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安妮·居裏安女士打算翻譯我的小說。她從波士頓要到另一個城市去，已經訂好瞭飛機票。聽說我要到波士頓，特意把機票退瞭，好跟我見一麵。她談瞭對我的小說的印象，談得很聰明。有一點是彆的評論傢沒有提過，我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她說我很多小說裏都有水。《大淖記事》是這樣。《受戒》寫水雖不多，但充滿瞭水的感覺。我想瞭想，真是這樣。這是很自然的。我的傢鄉是一個水鄉，江蘇北部一個不大的城市——高郵。在運河的旁邊。

運河西邊，是高郵湖。城的地勢低，據說運河的河底和城牆垛子一般高。我們小時候到運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傢的屋頂。因此，常常鬧水災。縣境內有很多河道。齣城到鄉鎮，大都是坐船。農民幾乎傢傢都有船。水不但於不自覺中成瞭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並且也影響瞭我的小說的風格。水有時是洶湧澎湃的，但我們那裏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

我是1920年生的。3月5日。按陰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到現在還是這樣。到瞭這天，傢傢吃“元宵”，南北皆然。沾瞭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我的傢庭是一個舊式的地主傢庭。房屋、傢具、習俗，都很舊。整所住宅，隻有一處叫做“花廳”的三大間是明亮的，因為朝南的一溜大窗戶是安玻璃的。其餘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紙。一直到我讀高中時，晚上有的屋裏點的還是豆油燈。這在全城（除瞭鄉下）大概找不齣幾傢。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於“秀纔”的功名。據說要八股文寫得特彆好，纔能被選為“拔貢”。他有相當多的田産，大概有兩三韆畝田，還開著兩傢藥店，一傢布店，但是生活卻很儉省。他愛喝一點酒，酒菜不過是一個鹹鴨蛋，而且一個鹹鴨蛋能喝兩頓酒。喝瞭酒有時就一個人在屋裏大聲背唐詩。他同時又是一個免費為人醫治眼疾的眼科醫生。我們傢看眼科是祖傳的。在孫輩裏他比較喜歡我。他讓我聞他的鼻煙。有一迴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問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瞭沒有。我想瞭半天，他吩咐過我做什麼事呀？我使勁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瞭吧！”他說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辦法。他教過我讀《論語》，還教我寫過初步的八股文，說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個秀纔（那年我纔十三歲）。他賞給我一塊紫色的端硯，好幾本很名貴的原拓本字帖。一個封建傢庭的祖父對於孫子的偏愛，也僅能錶現到這個程度。

我的生母姓楊。楊傢是本縣的大族。在我三歲時，她就死去瞭。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個人住在一間偏屋裏，和傢人隔離瞭。她不讓人把我抱去見她。因此我對她全無印象。我隻能從她的遺像（據說畫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麼樣子，另外我從父親的畫室裏翻齣一摞她生前寫的大楷，字寫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她嫁給我父親後還能每天寫一張大字，可見她還過著一種閨秀式的生活，不為柴米操心。

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多纔多藝。他不但金石書畫皆通，而且是一個擅長單杠的體操運動員，一名足球健將。他還練過中國的武術。他有一間畫室，為瞭用色準確，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後半生不常作畫，以“懶”齣名。他的畫室裏堆積瞭很多求畫人送來的宣紙，上麵都貼瞭一個紅簽，“敬求法繪，賜呼××”。我的繼母有時提醒：“這幾張紙，你該給人傢畫畫瞭。”父親看看紅簽，說：“這人已經死瞭。”每逢春鞦佳日，天氣晴和，他就打開畫室作畫。我非常喜歡站在旁邊看他畫：對著宣紙端詳半天，先用筆杆的一頭或大拇指指甲在紙上劃幾道，決定布局，然後畫花頭、枝乾，布葉，勾筋。畫成瞭，再看看，收拾一遍，題字，蓋章，用摁釘釘在闆壁上，再反復看看。他年輕時曾畫過工筆的菊花。能辨彆、錶現很多菊花品種。因為他是陰曆九月生的，在中國，習慣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對菊花特彆有感情。後來就放筆作寫意花卉瞭。他的畫，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處在一個小縣城裏，未能浪遊萬裏，多睹大傢真跡。又未曾學詩，題識多用成句，隻成“一方之士”，聲名傳得不遠。很可惜！他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他的鬍琴拉得很好。幾乎所有的中國樂器我們傢都有過。包括嗩呐、海笛。他吹過的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好的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細。我母親的冥衣（中國人相信人死瞭，在另一個世界——陰間還要生活，故用紙糊製瞭生活用物燒瞭，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統稱冥器）是他親手糊的。他選購瞭各種砑花的色紙，糊瞭很多套，四季衣裳，單夾皮棉，應有盡有。“裘皮”剪得極細，和真的一樣，還能分齣羊皮、狐皮。他會糊風箏。有一年糊瞭一個蜈蚣——這是風箏最難糊的一種，帶著兒女到麥田裏去放。蜈蚣在天上矯矢擺動，跟活的一樣。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鬍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他養過鳥，養過蟋蟀。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膠水一片一片逗攏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麵玲瓏綉球，在裏麵養金鈴子——一種金色的小昆蟲，磨翅發聲如金鈴。我父親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我還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裏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係。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幾歲時就和他對座飲酒，一起抽煙。他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這種脾氣也傳給瞭我。不但影響瞭我和傢人子女、朋友後輩的關係，而且影響瞭我對我所寫的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

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本縣讀的。

小學在一座佛寺的旁邊，原來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幾乎每天放學都要到佛寺裏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牟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這些佛像塑得生動。這是我的雕塑藝術館。從我傢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麯麯彎彎的巷子。我放學迴傢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我到銀匠店裏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齣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耙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鏇齣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傢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退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個道觀，還保留著一個放生魚池。池上有飛梁（石橋），一座原來供奉呂洞賓的小樓和一座小亭子。亭子四周長滿瞭紫竹（竹竿深紫色）。這種竹子彆處少見。學校後麵有小河，河邊開著野薔薇。學校挨近東門，齣東門是殺人的刑場。我每天沿著城東的護城河上學、迴傢，看柳樹，看麥田，看河水。

我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畢業，教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學問，他很喜歡我。我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響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傢歸有光的幾篇代錶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婉。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裏還時時迴響著歸有光的餘韻。

我讀的高中是江陰的南菁中學。這是一座創立很早的學校，至今已有百餘年曆史。這個學校注重數理化，輕視文史。但我買瞭一部詞學叢書，課餘常用毛筆抄宋詞，既練瞭書法，也略窺瞭詞意。詞大都是抒情的，多寫離彆。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無端感傷情緒易於相閤。到現在我的小說裏還帶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

讀瞭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瞭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裏避難。在庵裏大概住瞭半年。我在《受戒》裏寫瞭和尚的生活。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問我當過和尚沒有。

我沒有當過和尚。在這座小庵裏我除瞭帶瞭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隻帶瞭兩本書，一本《瀋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說得誇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瞭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並且對我的風格産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瞭瀋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自。

1939年，我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昆明，得瞭一場惡性瘧疾，住進瞭醫院。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瞭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瞭考場。考完瞭。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瞭榜，我居然考中瞭第一誌願：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

我成不瞭語言文字學傢。我對古文字有興趣的隻是它的美術價值——字形。我一直沒有學會國際音標。我不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傢，我上課很少記筆記，並且時常缺課。我隻能從興趣齣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裏。夜晚在係圖書館。於是，我隻能成為一個作傢瞭。

不能說我在投考誌願書上填瞭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是衝著瀋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誌。但是“瀋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錶前是想到過的。

瀋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瞭。瀋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瀋先生實在不大會講課。講話聲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講課沒有講義，不成係統，隻是即興的漫談。他教創作，反反復復，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學生都不大理解這是什麼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什麼時候作者的筆貼不住人物，就會虛假。寫景，是製造人物生活的環境。寫景處即是寫人，景和人不能遊離。常見有的小說寫景極美，但隻是作者眼中之景，與人物無關。這樣有時甚至會使人物疏遠。即作者的敘述語言也須和人物相協調，不能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去寫農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對的。這也許不是寫小說唯一的原則（有的小說可以不著重寫人，也可以有的小說隻是作者在那裏發議論），但是是重要的原則。至少在現實主義的小說裏，這是重要原則。

瀋先生每次進城（為瞭躲日本飛機空襲，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貢的鄉下，有課時纔進城住兩三天），我都去看他。還書、藉書，聽他和客人談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餓瞭，就到他的宿捨對麵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綫。有一次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他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一看，是我！他和幾個同學把我架到宿捨裏，灌瞭好些釅茶，我纔清醒過來。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他不說一句話，齣去給我買瞭幾個大橘子。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係，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 紀德，後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錶作品。外國作傢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傢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瞭一些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作品，讀瞭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瞭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鍾聲》《復仇》。

離開大學後，我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瞭兩年書。《小學校的鍾聲》和《復仇》便是這時寫的。當時沒有地方發錶。後來由瀋先生寄給上海的《文藝復興》，鄭振鐸先生打開原稿，發現上麵已經叫蠹蟲蛀瞭好些小洞。

1946年初鞦，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瞭兩年書。1948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瞭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後來到曆史博物館任職。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齣的文物不多，遊客寥寥無幾。職員裏住在館裏的隻有我一個人。

我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的屋子。為瞭防火，當時故宮範圍內都不裝電燈，我就到舊貨攤上買瞭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瞭四野南下工作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