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張維迎、林毅夫關於“産業政策”的辯論，被稱為中國經濟的“世紀之辯”。兩位經濟學傢的每次辯論都因與中國經濟現實與未來的緊密關係而備受社會關注，此次有關産業政策的辯論依然如此。
2.林毅夫、張維迎兩人此次觀點交鋒，之所以不僅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還演變成一場關於産業政策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全民大討論。
3.這場討論將影響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的走嚮，因為切中瞭當下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4.不止是張維迎與林毅夫兩位，吳敬璉、樊綱、錢穎一、賈康、李稻葵、韋森、張曙光等掌握中國經濟學話語權的眾專傢同時發聲，參與到這場討論中，成為中國經濟學界2016年的重要事件之一，也值得讀者關注與共同思考。

內容簡介

張維迎與林毅夫兩位經濟學傢圍繞中國産業政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瞭多次辯論，此次辯論主題聚焦在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應該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話題之敏感與交鋒之激烈，引起瞭國內幾乎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傢與全民廣泛關注。本書輯錄瞭此次大辯論中兩位經濟學傢的主要觀點與其他重磅經濟學傢的相關文章，讓讀者瞭解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過去與未來。

作者簡介

張維迎，現任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市場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企業傢論壇首席經濟學傢。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1999-2006）和院長（2006-2010）。2000年獲得國傢自然科學傑齣青年基金；2002年，獲得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2008年，選入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評選的“改革30年，經濟30人”；2011年，因對雙軌製價格改革的開創性研究榮獲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奬”；2013年，獲得網易財經“年度ZUI有影響力經濟學傢奬”。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傢DI一人。2012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屆滿，返迴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

精彩書評

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製的扭麯，産業政策注定會失敗。事實上産業政策隻能阻礙創新，而不可能激勵創新。為瞭創新，為瞭把我們國傢變成一個真正的創新型國傢，中國企業傢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什麼産業政策的扶植。
——張維迎

許多發展中國傢的政府采用産業政策時經常失敗，除瞭執行能力的問題之外，究其原因是發展中國傢的政府容易齣於趕超的目的，而去支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産業，結果這些産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隻能靠政府永無止境的保護補貼來生存。
——林毅夫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習慣於沿襲計劃經濟的傳統，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調結構”。但是，曆史經驗錶明，這種方法“調結構”通常是無效的，甚至具有相反的效果。
——吳敬璉

目錄

第一編 張維迎、林毅夫關於“産業政策”的討論

林毅夫：經濟發展有産業政策纔能成功
張維迎：為什麼産業政策注定會失敗？
張維迎：林毅夫在産業政策問題上的四個錯誤
林毅夫：迴應張維迎指齣的所謂四個錯誤
林毅夫：發展中國傢應如何利用“後發優勢”
張維迎：我為什麼反對林毅夫？
林毅夫：産業政策與國傢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

第二編 經濟學傢看“産業政策”

詹姆斯?羅賓：産業政策和發展：政治經濟學視角
菲利普?阿吉翁等：産業政策和競爭
吳敬璉：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為何如此重要？
賈　康：産業政策與供給側改革
王小魯：關於“十三五”期間産業政策轉型的思考
趙 堅：産業政策之爭中的邏輯問題
韋 森：政府在新興産業的投資效率不如企業和市場
李稻葵：林毅夫和張維迎之爭沒抓住經濟問題的根本
梁建章、黃文政：最好的産業政策是以“人”為本
馮興元：競爭政策纔是最好的産業政策
瀋建光：産業政策大討論：從“巨大中華”看産業政策之爭
張曙光：市場主導與政府誘導——評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
王 勇：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政府”
硃恒鵬：“有為政府”論是實操寶典還是理論遊戲？
樊 綱：中國經濟的問題到底在哪裏？
錢穎一：國企中也能有企業傢精神
吳敬璉：産業政策討論停留在錶麵上打轉
田國強：對當前中國改革及平穩轉型意義重大的三個問題

精彩書摘

張維迎：為什麼産業政策注定會失敗？

産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

人類會犯好多錯誤，人類能夠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具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中國古話“吃一塹長一智”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但在我看來，我們經常是隻吃塹，不長智。計劃經濟在全球都失敗瞭，這是人類用生命代價換來的一個教訓，但計劃經濟的精神仍然保留瞭下來，人們對産業政策的推崇就是一個例子。
實際上，産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當然，産業政策並不是一個新東西。中國是人類曆史上實行産業政策最早的國傢，也是産業政策連續時間最長的國傢，這個産業政策就是漢武帝開創的重農抑商。重農抑商政策抑製瞭中國人的企業傢精神，阻礙瞭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現在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不再搞重農抑商，但過去幾十年裏，政府還是不斷推齣各種各樣的産業政策，這些産業政策同樣阻礙著企業傢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迴過頭來看，産業政策成功的案例鳳毛麟角，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
舉例來說，2009年推行的十大産業振興計劃導緻瞭嚴重的産能過剩，政府對光伏産業的支持使得這個新興産業很快陷入危機。但我們並沒有認真地總結這些教訓。
時至今日，我們不少的經濟學傢、政府官員，甚至一些企業傢，仍然在不斷地呼籲政府製定産業政策。産業政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産業政策為什麼注定會失敗？大概歸納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人類認知能力的限製；第二個原因是激勵機製的扭麯。我要特彆強調，認知能力的限製比激勵機製的扭麯更為根本。讓我先談一下認知能力的限製。

創新是不可預見的

擁護産業政策的人一般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就是技術進步和新産業是可以事先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但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新産業來自創新。
縱觀人類的産業發展史就會發現，創新和新産業都是不可預見的，我們現在講到某一個時期某一個産業發揮瞭多麼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後諸葛亮式的總結。
30年前，沒人預料到今天的新興産業，甚至20年前也沒人預料到；同樣，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預見二三十年之後哪些産業、哪些技術是最為重要?的。
為什麼新技術和新産業難以預見？因為創新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的過程充滿一係列的不確定性，這與科學上的發現很類似。不確定性與我們通常講的風險不同，風險可以用統計規律來找齣它的概率分布，不確定性沒有任何統計規律可循。
創新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沒有辦法計算其成功或失敗的概率。並且，一個創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決於後續的其他創新是否齣現，因而麵臨的是一係列的不確定性，而不是一個單獨的不確定性。
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預見求索的結果，然後製定一個目標，再按這個目標尋找一個路徑。我們其實既不知道目標在哪裏，也不知道路徑在哪裏，我們隻能在不斷的試錯中行進。
讓我舉幾個例子。在人類過去200多年的曆史中齣現的具有重要影響的技術，像蒸汽機、火車、汽車、飛機、電力、無綫電、計算機、激光、互聯網等等，都是沒有預料到的。
蒸汽機在它最初齣現的時候，就是用於煤礦井下抽水，沒多少人認為它有多麼廣闊的用途，所以瓦特改進蒸汽機時找不到錢，隻有一個叫羅巴剋的英國企業傢資助他，結果把羅巴剋搞破産瞭。
後來博爾頓接手瞭羅巴剋與瓦特的閤同，但失敗和巨額的資金需求還是給博爾頓帶來瞭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時候，能夠使得蒸汽機後來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術都沒有齣現，比如火車不存在，輪船也不存在，而火車和輪船的齣現又依賴於一係列其他的發明創造，包括鋼鐵質量的改進，機械設備，等等。
計算機是IBM公司1945年發明的，當時沒認為它有多大商業價值，所以遲遲沒有投入市場，因為當時計算機必須用真空管，不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計算機真正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産品是由於十幾年後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齣現，而這一重大發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預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術可以說無處不在，我們開會進門的時候身份驗證要激光掃碼，我演講要用激光投影，我們聽的音樂是激光唱片，圖書齣版要激光排版，去醫院檢查身體要用激光，不少手術也變成瞭激光手術，等等。事實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現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於激光技術纔能實現的。

前言/序言

序 言 産業政策問題分歧的原因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

1932年2月，哈耶剋與凱恩斯在倫敦經濟學院就如何應對1929年的大蕭條問題展開瞭激烈的爭論。2016年11月，林毅夫和張維迎在北京大學就經濟發展中的産業政策問題進行公開辯論。這兩場相隔80多年的論戰的根本問題其實非常相似，即如何界定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不過凱恩斯和哈耶剋關注的是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問題，而林毅夫和張維迎則聚焦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但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這樣的討論還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
學者對政府邊界問題尤其是對産業政策的看法大相徑庭，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對三個基本問題的判斷不一緻：第一，當前政府對經濟的乾預是過多還是不足？第二，是否存在市場失靈？如果不承認市場失靈，那政府乾預隻能是畫蛇添足。第三，假定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是否能夠做得更好？在最近的這場討論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現實的感受與對理論的求證常常是糾纏在一起的。理論聯係實際當然沒有錯，但兩者也不能互相替代。
國內的一些學者懷疑甚至反對産業政策的立場主要是基於我國政府對經濟的乾預仍然太多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政府乾預經濟最極端的形式就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以蘇聯為代錶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傢用幾十年的試驗證明瞭這條路走不通。波蘭經濟學傢蘭格曾經試圖將市場機製引入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理論模式研究，並緻力於提高計劃的科學性，但這些努力最終也沒能改變計劃經濟這個人類大試驗必將退齣曆史舞颱的宿命。
我國在1978年就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市場化開啓瞭一個延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的新時代。但我國的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是雙軌製策略，一方麵讓市場機製和民營企業高速成長，另一方麵卻繼續保留瞭計劃經濟的一些做法，特彆是對國有企業的支持與保護。這個雙軌製的改革策略，曾經在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的同時，顯著地促進瞭經濟增長。但政府繼續乾預市場運行與資源配置，已經成為實現可持續增長甚至維持金融穩定的主要障礙。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讓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主張，在經濟學界受到瞭普遍的歡迎。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林毅夫教授倡導産業政策的主張確實容易受到質疑，張維迎教授關於“産業政策就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的論斷更是通俗易懂。
但林、張提齣的問題可能同樣重要。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瞭太多的政府官員以産業政策之名行攬權管製之實。因此，我們要嚴密防範産業政策變成翻版的計劃經濟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簡單化地將産業政策看作計劃經濟，雖然壞的産業政策可能還不如計劃經濟。因此，研究産業政策，可能需要適當地從所處的小環境中跳齣來。産業政策到底是什麼？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定義，但實質是政府通過一係列的政策乾預引導、支持特定産業的發展。
産業政策是否必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存在市場失靈。如果市場機製已經完美無缺，那麼政府實施産業政策隻能是幫倒忙、添亂。從這一點看，張維迎教授提齣的“不存在市場失靈，隻存在經濟理論失靈”的觀點，與其反對産業政策的立場，在邏輯上倒是自洽的。在他看來，政府的功能應該被限製在提供中性的公共服務，包括維持秩序、保護競爭和建設基礎設施等之中。
但市場失靈真的不存在嗎？相信大多數經濟學傢是承認有市場失靈現象的，比如，一些經濟活動的成本或收益很難內部化。一個例子是環境汙染，個彆企業排汙，全社會受害，政府隻好通過排放標準或者汙染罰款來內部化排放的成本。另一個例子是研發創新，企業做研發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但新的生産技術一旦被發明齣來，大傢很容易模仿，研發企業也無法內部化收益，政府的一個應對手段是保護知識産權，即在一段時期內禁止其他企業應用這項技術。
市場失靈可能是産業政策的最樸素的邏輯理由。但市場失靈的錶現在不同國傢甚至不同的發展階段可能是不一樣的。以政府對金融體係的乾預即金融抑製為例，麥金農認為金融抑製影響金融發展與效率，因此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但斯蒂格列茨發現，在發展中國傢，適度的金融抑製有利於金融運行與穩定，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導緻這樣一種現象的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傢的金融市場與監管製度尚不完善，如果完全放開來，反而容易導緻資源錯配與金融風險，這就是市場失靈，而適當的金融抑製相當於幫助其剋服瞭市場失靈。但隨著市場的成熟，這樣的市場失靈現象也可能會逐步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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