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接觸過監獄和犯人的人們對於監獄生活抱有一種神秘感，以為關在其中的都是一夥青麵獠牙的人物。其實，號子裏的人與當時社會上的人沒多大差彆，除瞭占百分之幾的極少數的極壞與極好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也就是社會上的蕓蕓眾生。社會人的物質與精神上的種種需求，平常人的喜怒哀樂、愉快、信任、感激、慶幸這些正麵感情和痛苦、鄙視、仇恨、嫉妒等負麵情緒，以及在利害是非麵前的自私自利的謀劃或正義的衝動，在號子裏的人也一樣都不少，而且比社會上的人錶現得更激烈、更狂暴，所引發的後果更嚴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為監獄是濃縮瞭的社會，無論什麼味道都要更刺激一些，濃縮物因其“濃縮”而較原體更接近原體的本質，那麼認識它就有助於研究者考察其原體，因此認識監獄及號子裏的人也是研究其所處時代生活的重要參考。
　　——王學泰

內容簡介

　　《監獄瑣記》是作者作為“現行反革命”獄囚，於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樓看守所和北京監獄所見所聞的真實記述。它生動細緻地展現瞭監獄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經曆各異的這個特殊群體中間，在看似荒誕離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後，摺射齣“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會心理和高壓、混亂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實、又具深刻洞察的曆史記錄。

作者簡介

　　王學泰，1942年生於北京，1964年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文革”中受衝擊。1970年至1980年在北京房山縣中學工作，1980年調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學術領域是文學史與文化史。
　　1997年齣版《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引起讀書界和社會輿論的普遍討論，從此，“遊民社會”作為一個詞匯進入社會話語體係。
　　作為知名人文學者，近年來活躍於各種媒體。在《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者口市報》、《東方早報》、鳳凰網、新浪網等均有文章發錶。

內頁插圖

小引
一 “復雜”與“故事”

二我的第一個“監獄”
1 “監獄”的分類
2 山雨欲來
3 我的第一個監獄

三我的第二個監獄
1 摩托車上間隙
2 半步橋邊K字樓
3 “號間門偶嚮人開”
4 預審、逮捕、審判
5 K字樓的吃
6 K字樓中的日常生活
7 K字樓中的犯人
8 上訴期，地震與悲痛的父親

四我的第三個監獄
1 北京第一監獄
2 “文革”末期的監獄
3 初進三中隊三小隊
4 編寫節目
5 三中隊其他犯人
6 獄中來瞭新犯人

五監獄常事拾零
1 接見
2 在監獄中患病
3 大牆裏麵看電影

六平反現場
1 改革的先導——平反冤假錯案
2 平反現場

七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1 歸來
2 市高法接待站

附錄一生活的第一課
附錄二鮮為人知的“反動學生”案
……

精彩書摘

　　由於上麵抓得緊，下麵的運動自然也就搞得轟轟烈烈。自覺有問題的學生在老師和同學的幫助下一個個痛哭流涕，做檢查，痛罵自己的過去，以求過關。在我看來有些像滑稽戲。然而奇怪的是我無論怎麼檢查，自覺得已經很深刻瞭，但也沒有人理，也不說過關瞭，也不說不讓過，有點晾起來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運動告一段落，8月上旬一個陰雨的下午，係總支召集中文係全體畢業生（近四百人）宣布：運動轉入解決敵我矛盾問題，從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動學生”。接著，總支書記陳某宣讀中共中央轉發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於是，先是全班、後來是全係，把鬥爭的矛頭指嚮瞭我。其實，有什麼大不瞭的問題呢？北京有句俗語叫做“揀雞毛湊撣子”，是說把日常雞零狗碎的事情湊在一起，有時也很有點規模呢。我平常又愛聊天，言多必失，湊個“撣子”還是很容易的。
　　在大抓階級鬥爭之時我被上麵關注，既不偶然（如上麵說的“愛聊天”，有時也愛說些“風涼話”，這是在大抓階級鬥爭時必然會被注意的。這類人在內部排隊時，最佳也得排個“中右”，弄不好就被視為右派），也帶有些偶然性。我在北京工農師範學院上學（這個學校在1962年被並入北京師範學院）時，與張聞天唯一的男孩張虹生同宿捨，床頭相對，熄瞭燈也能說話。張虹生由於幼年遭遇（1942年後在新疆坐監獄3年），脾氣不好，得罪過係裏領導和某些教師，但與我關係不錯。當時處在睏難時期，天天餓肚子，我們經常一起去飯館改善生活。在吃飽飯後，就是談天說地，這樣就難免言及睏難的根源和黨內高層的鬥爭。從他那裏得知，遵義會議後，原來張聞天是黨的一把手，毛澤東僅僅是協助周恩來處理軍事問題的第三四把手。他談過對於“三麵紅旗”、“反修鬥爭”等重大問題上黨內高層是有不同意見的。像後來盡人皆知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相食，是要上史書的”和在廬山會議上對彭老總不公正的批判，當時我就知道瞭。這些信息在正常社會中人民是有權知道的，可是在當年這些都屬於高層機密。
　　另外，我有幾位校外的朋友，到瞭假期經常湊在一起聊天，無話不談。從張虹生那裏獲得的信息自然也就擴散到這幾位瞭。1957年反右之後，青年學生大多也都有瞭自我保護意識，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中說一些主流思想不能允許的話。真正的思想交流也隻在親戚或沒有利害關係的朋友之中進行。那幾位校外的朋友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而且不在一個大學裏讀書。上麵說的“偶然性”就錶現在原本無利害關係的朋友，突然變成瞭有可能發生利害衝突的同班同學。1962年工農師院與北京師範學院閤並，那幾個朋友中的一位恰好與我同班。當然在一個班裏並不是說他一定會揭發我，又趕上“清理思想”這個機緣，而且我倆都與班上的“選舉事件”多少有點瓜葛，同時受到“清理思想”領導小組的注意；最後一個機緣是：領導小組中有個下班協助政治輔導員的助教鮑某，對我和同班的那位朋友都有所瞭解，他又想製造點業績，於是使用各種方法，動員那位朋友揭發我，這些機緣都湊在一起，肯定還是屬於“小概率事件”。身陷這“小概率事件”中，隻能自嘆命運的捉弄，而係裏的領導則慶幸“抓住一條大魚”（當時總支書記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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