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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道大無外》一書為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羅誌田先生的一部雜文集，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書中絕大多數的文字齣於《南方周末》，也有數篇曾刊發於《中國新聞周刊》。作者將百餘篇短文按其內容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講“學問與學校”，以教育和學術為中心，多是針對當前學校教育尤其大學教育以及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有感而發；下篇講“曆史與人生”，則從曆史的角度剖析現實，既有對時弊的針砭，亦有對人生之感悟。

目錄

自　序／001
上　篇　學問與大學
教育為學是一片歡喜境界／003
“秀纔”與“學究”的韆古難題／007
虛而不實的宰相之學／010
職業教育壓倒士人教育／014
知書知禮的士人教育／018
道藝與科技／022
稟性與教養／026
附錄：葛小佳優秀論文奬緣起／030
大學教育的目標／033
迷途知返說教育／037
作為文化中心的大學／041
校園與社會有點距離更好／045
高考改革請多為貧寒子弟著想／049
研究生考試不僅需要程序公正／053
培養學生的榮譽感更重要／057
救救博士生／061
大學“新常態”／065
程序興起與人的隱去／069
校園規則／073
校園裏的鄉願風／077
校園裏的鄉願風（二）／081
校園裏的鄉願風（三）／085
說而不思則罔／089
競爭時代的大學管理／093
校長級彆與大學行政化／097
好看與快活／101
學術與民主／105
學術評定不宜以多取勝／109
學術怎樣以委員會解決？／113
學術決策透明比人多更重要／117
大學校長需要退齣學術委員會嗎？／121
科研經費不應是反腐的主要對象／125
學術的非跨越式發展／129
學術研究能否畢其功於一役？／133
群龍無首／137
立異未必是創新／141
創新始於提問／145
如何保障學術創新／149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專傢審稿製／152
注重學術從業者的主體性／155
學術會議的儀式化／159
學術時尚化與創新／163
下　篇　曆史與人生
曆史的重要／169
曆史飄渺而不虛無／173
君子之學與王者之學／177
人雲亦雲的史官文化／181
學習共處：曆史學可以提供的啓示／185
史學最需想象力／188
復活往昔的曆史想象／192
修舊如舊的史學／196
為曆史植樹造林／200
迫不及待的趕超心態／204
想象的近代中國／208
清末的本本主義／212
清末改革中被製度掩蓋的人／216
清末的聚斂想象／220
“民國範兒”有感／224
虛懸的“世界”／228
文以人重和人以文重／232
凡眼觀真說鬍適／236
陳寅恪的一名兩製／240
介紹《晚清的士人與世相》／244
迴看七七級／246
忽然“著名”感言／250
韆古寸心魚與熊／254
肉羹湯和韭菜花／258
儒官與儒師／262
文史不分傢／266
文傢與史傢：關於《萬曆十五年》／270
法治的一個曆史選項／274
多彩人生與黑白判斷／278
從容也可是幸福／282
“聞見道理”的力量／286
心靜而後幸福生／290
兒童的世界更寬廣／293
該放手時就放手／296
無暇也要讀書／300
浮雲般的漢子／304
世間未必皆算計／308
不必提前使用煩惱／312
捐款興學是善舉也是智舉／315
罵倒對方的“革命”意態／319
把傳統講壞／323
言不齣其位／327
網友要友／330
不妨講禮／334
弱者有所不侮／338
贏者通吃的新傾嚮／341
詞義變遷的山寨／345
新時代大企業的新現象／349
媒體是否隻益悲辛？／353
彆讓他人忽悠瞭／357
自然的法則和尺度／361
收斂對自然的進攻精神／365
儀式的古今／369
生活不妨多樣化／373
非物質文化思考／377
鳥多則樹林大／381
地方的希望／384
復興與崛起／388
彆讓他人成為自己的牢籠／392
大國國民的風度／396
何妨“頑固”與“自大”／400
不要淪為否定性的國民／404
容忍的度量與爭個人的自由／408
道大無外／412
希望的力量／415

前言/序言

　　自　　序
　　自從2008年為《南方周末》的“自由談”欄目寫一些小文字，忽忽已近八年，文字也有百篇之譜。在這麼長的時間裏，其實一直心存忐忑和睏惑。首先，今日學者應當怎樣服務社會，個人並無確切的答案。其次，即使以麵嚮大眾的寫作為服務社會的方式，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也是存疑的。
　　在中國進入我們所說的“近現代”以後，發生瞭真正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巨變。即使是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讀書人，也已經很難影響那變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責任，有意無意之間，已讓與肉食者謀；於讀書人自身，似乎漸行漸遠瞭。另一方麵，陳寅恪再三強調，斯文是否掃地，讀書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僅“吾儕所學關天意”，而且“文章存佚關興廢”。正如清儒瀋垚所說：
　　文章可絕於朝，不可絕於野。不絕於野，則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猶在也。惟並絕於野，則斯道真絕，後人無可望矣。
　　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麵。還在五四學生運動的當年，顧頡剛就注意到，“真實學問的勢力不能去改革社會，而做學問的人反被社會融化瞭”。可知在新時代裏，學問與社會的影響是雙嚮的，學問方麵的準備不足，便不僅不能改革社會，反會被社會所融化。顧先生提齣的方案是，學者若真想改革社會，就應當“快些去努力求學”。
　　然如老話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在“五四”時代，學者求學還多少有些“為己”的意味，今日則基本都是“為人”。現在的大學裏，藉用西文的錶述，已少言大寫的學問，而更多是小寫的學術，並已全盤計日程功化。像我這樣的專業學人，早已被陳澧所謂“博士之學”壓得喘氣不勻；盡管他所說的“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還不敢忘，卻也離“士大夫之學”越來越遠。
　　在上述的時代大背景下，很多讀書人對社會不得不敬而遠之，不復敢言化民成俗、改變社會的責任瞭。而在學校的小環境裏，“努力求學”與“改革社會”之間，也已形成某種程度的緊張，個體學人很難兼顧，遑論所謂“雙贏”。因此，如果不是年輕朋友蔡軍劍鍥而不捨地敦促，我應當不會進入報紙作者的範圍（此前給報紙副刊寫的，都是數韆字的長文）。即使勉強進入之後，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謂“心存忐忑和睏惑”，的確不是“客氣話”，而是真實的寫照。
　　古語雲：三思而後行。雖認識到讀書人有為社會服務的責任，我的第一個睏惑，便是今日學者應當怎樣服務社會。報刊編者動員我這類人寫作的理由，便是先問對目前報刊文字是否滿意。答曰不滿意，則曰正是因為你們這樣的人都不參與。譬如小人當道，多因君子退縮。隻有人人齣力，纔能改變現狀。話似有理，惟能力有長短，術業有專攻，在一個講究分工的現代社會，做好“本職工作”，似乎就可以說是盡瞭本分之責；且人的精力是個常數，而專業應是一個學人對社會貢獻最大的領域，要為麵嚮廣大觀眾的報刊寫作，勢必減少用於專業的時間。在這樣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會服務未必佳，而專職也不如前瞭。這的確是一種兩難的選擇。
　　進而言之，當學者麵嚮大眾說話，是該去“提高”呢，還是“普及”呢？在士為四民之首的時代，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士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於前，化民成俗於後。但在強調平等的現代，若雲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雲普及，同樣帶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對讀者水準的預設更低。還在“五四”時代，“提高與普及”就引起瞭爭辯，迄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且寫作是一個涵括閱讀的發展中進程，必有“讀者”的參與，纔成為章學誠所說的“言公”。而言論的“是非失得”，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這就難免齣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境。鬍適就曾嘆謂，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不為世人所注意，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這似乎還是古已有之的持續現象。韓愈已說，他作文每自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以為好。小慚者亦濛謂之小好，大慚者則必以為大好。”可知讀者與作者的意趣不一緻，由來已久。袁枚後來發揮說，韓愈所謂“下筆大慚”，是指詩賦一類進士文章，可韓愈仍是唐代的進士。故“昌黎肯慚，所以為昌黎；雖慚，肯下筆，所以成進士”。他建議當時士人對待科舉時文，不妨法昌黎，“且慚且下筆”。這當然有些藉題發揮，但也可作為進行兩難選擇時的參考。近人汪國垣（闢疆）便說，韓愈此語，或“今日報館之謂”。則既為報紙寫文字，不妨預作待讀者抉擇之想，且慚且下筆。
　　我的第二個睏惑，則在於自己是否有此服務社會的能力。雖說書生報國惟執筆，然對於專業學人來說，怎樣寫麵對非專業讀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時代慣用文言錶述的學者不得不寫白話文。我從來沒有奢望真能影響大眾，所作報紙文字，針對的可能還是相對小眾的讀者。但就是麵對這樣的小眾，也有話怎麼說的問題。
　　對於報紙，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拾遺補闕。蓋身處變化的時代，知道自己沒有跟風迎閤的能力，隻能多關注一些他人忽視的麵相，盡量思而後言，少說或不說彆人也會說、也可說的話。同時牢記史學的啓示，一是要盡可能為他人設身處地，二是必以證據支持所立言。這當然也帶來新的問題——過去人多說文史不分傢，但在一韆多字的短文中還要“引經據典”，很多報紙讀者對此是不習慣的。
　　章學誠曾從技藝層麵言“史傢運用之功”說，著史者與文人的一大區彆，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蓋若“不知所本，無以顯其造化爐錘之妙用”。換言之，必須先有引文，纔能體現作者“造化爐錘之妙用”；而史傢的高下，亦正於此處見。然此可與習史者道，不足為他人言。報紙的多數讀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麼在乎史藝的高低，這是不能不考慮並予以尊重的。
　　同時，既然為報紙寫文字，就要盡量體現建設性。我知道很多讀者是喜歡揭露和批判的，這方麵的文字也有一些，惟多點到為止，讓一些讀者不夠滿意。如有前輩便以為我談大學校園的一些現狀，有“小罵大幫忙”之嫌。其實我的本意連“小罵”也沒有。因為今日報紙本不提倡多做批評，偶爾釋放一點不同意見，相關責任編輯還可能“負責任”。在這樣的時候，既然選擇說話，也隻能盡量多說“建設性”的話，不給編輯和報紙添麻煩。但這樣的不滿對我是一種提醒，讓我更注意說話不能離瞭讀書人的本位。
　　有時候，立足於建設，仍可有所“揭露”。法國史傢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與社會學傢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進行係列對話，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識分子在社會宏觀層麵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戰後亦然；但現在（對話是在1988年）他們正轉嚮另一類工作，如傅柯（Michel Foucault）自稱“他的工作就是剝去一些顯然事物和公認概念的鱗片”。布爾迪厄錶示，在這一點上他與傅柯完全一緻。他認為“科學應當具有戰鬥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介入’”。在他看來，社會科學不僅“要迴答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更要“提齣普通社會世界齣現的問題”，並且“有責任更好地提齣問題”，即在方式上應超過記者和評論界。
　　在西方，理想型的知識分子一嚮是站在政府甚至社會的對立一麵，更多扮演揭露、批判的角色。在中國，固然從來存在頌聖的士人（不排除是真心實意的，即確實感覺到實現瞭得君行道之願），但讀書人中更有立於社會之上或之外的清流，與實際政治的濁流處於對應和對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導，同時還要改造社會，化民成俗。大概從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社會和思想齣現瞭重大的轉變。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也隨之轉變，其社會地位整體上似乎有所退縮，至少弱化，這就是夏蒂埃和布爾迪厄所觀察到的現象。而且這是帶有自覺的轉變，相當一些在思想界扮演著領導地位的文科學者（法語中的社會科學大體包括英語中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約近於我們通稱的文科）意識到並接受瞭這一轉變。
　　學問（科學）和學者仍在“戰鬥”，但戰鬥對象和戰鬥方式都有所轉換。學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樣“介入”政治和社會，能盡量剝去一些“眾所周知”的事物和眾皆認可的概念之上所附著的鱗片，也就揭示瞭“真相”，同樣是對社會不小的貢獻。這雖不那麼劍拔弩張，顯然也並非易事，所以仍是“戰鬥”。注意布爾迪厄特彆強調的是，學者對社會事務的觀察能力，至少要高於一般媒體從業者。這一觀念反映瞭也針對著20世紀60年代後在西方社會開始顯著的一些新現象。意識到學者不能像媒體人一樣思考和說話，既錶明媒體地位的上升，也展現瞭學者的自覺。要知道他們兩人的對話是在廣播電颱進行的，法國聽眾的領受程度，真讓人羨慕；而對話者的自覺，也就更加意味深長瞭。
　　在中國，由於近代的變動遠比法國更大，中國讀書人麵臨的挑戰，似也比法國學者的更強。藉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術語，近代法國的改變雖大，基本仍是“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而中國的巨變，卻是名副其實的“在傳統之外變”（change beyond tradition）。其中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就是“天下”變成瞭帶有異域風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漸帶今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意味。
　　其結果，讀書人言論關照和因應的內容，發生瞭很大的改變。還在“五四”前後，很多“時論”已都是在所謂“社會輿論”壓力下的反應性錶述，等於是被“社會”要求錶態，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話要說。故他們在討論所謂社會問題（例如自殺、青年煩惱等）時，更多可能是在迴應社會，而不是錶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動錶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價值，則在於思存高遠，主動提齣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問題，而不是這樣被動地隨社會之波，逐社會之流，為社會所“裹挾”。
　　誌存高遠也思存高遠，乃是讀書人的“本位”。在法國，媒體地位上升的同時，學者還有說話不能與媒體人同的自覺意識，其前提也就是學者尚維持其主體性。但在以變著稱的近代中國，“公共”場域的變化也隨世變而愈亟。梁啓超早年曾說，其為報章之文，乃“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惟“時勢，逝而不留者也”。應時之文，“轉瞬之間，悉為芻狗”。盡管如此，他所發還是“其胸中所欲言”。隨著媒介方式的技術演進，各類反應式錶述的一個後續發展很可能是從“公共知識分子”變為“名嘴”——他們可以針對一切問題開口，也必須針對一切問題開口，直到走進電視上的綜藝節目，而不論胸中是否有言欲發。
　　從“天下士”嚮“公共知識分子”再嚮“名嘴”的一步步蛻變，伴隨著讀書人主體性的一步步消逝。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士變”——“士”在“變”中退隱，直至淡齣。這類“士變”的發生，是同樣可怕的“世變”。今人批評與自我批評之時，常說我們處於一個浮躁的時代。其實我們正在經曆一種或隱或顯的時代巨變（在中國還夾雜著特有的“趕超心態”），“浮躁”二字，遠不足以錶述其復雜性和內在的緊張。
　　眼下世界局勢真是名副其實的風起雲湧，在麵臨多方麵失序之時，不免齣現“翻雲覆雨者為俊傑”的現象。藉用一位帶有精英意識之人的話，媒體本愛聞風起哄，大眾或可不思而行，但大學中做學問的人，似應比一般人稍多遠慮，方不至於“被社會融化”。今日我們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齣需要反思的問題，並思考齣現問題之後怎樣可以做得更好。動蕩之時，人多有不平之氣，也更需要心平氣和。遇事多從邏輯一麵思考，盡量把從身邊到外國的他人看作常人，社會也許就會更加祥和。
　　雖然帶著兩層睏惑，終於還是進入瞭報刊作者的行列。餘不纔，文不足以錶私衷，甚愧言之不文，亦隻有於忐忑中且慚且下筆。本書絕大多數的文字齣於《南方周末》，另有數篇刊發在《中國新聞周刊》上。兩處編者對我的容忍，一直心存感激！曾有不少齣版社的朋友有意齣版這一文集，對此非常感動和感謝！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的副總編和總編是相交二三十年的老友，他們願意齣版拙集，是我的榮幸！
　　王陽明提齣的“道大無外”，是書中一文的題目，今藉以為書名，略錶支持我寫作的旨趣，也是我對未來的憧憬。據章學誠的“言公”理論，寫作是一長程，作者停筆之後，更多是讀者的參與。隻要閱讀是延續的，寫作也就永遠在發展。若有人因讀拙文而生會心之感，甚或撥冗思考明天怎樣可以更好，則幸甚！
　　2015年10月16日

道大無外：校園與社會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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