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公認現代日本學的鼻祖之作
　　“二戰”後美國改造日本的指導書
　　深度解析日本文化傳統與民族根性
　　《菊與刀》是一部對日本文化與民族研究性著作，被日本學術文化界譽為“現代日本學的鼻祖”“史上分析日本文化的第1書”。《菊與刀》自齣版以來，被翻譯成英、法、日等20餘國文字，總發行量超過1000萬冊，是被公認為瞭解日本和日本人的讀本。

內容簡介

　　《菊與刀》是本尼迪剋特的成名作，最初是奉美國政府的命令，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分析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製戰敗後的日本。本書於1946年正式齣版，1949年齣版日文版，在美國、日本都引起瞭強烈反響。事實上，美國政府戰後對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應的反應與本書的分析基本一緻，可謂是美國改造、分析日本的指導書。這本書也被認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讀書，是社會科學研究直接運用於政治實際操作的傑齣例證。
　　“菊”是日本皇室傢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本尼迪剋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等），進而深度剖析與解讀日本社會的等級製及有關習俗。

作者簡介

　　魯思·本尼迪剋特，美國當代著名人類學傢、民族學傢。她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其導師是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弗朗茲·博厄斯，她受到導師的影響，一生都注重原始文化的調查研究。本尼迪剋特的著作有《文化的類型》《種族：科學與政治》《菊與刀》等。

第一章任務：日本
第二章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各得其所
第四章明治維新
第五章承受曆史和社會之恩的人
第六章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最難承受的人情債
第八章維護名譽
第九章人之常情的世界
第十章美德的兩難處境
第十一章自我訓練
第十二章孩子的教育
第十三章投降後的日本人

精彩書摘

　　第一章任務：日本
　　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對抗的敵人中，日本人是我們最不瞭解的對手。從來沒有一場戰爭中曾有過這麼一個主要對手，由於他的行為和思考習慣與我們迥異，以至於需要我們對他認真加以考慮。我們就像1905年的沙皇俄國一樣，在和一個全副武裝並經過嚴格訓練的民族作戰，但他並不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一員。被西方國傢視為人類天性的戰爭慣例，很明顯在日本人那裏並不存在。正因為如此，在太平洋的戰爭並不僅僅是一係列海岸登陸作戰，也遠比那些後勤上幾乎無法解決的難題更加嚴重。這些睏難使得瞭解敵人天性成為一個主要難題，為瞭解決它，我們不得不去瞭解日本人的行為。
　　睏難是巨大的。75年前，自從日本緊閉的大門被打開後，對日本的描述總是齣現在一係列最匪夷所思的作品中，那些作品總是運用“但又”這一固定句型，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傢都是沒有過的。當一個嚴肅的觀察傢在描述日本之外的民族時，他可能會說，“他們是前所未有的禮貌民族”，他不太可能會再加一句“但是他們又傲慢專橫”；當他描述一些民族在行為中錶現齣無與倫比的頑固時，他不會加上一句“但是他們又非常容易適應極端的革新”；當他描述一個民族性情馴服時，他通常不會解釋說他們並不是那麼容易馴服於上級的控製；當他說他們忠誠且有雅量時，他不會宣稱“但是他們又背信棄義、滿腹怨恨”；當他說他們天生神勇時，他不會詳細敘述他們如何怯懦；當他說這一民族的人完全是按照彆人的觀點來行事時，他不會接下去說他們懷有一顆真誠得令人吃驚的良心；當他描述說他們的軍人都被訓練得像機器人時，他不會繼續描述那些軍隊中的士兵如何不服管訓，甚至犯上作亂；當他描述說一個民族將自己所有熱情都奉獻給學習西方時，他不會再詳細描述該民族極端熱忱的守舊性格；當一個人寫瞭一本書來講述一個普遍崇尚美感的民族，說他們極端尊敬演員、藝術傢，以及豐富的菊花養殖藝術時，他通常不會被迫再寫一本書來補充說，這個民族如何崇敬刀劍，以及武士如何具有無上威望。
　　但是，所有這些矛盾錶現，卻正是有關日本的論著中的經緯；而且這些都韆真萬確。刀與菊都是這幅畫的組成部分。從最大程度上來說，日本人天生好鬥，但又非常溫和；窮兵黷武，但又珍視美感；孤介傲慢，但又彬彬有禮；頑固強硬，但又柔順善變；馴服謙恭，但又不聽擺布；非常忠誠，但又易於叛變；天生神勇，但又膽小怯懦；固執守舊，但又順應潮流。他們極端重視彆人怎麼看待他們的行為；同時，在發覺彆人沒有發現他們的過失時，他們為戰勝自己的羞恥心而竊喜。他們的士兵被嚴格訓練成武器，但是這些人又富有反抗精神。
　　當美國瞭解日本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時，我們不能將這些矛盾錶現和其他一些同樣喧囂的矛盾錶現都棄之一旁。嚴重事態接二連三地齣現在我們麵前。下一步日本人會怎麼辦？如果沒有攻入其本土，日本會投降嗎？我們應該直接轟炸日本皇宮嗎？從日本戰俘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什麼？在針對日本軍隊和日本本土的宣傳中我們應該怎麼錶達，纔能挽救美國人的生命，並且削弱日本人那種戰鬥到最後一人的信念？這些問題在很多非常瞭解日本的人中間也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當和平來臨，是不是隻有靠永久的軍事管製纔能保證他們遵守秩序？我們的戰士是否要被迫在日本的每一個山口要塞與拼死決戰的日本兵戰鬥到底？在世界和平成為現實之前，日本是否也得來一場革命，就像法國大革命或者俄羅斯革命？誰來領導這場革命？除瞭根除日本人，還有沒有彆的替代方式？這些問題也讓美國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被指派研究日本。我接手的任務是，要使用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傢的所有技能，來拼齣日本人到底像什麼。那年夏初，我們針對日本的巨大攻勢已經開始展現其真正的威力。美國人仍然在說對日本的戰爭將要維持3年的時間，也許10年，也許更長；而日本人則認為它會持續一個世紀。他們說盡管美國取得瞭局部的勝利，但是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土還有數韆英裏之遙，他們的官方公報幾乎不承認他們在海上的失敗。日本人仍然視自己為勝利者。
　　但是，6月時，形勢發生瞭逆轉。在歐洲，第二戰場開闢，最高統帥部在兩年半時間裏一直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已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結束針對德國的戰爭已經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們的軍隊已經在塞班島登陸，這一軍事行動預示著日本徹底的失敗。從此以後我們的戰士離日本兵越來越近，就要與其短兵相接。從新幾內亞、瓜達康納爾島、緬甸、阿圖、塔拉瓦島和比耶剋島的戰役中，我們清楚知道，我們已經給瞭可怕的敵人重重一擊。
　　於是，在1944年6月，迴答上述一係列關於日本的問題已經變得很迫切。這些問題當中，不管是軍事的還是外交的，也不管它是齣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被拋撒在日本前綫的傳單中所提齣的問題，對每一個問題給予深入解答已經很重要。在對日本的戰鬥中，我們必須要瞭解的不僅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目的和動議，不僅僅是日本漫長的曆史，也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的統計資料，我們必須瞭解的是，日本政府能指望人民做什麼。我們不得不嘗試去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情感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我們不得不去瞭解在他們的行為和觀點背後的製約力量。我們不得不將美國人采取行動的前提拋在一邊，盡可能不輕率地得齣一個結論：在一個給定的條件下，我們怎麼做，他們也會怎麼做。
　　我的任務是睏難的。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在戰爭狀態中很容易對對方全盤否定，但是，要試圖通過敵人自己的眼睛來看他們如何看待生活，這就很睏難瞭。問題就是，如果處在他們的境地，他們會如何采取行動，而不是我們將如何采取行動。我不得不試圖將戰爭中的日本人的行為作為我的一項資産—即有利條件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一種負債—即不利條件來運用。我不得不運用他們自己的行為方式來看待他們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不是為瞭暫時的軍事難題，而是作為一個文化難題來看待它。不管在戰爭期間還是和平時期，日本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給他們處置戰爭的方式提供瞭怎樣的特殊暗示？他們的領袖激勵士氣的方式、安撫惶惑民心的方式、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顯示齣來的他們視為可資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麼？我不得不認真研究這些戰爭中的細節，來看看日本人一步步所展現齣的他們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
　　但是，我們兩個國傢尚處在交戰中，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意味著這是一個嚴重的不利因素。它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一項技術：田野調查。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他們傢裏來觀察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並運用我自己的眼睛來觀察對於他們來說哪些是關鍵細節，哪些是細枝末節。我不能觀察到他們在一項復雜事務中如何做齣決定；也不能看看他們撫育培養孩子的過程。約翰·艾勃裏的《須惠村》是一本有關日本鄉村的田野研究，這本書非常珍貴，但是在寫作這本書時，許多1944年要麵對的關於日本的問題都還沒有齣現。
　　盡管麵對這麼多的睏難，作為一個文化人類社會學研究者，我確信還是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公理。至少，我還可以運用文化人類學最倚重的方法：與所研究的民族麵對麵接觸。在美國有很多日本人，他們在日本被培養起來，我可以嚮他們詢問他們所經曆的各種具體事實，觀察他們怎麼判斷這些事實，從他們的描述中來填充我們的知識中的諸多空白。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我相信這些知識對於理解任何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會科學傢的方式是，藉助圖書館的資料來分析曆史事件和統計數據，觀察日本各種文字宣傳和口頭宣傳中所運用的詞匯的遷移變化。我相信他們所發現的答案是建立在規則以及日本文化價值基礎之上的，但是，如果能對人們置身其中的文化進行研究，將會獲得更加令人滿意的答案。
　　說這些並不意味著我不讀書，也不意味著我沒有嚮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請教。有關日本的大量文學作品以及曾經居住在日本的優秀的西方觀察傢們，他們給我提供瞭一種人類學者所不具備的優勢—因為人類學者必須去亞馬遜河流源頭或者新幾內亞高地研究那些還沒有文字的部落；這些部落因為沒有書寫文字，無法用紙張來展現自我，因此西方對他們的評述很少而且膚淺，也就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曆史。在沒有前人的任何幫助的情況下，田野調查者必須發現這些部落的經濟生活運轉方式，發現他們的社會分層如何，發現他們宗教生活中的頂級膜拜物是什麼。而在研究日本的過程中，我卻有很多前輩學人的遺産可以繼承。大量細節描寫被記錄在那些求知欲旺盛的學者的論文中。許多歐美的男人和女人們記錄瞭他們生活的經曆，日本人自己也寫下瞭非凡的展露自我的作品。他們並不像其他東方民族那樣極其渴望衝動，在寫作時將自身放在寫作內容之外。日本人既寫他們生活中的瑣事，也寫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他們具有令人驚奇的坦誠品質，當然他們不會和盤托齣。沒有一個民族會這麼做。一個日本人寫日本，會忽略很關鍵性的事物，因為他們對這些太熟悉瞭，就像他們所呼吸的空氣那樣，他們已經感覺不到它。美國人在寫關於美國的事物時也是這麼做的。但是和美國人一樣，日本人也是最喜歡展露自己的。
　　達爾文說他在創立“物種起源理論”時開始閱讀文學作品，我也采取瞭這種做法，對所有我認為有意義的作品都努力去理解。為瞭理解議會演說中所羅列的一係列理念，我需要知道些什麼？有些行為看起來是可寬恕的，但是他們卻對其猛烈譴責；一些行為看起來是很凶暴的，但他們卻很容易寬恕它們。這些譴責和寬容背後隱藏著什麼？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地問：這幅圖畫錯在哪裏？為瞭理解日本人的特性，我需要瞭解什麼？
　　繼而我轉到電影，它們是在日本編劇並導演的—包括宣傳片、曆史片，還有反映東京以及鄉村的現時代電影。我和一些日本人一起溫習這些電影。這些日本人可能在日本已經看過相同影片，當然，他們看待男女主人公乃至那些惡棍，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不是以我的眼光來看。當我對劇情感到迷茫時，他們看起來很理解。他們對細節、動因的理解也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樣，但是這些日本人是按照電影整體結構來理解的。就小說來說，我的理解與日本人的理解之間有很大差異，這些差異遠比它們所呈現齣來的還要多。那些在日本成長的人中間，有些人非常輕易就錶現齣瞭保護日本傳統的傾嚮，有些人則痛恨日本的一切東西。很難說我從哪一種人那裏學到的東西更多。這些人就日本人如何規範自己的生活，嚮我提供瞭一些隻嚮親近人透露的內容，這也是他們都認可的生活，不管他們是欣然接受還是帶著深刻厭惡來接受。
　　如果人類學者直接從他的研究對象中尋求資料和見解，那麼他所有的努力無非是做瞭一件曾經生活在日本的西方觀察傢已經做過的事。如果這些就是一個人類學者能提供的所有東西，那就不能指望他比那些外國居留者對日本所進行的研究能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作為文化人類學者則具備足夠的資本，因為他受過特殊訓練，當他試圖去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添磚加瓦時，這種訓練看起來很管用，盡管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被各個研究者和觀察傢們所豐富。
　　人類學者對於很多亞太地區的文化很瞭解。在日本存在的很多社會風俗和日常習慣，甚至與太平洋島嶼那些原始部落的非常相近。這些與之相近的部落或者是在馬來西亞，或者是在新幾內亞，或者是在波利尼西亞。當然，推測它們古代曾有移民和接觸活動是非常有趣的話題。但是瞭解文化相近性的相關知識之所以讓我感到重要，並不是這些可能存在的曆史關聯所帶來的問題。相比較而言，還不如說我是為瞭瞭解在這些相對簡單的文化中，社會結構是如何運轉的；而且我能夠從我所看到的相近和相異性當中，來獲得有關日本生活的綫索。我也瞭解一些亞洲大陸上的暹羅、緬甸和中國的知識，因此我能夠將日本與這些民族進行比較，他們都是一個偉大文化遺産的一部分。人類學者在他們關於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已經反復證明瞭這些文化比較是如何有價值。一個部落可能在正式慣例上與他的鄰居百分之九十都相同，但是它可能否決瞭一些基礎性製度安排。即使發生變更的製度就整體而言比例非常之小，但足以使未來的發展途徑轉嚮，開始朝著一個獨一無二的方嚮發展。對於一個人類學傢來說，沒有什麼比對那些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民族之間的差異進行研究更有益的瞭。
　　人類學者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適應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他們的技術也必須專為解決特殊難題而加以磨礪。他們憑經驗得知，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必須麵對的情境存在著很大差異，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如何判斷這些情境的意義也大不相同。在一些北極鄉村或者熱帶沙漠，他們所要麵對的是部落中關於血族責任或經濟交換的製度安排，外人即使有奔放的想象力，也難以想象齣這種製度安排。他們不得不去調查，不僅要調查親屬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要調查在那些部落行為中，那些製度安排的結果是什麼，更要調查每一代人從年少時如何在這樣的製度下調整生活狀態，就像他們的先輩們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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