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是什麼吸引瞭阿拉伯人的目光?他們如何解讀中國?
韆年絲路傳遞的和平、開放與包容,承載的希望與夢想,在今天如何譜續華章?
本書榮獲約旦費城大學圖書奬人文社科類最佳圖書奬
內容簡介
《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旨在對停滯瞭數十年的阿拉伯復興事業做齣文明的審視。作者認為阿拉伯人以往關注和追隨的對象一直是西方,但曆史證明西方沒有幫助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反而使其陷入瞭更大的危機。隨著中國國傢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阿拉伯人不僅應當進一步加強與中國各領域的友好關係,還應當積極學習和藉鑒中國的發展經驗,努力實現“文明的追隨”。作者在書中迴顧瞭新中國自成立以來的發展曆程,總結瞭中國成功的經驗,並且認為“非模式化”是中國發展經驗的精髓,阿拉伯人應積極藉鑒。此外,作者還詳細分析瞭中阿進一步加強閤作的曆史基礎和現實條件,認為中、阿兩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從而實現“中國夢”和“阿拉伯夢”。
作者簡介
薩米爾·艾哈邁德,約旦哈希姆王國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長,著名學者,約旦《明日報》專欄作傢,約旦電視颱特約評論員,曾多次訪華。《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阿拉伯語版齣版後,在阿拉伯國傢引起強烈反響,作者先後應多個阿拉伯國傢政府和學術機構的邀請就中阿關係發錶演講,還曾多次受中國駐約旦大使館、安曼孔子學院的邀請作學術講座。
劉欣路,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係副教授,博士,中國文化走齣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2013年入選北京高等學校青年英纔計劃。
吳曉琴,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係副教授,博士。
目錄
緒論:阿拉伯文明危機——西方的阻塞與東方的開放
一、阿拉伯復興事業的基礎
二、歐洲的殖民與阿拉伯人的反應:延緩阿拉伯復興事業的兩個因素
殖民時代的阿拉伯人
思想上的變化
三、西方的阻塞與東方的開放
第一部分:阿拉伯人與中國的“非模式化”崛起
一、“非模式化”——中國崛起的基礎
新中國崛起的開端
經曆“文化大革命”後重迴正軌
走嚮復興
“一國兩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發展與調整
中國人與未來
政治改革的步伐
軍事與經濟平衡發展
中國的“非模式化”發展
二、阿拉伯人對中國“非模式化”發展的藉鑒
可藉鑒的範圍
阿拉伯世界“依附發展”的睏境
中國經驗
藉鑒的要素
從“非模式化”發展到“非模式化”崛起
第二部分:文明的追隨與阿拉伯人的未來
一、什麼是“文明追隨”
二、中國成為阿拉伯“文明追隨”對象的可能性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
務實的外交方針
改革開放的積極成果
“文明追隨”於中國的條件
三、阿拉伯人與“文明追隨”的要素
阿拉伯世界具備什麼
阿拉伯世界、中國與未來
為什麼“文明追隨”於中國
結語:從“非模式化”發展到“文明追隨”
附錄1: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78―2008)
附錄2:鄧小平南方談話
附錄3:《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精彩書摘
《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
發展與調整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享年93歲。鄧小平所奠定的國傢行政體製保證瞭權力的順利交接,江澤民成為新的領導集體的核心。當然,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政治也發生瞭明顯的變化,即國傢管理由主要依靠一個人的卓越領導轉變為依靠集體領導,所謂集體即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是領導集體的核心。
新的領導集體繼續沿著鄧小平的改革道路前行,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摩托羅拉、波音、通用等大型跨國企業的投資源源不斷湧嚮中國,中國商品行銷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市場。與此同時,江澤民還努力解決發展過程中齣現的消極因素,特彆是腐敗問題。
為此,江澤民重新思考社會主義道德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在2001年6月提齣瞭“三個代錶”重要思想。“三個代錶”的內涵是:中國共産黨要始終代錶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即黨的理論、路綫、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閤生産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産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産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中國共産黨要始終代錶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嚮,即黨的理論、路綫、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麵嚮現代化、麵嚮世界、麵嚮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國傢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中國共産黨要始終代錶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黨的理論、路綫、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齣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三個代錶”重要思想對於加強社會主義道德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消費文化”開始在中國盛行,這使得“金錢”成為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標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齣現瞭一些較為嚴重的腐敗案件,例如:
1998年,硃鎔基任命的一個調查組發現,在1992年至1997年間,全國糧食收購貸款總額的近40%,即2000多億元人民幣被貪汙、挪用。
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共投入扶貧資金488億元。經審計署審計,查齣扶貧資金被擠占挪用、虛列支齣、轉移資金和私設“小金庫”達43.43億元,占被審計扶貧資金總額的20.43%。
2000年,福建省廈門市查齣有黨政官員參與的走私網絡,該走私網絡5年間走私貨物總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閤計造成國傢損失830億元。
據統計,從改革開放到1997年,中國國有資産流失纍計超過6000億元,相當於國傢財政總收入的19.5%。
官員中賣官買官現象開始增多,一些官員為瞭謀求更高的職位而賄賂相關領導。
建築工程領域腐敗問題頻發,一些公司為獲得更高利潤不顧施工標準和原材料質量,通過嚮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行賄來濛混通過驗收,最終導緻多起嚴重的垮塌事故,造成重大經濟和人員損失。
除瞭運用道德的力量來治理腐敗外,中國還采取瞭比鄧小平時代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2000年7月,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剋傑因受賄4100多萬元人民幣被判處死刑,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被判處極刑的最高級彆官員。
為瞭在軍隊中打擊腐敗,江澤民在1998年做齣瞭禁止軍隊經商的決定,中國軍隊退齣商業領域。此後部隊嚮各級政府移交瞭涉及貿易、汽車製造、製藥、賓館等多個行業的多傢企業。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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