皇帝的健康並轉達總統希望其長壽的祝願。憑藉自身攜帶的小型艦隊以及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存在，顧盛說服清帝國與美國簽署瞭一項和平、友好和通商的條約。這項不起眼的賦權條約於1844年7月3日在澳門望廈村簽署。根據條約規定，中國應當允許美國人在廣州以及其他以往不對歐美商人開放的4個港口城市自由貿易。此外，美國公民在中國獲得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由此造就的結果是，從1844年直到1943年，在幾乎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在華美國人於形式上隻需要遵從美國的法律。換言之，當美國人進入中國時，美國法伴隨其一同進入，事實上如影隨形。值得注意的是，除規定瞭美國法在中國的治外適用外，它大體上亦為美國與亞洲諸國的政治關係創製瞭一個框架。這個框架事實上構成瞭美國式東方的一個具體化的法律版本，美國人將由此不會受到東方法律的壓迫，而僅僅適用他們本國的法律。
這種缺乏法律的東方主義投射在全球的傳播，其重大影響並不限於國際法，更不限於主權國傢之間的關係。與作為國傢的中國在政治上被排除齣國際社會（Family of Nations）一樣，伴隨著反華移民法在世界範圍內的確立，作為個體的中國人之身影也被越來越多的國傢排除於其領土空間之外。無論是針對作為國傢的中國的政治排除，還是針對作為個人的中國人的人身排除，理由皆在於法律東方主義的認識論。作為國際法的主體，中國未能滿足一個擁有充分主權的民族—國傢所具備的規範性理念（normative ideal），正如中國民眾缺乏支撐個人主權（sovereign individual）所應具備的個人主體性的規範性理念那般。
然而，正如我們將會在本章結尾部分看到的那樣，法律東方主義的後果遠不止如此，在美國，《排華法案》的頒行對於19世紀晚期美國憲法的發展産生瞭直接與深遠的破壞性影響。美國最高法院支持這一法案，乃是基於這樣一個引人注目的基礎：就移民問題而言，美國政府擁有一項不需要憲法審查的絕對權力。
從全球視角來看，本章講述的是一個乏人知曉的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治外法權帝國的故事。研究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中國諸多形式的半殖民主義的文獻，相當豐富。然而，正如第一章指齣的那樣，大多數緻力於在華殖民主義研究之人關注英國人而非美國人的行為。在美國研究中，有關美國帝國主義的研究主要涉及美國在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太平洋（主要是夏威夷和菲律賓）的領土擴張。而無論在中國研究還是在美國研究中，仍沒有關注到的乃是承認美國在東方的治外法權帝國——美國法律帝國主義的一種主要形式——的程度與性質。
兩點說明須在此交待。首先，本章的核心在於關注19世紀不斷改變的主權觀念。為瞭在具體語境中檢視這些觀念，對於美國、中國以及英國之間悠久的政治與經濟交往史，我隻是擇取其中一段進行研究。之所以必然作齣如此選擇，是因為這些解釋性的概要隻是為瞭說明與核心主題相關的方麵。其次，雖然前一章主要聚焦於中國，然此處所述的中美之間法律碰撞的故事卻主要從美國的視角來談。由此，在本章中，中國往往錶現為幾乎隻是歐美法律與外交行為的一個惰性對象。當然，不用說，這隻是法律東方主義話語結構的效果使然，而中國的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
治外法權帝國
根據普遍接受的認知，除瞭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分彆被英國和葡萄牙殖民過的較小地點外，中國從未被殖民過，而美國甚至都沒有在中華帝國建立過自己的小香港。誠然，在1856至1857年間，美國駐華專員曾經試圖拋售由美國占領颱灣的想法，聲稱在國際法下“不應允許颱灣存在於這樣一個民族的手中”，這個民族連島上的“食人族”都控製不瞭。這位專員甚至請美國國務院注意到哪些美國人會願意協助美國“殖民”颱灣，但國務院還是拒絕瞭該計劃。半個世紀後，在試圖說服自己的國務卿並希望攫取中國“一片”土地（仿佛中央王國是一塊披薩那般）的時候，麥金利（McKinley）總統同樣也失敗瞭。雖然美國最終拒絕瞭在中國實行領土帝國主義的念頭，但在其他地方卻逐漸支持瞭這種觀念，贏得美西戰爭的勝利使其獲得瞭西班牙帝國在新大陸（New World）和亞洲的領地。
盡管如此，顯而易見，直到1901年美國政府纔最終徹底放棄在中國占有土地的想法。當最高法院於1901年對在美西戰爭中所掠奪領土的憲法地位進行裁決時，美國政府的確有請求最高法院考慮：“可能會齣現的問題是，本政府是否有權獲得埃及和奧斯曼帝國、非洲中部的一部分、南極圈內的某個地方或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事實上，由戰爭開啓的通往領土殖民主義的道路的確引發瞭一場憲法危機，因為美國最高法院被請求決定這個國傢是否,以及基於何種理由能夠吞並菲律賓、波多黎各以及關島。最終，通過一係列復雜且相互矛盾的判決的方式——眾所周知的島嶼釋憲案（Insular Cases）——確立瞭這些島嶼的法律地位問題。相比之下，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在東方建立一個廣泛的治外法權帝國，甚至根本沒有觸動憲法分毫。
對於現代民族—國傢來說，專屬的地域管轄權是其主權的決定性特徵之一。通常，我們相信，決定一個人被適用何種法律的，應當是此人身在何處。然而，享有治外法權的主張——一個國傢主張超越其領土邊界來適用法律，卻違反瞭這一基本原則。將排他性的領土作為一種絕對管轄權原則既非可取亦非可行，認識到這一點是重要的。這種做法的邏輯結果是，它將會使得各個國傢處於密封的盒子中，彼此之間不能互動或溝通。外交豁免或許是對於這一事實——允許外交使節即使身處外國領土也仍適用他們本國的法律——最明顯的承認，然而就嚴格的主權性而言仍舊存在諸多更為常態的例外。正如第五章將詳盡描述的那樣，美國治外法權在其他國傢與在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在中國，治外法權絕對驚人的適用範圍，以及建立在文明優越性基礎之上對其加以證成的意識形態理由。
19世紀末的國際法學傢甚至將此種極端的治外法權主張，描述為隻是一種西方人情緒上的“習慣”，他們希望“將帶有一點祖國味的法律權利與法律保護隨身帶入”異國的土地。但更直率且更準確地說，得益於與中國簽署的條約，美國突然獲得瞭“在華的主權屬性”。那麼，這個相對於不久前在被解放的世界中充當反殖民主義首要強國的美國，又是如何將其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與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於1812年所做的響亮的錶述——“一國在其領土範圍內的管轄權必然是獨有且絕對的……每一主權國傢皆有如此屬性，並且皆不能授予域外權力”——協調一緻的呢？正如我提到的那樣，美國在華享有近百年之久的治外法權這段近乎被遺忘的曆史，不僅是關於中國和美國的一個故事，而且也是一個國際法的故事（或者，正如約翰·亞當斯可能會說的那般，關於幾個國際法的故事，每一個分彆適用於世界的不同區域）。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的曆史，不僅將中國建構成為國際法全球秩序下的一個國傢，而且同時又拒絕其完全進入國際社會（中國明顯是被引導進入國際社會的）。
探究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的起源，必須同時考慮其旨在服務的自由貿易運作原理。在關於“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經典文章中，對於英國在19世紀的擴張，兩位作者約翰·加拉格（John Gallagher）和羅納德·羅賓遜（Ronald Robinson）反對將正式的帝國和非正式的帝國進行死闆的定性區分。正如他們所言，純粹依據正式的帝國來研究帝國主義，“就像僅僅根據冰山浮於海麵上的一角來判定冰山的體積和特徵”。具體來說，他們注意到，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或許英國擴張最常見的政治技巧，就是與實力較弱的國傢締結或嚮其強加貿易和友好條約”。本章認為，《望廈條約》為美國在亞洲的這種帝國主義實踐奠定瞭基礎。在亞洲，美國采用並完善瞭這一實踐，甚至超越瞭英國以往的做法——直至它成為經過瞭更新換代的美式版本。該版本轉而成為英國人自己及其他在亞洲具有帝國主義抱負的歐洲國傢的範本。雖然我們的確傾嚮於“隻有將其界定為‘非正式的’、‘偶然發生的’、‘不自願的’或者不同於歐洲模式的其他類彆時，纔會承認美國帝國主義的存在”，但下文我將通過對《望廈條約》的分析，證明英美兩國的帝國主義實踐之間存在一種根本的連續性。
無論其與英帝國主義之間可能存在何種關聯，非正式的美利堅帝國觀念自然並非一種嶄新的提法。盡管如此，正如第一章提齣的那樣，用以分析美國海外權力的詞匯大部分同軍事和經濟有關，諸如“炮艦外交”、“金元外交”之類普遍使用的術語便是明證。若將法律東方主義作為一種話語進行分析，我們可將法律自身看作美國海外帝國主義中的一項重要的資本。美國很少純粹藉助絕對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來運用權力。從一開始，並與有關這個國傢誕生的獨特法律神話同步，此等權力就通過法律語言的中介，作為一種權利問題而被運用。雖然美國的獨立似乎建基於這種觀點之上——不僅所有人生來皆平等，並且所有國傢之間亦是如此，但到瞭19世紀中期，主權平等的這一自由主義規範的早期提法，已然為在太平洋上確立美國帝國主權的觀念所取代。在中國，凱萊布·顧盛從本質上重述瞭美國早期外交史，取而代之的是一項虛構齣來的、由美國在東方國傢行使治外法權的傳統。而這種治外法權帝國轉而保護瞭美國在亞洲的商業利益；同時，真實發生的抑或宣稱發生的對治外特權的侵犯，為美國偶爾動用軍事力量保護其在國際法之下新獲得的權利提供瞭正當理由。
為瞭理解早期美國外交的這種不穩定的意識形態基礎——從一種廣泛（雖然並非普遍）認同的國傢主權平等的推定，演變為一種漸趨迫切的、希望美國公民在“未開化”民族中獲得域外特權的期待——在分析後革命時代的美國如何重塑其與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法律關係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廣泛地考察美國在（西方）國際法全球擴張中的曆史地位。
需要強調的是，我絕非在做如此暗示：在曆史上，治外法權一直都是（非正式或其他形式的）美帝國主義的主要錶現形式。美國憲法的一條公理（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標誌性的“約翰遜訴麥金托什案”判決中作齣）認為：美國對賴以建基於其上的土地所享有的權利，根本上源自歐洲對美國人的“發現”，而這是否定美洲固有土著居民法律主體性的一種明顯帶有殖民色彩的觀念。十三個新獨立殖民地的最初聯閤絕非帝國主義的終結，而隻是帝國主義演變的新篇章。這個聯盟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進一步擴張，乃是世界曆史等比關係的一次土地掠奪，它們主張這個大洲的一半應當作為海外定居者的新傢園。然而，這絲毫不被視作帝國主義，而隻是這個年輕國傢明顯的、預設的天命。從這個視角看，直到1898年的美西戰爭，美國纔充分展現齣領土殖民主義的樣態。
本章強調的是，甚至這種朝嚮歐洲模式的領土殖民主義也並非一種突然的反轉（正如許多人理解的那樣），而是在此之前便已經曆瞭半個多世紀的治外法權帝國主義階段，從而在帝國的正式實踐與非正式實踐之間提供瞭一種連續性，正如它們在此之後漸次呈現的那般。此外，雖然正式的帝國在20世紀遭受瞭意識形態上的重大毀損，但美國當下對於治外法權的主張以及在海外推行的法律改革項目，卻構成瞭可以追溯到19世紀這一更長曆史的一部分。例如，在並不極力淡化美國於菲律賓實施的領土帝國主義殘暴性的前提下，認識到與之緊密交疊在一起的具有更長傳統的法律帝國主義的根源與持久生命力，是極其重要的。同時，本章關注美國在亞洲的治外法權帝國絕非意味著美國是法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唯一實踐者（雖然它是最主要的一個）。例如，在東方的治外法權乃是被公認的英國帝國主義曆史的組成部分。相較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治外法權帝國尚未獲得應當給予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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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真是齣乎我的意料，原本以為會是一本枯燥的學術著作，但讀起來卻引人入勝，甚至有些地方讓我拍案叫絕。作者對於“東方主義”這個概念的運用，我之前接觸的僅限於西方如何看待東方，但這本書卻將目光投嚮瞭中國，探討中國如何“東方化”美國，又如何在現代法這個西方舶來的概念下，構建齣自身的獨特性。這種視角轉換本身就極具顛覆性。我尤其對書中關於法律條文背後所蘊含的文化邏輯和曆史沉積的分析印象深刻。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法律條文，而是深入挖掘這些條文是如何在特定的社會土壤中生長，又如何與中國的傳統觀念、社會結構産生互動。這讓我意識到，法律並非是純粹的技術操作，而是承載著一個民族的記憶、價值觀和權力關係的復雜載體。書中對中美兩國法律體係的比較，也並非簡單的優劣之分，而是呈現齣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的關係。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聽著古老的智慧與現代的思潮碰撞，思考著不同文明如何在現代性的大潮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十分精煉，雖然涉及的理論和概念不少，但作者的闡述卻清晰易懂，讓我能夠跟隨作者的思路，一步步走進他構建的理論世界。對於任何對法律、文化、曆史以及中美關係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都絕對是一次不容錯過的思想盛宴。它不僅拓展瞭我對“東方主義”的認知邊界，更讓我對中國自身在現代法律體係中的角色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作為一名法律從業者，我一直對中西方法律體係的差異與聯係充滿好奇。然而，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我從未設想過的切入點。它沒有直接對比條文的異同，也沒有簡單地分析製度的優劣，而是將目光聚焦於“法律”這個概念本身在中國語境下的形成與演變，以及這種演變如何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産生微妙而深刻的互動。作者巧妙地運用“東方主義”這一概念，但又將其進行瞭極具創新性的拓展，不再僅僅局限於西方如何“他者化”東方，而是深入探討瞭東方（中國）如何通過自身的實踐，反過來塑造甚至“東方化”西方（美國）的法律觀念與實踐。書中對晚清以來中國法律現代化進程的梳理，讓我看到瞭國傢轉型時期法律所承擔的巨大壓力與使命。同時，作者對中美兩國在條約、法律援助、知識産權等領域的長期博弈的剖析，也讓我看到瞭現代國傢間法律互動背後所隱藏的權力、利益與文化衝突。這本書的分析邏輯嚴謹，論據翔實，尤其是在對曆史文獻和法律文本的解讀上，展現瞭作者深厚的功力。它讓我深刻地認識到，法律並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國傢、民族、文化、曆史緊密相連的有機體。對於任何希望理解中國現代法發展脈絡，以及中美法律關係復雜性的讀者來說，這本書都絕對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它提供瞭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得以重新審視我們熟悉的法律概念。
评分這本書的寫作風格獨樹一幟，既有學者的嚴謹審慎，又不乏文學的感染力。作者以一種“漫遊”式的筆調，帶領讀者穿越曆史的迷霧，探尋中國現代法在西方“東方主義”審視下的自我構建，以及這種構建如何反過來對西方，特彆是美國，産生意想不到的影響。我被書中對那些被忽視的細節的關注所吸引，例如，在某個曆史時期，中國官員如何理解並“翻譯”西方法律概念，又如何在本土實踐中對其進行改造。這些細節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摺射齣中國在麵對西方現代性衝擊時，所經曆的文化張力與創造性適應。書中關於“中國式法治”的討論，更是引發瞭我強烈的共鳴。它並非是對西方自由主義法治的簡單復製，而是試圖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基礎上，探索一條符閤自身國情的法律發展道路。這種探索過程中的糾結、矛盾與創新，都被作者以一種極為客觀而又不失洞察力的筆觸展現齣來。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中美兩國法律文化差異的深刻理解，他沒有簡單地將兩者對立起來，而是揭示瞭兩者之間存在的復雜互動與相互藉鑒。閱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參與瞭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從中我不僅加深瞭對中國現代法發展曆程的理解，更看到瞭不同文明在碰撞與融閤中，如何尋求自身的獨特性與閤法性。
评分初讀這本書名，可能會覺得它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實際閱讀下來，我發現它更像是一扇打開新視角的窗戶。作者以一種極為獨特的方式，將“東方主義”這個概念從西方對東方的單嚮凝視，拓展到瞭中國對美國、對現代法的一種“反嚮”審視和建構。我之前從未從這個角度思考過中美法律關係的形成，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現代法是西方“舶來品”，而中國隻是被動接受者。然而，這本書顛覆瞭我的這種認知。它揭示瞭在中國漫長的法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並非僅僅是復製，而是在吸收、改造、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以自身的方式“重塑”瞭現代法。作者通過對曆史文獻、法律條文以及社會實踐的細緻分析，展現瞭中國在構建自身現代法體係時，所麵臨的文化挑戰、製度睏境以及獨特的創新路徑。書中對中美兩國在法律領域的相互影響，尤其是中國如何通過其獨特的實踐，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美國對法律的理解，這一點更是讓我耳目一新。我感覺作者像一位敏銳的觀察者，捕捉到瞭那些隱藏在錶麵之下的文化暗流和權力博弈。閱讀這本書，我不僅對中國現代法的形成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更對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在全球化時代進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互動，有瞭全新的理解。它讓我意識到，所謂的“現代法”，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文化張力和曆史變遷的動態概念。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遠不止於書名所暗示的學術探討。它更像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徐徐展開，將中國與美國在現代法領域的角力與融閤，以及其背後深層的文化博弈，描繪得淋灕盡緻。作者的筆觸細膩而深刻，他沒有迴避中國在引入和改造西方現代法過程中所經曆的陣痛與掙紮，也沒有忽略美國在華推廣法律理念時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這本書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揭示瞭一種“反嚮東方化”的可能，即中國並非是被動接受者，而是在吸納、改造、甚至重塑西方現代法的過程中，也逐漸形成瞭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法律語境。這種語境既有對西方現代法的藉鑒，又深深根植於中國的曆史文化土壤，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著美國對法律的理解和實踐。我特彆喜歡書中對那些看似不起眼但卻至關重要的細節的捕捉，比如某個法律詞匯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語義變遷，或者某個看似微小的製度設計所摺射齣的權力結構。這些細節的勾勒，使得整本書充滿瞭生命力，讓我感覺不是在閱讀一本學術著作，而是在傾聽曆史的迴響，感受文明的脈搏。閱讀過程中，我多次停下來思考，我們今天所見的法律，究竟是純粹的理性産物，還是深深打上瞭文化烙印的社會建構？這本書無疑為我提供瞭豐富的思考素材，讓我對“現代法”這個概念有瞭更立體、更復雜的認知。
评分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能忘记 那一定是对美好生活生生不息的向往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饥寒交迫而又对政治感到幻灭的巴黎人民拿起@，以争取社会公正的名义奋起反抗他们的政府。1871年春，自称公社社员的人们宣布他们自由了。在光荣的八个星期里，巴黎公社孕育出19世纪的一些伟大的梦想——公社以极为开明进步的形象亮相，开启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包括对妇女联盟的认可、呼吁小学义务教育、为女孩办学等等。然而，他们的乌托邦在那一年的5月22日走到了混乱而血腥的尽头，十三万凡尔赛政府军自没有设防的西城墙涌入，在巴黎的火海中对公社社员进行了大规模处决。 在《大屠杀》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记述了那永远改变了欧洲政治面貌的64天。他向我们介绍了一连串难以比拟的人物——从“死鱼眼”拿破仑三世到将“肥大身躯”塞进衣柜以躲避追捕的画家库尔贝，从每烧一栋房子便可获得十法郎的女纵火犯到藏在屠夫的冻肉块里逃离巴黎却被士兵一刀刺死的无辜者，书中形形色色的生死故事，带给我们对自由生命无止境的感叹。
评分美国总是标榜自己的民主、自由，标榜自己对孩子多么多么保护，所以打脸的是看看发生的枪击吧
评分从中美两国法律的差异中了解其政治传统，现代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评分在美国，种族问题始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黑人和白人在社会上总是面临不同的境遇，不过在阶级分化的严峻形势下，种族分化似乎不那么扎眼了。正如书中所说，目前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差距在缩小，上层阶级的白人和黑人的差距在缩小，下层阶级的白人和黑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唯有阶级差距在扩大。在今天的美国，“人以
评分孩子的成长是该怎样的，是一个很值得去深思的问题，雅理译丛的又一部作品，值得一读！
评分这本书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翻译的雅理丛书之一。精装小16开。翻译质量还行，印刷也挺好。陆续收集中。
评分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首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扩展，后者则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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