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塔西佗集：塔西佗的政治史學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acitus]](https://pic.tinynews.org/11268777/rBEhWlHaiOAIAAAAAALKZlWk7TUAAA36wDl2OMAAsp-015.jpg)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能與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比肩的拉丁語紀事作傢，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維，而是塔西佗。塔西佗的兩部紀事大書也是古羅馬文學中的瑰寶，文辭精練緊湊，言簡意賅，富有詩情，感染力強，政治事件的描寫既生動又深刻，古典語文學傢尼采也贊不絕口。除《關於演說傢的對話》外，塔西佗的其餘四種作品早已有瞭中譯，譯品均堪稱上乘，可惜都缺乏箋釋和繹讀，重新譯箋塔西佗作品，選譯西方學界有見識的繹讀，對於我們自己學會寫作晚近紀事想必不無曆史意義。內容簡介
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想典範之一。與現代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不同，塔西佗並不相信“憲政”法力無邊，他熟悉卻並未呼喚雅典民主政治一類“普世觀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優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製，而是高貴精神與男子氣概完美結閤的優良政治纔乾。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獨特品性，既有彆於修昔底德，也有彆於現代史學的傳統，那就是柏拉圖塔西佗的紀事傳統，立誌記述帝國所經曆的政治事件，目的不在於編史，而是探究政製變遷所隱含的重大政治哲學問題。內頁插圖
目錄
編者前言塔西佗的編年方法與捲章劃分
首次行動中的一例死亡
提貝裏烏斯登基
編年形式、訃告與塔西佗的主題
提貝裏烏斯的卡普裏阿之旅
權力的味道
沒有齣現的鳳凰
提貝裏烏斯的訃告
皇朝政治的必然模式
尼祿的異域都城
尼祿宮中的業餘戲劇
精彩書摘
於是，剩下的提圖斯和多米提亞努斯的統治，將會在三捲之內處理，如果我們接受十二捲為界的話。根據這一計劃，我們可以把一捲分配給提圖斯（兩年），兩捲給多米提亞努斯，但後者伴隨著一個高得可疑的平均年數：七年半——如此節製令人難以置信，要是考慮到這位義憤（indignatio）的紀事作傢，如今正自由呼吸在圖拉真統治之下；而且就我們所能推測的範圍而言，當時他並沒有動機進行如此極端的濃縮。更有可能的是，塔西佗在這裏迴到瞭五捲編組，李維的讀者對於這一編組方法再熟悉不過；塔西佗先在提圖斯身上花瞭一捲，然後分配給多米提亞努斯四捲。如果需要將多米提亞努斯的四捲細分為兩個兩捲編組，塔西佗可以在十二捲結尾歇口氣，此處為百年祭（88A.D.），身為十五人祭司團的成員與軍事統帥，塔西佗對此有切己的興趣，正如他在《編年紀事》提醒我們的（捲十一，第1l節）。這種安排讓捲十一、捲十二平均有三年半，剩下的捲十三、捲十四平均有四年，這些數字非常接近《編年紀事》存世部分的數字。這樣，《紀事》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少於14捲，分組情況可能是：3+（3+3）+（1+4）。不過，聖哲羅姆提到的三十年這個數字，雖然人們一般認為確鑿無疑，但並不立刻迫使我們接受這點：《編年紀事》原初的計劃隻有十六捲，而非許多人認為的十八捲——我們的手稿中斷於捲十六第35節，在中斷處記載的日期之後，還有大量材料有待處理，有鑒於此，十八捲的說法就更可信瞭。
仍然很有可能的是，當塔西佗接近完成任務時，他有意放棄瞭如此巧妙對稱的方案，而且，由於意識到《編年紀事》與《紀事》的統一在文體上難以實現、在戲劇性上又不可想象，塔西佗便加快結局，以法翁彆墅那一幕結束捲十六，並以此結束整部作品。我們也不必想象是年老體弱促使塔西佗放棄這一計劃：這個計劃必定要做齣大量犧牲，僅僅為瞭美妙的分組——這一數字係統，在《編年紀事》更早的部分行之有效，現在塔西佗卻很恰當地將它拋棄。
……
前言/序言
早在1959年，我國學界就引介瞭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和《日耳曼尼亞誌》，在80年代，又相繼迻譯《紀事》與《編年紀事》。書是譯過來瞭，該如何讀呢？自梁啓超倡導“新史學”以來，中國學人就與自傢的文史傳統一刀兩斷，走上瞭與西方史學接軌的道路。建立西方史學一科，就理解西方史書而言，的確有必要——我們總不宜用中國的文史傳統、印度的文史傳統（倘若有的話）去解讀西方的史書，西方的史書還是要放到西方的史學傳統中去讀——可是，什麼是西方的史學傳統呢？
梁啓超當年引進且隨後成為學界主流的“史學”，是成形於西方19世紀的“曆史學”。起初，此種曆史學懷有雄心壯誌，它企圖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進而發現總體曆史進程的規律、原則、觀念或者目的。然而，雄心壯誌很快就被證明是不自量力：二戰結束後，無論是黑格爾的思辨曆史哲學還是職業史傢湯恩比的普遍史模式，都遭到瞭普遍拒斥。曆史學剩下的工作，似乎隻能是老老實實地發掘手稿、整理檔案、考辨文獻，在窮盡汗牛充棟的資料後，重組所謂過去的事實。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現代史傢們都心安理得地埋首於這平淡的“本職”工作。
後現代史學打破瞭現代史傢們平凡的幸福。憑藉現代語言學理論，後現代史學攻擊現代史傢還原曆史真相的企圖。他們認為，無論是“一手材料”還是“二手材料”，無論是曆史文獻還是史傢的著述，都是廣義的“文本”，最終都可以歸結為“語言”。語言／文本與真實的過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史傢無法掙脫語言／文本的藩籬而接觸到真實的過去。況且，語言一旦說齣，其意義便不受言說者控製：語言／文本的意義由讀者賦予，讀者的每一次閱讀都會産生新的意義，所有這些意義都同等有效——非但不能接觸真實的過去，讀者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史傢寫下的文本。
用户评价
這部作品的語言風格，初讀時可能顯得有些凝練甚至略顯古奧，但一旦適應瞭這種節奏，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一種獨特的韻味和力量。它不像現代白話文那樣追求流暢易懂，而是像經過韆錘百煉的金屬，每一句話都承載著巨大的信息量和批判性重量。它不是那種可以用來消遣的讀物，而更像是一部需要反復咀嚼、時常停下來思考的工具書。作者在構建論點時，非常善於利用對比和反諷，將那些看似光鮮亮麗的政治場麵，解構得支離破碎，暴露齣其內在的虛弱與荒謬。讀完此書，我感覺自己對“政治”這個詞匯的理解被徹底重塑瞭——它不再是教科書上抽象的概念，而是鮮活的、充滿矛盾和掙紮的人類活動。這是一部對任何試圖理解權力運作本質的人，都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
评分我必須承認，初次接觸這類嚴肅的曆史著作，我曾擔心會因為術語的晦澀和事件的繁雜而望而卻步，但這部書的結構和行文方式卻大大超齣瞭我的預期。它更像是一部精心編排的戲劇，每一個章節的推進都充滿瞭戲劇性的張力。敘事者沒有采取那種高高在上、不帶感情的編年史寫法，反而賦予瞭文字一種近乎“在場感”的體驗。讀者仿佛不是在閱讀曆史，而是在親身經曆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這種代入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作者對語言的駕馭能力——他能夠在宏大的曆史背景下，捕捉到個體命運的微小顫動，並將它們與時代洪流精準地對接起來。特彆是對於權力如何腐蝕人心、以及製度的僵化如何催生暴政的論述，其論證過程邏輯嚴密，引人深思。這不僅僅是對羅馬曆史的考察，更像是一麵映照我們自身社會與政治現實的棱鏡，提供的反思價值是持久且深刻的。
评分這本書最讓我震撼的地方，在於它對“曆史的局限性”和“曆史敘事的偏見”進行瞭近乎坦誠的探討。作者在敘述事件時，那種近乎偏執的對細節的關注和對信源的審慎態度，建立起瞭一種令人信服的權威感。然而，這種權威感並非建立在自我標榜之上，而是通過嚴謹的分析和不迴避矛盾的態度自然流露齣來的。它教會我們，曆史永遠不是一個簡單的是非題，而是充滿瞭灰色地帶和多重解讀。每當重要的政治人物齣現時，作者總會提供多維度的視角，讓我們自己去權衡其功過，而不是直接給齣蓋棺定論。這種尊重讀者的智識的寫作方式，在當代史學作品中實屬難得。閱讀它，不僅僅是吸收知識，更像是在參與一場高級彆的辯論，不斷地審視和修正自己對“公正”與“權力”的理解。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有些“沉重”的，它毫不留情地揭示瞭人類政治生活的陰暗麵，那些關於背叛、諂媚和權術的描寫，讀來令人不寒而栗。但正是這種毫不掩飾的真實，纔使得它具備瞭穿越時空的價值。不同於許多歌頌英雄主義的史書，這部作品更專注於揭示製度運行中的“人性成本”。它清晰地描繪瞭，當法律和道德被權力的需要所扭麯時，社會是如何一步步走嚮異化的。對於任何關心政治哲學或者社會演變規律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它要求讀者拿齣極大的耐心和專注力，去梳理那些復雜的人物關係和不斷更迭的政治派係，但最終的迴報是豐厚的——是對權力結構本質的洞察力，以及對曆史周期性循環的深刻警醒。
评分這部作品無疑是曆史學界的一股清流，它沒有沉溺於對古老帝國輝煌事跡的無休止的頌揚，而是以一種近乎解剖刀般精準的手術刀，剖開瞭羅馬政治肌理下那些令人不安的暗流湧動。作者的筆觸冷峻而犀利，他沒有試圖美化那些權力鬥爭的血腥與殘酷，反而將曆史的真相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讀著這些關於元老院的勾心鬥角、宮廷政治的陰謀詭計，我仿佛能聞到那股彌漫在空氣中的猜忌與恐懼。更令人敬佩的是，作者並非僅僅滿足於敘事，他對人物動機的深挖，對事件背後權力邏輯的闡釋，展現瞭一種超越時代的洞察力。他仿佛能看穿帝王們戴著的金絲麵具，直抵他們內心的權欲與不安。這種深度，使得閱讀過程變成瞭一場智力上的盛宴，讓人在驚嘆之餘，也對人性的復雜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全書的敘事節奏張弛有度，時而如疾風驟雨般推進關鍵事件，時而又在關鍵的轉摺點放慢速度，細細品味那些不易察覺的心理變化。
评分不错不错，活动时买的
评分《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评分.研究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叫《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汉初才写成书。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多发明《春秋》微言大义﹐大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又好引谶纬。唐徐彦为之疏﹐其《公羊传疏》引戴宏序﹐说是由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子都)"着于竹帛"。它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盛行于汉武帝﹑宣帝之间。但自王莽时古文经大盛﹐《公羊传》渐少人研究。清代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力主复兴今文学﹐以《公羊传》"微言大义"说经﹐议论时政﹐对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
评分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原本秦代以后已经失传，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拼凑的。
评分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评分《春秋》
评分《春秋》是儒家的经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
评分塔西佗的政治史学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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