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內藤湖南不僅是日本二十世紀非常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記者與公眾輿論的“意見領袖”，而且也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傢與曆史學傢。憑著記者的敏銳與曆史學傢的睿智，他不僅就時局提齣瞭許多頗具預見性的觀點，而且還提齣瞭極富創見的中國宋代“近世說”；同時，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他也提齣瞭許多如今依然頗具爭議性的觀點。

　　美國著名學者傅佛果將他的這一雙重身份界定為“公共事務評論傢（publicist）”，並以此為前提考察瞭湖南的政治與學術思想的成長過程，從而既準確地描述瞭湖南關心時政的記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繪瞭湖南熱愛漢學的現代史學傢風貌。

作者簡介

　　傅佛果，1950年生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加拿大約剋大學講座教授，當今歐美著述top1的曆史學傢。曾以本書獲美國亞洲學會“現代中日關係研究奬”，以《中江醜吉在中國》獲日本每日新聞“亞洲太平洋奬”。

目錄

中文版序言
英文原版謝辭
導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序章
第一章 明治中期的日本與中國：初步概觀
歐洲人的中國觀
明治日本的漢學
訪問過中國的日本人和中國的改革論者

第二章 青少年時期的湖南
鹿角地區的學問傳統與湖南的祖輩
內藤十灣與明治維新
青少年時期的教育
初期的政治關係——內政與外交
來到戰場東京——作為記者嶄露頭角
反政府民族主義與明治時期的新聞
文化民族主義與中國

第三章 1890年代——中國的改革與漢學傢湖南的誕生
改革的序麯——高橋健三與湖南
經由戰爭的改革
走上漢學的研究之路——湖南的中國史試論
經由殖民地化的改革——颱灣時代
經由中國人自己實行的改革——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
經由中日文化交流的改革——潛移默化的作用

第四章 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與清史研究
“黃金時代”的京大學者生活
關於清朝史的初期研究
清朝衰亡與清朝史研究的進展
《清朝衰亡論》
《清朝史通論》
清朝史研究的目的

第五章《支那論》——時代劃分與共和政治的本質
《支那論》的執筆動機
中國史的時代劃分法——內藤史學的活力
《支那論》與中國地方社會的本質
作為共和政治之社會基礎的“鄉團”
對《支那論》的批判
關於唐宋變革的詳論
“上古”“中世”的時代劃分法
時代劃分與“近世”的意義

第六章現代政治與支那學——湖南的政治觀（1907—1934）
對政治領導者的評價
對中國的政治混亂的理解
關於外國乾涉中國的問題
日本在中國以及亞洲的作用
朝鮮論
《新支那論》
關於中國共産黨與中國人的改革論
滿洲與“滿洲國”

第七章曆史的評價——湖南與共和政治的萌芽

日文版譯後記
中文版譯後記其一
中文版譯後記其二

附錄
1清朝的皇帝
2中國的朝代與湖南的時代劃分
文獻一覽

精彩書摘

　　一、作為漢學傢的湖南

　　湖南是在漢學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這份訓練培養瞭他的一個信念，即始終確信漢學作為學問基礎的重要性以及中日兩國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正如他的祖父、父親以及德川幕府末期的誌士們一樣，他發現僅有摺衷學派所主張的“博學”無法使自己得到滿足。學問必須有所應用；學問從整體上來說，必須為人類産生一些具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這種學問態度，即“實學”精神，正是湖南最為重視的。因此，做學問的人應該以學問為指針，投入現實世界的實踐之中，並用之闡明同時代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如若不然，那麼學問就隻是知識的堆積而已。信奉“實學”精神的湖南，自從當初為新聞媒體寫作時評以來，就十分關心同時代的中國問題。當時，他孜孜以求的是以自己對中國以及東亞的曆史知識來理解同時代中國的各種問題。由於他確信中日兩國擁有共同的文化，並擔心歐美帝國主義是否也會侵略日本，因而産生瞭將中日兩國的未來聯係起來思考的想法。不過，當時湖南關心的主要是日本的命運，同時也關注到同時代中國的自強運動。然而，他逐漸對中國人自身發動的改革感到失望，並為日本對此情況毫無準備而擔憂。就這樣，湖南不僅關心同時代中國的問題，而且對中日兩國所麵臨的危機而深感憂慮，從而導緻他確信在中國實行有效和有意義的改革時，日本可以起到援助作用。

　　在18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湖南對於中國的改革問題還沒有形成具體的構想。在1890年代，他對中國改革問題的關心日漸強烈，但是對怎樣的改革最適閤中國，以及日本應給予怎樣的具體幫助等問題，依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然而他確信，如果不深刻洞察中國的曆史及社會特徵，就不能構想齣適閤中國的改革方案。顯然，湖南的這一信念是他自身的“實學”精神與中國的經世思想發生共鳴的産物。與他一樣，中國的經世學者們也主張中國所必要的改革必須以中國的傳統以及社會構造為其基礎。正因為如此，他們所提倡的改革構想深深吸引瞭湖南。

　　二、作為政論傢的湖南

　　作為政論傢的湖南始終密切注視著改革一再失敗的清朝及其日漸衰亡的形勢。因此，一旦辛亥革命推翻瞭清王朝，他就深入到清朝史中細心探尋導緻這一革命的長期趨勢。他再度關注到瞭經世學者們的思想，尤其是其著作在清末廣泛流傳的17世紀的先驅者黃宗羲和顧炎武的思想。他們將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專製政治，並強烈主張為消滅這一弊害應自下而上地進行改革，從地方社會開始直至皇帝製度本身。受此思想影響的湖南得齣瞭這樣的結論，即辛亥革命推翻瞭清王朝意味著君主獨裁政治的終結與共和政治的開始，成立地方分權的共和政治本身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過程，而且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辛亥革命之後，共和政治不僅一直未能實現，反而呈現齣一連串政治混亂的局麵。但是，湖南不僅沒有收迴中國即將誕生共和政治的主張，反而以中國曆史的長期發展趨嚮為依據來強化這一論點，提齣中國的“近世”開始於大約一韆年之前的宋代。為瞭維持社會秩序並抵抗外國侵略，中國也許暫時需要外國的援助。但是，辛亥革命無疑是漫長的君主獨裁政治終結與共和政治開始的前兆。湖南不僅確信中國固有的共和政治將會到來，而且認為可以從宋代以來長期的“近世”發展曆程中找到其萌芽。

　　但是，從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國顯然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不過，在湖南看來，“近世”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特徵在於，國傢層麵的政治對人民的生活漸漸難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漫長的“近世”中，始終並存著中央獨裁政治與地方“平民主義”這兩大潮流，結果使得中國的國傢與社會分道揚鑣。雖然君主獨裁的皇帝政治隨著清朝滅亡瞭，但是中國還是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以及財政、商業、對外貿易、工業化、官僚腐敗蔓延等諸多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因此仍然有必要維持一定規模的國傢機構。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後的二十多年間，湖南並沒有見到中國人力圖解決這些問題。因此他主張，日本可以在中國的改革中發揮比以前的設想更為重要的作用。總之，作為政論傢與學者的湖南始終在探究中國的改革問題，然而在其有生之年卻沒能見到這類改革的成就。而且最後呈現在他眼前的，是“滿洲國”這一日本傀儡政權的問題，這個現實對於風燭殘年的湖南個人而言，也許除瞭悲劇而外彆無可言。

　　如上所述，湖南終其一生都在探究中國的改革以及日本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問題。他的這種關切深深紮根於他的“實學”思想，即學問必須在同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有所作為。作為政論傢與學者，他在著作中一貫堅持的理念就是這種“實學”思想。因此，他的全部著作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在湖南的所有關切和著作中，如果要選擇某一事件或者某一係列事件作為其中心，那麼就非辛亥革命莫屬瞭。因為他認為這次革命不僅終結瞭中國的君主獨裁政治，而且對中國的民眾來說也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摺點，從此他們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並打造立憲共和製瞭，所以這次革命也標誌著始於宋代的中國“近世化”進程中的共和主義傾嚮臻於成熟。

　　也許可以說，湖南所構想的共和政治願景過於理想主義，或是建立在對於近世的共和主義傾嚮的過高評價之上。但是，孫文、黃興等革命活動傢們（也許宋教仁是一個例外）所提倡的“共和主義”中也能見到類似的缺點。不可否認的是，從今天的研究水準來看，湖南認為曾國藩以“平等主義”傳統為基礎組建湘軍的觀點也存在對“平等主義”評價過高的傾嚮。但是，正如法國人托剋維爾把還殘存著部分奴隸製經濟的美國看成“民主主義”國傢一樣，從日本人湖南的眼中看來，中國的地方社會存在著完全的“平等主義”，並且這種傳統是日後共和主義發展的萌芽以及將來共和政治的基礎。

　　不過，在討論中國共和政治的實現可能性時，湖南批判專製政治的主要依據來自於黃宗羲的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將批判的焦點集中於君主獨裁政治以及地方官僚的弊害方麵，並主張將地方政治的實權交還到地方社會和鄉紳手中。與19世紀的經世學者們一樣，湖南也全盤繼承瞭黃宗羲的這一分析視角，隻不過他還從更長期的曆史過程中來認識這個問題。即黃宗羲主要根據明末的政治狀況來討論君主獨裁政治的弊害，而湖南則從宋代直至清朝為止的長期發展過程來把握君主獨裁政治的性格。另外，黃宗羲主張迴歸到君臣關係的應有狀態中去，而湖南則在批判君主獨裁政治的基礎上明確指齣其歸於終結的曆史必然性。黃宗羲的思想在清末受到改革論者和革命傢的再度關注，因為他們與湖南同樣認識到，作為中國將來實現共和政治的前提，黃宗羲對君主獨裁政治的內在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黃宗羲當然不是徹底的共和主義者，而湖南在摸索未來中國的國傢形態時，也在探究其曆史前提以及基礎。如前所述，他認為這一曆史前提應當是從中國的傳統及社會中生發齣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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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故事都發生在新斯科捨省布雷頓角那些嚴酷的風景中，寫的都是復雜、神秘的人心。它們被記憶和傳說浸潤，被海水和鮮血衝刷，而這些海水和鮮血，都曾流淌於同土地和海洋漫長的搏鬥中；麥剋勞德頌揚的是一種和自然世界的深情交融，以及麵對變遷、麵對愛與失去，多少世代之間某些一脈相承的東西。

內藤湖南不僅是日本二十世紀非常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記者與公眾輿論的“意見領袖”，而且也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傢與曆史學傢。憑著記者的敏銳與曆史學傢的睿智，他不僅就時局提齣瞭許多頗具預見性的觀點，而且還提齣瞭極富創見的中國宋代“近世說”；同時，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他也提齣瞭許多如今依然頗具爭議性的觀點。

對於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來說，嫻熟地使用漢文，和歐洲人掌握拉丁、希臘文一樣，是有教養的象徵。但他們研讀中國典籍時，大多采用假名注音的“訓讀”法，隻能讀寫，不能聽說。所以後來在中國遊曆時，內藤湖南隻能通過“筆談”的方式，與嚴復、文廷式、瀋增植等士大夫交流。由於從小受到的教育，湖南對於中國文明有很強認同感，認為日本是中國文化圈的一部分，“甚至也可稱為日本省”。但另一方麵，作為新聞記者和京大教授的他，又常為日本的對華擴張而歡欣鼓舞，怎麼理解這種巨大反差呢？

　　美國著名學者傅佛果將他的這一雙重身份界定為“公共事務評論傢（publicist）”，並以此為前提考察瞭湖南的政治與學術思想的成長過程，從而既準確地描述瞭湖南關心時政的記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繪瞭湖南熱愛漢學的現代史學傢風貌。

內容介紹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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