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Archaeolog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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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保羅·巴恩 著，覃方明 譯

圖書標籤:

• 考古學
• 曆史
• 通識
• 文化
• 人類學
• 科學
• 牛津大學
• 學術
• 入門
•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32680

版次：1

商品编码：11234287

品牌：译林（YILIN）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牛津通识读本

外文名称：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Archaeology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0

正文语种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由古物研究會會員、《考古學》雜誌（紐約）特約編輯保羅·巴恩撰寫，摺射齣瞭考古學的持久魅力。南京博物院前院長梁白泉作序推薦。

內容簡介

　　《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趣味橫生，摺射齣瞭考古學的持久魅力。考古作為一種消遣、一份事業和一門學科而獨具吸引力。它囊括瞭整個地球，求索二百五十萬年的曆史。從沙漠到叢林，從深穴到高峰，從石器到衛星照片，從現場挖掘到抽象理論，考古學與幾乎所有的學科相互交叉，試圖重建過去。

作者簡介

　　保羅·巴恩，古物研究會會員，《考古學》雜誌(紐約)的特約編輯。翻譯和編著過多本考古學方麵的著作，同時還擔任電視颱考古節目的主持人。

精彩書評

　　非常生動，絢爛無比，娓娓道來，細緻入微……帶你探訪考古學的珍奇世界。
　　——牛津大學歐洲考古學教授 巴裏·康利夫

目錄

前言
導言
1 考古學的起源與發展
2 確定年代
3 技術
4 人們怎樣生活？
5 人們怎樣思想？
6 居所與社會
7 事物如何與為何改變？
8 少數與女性
9 將過去呈現給公眾
10 過去的未來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書摘

　　第一章 考古學的起源與發展
　　考古學就像懷舊一樣，不是過去的樣子瞭，那麼它來自何方？“對考古學的考古學”是什麼？
　　大多數人都對過去懷有某種興趣。確實，這種興趣再加上下述事實——我們知道我們將會死亡與我們是唯一有能力摧毀我們星球的生物——也許是人類區彆於其他生物的特徵之一。似乎人類總是對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遺跡感到好奇——盡管開始時間已無從考證，但是有許多實例錶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經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紀，巴爾乾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擁有一份石器時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紀與16世紀的易洛魁人遺址中也有著幾韆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據說印加帝國的皇帝們曾經收集瞭莫切文化的富麗堂皇的繪有色情圖案的陶器，這些陶器在當時已是若乾世紀之前的古董瞭。
　　現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學傢”是巴比倫國王納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紀發掘瞭一座廟宇，一直挖掘到一塊數韆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裏菲斯於1916年拍攝的默片《黨同伐異》中，有一個場景有如下字幕：“這天對貝爾沙撒的父親來說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他發掘齣瞭納拉姆-辛神廟的奠基石，這座神廟是三韆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間，他察覺到波斯人居魯士，巴比倫最強大的敵人，正在靠近這座城市。”這錶明甚至考古學最早期的開拓者們也深深地迷戀他們的專業並且常常會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
　　昔時“考古學傢”的含義與今日大不相同。實際上，在希臘，在公元後最初的幾個世紀裏，“考古學傢”這個詞指的是一類演員，他們用戲劇性的摹擬錶演在舞颱上再現古代的傳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學”這一詞語是由17世紀裏昂的一位醫生兼古物學者雅剋·斯蓬重新創造齣來的。他也提齣瞭archaeography這個詞語，但這個詞像掉在石頭地麵上的陶器一樣摔得粉碎。
　　在羅馬時代，尤裏烏斯·凱撒的戰士發現瞭許多偉大的古代墳墓，當時他們正在意大利與希臘建立殖民地；他們從這些墳墓中劫奪陶器和青銅器，這些東西在羅馬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這是早期的盜墓與古物買賣的一個實例。據史學傢蘇維托尼烏斯所說，甚至奧古斯都大帝也曾經收集“已經滅絕的海洋與陸地怪獸的巨大遺骨（它們通常被稱為‘巨人之骨’）與古代英雄們的武器”。
　　到中世紀時，歐洲人逐漸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甕）由於自然侵蝕或是穴居動物的活動而神秘地從地下顯現齣來。與此同時，人工製造的燧石與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經常由於農夫耕耘土地而重見天日。根據普遍的看法，這些器物是精靈的彈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實際上，它們為甚至遠在非洲和印度的人們所崇拜與收藏，並常常被他們用作護身符或符咒。在歐洲，許多器物被人們收藏在“古玩櫃櫥”內，早期的文物愛好者將自然的與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頭腦更開明的人慢慢地認識到，這些“雷霆弩箭”與“奇妙的陶罐”實際上是古代人類的人造遺物。與此同時，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的發現鼓舞瞭當代藝術傢去研究古典時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傢庭則開始收集與展齣古典時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紀，在西北歐，有些學者開始真正質疑弗蘭西斯·培根的論點，即“大部分遠古的時代（除瞭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沒在沉默與忘卻之中”。這些學者認識到有關遠古的過去的信息有可能來自對野外遺跡的研究。整整一大隊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學者齣發去走訪與描述這些遺跡。在17世紀和18世紀，伴隨著日益增加的發掘量，這些活動演變為一種更係統化的興趣。雖然大多數挖掘僅僅是為瞭重新獲得來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數開拓者將這項工作當作細緻的解剖，他們注意到器物與不同土壤層之間的關係，並且認識到，總體來說，來自上層土壤的物品必定比來自下層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這種新的追問方法與讀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紙公文，引發瞭挖掘古塚的瘋狂浪潮——發掘西北歐或北美的墓葬山丘。這在過去首先是紳士、牧師、醫生、商人和教師等的閑暇消遣，甚至在今天，從事這些職業的人也對“業餘”考古學做齣瞭十分可貴的貢獻。
　　確實直到19世紀早期至中期的時候，考古學纔取代瞭古物研究而盛行起來，這是在渴望更係統、更科學地瞭解過去遺存的意義上說的。正是在這一時期，由於在西歐發現瞭石器工具與現已滅絕的動物之間的聯係，人類的遠古狀況纔被首次證實並最終得到瞭普遍接受。到19世紀末葉，真正的考古學已經是一項蓬勃興旺的事業，許多“偉人”在勤奮地工作——比特裏在埃及，考爾德威在巴比倫，謝裏曼在愛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顛。對這些開拓者中的大多數來說（也許要除去那位圓滑世故、說謊捏造的謝裏曼），考古不再是對寶藏的追尋，而是對信息的探尋與解答特定問題的手段。
　　20世紀，由於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諸如惠勒在不列顛和印度，賴斯納和伍萊在近東，尤爾和基德爾在美洲，鮑德斯和勒羅-高漢在法國），考古學成為瞭一項基礎雄厚的、多學科的事業，匯集瞭無數個領域的專傢——從地球物理學傢（他們可以藉助一係列裝置來探測地錶以下的東西）和空中攝影師到動物學傢、植物學傢、化學傢、遺傳學傢和所有其他領域的科學傢，他們能夠從考古得到的物質中或從包裹這些物質的沉積物中確定年代（見譯文第17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迄今為止，考古學有兩個主要的趨勢。第一，發掘已經變得比原來緩慢得多，也更加艱苦。過去人們用鶴嘴鎬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藥爆破！）考古地層，而現在，每一地層都被細緻地鏟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後每樣東西都要過篩，這樣纔不會遺失土壤裏可能包含的任何一點兒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遺骨之穴”這個岩洞深處的密室裏，藏有許多至少有二十萬年的骷髏（實際上，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禮儀式——見譯文第44頁），發掘者每年的7月隻移去大約十英寸的泥土。這裏已經發掘齣瞭大約三百具人類骸骨，這就是發掘者們可以擺弄的全部東西。因為每一具都必須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與保存，這項工作進行得難以置信地細緻，連留下的沉積物都要清洗與過篩，所以甚至連內耳的微小骨骼也被發現瞭。
　　第二個主要的趨勢是，我們不僅獲得瞭數量急劇增長的各種類型的材料，而且——由於新技術與新的科學分析方法的發展——我們現在可以從每件器物上獲得多得多的信息，這一點頗有諷刺意味。例如，拿一塊陶瓷碎片來說（這是陶器上的碎片，屬於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遺存類型），過去，一塊碎片隻能簡單地依據其形狀、材料與裝飾（如果有的話）而被歸為某一種類型。但是現在，你可以獲得對它的原料的詳盡分析，從而使你能夠確定這些原料的來源；你還可以獲知它是在什麼溫度下燒製的，以及它是用什麼材料燒製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熱緻發光技術來確定其年代（見譯文第23頁），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來分析其內部錶麵上沉澱物的最不明顯的痕跡，從而告訴我們它原來是用來盛放什麼東西的！
　　換句話說，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它正在用比原來少得多的材料來做比原來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在生産著比原來多得多的東西。全世界的考古學傢的數量正在不斷地增長，他們為職位而競爭，並且所有的人都試圖提供信息或新的資料。大量的討論會與專題會正在舉行，其中大部分最終將其成果以書的形式齣版。因此，這一專業的文獻已經失去控製，一隻巨大的多頭許德拉正帶著新的雜誌和係列專著年復一年地躍起，很少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資料，甚至連圖書館在目前的緊縮預算之下要購買它們也感到很吃力。沒有人能指望擁有關於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或某一專業的所有文獻，更不用說關於某一大陸的考古學的所有文獻瞭，更遑論全世界的考古學文獻瞭。
　　第二章 確定年代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東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麼研究過去就沒有什麼意義。無論對這一學科有著多大的熱情也不能代替一張可靠的年錶——如果你不能獲悉時間，隻有愛好也無濟於事。那麼，考古學傢是如何獲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為止，隻有兩種確立年錶的方法——確定相對年代（這並不意味著與你的錶妹齣去約會）與確定曆史年代。確定相對年代隻涉及將事物——器物、沉積物、事件與文化——排成一個序列，確定孰先孰後。曆史年代則來自已經有瞭文字記載的時期，諸如中世紀時期或羅馬時期。對史前時期來說，隻有可能確定相對年代，所以，雖然人們可以說青銅時代先於鐵器時代，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但是人們說不齣具體早瞭多長時間。
　　確定相對年代背後的基本推理來自地層學，這是對地層或沉積物如何一層覆蓋著另一層的研究。總體來說，首先鋪好的是下層，所以，下層在時間上早於上層。對於在這些地層中發現的器物也是同樣的道理，除非曾經存在過某種擾動，例如，由穴居動物或者盜墓，垃圾坑或是腐蝕與再次沉積所導緻的各種擾動。
　　通過化學定年法可以確定在某一地層中的骸骨是否屬於相同的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埋入土裏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並且骸骨要逐漸吸收氟與鈾。所以測定這些元素的含量將可以錶明一組骸骨是同一時期的還是不同時期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正是使用這種方法揭露瞭所謂的皮爾當騙局——皮爾當人被人信以為真地認定為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生物”，於1912年在蘇塞剋斯被“發現”，但後來被證明是一齣徹頭徹尾的騙局。化學定年法顯示這一頭骨是新近的，而下齶則來自一隻現代的猩猩。這些骨骼曾經被染過色，牙齒也經過修補銼平，以使它們看起來顯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關於誰應當對這一惡作劇負責的爭論仍然在無盡無休、令人厭煩地進行著。
　　另一種確定相對年代的主要考古學方法是“類型學”，即將器物按照材料、形狀和/或裝飾紋樣的特點進行分類。這整個體係依賴於兩個基本思想：第一，來自某一給定的時代與地區的器物都有一種可以識彆的風格（物以類聚），而這種風格的變化是相當漸進的；第二，在實際情況中，不同的風格可以共存，個彆的風格可以延續很長的時間，而變化可以相當突然地發生，但是對短小的引論性書籍來說，好處就在於沒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復雜的情境之中！
　　無論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傢——尤其是那些來自德語國傢的考古學傢——都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瞭這樣一份事業，即建立詳盡的陶器、工具和武器形製的序列，並嘗試將來自不同地區的序列組接到一起。同時代的不同器物可以被歸為一個“集閤”，而各個集閤也可以按順序排列，並進行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比較。
　　其他的相對年錶是基於冰河時代氣候階段的前後相繼關係的（冰川期，或者叫冰川前進階段；間冰期，或者叫溫暖間歇；以及被稱為亞冰期和間亞冰期的小波動），但我們現在知道——通過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冰核中所蘊藏的詳細氣候信息——冰河時代的氣候比人們所認識到的要復雜得多，也波動得更為厲害。來自沉積物的花粉也能産生氣候與植被變化的序列，但這些序列是區域性的。依據動物群來確定年代——基於不同種屬的動物骨骼的齣現與否——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特彆是對於更新世考古學（對冰河時代末期的研究）而言，因為在這一時期，“耐寒”與“喜熱”的物種伴隨著氣候與環境的變化輪番登場。
　　能確定序列當然非常好，但確定年代——“絕對年代”——則是考古學傢夢寐以求的。直到20世紀，可以獲悉的僅有的年代是那些與古人建立的年錶和日曆發生考古關聯的年代，這些年代在今天仍然至關重要。這些日曆中有許多——諸如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的日曆，等等——是基於他們的執政官、皇帝、國王或是“王朝”的統治年代的。例如，埃及的王朝可以通過從亞曆山大大帝徵服埃及起進行迴溯的方法來確定其年代，而從希臘曆史學傢那裏，我們得知亞曆山大是在公元前332年徵服埃及的。進一步的細節與解釋來自埃及對天文事件的記錄，這些事件的年代我們也可以從各個不同的科學信息來源獲知。
　　中美洲的瑪雅文化有一份非常詳細的日曆，它不是基於統治者或王朝，而是基於二百六十天與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循環，這一長期的記述始於公元前3113年8月（依據我們自己的日曆體係）。
　　所有這些都給瞭考古學傢們機會去確定具體器物的年代，這些器物包括提及事件或統治者的手稿，當然還有羅馬和中世紀的錢幣，這些錢幣上麵有當時統治者的名字。當然，人們必須總是銘記在心的是，確定器物的年代並不一定要確定從中發現它的地層的年代——一枚錢幣可以流通或是貯藏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但它至少會給你一個該地層年代的上限：地層不會比錢幣的年代更古老（除非錢幣是後來侵入的），但卻可以比錢幣年輕得多。
　　離開這些曆史的和日曆的年代，考古學就一籌莫展瞭，直到科學嚮它提供瞭一整套從不同材料獲得“絕對年代”的方法。一部（相當）精確的年錶是科學贈予考古學的最貴重的禮物（因為眾所周知，沒有什麼禮物能與時間媲美……）。
　　戰前，隻有兩種區域性非常強的技術——斯堪的納維亞的“紋泥”和美洲西南部的樹木年輪。紋泥（varves）是一個瑞典詞，指的是每年由於冰層融化而鋪下的沉積泥層。它們每年的厚度都不一樣，溫暖的年份會導緻融化加劇，因此會有一個較厚的泥層。通過測量一係列泥層的相繼厚度並將其與其他地區的泥層模式相比較，就可以將數韆年的長期序列聯係在一起。與此完全相同的是樹木的生長年輪——一係列厚薄相間的年輪是由當地氣候的波動引起的，可以通過將取自不同樹齡的樹木的樣本重疊起來，建立年份的序列。例如，我們現在在德國已經有瞭可以迴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不間斷序列，用它就可以比較古代的木材，從而確定這些木材的樹齡。
　　自然，這種技術在美洲的西南部或者在歐洲的西北部最有用武之地。在美洲的西南部，乾旱使得許多古代的木頭得以保存；在歐洲的西北部，在沼澤地區中浸透水的木材十分豐富。現在，令人驚奇的精確結果正在齣現。例如，在不列顛的薩默塞特，對橫跨一片沼澤的名為“斯威特之路”的一條木闆走道的木材進行分析，結果錶明這條走道建造於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鼕天。
　　通過樹木年輪來確定年代的方法在檢驗通過放射性碳得到的年代時也具有巨大的價值。通過放射性碳確定年代的方法引起瞭考古學的革命，但它在某種意義上也證明瞭“太好的反而是不真實的”。研究的樣本包括來自考古地點的有機體材料，諸如木炭、木頭、種子和人類的或動物的骨骼等等，因為這種方法測量的是在有機體組織中殘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機體組織在活著的時候吸收碳14，但在死後則逐步地喪失它。在名為加速器質量光譜測定法（AMS）的新近技術之下，隻需要非常少量的樣本，碳14的原子被予以直接計數。年代的誤差仍有大約五萬年。
　　……

前言/序言

　　馬剋思在講到一般意識形態和德國哲學時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麵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說到曆史，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人類自身的曆史。
　　什麼是我們自身的曆史？一般將其理解為以文字記錄的曆史文獻。可是，無論中外，自古以來就有人對此持懷疑的態度。
　　“疑”字多義。《詩·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傳“疑，定也”；《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麵，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書·王佩解》：“時至而疑”，注“疑，猶豫不果也”；《說文解字》：“疑，惑也”，“惑，亂也”；宋《廣韻》：“疑，恐也”、“不定也”。
　　《後漢書·桓譚傳》：“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曹褒傳》：“互生疑異，筆不得下”；《鄭玄傳》：“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陶淵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南宋硃熹在《近思錄·緻知》中指齣：“學者先要會疑”；近代鬍適也提到，“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在西方，17世紀的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認為以懷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對“懷疑論”（skepticism）的影響很大。
　　曆史是什麼？從認識論齣發，當今的史學傢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後現代”（p·stm·dern）史學。後現代史學傢的觀點有：曆史是“一門科學或一門藝術”，“曆史可說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其內容為杜撰的與發現的參半”。人們因而要問：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們曆史學的工作者習慣於把曆史學的組成分為三個基本部分：一是曆史文獻，如我們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學（ethn·l·gy）、民族誌（ethn·graphy），特彆是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西方殖民國傢在世界各地調查、記錄下來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現狀和知識，如摩爾根（L.H.M·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會》等等；三是18世紀中葉以來因發掘意大利龐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達米亞和小亞細亞遺址而建立起來的考古學，其中著作很多，舉不勝舉，例如柴爾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銅時代》、《工具發展小史》等等。
　　關於曆史文獻，人們大多深信不疑。因為列強侵略，西方思潮湧入，學者反躬自省，對古文獻的價值産生懷疑。近代梁啓超指齣：《二十四史》不過是一部“帝王傢譜”，是帝王傢族的“相斫書”。上世紀30年代，以鬍適、顧頡剛、錢玄同等學者為首的“古史辨派”曾對我們的古史全麵質疑。馮友蘭又提齣“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的曆史劃分。
　　西方16世紀啓濛思想傢、懷疑論研究者濛田（Michel de M·ntaigne， 1533-1592）告誡人們，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彌篤”。
　　剋羅齊（B. Cr·ce， 1866-1952）指齣“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說一切曆史都必須從當代齣發，曆史總是後人或彆人的論述，隻反映瞭後人或彆人的曆史觀。
　　英國古典學者、曆史學傢伯裏（J. B. Bury， 1861-1927）提齣瞭嚴厲而苛刻的要求：“曆史是一種科學——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
　　於是詹京斯在他的《曆史的再思考》一書中感嘆“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過去。”
　　民族學記錄的原始民族或處於母係或父係社會，或處於奴隸製或農奴製社會。民族學傢說：他們或多或少地證明瞭今天先進民族曾經經曆過的曆史階段。但這隻是推測，隻是可能，隻是“例子”，而不是“證據”。列寜（V. Lenin， 1870-1924）說過：“例子不是證據”，例子隻是類似的可資比較的東西，證據是事物的全體或局部。
　　看來，隻有考古學，由於遺址、遺跡、遺物的直觀性，具體性，原生性和生態性，纔能比較好地幫助我們認識“曆史”。考古學並非萬能。第一，由於自然、人為的原因，先人的遺存已經大量消失，僅存者難以展示他們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學科的專傢參與進來，共同認識和解讀；第三，正如我們認識、解讀古代文獻一樣，存在著類似“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的問題，做到完全的客觀和準確仍是非常睏難的。
　　我國的考古學從西方輸入，百年來成果輝煌，證明瞭我們的古史基本可信，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引進西方的成果。
　　本書作者保羅·巴恩（Paul Bahn）是英國著名考古學傢、翻譯傢和考古節目主持人，1979年獲劍橋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發錶論著四百多篇，齣版專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學考古專業的參考書目。他善於把高深、艱澀的學術概念用通俗、活潑、有趣的文字錶達齣來。他說：“如果考古學不能給人們帶來快樂，那它就一錢不值。”在今天這個繁忙喧囂的社會中，這非常符閤讀者的需要。不少諾貝爾奬的獲得者都強調學習要盡量與興趣相結閤，且要持之以恒。本書為你打開瞭一扇古老的門，請你不要輕易將此門關上。
　　希望本書的閱讀過程能夠給你帶來快樂！

文明探尋的足跡：人類與環境的對話 一部關於環境變遷、社會演進與技術革新的宏大敘事 本書旨在深入探討人類文明在地球漫長曆史中的發展脈絡，聚焦於環境如何塑造瞭人類的生存模式，以及人類活動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瞭自然生態係統。這不是一部聚焦於單一學科的著作，而是一部跨越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和曆史學的綜閤性研究，力求呈現一幅關於人類與環境復雜互動的全景圖。 第一部分：地球的史詩——環境的塑造力 我們從地球深邃的過去開始，探究塑造瞭今日人類生存舞颱的宏大地質過程。重點闡述瞭闆塊運動、冰川周期和氣候波動如何為生命演化提供瞭基礎框架。理解這些基礎力量，是解析人類早期遷徙和定居模式的關鍵。 氣候變遷與人類適應： 詳細分析瞭全新世以來的主要氣候事件，特彆是“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和隨後的氣候波動，如何迫使早期人類群體進行遷移、改變狩獵采集策略，並最終催生瞭農業的萌芽。我們考察瞭不同地理區域（如乾旱的草原、濕潤的森林邊緣）中，人類社群如何發展齣獨特且適應性強的生存技術。 水資源的博弈： 水，作為生命之源，也是文明興衰的核心驅動力。本書將專門闢章，討論河流係統（如尼羅河、兩河流域、印度河）如何成為早期復雜社會誕生的搖籃。同時，也將分析乾旱地區的文明（如瑪雅文明在中美洲的興衰）如何因水資源管理不善而陷入危機，探討其在水利工程、灌溉技術和水資源分配製度上的得失。 生態足跡的早期顯現： 在前工業時代，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是否微不足道的觀點將被挑戰。我們通過對古代森林砍伐、土壤侵蝕和生物多樣性變化的古生態學證據的解讀，展示瞭早期農業擴張、采礦活動以及定居生活如何在地錶留下瞭持久的印記。這種“早期生態足跡”的研究，為理解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提供瞭曆史縱深。 第二部分：社會的復雜化——技術的驅動與製度的演進 本部分將重點關注人類社會結構如何隨著人口增長、資源壓力和知識積纍而變得日益復雜，並探討社會組織如何迴應環境挑戰。 從聚落到城邦： 考察瞭農業革命之後，定居生活的穩定如何催生瞭剩餘産品的積纍，進而支持瞭專業化分工、階級分化和行政管理體係的齣現。我們對比瞭不同文化中城市形態的發展路徑，分析瞭城市規劃如何體現瞭其社會等級和權力結構。重點探討瞭冶金術、製陶術等關鍵技術的擴散與影響。 知識的傳承與製度構建： 法律、宗教和教育體係是社會穩定和延續的基石。本書將分析古代法律典籍（如漢謨拉比法典）中對土地、水權和勞動的規定，揭示瞭這些製度如何服務於特定的經濟基礎和生態環境。同時，探討瞭書寫係統的發明在知識跨代傳遞中的革命性作用，以及這如何加速瞭技術和思想的積纍。 貿易網絡的興衰： 貿易不僅僅是物資交換，更是文化、疾病和技術的傳播通道。通過對古代絲綢之路、地中海貿易網絡的考察，我們分析瞭長距離貿易如何連接瞭原本地理隔離的生態區域，創造齣新的區域經濟依賴性，並揭示瞭這些網絡如何因地緣政治衝突或環境災害而中斷。 第三部分：現代轉型——工業革命與全球生態危機 工業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劇烈的社會與環境的斷裂點。本部分將聚焦於自18世紀以來，能源利用的根本性變革如何重塑瞭人類文明的麵貌，並引發瞭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環境後果。 能源革命的深遠影響： 深入剖析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使用如何打破瞭農業社會對生物能的依賴，實現瞭人口爆炸式增長和全球化的加速。我們將量化地展示化石燃料的使用在短短兩百年間對大氣成分、水循環和地錶形態造成的劇烈改變。 全球化的生態後果： 考察瞭工業化生産模式下，資源的開采從區域性競爭轉變為全球性掠奪的模式。重點分析瞭殖民擴張、大規模種植園經濟對熱帶雨林和土著社區的影響，以及全球範圍內土壤退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 風險社會與未來展望： 麵對核能、氣候變化、生物技術等可能帶來係統性風險的新興領域，現代社會展現齣復雜的應對機製。本書探討瞭科學知識在公共政策製定中的作用與局限性，並分析瞭從“無限增長”的範式嚮可持續發展模式轉型的必要性。我們審視瞭當代社會為應對環境挑戰所做的技術創新（如可再生能源、循環經濟）和社會治理的努力，旨在提供一個立足於曆史經驗的、審慎樂觀的未來圖景。 結語：時間深處的警示 本書最終迴歸到對“時間感”的重塑：人類文明在數十萬年的曆史長河中，其成功與失敗往往與對自身所處生態係統邊界的理解程度直接相關。我們力求通過展示過去成功的適應策略和災難性的失敗教訓，為當代決策者和公眾提供一個更具曆史維度的框架，以審視我們與地球共同的未來。這是一部關於人類如何生存、適應、徵服，以及最終必須學會共存的曆史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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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選材和篇幅的限製來看，作者必然要做齣艱難的取捨，哪些應該保留，哪些必須捨棄。因此，這本書的精髓很可能體現在它所選擇的“案例”上。我推測，它不會陷入對某個單一文明的深入剖析，而是會選取一些具有代錶性的考古學突破性時刻或關鍵概念進行闡釋。比如，它可能會用一小段文字來解釋“地層學”是如何成為考古學基石的，或者如何通過器物風格的演變來確定年代序列。這些基礎概念是理解一切考古發現的鑰匙。至於對“未來”的展望，我希望能看到一些關於“遺址保護”和“公眾教育”的討論。隨著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文化遺産麵臨的威脅日益嚴峻。一本優秀的通識讀本，應該讓讀者明白，保護考古遺址不僅是科學傢的責任，也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它應該激發一種責任感，讓讀者意識到，每一個被掩埋的遺址，都是一個不可再生的信息庫，其價值遠超任何金銀財寶。這本書能否在結尾處成功地留下這種深刻的、關於“責任與傳承”的思考，將是我衡量其價值的最後標準。

评分☆☆☆☆☆

這本書的裝幀和整體設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那種非常現代、適閤快速閱讀的學術普及讀物風格，往往采用清晰的章節劃分和大量的圖錶輔助理解。我預感，作者在處理“考古學的過去”這一部分時，可能會采用時間綫索，從史前時期開始，逐步過渡到古典時期、中世紀乃至工業革命後的遺址研究。重點或許不在於羅列多少具體的考古遺址或珍貴文物，而是更側重於“人”——那些古代的人類是如何生存、如何組織社會、如何與環境互動的。這種社會文化層麵的解讀，往往是通識讀本最能吸引非專業讀者的部分。它必須解釋清楚，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關心幾韆年前的陶片或者幾百年前的垃圾堆？答案一定隱藏在這些“物證”如何幫助我們重建逝去的生活場景和思維模式之中。另外，鑒於這是一本探討“未來”的讀物，我好奇它會如何觸及倫理和政治議題。比如，文化遺産的歸屬權問題，全球化背景下跨國界的考古閤作與衝突，以及公眾參與（Citizen Science）在現代考古學中的作用。一本好的通識讀本，需要觸及這些尖銳的問題，讓讀者意識到考古學絕不僅僅是“挖寶”，而是一門嚴肅的、與當下社會息息相關的學科。

评分☆☆☆☆☆

我注意到這本書的標題暗示瞭對學科發展脈絡的關注，從“過去”到“未來”的跨度非常大，這要求作者具備極強的概括能力和洞察力。如果作者成功地描繪瞭“過去”的考古學，我希望看到的是關於理論範式的轉變，比如從早期的曆史描述到後來的過程考古學（Processual Archaeology），再到如今強調解釋和意義的後過程考古學（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影子。這些理論的更迭，決定瞭考古學傢觀察世界的方式。對於“未來”的部分，我更關注的是方法論上的革新。現在考古學越來越依賴高科技，比如DNA分析、同位素分析來重建古代飲食和遷移模式；激光雷達（LiDAR）技術正在揭示被茂密植被覆蓋的古代都市。這些技術進步，無疑是考古學界最激動人心的前沿。這本書能否將這些復雜的技術，用非技術人員也能理解的語言解釋清楚，將是衡量其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它應該像一把鑰匙，打開通往未來研究方法的大門，讓讀者對這個領域的前沿感到興奮，而不是被技術名詞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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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書名我剛纔看瞭一眼，好像是關於考古學的一個比較概括性的介紹，名字裏帶著“通識讀本”和“非常短的介紹”的意思，感覺應該是那種能快速建立起對一個學科基本認知的基礎讀物。雖然我還沒來得及細看內容，但光從書名就能推測，它必然會涉及考古學的核心理念，比如它研究的是什麼、采用哪些基本方法來獲取信息，以及它在曆史學、人類學中的定位。我猜想，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內，肯定得絞盡腦汁，用最精煉的語言去勾勒齣這個學科的宏大藍圖。比如，它會不會提到早期發掘的浪漫主義色彩與現代科學考古學的嚴謹性之間的分野？會不會有一章專門討論“發掘”這個行為本身，不僅僅是挖土，更是對過去的一種解讀和重構過程？對於一個完全不瞭解考古學的人來說，這本書可能就像一個嚮導，帶領初學者走過學科的曆史沿革，從早期的文物收藏熱潮，到後來科學方法的引入，再到如今的全球化視野和數字技術的應用。我期待看到它如何平衡“過去”的輝煌發現和“未來”的技術挑戰，比如非侵入性勘探技術（比如探地雷達）如何正在改變我們發現和理解古代遺址的方式。這本書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能提供一個清晰的、去蕪存菁的知識框架，避免讓讀者一頭紮進那些過於專業化、充滿行話的學術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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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對曆史充滿好奇的普通讀者，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打破我對考古學的刻闆印象——就是那些在沙漠裏或雨林中挖掘金字塔或瑪雅遺跡的場景。真正的考古學，在我看來，是無處不在的，它存在於我們腳下的城市地層，也存在於近代的工業遺址中。我期望這本書能拓寬我的視野，讓我意識到“考古學”的對象遠遠不止於古代文明，近代考古學（Industrial Archaeology）和城市考古（Urban Archaeology）同樣重要，它們幫助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的根源。這本書如果能成功地展示考古學如何與我們當下生活中的議題産生關聯，那就太棒瞭。例如，通過研究古代農業實踐，我們能獲得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通過研究古代聚落的布局，我們可以反思現代城市規劃的優劣。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感，是通識讀本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應隻是知識的堆砌，更應該是思維方式的引導，教導我們如何運用物質殘留物來提問、論證和構建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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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在京东买书，但凡是做活动的时候，就买一点点。穷人嘛，就要有个穷人的样子，只能买点便宜货了。但这本书还是不错的，一如既往的喜欢。适合专业性的人去读。 不知道为什么，作者的轻松遐想，提不起兴致。可能是本身心情不好的缘故吧平心而论，文章里的一切、有他自己的心思，只是这心思不能被世人所公知。于我，就像那火红的木棉，那金色圆润的木瓜，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却在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了否定。不用说话，只要发光就好，有没有人知道都没关系，会很寂寞呢，可是寂寞怕什么，即使有人在，听不懂自己的话，那还是一样的寂寞啊，安安静静的，看看来来去去的人，想想自己的事情，这样，多好啊。 　　不算自夸的话，文学性的语言在三十来岁就有了信心，但这十来年，写得最多的论述性的文字，一度以时政评论专栏为主，自己的转折点，应该在2008年，停掉在《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报刊的时评专栏，以为是微博类的文字更灵活、更直接、更生动地取代平面媒体所致，可是在微博上，我对时事的关心度也直线下降，不再喜欢第一时间点评论事情，等它尘埃落定吧，可尘埃落定后，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当然，在微博上到达这点，又 迟了一些，直到2012年才意识到。 越来越无所谓，难道就是自由主义者？ 我对外部确实是无所谓了，在我心中，有个美好世界的模样，我也会在文章里说，可是现实如何演变，甚至不变好，我并不在乎，毫无原来的愤怒和焦虑；我对自己及自己所爱的人很所谓，能不能让自己和她开心，变成最重要的事。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走向自由的人，剥离那些不必要的“实体”，是很漫长的路。 在《城市画报》的专栏，也是论述性的文字，由于媒体的属性，它不像时政类评论那么“强硬”，柔软一些，时间跨度也长，半个月一篇的文章，写每一篇，你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把两百多篇快进看完，演化就出来了，挑文章，最早几年的，基本看不上眼，前四五年的，要做些修改，删除那些攻击性强的、挖苦人的文字，太猛烈的判断、太强烈的抒情，都一一揉软，近一两年的，则基本可以不做修改。 长年专栏的好处是，你发现原来幻想改变外部环境，到后来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你写的东西，都是在与自己对话，是在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轻灵一点，不再背着别人跳舞。 祖国、国家、民族、家族这些集体词汇，是最早放下的，稍稍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都容易发现它们的主要功效就是用来压迫个人，个人无法逃逸，当然就没自由。但很多问题还要自己去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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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非常值得一读，有办法一定都收集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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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翻译的其实不够好，有些地方比较生硬，不够口语话，有些难以理解。还不如直接去看英文原文呢，毕竟这是人家母语写的东西。不过可以理解，一般译文，尤其是这种学术性的都会生硬一些。总体来说，内容比较活跃，不会很死板，让人可以初步进入考古学的世界。这个世界说简单也很简单，简单到看看书就能明白很多事情。而说复杂也很复杂，需要用一生的精力去钻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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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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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读本，也看看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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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啦啦啦，够不够字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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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需要购买此书，买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