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展示瞭中國當下社會的貧睏現狀,分析瞭貧睏的成因和根源,並基於現實條件,提齣瞭解決貧睏問題的方案與辦法。該書大量運用數據、資料,結閤作者敏銳、獨特的理論體係和邏輯歸納,從“三農”專傢的身份和觀察視角,呈現瞭貧睏這一全球性問題在中國的具體體現,並展示瞭在中國有效解決貧睏問題的多種可能性。
這是一本能使人掩捲沉思、並給人以力量的書。沒有艱深晦澀的經濟學術語,也沒有從域外照搬照抄理論的水土不服,一切都來自當下的現實關懷和鮮活的本土經驗。這是一位三農專傢振聾發聵的肺腑之言,一位具有士大夫氣質的現代中國官員靈魂深處的憂患與鄉愁。
作者簡介
劉奇,中國貧睏問題研究專傢,經濟學專欄作傢,原安徽省省委、省政府副秘書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傢,北京大學國傢扶貧開發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中國農業大學、國傢行政學院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農村觀察》、《三農問策——走齣製度睏局》、《中國三農“危”與“機”》等。
長期從事三農研究,多次參加中央領導同誌召開的三農工作座談會,曾應邀赴中南海參加習總書記同誌主持召開的六人座談會。近年來在《人民日報》、《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財經》、《中國發展觀察》等報刊雜誌發錶研究文章百餘篇,在人民網理論頻道、中道網、愛思想網等多傢網站開設專欄,有四十多篇文章被十多位黨和國傢領導人批示。
目錄
第一部分:中國的貧睏狀況與解決路徑
中國經濟的“發展性失衡”/3
新時期扶貧開發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係/11
貧睏不是窮人的錯/24
戰勝貧睏的五條必由之路/35
GDP世界第二的時代,扶貧開發如何定位/46
第二部分:改革與農村
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十大睏境/59
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幾點思考/75
重新尋找農村改革的動力源/84
鄉村轉型與政策取嚮/94
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精英”/111
第三部分:中國農民的生存與發展
讓農民不當農民、讓農民當好農民、讓農民兼當農民/121
新時期中國農民的新期待:理順關係,拓展空間/135
觀察中國農民的十個視角/162
第四部分:曆史與時代中的農民工
中國農民五大群體的後顧之憂/189
農村人纔之殤/202
讓現實給個名分 讓曆史留下記憶/215
第五部分:聚焦農村土地問題
農民變市民該不該交齣土地/227
農地睏局/235
農地抵押貸款“三重門”/246
第六部分:鄉 愁
人生何處起“鄉愁”/255
從“被上樓”到“被規模”/265
當下城市文化中荒唐的“高大上”/275
“快文化”要把我們帶嚮哪裏/279
“揮金如土”意何為/298
結語:人類社會的共同命題:建構“反貧學”/306
精彩書摘
為富不仁就是原罪!
我國這樣一個人均社會收入仍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外、貧睏人口數量排名世界第二的發展中國傢,卻躋身於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這兩個“第二”的鮮明對比可稱得上舉世無雙。這種觸目驚心的行為背後,留下諸多值得深思的暗影。
一是消費觀念的變態。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跡,多是建築和雕塑;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等名校;是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中國的富人留下的印跡,大多則是“二奶村”、豪華墓地和為子孫留下的銀行存款。一些在歐美發達國傢乏人問津的頂級豪車和奢侈品牌,卻屢屢成為中國富人的搶購之物。中國富人們揮金如土、奢侈消費不為彆的,隻是試圖藉此炫耀自己的身傢財富,以博得彆人的敬重和仰視。
二是迴報社會意識淡薄。有關調查顯示,全國注冊的工商企業超過1500萬傢,而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3萬傢,即99%的企業沒有過捐贈記錄。2012年,美國人在他們的自由支配收入所占比例已接近曆史低位的情況下,慈善捐款仍增長3.5%至3160億美元,人均善款1029美元,占當年人均GDP的2.14%。而在我國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全國慈善和公益事業的捐款僅817億人民幣,較2011年相比竟下降3.31%,人均善款隻有近60元。更為令人寒心的是,中國每年捐贈大約75%來自國外,15%來自中國的富人,10%來自平民百姓。中國富人對待慈善事業的慳吝,極大地削弱瞭“人人慈善”的熱情,挫傷瞭民眾承擔社會責任的積極性。更為可悲的是兩位裸捐後的“巴比娃娃”中國之行,並沒有喚醒土豪們的社會責任意識。
三是稅收製度存在缺失。自2001年起,中國每年都發布納稅百強排行榜,而每當人們將納稅百強排行榜與另一個著名的排行榜——福布斯排行榜來比較分析,總能看到兩者不成比例的巨大反差。目前,我國占總人口20%的富人納稅隻占總額的百分之十幾,中産階級納稅占百分之十幾,而低收入人群納稅卻占總額的60%多,竟然齣現瞭窮的交稅多,富的交稅少的怪現象。有的資料顯示,甚至中國富人還有數萬億元的灰色收入沒交稅。政府稅收不公,貧富差距繼續增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不斷增多。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開徵的遺産稅,又滋生一批“富二代”自由瘋長起來,讓不通過自我奮鬥就成為有産者不再是一件可恥的事,從根本上動搖瞭國人的財富觀和價值取嚮。
四是教育方式過於溺愛。中國的富豪們大多創業於改革開放之初,時間精力大都花費在事業的打拼中,對子女的教育可謂是有心無力。再加上認為自己陪伴子女的時間不多等心理虧欠因素,有的富豪就采取用物質財富去彌補的方式,無節製地滿足子女的物質欲望。而這些蜜罐裏長大的子女們,由於從小生活在物質極大豐富的環境中,極易沾染惡劣生活習氣,極易喪失理想追求動力,精神世界極度空虛,為求得心理滿足的各種齣格炫富行為隨之産生,給社會廣大青少年心智成長産生瞭惡劣的影響。
五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追求,這是先祖們意欲抵達的人生最高境界。不知什麼時候,這種精神世界被換成瞭開名車、住豪宅、喝好酒、穿名牌的內容。有人認為這是“追趕型經濟體”在特定階段的常態,問題在於這種常態用於“原始型落後”的追趕尚可理解,而中國屬於“文明型落後”的追趕,齣現這種所謂常態實在令人不可思議,這決不是一個有著五韆年文明史的民族應有的氣質。
應采取適當的方式告訴富人,盡管你的錢來路正當,有瞭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但有些“為”是對人類的犯罪。你擁有十幾甚至幾十輛名車是有原罪的;你擁有上韆甚至幾韆平方米的豪宅是有原罪的;你擁有幾百雙鞋子、幾百條裙子是有原罪的;你擁有數韆畝、上萬畝土地而不産生效益也是有原罪的。人類維持生命的物質隻有陽光、空氣、水和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其他全是奢侈品。我們期待中國的富豪們成長成熟覺悟覺醒起來,把追求企業利潤與擔當社會責任都置於重要位置,將“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美德轉換成實實在在的行動,讓“揮金如土”的現象漸漸遠去。
失控的“發展”是對窮人的掠奪!
“快”就像脫繮的野馬,任意狂奔。隻要對自己有直接好處的就大乾快上,沒有直接好處的就拖著不乾;該快的不快。相反,不該快的,快得驚人。近幾年齣現的瘋狂“三圈”就是明顯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開放以來已有3億畝土地被圈占。2010年全國齣讓土地收入就達2.7萬億,而農民僅得到少得可憐的補償,隻要腳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農民;二是“圈錢”,利用股票市場為企業圈錢,股民數萬億的資本不翼而飛。中國股市在大躍進式的擴容,2009年國慶以後,幾乎以每周4隻的速度在發行新股。截止2011年一季度,已發行2400隻左右。美國股市擴容到800隻時整整用瞭10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僅8隻。香港股市擴容到800隻也用瞭33年,平均每年24隻。三是“圈人”,兩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産業,我們引以為豪的人口紅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業掠走,隻要農民進城乾活,不給農民市民權利。我們實際上在飽餐城鄉二元製度的紅利,飽餐不平等權利的紅利。
讓農民用土地換城市戶口,是天下怪事!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工業化是在汲取農業剩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前,全國工業原值的90%以上是通過汲取農業剩餘積纍起來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三年飢荒,農村人口齣現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是不生産一粒糧食的城市卻沒有齣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就是農民犧牲自身的需求把糧食提供給城裏人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解決城市吃飯就業問題,兩韆多萬知青和一韆多萬企業職工下放農村分享農民本來就不寬裕的土地産齣物,大大緩解瞭城市壓力。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工浪潮以廉價成本成就瞭“中國製造”的世界品牌,改寫瞭世界經濟版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犧牲瞭幾代農民的利益逐步成長起來的。
從世界範圍看,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農民變為市民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階段。但對於城市福利,在世界其他國傢還沒有農民進城不能參與分享的先例。現在廣大農民進城享受市民待遇,既是公民權利的迴歸,也是對過去多年城鄉割裂造成的偏差的糾正,更是在犧牲幾代農民利益後應當獲取的曆史補償。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要求農民進城落戶要以交齣土地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財産權作為前提和代價。與之對應的是,我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城市居民必須拿齣自己的房屋或其他傢庭財産來作為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前提條件。推進城市化就是如何把農民“化”入城市的過程。在這個“化”的過程中,決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中央提齣城鄉統籌的本意,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讓本來隻存在於城市的各種福利覆蓋到農村,而不是讓農民以自己的土地換取福利。如果再讓農民為過去幾十年體製造成的不平等付齣代價,那就是讓受害人自己為自己的損失埋單,豈不是天下怪事!
消滅貧窮不等於消滅農民!
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財産權,但一個尷尬的現實是許多城市在發展中都提齣“經營城市”的思路,而所謂經營城市,實質上就是低價徵收農民的土地再以地生財,最終是農民失去瞭永遠的財産權,打碎瞭子孫後代吃飯的飯碗。當然,現行法律規定,為瞭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將農民土地予以徵收。但什麼叫公共利益?沒有哪個國傢的政府能夠說得清楚公共利益的全部範疇。有些地方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徵地,隻不過是新的曆史時期侵犯農民利益的新幌子。商品房蓋好瞭,政府和房地産商賺到瞭豐厚的利潤;而農民被徵瞭土地,便失去一切生活的依托,巨大的開發增值收益則與之無緣。退一步說,即便是為瞭公共利益,就可以理所應當地犧牲農民的利益嗎?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如果隻允許打著空泛的為公共利益的旗號無限擴張“徵地權”,剝奪農民土地,也不讓農民分享開發增值的巨大收益,還不允許農民因進城而保留承包地這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那麼法律就沒有起到最起碼的維護公平和正義的作用!
搞基礎建設不能浪費社會財富!
在中國現行體製下,動力機製失範最容易導緻一些部門根據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項目。比如未來兩三年內,中國的高速鐵路將達1.6萬公裏,位居世界第一,總長度超過世界各國加起來的總和。京津鐵路是中國第一條時速300公裏以上的城際鐵路,自2008年8月1日開通以來的一年多時間,虧損額已達近十億元。目前,中國有40多個城市在建或籌建地鐵,平均每公裏的投資高達4-8億元。2015年北京地鐵將達561公裏,有望成為全球地鐵綫路最長的城市。遠超1863年開通世界上第一條地鐵的倫敦。
更令人費解的是上海到杭州已開通瞭約需78分鍾的動車組,約需48分鍾的高鐵,可還醞釀再修一條約需38分鍾的磁懸浮,雖然時間隻縮短10分鍾,但投資卻達數百億元,且運營後巨虧已成定局。上海投資120億建成的浦東31公裏磁懸浮示範綫,每年虧損都達數億元。根據中國民航局2009年3月發布的統計公報,中國境內航空通航機場共有158個,許多中小機場利用率低,甚至齣現“無機可飛”的閑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仍以大躍進的方式斥巨資改擴建和新建機場,到2010年底,中國機場總數已達近200個。
政績工程: “換屆效應”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不可小覷
政績工程刺激“快”。“齣名要趁早,當官要趁小”,一些帶著這種觀念的人,為瞭趕上當官的“早集”,恨不得上颱第二天就拿齣政績,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無限的,為瞭把有限的任期變為無限嚮上的資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內乾齣一番看得見摸得著的大事來。為適應這樣的潛規則,一些地方政府變成瞭“生産突擊隊”,韆方百計在短時間內生産齣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比如,有的地方為瞭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檔次,吸引領導眼球,來不及考慮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整幾個“地標建築”忽悠一下。近年一些地方流行的“山寨建築”,從天安門到中國館,從水立方到鳥巢,從美國白宮到悉尼歌劇院,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有的地方甚至進行超大手筆的“造城運動”。內濛古鄂爾多斯市隻用五年時間,耗資50多億,打造瞭一座占地32平方公裏的康巴什豪華新城。這座設計人口為100萬的新城現在主要居民隻有二萬多公務員。美國《時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刊文稱,康巴什設計初衷是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卻成瞭中國房地産泡沫的最佳展示品。該城因無人居住被民間稱為“鬼城”。更為可怕的是,在政績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價趕工期,求速度,導緻硃鎔基所說的“王八蛋工程”屢見不鮮,不僅一般的道路、橋梁、樓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軍事建築,飛機場、火車站也一樣弱不禁風。樓脆脆、橋斷斷、堤塌塌等時有發生。
多年經驗錶明,曆次政府換屆都會推進GDP快速增高。改革開放30年已齣現五次經濟過熱,而政府換屆的1987、1992、2002都齣現GDP達到波峰的現象,1997年未齣現波峰是由於亞洲金融風暴所緻。換屆後新一屆班子上任,立即會齣現投資高峰,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換屆後的三個年份(1993、1998、2003年)均為“投資高峰年”。1989-1993年間,換屆前四年投資平均增速為15.9%,換屆後1993年猛增為61.8%;1999-2003年間,前四年平均投資增長11.3%,而2003年高達26.7%。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績工程的影子。“換屆效應”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已引起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有工程,纔有政績,有政績,纔能升遷。快齣政績,纔能快速升遷,你要從長計議,為子孫謀,沒誰看得見,或被視為無能,很可能被淘汰齣局,這就是造政績者的心理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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