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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書：覺醒/維新/國變/革命，集結齣版，閱讀晚清

馬勇披露四十年治學心路曆程

敬意與溫情，重敘晚清曆史

傳統與創新，重構中國社會

內容簡介

“晚清四書”包含《覺醒》《維新》《國變》《革命》，敘述瞭1894—1911年間的重大曆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戰爭、馬關條約簽訂、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以及辛亥革命，記錄瞭清王朝由覺醒而自救，自救失敗直至傾覆的全過程。中間涉及諸多重要曆史人物，如慈禧、光緒、奕?、李鴻章、康有為、袁世凱、孫中山等等。作者馬勇為我們重新認識和思考這些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瞭新的思路。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漢代春鞦學研究》《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1894-1915：夢想與睏惑》《1895年大夢初醒》《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中國尷尬記憶》《1911中國大革命》《超yue革命與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等，並為梁漱溟、董仲舒、嚴復、章太炎、蔣夢麟等多人立傳。

目錄

《覺醒》

《維新》

《國變》

《革命》

精彩書摘

《覺醒》

第一章 東亞秩序重組

從大曆史觀點看，中日近代以來的不愉快，均來自西方文明東來所引起的世界格局變化，源自東亞傳統秩序解體。

宗藩解體

進入近代，東北亞問題一直成為國際問題的焦點，成為影響遠東乃至世界全局的火藥桶之一。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閤國第一次動用軍隊也為此而來。因此怎樣結束東北亞亂象，除現實政治考量外，應注意其與曆史傳統的關聯度，因為在“前近代”，這一地區並非如此。

在西方勢力滲透到東北亞以前，這個地區許多國傢實際上是中華帝國的藩屬，他們在自己的國度裏享有完整行政權，但由於與中華帝國有著某種程度的藩屬關係，受到中華帝國在各方麵的關照與保護。此時的中華帝國對這些國傢享有名義上的宗主權，因此在履行宗主國責任的長期過程中，中華帝國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持公道、正義，竭力維護中華帝國與周邊藩屬間和平及良好的互動關係。不到萬不得已，中華帝國不會齣手動武，更不會縱容或支持某一國傢嚮另一國傢挑釁、大打齣手。中華帝國的尊嚴、信譽大於一切，與藩屬諸國所有交往，都必須從政治上考慮。

然而，當西方勢力嚮亞洲滲透後，中華帝國在西方強勢壓力下逐步退卻，它雖然有心繼續維持帝國與周邊藩邦政治、經濟、文化聯係，但實在說來已力不從心，西方勢力不僅要將中華帝國的宗藩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它們的根本目標是要將中華帝國納入西方主導下的“世界一體化”秩序中。中華帝國在差不多一百年時間裏，尊嚴喪失殆盡，主權、領土完整受到嚴重破壞，逐步淪為西方勢力殖民範圍。帝國素來信奉、堅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轉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國傢所嚮披靡、所嚮無敵的“進化論”。

進化論觀念在中國由來已久。嚴復在解讀西方這一近代思想時也曾注意它與中國古典思想的相似度，隻是這一思想在中華帝國古典政治學範疇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為僅僅憑藉“力”的角逐去獲取霸權，隻是一種“霸道政治”，與中華帝國一直信奉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是儒傢倫理不太贊賞乃至根本反對的一種政治理論。隻是在西方壓力下，中華帝國齣於國族存續現實需要，不得已放棄王道政治，轉嚮霸道政治，轉嚮自身力量積聚，於是乎遠東地區直至整個亞洲，失去瞭可以信賴的“共主”，先前各藩邦在失去瞭中華帝國保護後隻能依附於西方各強勢國傢，轉嚮近代，自謀齣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北亞亂象形成有許多復雜因素，然認真考究，與中華帝國政治原則調整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

西方國傢對中華帝國施壓始於18世紀90年代。隨著中英貿易逆差逐步擴大，英國人開始尋找機會嚮中國施壓，迫其開放市場，無奈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處於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市場發育不完全，無法接納消化英國更多的工業品，於是英國人一方麵尋求利用鴉片彌補貿易逆差，另一方麵試圖進入中國，由自己或與其他西方國傢一道直接開發中國市場。

因為鴉片平衡貿易嚴重侵害瞭中國利益，於是在二十年間，接連發生瞭兩次鴉片戰爭。兩次戰爭都以中國失敗而結束，中國被迫嚮西方開放市場。

至19世紀80年代，中國內外環境發生瞭微妙變化。列強不再滿足兩次鴉片戰爭所獲得的市場準入條件、範圍，他們試圖依靠軍事實力進入中國內地，將整個中國都納入他們的市場體係。為此目的，外國勢力不斷在中國邊境集結、窺伺、示威、蠶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國，西有英國，東邊則是日本、美國對颱灣、朝鮮的覬覦、窺伺、騷擾，並最終導緻19世紀80年代中期邊疆危機、外交危機。

中國邊疆危機、外交危機最先因越南問題而引起。基於曆史原因，越南在曆史上比較長時間為中國附屬，隻是後來因中國自身危機無暇顧及越南，而恰當此時法國勢力東顧，遂使越南有意脫離中國控製。這在中國因一係列危機而無暇兼顧時，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瞭19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因洋務新政而使自己的綜閤國力有瞭一定程度恢復，當中國國力足以應付（其實是自認為足以應付）某些外交危機時，大清王朝統治者自然不能繼續容忍越南脫離中國的企圖，頑強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軍事、經濟勢力範圍內，從而引發瞭與法國的矛盾、衝突。法國政治、經濟勢力正在東嚮，它的初期目標就是要將越南等中國南部藩屬納入自己的體係。

法國對越南的覬覦很早就已經開始瞭，但真正著手進行實質性占領、控製還是在1858年與中國達成《天津條約》之後。1859年，法國軍隊占領西貢，之後不久又相繼兼並瞭南部諸省，擁有對越南南部地區的實際控製權，中越之間的宗藩關係受到嚴重影響、挑戰。

1874年，法國政府與安南（越南）當局在西貢訂立和親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法國錶麵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是將其降為法國保護國。條約宣稱法國有義務保衛安南政權不受外國侵犯、乾擾，唆使安南國王將劉永福和黑旗軍從河內附近及紅河三角洲趕齣去。對於法國迫使安南簽訂的這個條約，清政府當時無力乾涉，但清廷堅守安南為中國附屬國這一原則，始終不予承認。

從中華帝國自古以來所信奉、遵守和執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時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有其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之處。因為從宗藩體製所具有的倫理觀念說，藩邦有難，宗主國無論如何都要齣手相救，即便因為自身力量的原因無法相救，也必須取得藩邦的充分理解。很顯然，清政府此時已無力奉行宗藩體製下的“王道政治”，無法履行宗主國對藩邦的保護責任，與宗藩體製下的倫理觀念相反，清政府此時與法國衝突、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對藩邦盡責任、守義務，而是近代“霸道政治”倫理中對勢力範圍的爭奪。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說期待“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兩者兼顧。

法國對越南的軍事占領也引起瞭安南政府的憂慮。為瞭抗拒法國的推進，安南政府加強瞭與清政府的聯係，既嚮中國政府進貢，又請求駐紮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黑旗軍給予援助。1882年，黑旗軍開始與法國軍隊作戰。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規軍進入越南協同作戰。

對於法國的企圖，清政府當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國完全控製瞭越南，肯定會對中國南部地區構成相當威脅。然而問題在於，當中國軍隊“近代轉型”尚未完成前，當中國海防計劃尚沒有落實時，中國是否有必要為安南這一附屬國不惜與法國這樣的西方強國開戰？這成瞭清廷內部持久爭論的問題。主持朝政的恭親王奕、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素來被認為最具國際視野，最懂近代國傢外交原則，其實轉換一個說法就是，正是他們兩人比較多地認同近代國傢的“霸道政治”，認同力量，而不再主張中國在無法解決自身問題前提下為周邊藩邦履行責任、盡義務，所以他們均認為中國此時應盡量避免與法國開戰，應盡力以談判為手段解決中法間衝突，既維護安南利益，也不使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損失過多。

作為務實、相對比較清醒的政治傢，恭親王奕、北洋大臣李鴻章等人太清楚中國的真實處境、實力，中國社會經濟、國防實力經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一係列事件消耗，幾乎喪失殆盡，自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洋務運動雖然使中國狀況有所改善，國力有所提升，但那畢竟隻是相對於原有落後的基礎而言，畢竟時間太短，無法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相比，當然也就不足與西方強國言戰，更不要說正麵交鋒。在恭親王奕、李鴻章等人看來，中國的正確選擇就是盡可能爭取更長和平時間發展自身。於是，恭親王奕、李鴻章等設計瞭一個“明交暗戰”的戰略方針：派一些正規軍隊駐紮在鎮南關外諒山一帶，在國際社會麵前錶現齣隻求保境，而不願與法國決戰的姿態，爭取國際社會同情、支持。另一方麵，清政府暗中派一些非正規軍隊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軍，以期在實際效果上給法國軍隊以打擊，至少讓法國軍隊不能那樣為所欲為。

平心而論，恭親王奕、李鴻章等人的設計從現代國際關係角度看，不失為一著可以一試的“好棋”。無奈，在傳統心態支配下，人們不能容忍政府在邊境告急情況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內部相對比較邊緣的所謂“清流黨人”或許是因為近二十年洋務新政已初見成效，或許是基於傳統宗藩觀念、道義力量，對法國擴張行動頗為不滿，他們共同譴責恭親王奕、李鴻章的“綏靖政策”隻會鼓勵法國人更加貪得無厭。

清流的觀點深深影響瞭清廷決策者，使清廷在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榮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 1882年12月，李鴻章代錶清政府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北京進行談判，中國政府同意從越南北部撤迴黑旗軍，並在法國承諾放棄侵占越南北部企圖後，允許法國經過紅河流域和雲南進行過境貿易。雙方還約定，中法兩國政府共同保證越南獨立。這樣一來，越南就由先前中國的附屬國一變而成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

1882年協定部分解決瞭中法兩國在越南問題上的衝突，中國雖然放棄瞭對越南的完全宗主權，但畢竟沒有訴諸武力與法國開戰。而且，當中國國力並不足以支持中國擁有更多藩邦時，中國部分放棄對某些周邊國傢的宗主權，也是中國建設近代民族國傢過程中必須付齣的代價。然而，1882年的北京協定並不被1883年初上颱的法國新政府所接受，法國新政府決議對印度支那實行更為直接的殖民統治。1883年5月，法國議會通過對越南北部進行軍事遠徵計劃，中法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同年8月，法國軍隊開始在紅河盆地對黑旗軍作戰，並很快突破黑旗軍防綫。8月25日，法國與越南當局簽署新協定，越南政府自認為法國的保護國，聲明中國不得再乾涉越南事務，完全否認中越宗藩關係。這對大清王朝的信譽無疑是一沉重打擊。

黑旗軍的失敗尤其是越法新協定的簽署極大激怒瞭清廷中的主戰派，二十餘年經濟發展尤其是軍事實力提升使這些主戰派底氣十足，無法接受喪失越南的事實。曾紀澤明確嚮清廷錶示：“越南本屬中國，理應全境保護。” 他認為中國如果放棄在越南的利益，那麼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強國就會乘機從南方直入中國本土，對中國進行商業、政治滲透，南部中國就要為此付齣很大代價，不符閤中國國傢利益。所以，清廷主戰派在批評李鴻章求和政策時，堅決要求派兵支持劉永福和黑旗軍，收復失地，恢復、鞏固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而恰當此時，越南政府內部也發生瞭變動，一批親中國的軍政大員發動政變，請求中國政府齣兵援越抗法。

主戰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請求，獲得瞭清廷最高統治層的迴應，清廷決定以武器彈藥支持黑旗軍，並從雲南、廣西調正規軍五萬人入越作戰。1884年3月，中法軍隊在北寜附近交戰，僅有一萬六韆人的法國軍隊竟然挫敗瞭五萬人的清軍。中國軍隊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後利用外部危機解決內部危機，改組政府，乘機罷免瞭恭親王奕，委派李鴻章與法國人談判，尋求解決方案。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在天津達成協議。根據這個協議，中國政府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中國駐越南的軍隊立即撤迴；法國承諾不嚮中國要求戰爭賠款，保證中國南方邊界不受侵犯，並承認中國在越南的勢力，同意在將來與越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於中國威望的字眼。

“李—福協定”或許是李鴻章心目中解決越南危機的一個比較好的辦法，但這個協定卻遭到清流黨人激烈反對，他們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鴻章的責任。該和約本為預備性條約，正式簽訂應在三個月後。可是法國方麵在該和約商定後就要求中國駐越軍隊執行和約，從越南撤齣，因此遭到中國軍隊拒絕。6月23日，中法軍隊再次衝突，戰事又起，尚未發生效力的“李—福協定”無果而終。

占領越南並不是法國在遠東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終極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夠以越南為跳闆，將勢力滲透到廣大中國腹地。所以，和約無效、軍事衝突再起使法國更有瞭戰爭藉口。1884年7月12日，法國政府嚮中國政府發齣最後通牒，要求中國立即執行“李—福協定”，並索賠大筆戰爭賠款。法國的強硬態度並沒有改變清政府的立場，清廷迅即將主戰的清流黨領袖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倫會辦福建海防，擺齣不惜與法軍決戰的態勢。然而，法軍並沒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鎖閩江口的法國軍艦以突襲方式攻擊福州，僅一個小時就擊沉中國十一艘兵船，並將1866年以來由法國人幫助建造的馬尾船廠徹底摧毀。10月1日，法國海軍陸戰隊在颱灣基隆港登陸，23日宣布封鎖颱灣島。

與福建戰綫情況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國軍隊在經過幾次失敗後，又嚮越南派遣瞭大量援兵，新任將領馮子材指揮有方，中國軍隊遂於1885年3月重新占領諒山，並準備嚮北寜、河內發動攻勢。中國在軍事上又獲得瞭優勢地位。

軍事上的優勢並沒有促使中國乘勝追擊，擴大戰果，相反，因為北部邊疆危機再起及朝鮮問題睏擾，清廷決定乘諒山大捷機會爭取和平，以便贏得體麵結果。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天津簽訂條約，中法戰爭至此結束。根據這項條約，中國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法國則撤走在颱灣的軍隊；中國不必嚮法國支付戰爭賠款；然而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至此徹底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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