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轉型期，管理決策者該如何應對？德魯剋經典著作中的“裏程碑”解決如何應對於我們每天擦肩而過的趨勢性變化。
　　啓濛中國現代管理一人
　　當今中國一代活躍著的組織近的眉睫的問題，正是德魯剋嚮我們描述的如何管理的問題。
　　隻有中國人纔能建設中國，隻有中國人纔能發展中國。
　　——彼得·德魯剋
　　他稱自己是“社會生態學傢”，他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深遠，他的著作架起瞭從工業時代到知識時代的橋梁。

內容簡介

　　我們生活在一個意義深遠的轉型期，變革空前而徹底。現在的管理學思想仍然沿用20世紀的那些基本假設，很少有人去注意它們是不是“事實”。但實際上，它們都已經過時瞭。如果用不正確的假設去製定戰略，將不可避免地把組織引嚮不正確的軌道。《21世紀的管理挑戰（珍藏版）》隻涉及明天的“熱點”問題，即關鍵性的、決定性的、生死攸關的和明天肯定會成為主要挑戰的問題，將從以下6個方麵深刻分析21世紀管理者麵臨的挑戰：管理的新範式，戰略一新的必然趨勢，變革的引導者，信息挑戰，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自我管理。

作者簡介

彼得·德魯剋，1909年生於維也納，1937年移居美國，終身以教書、著書和谘詢為業，是當代國際上最著名的管理學傢，被稱為“大師中的大師”。
　　在美國他曾擔任由美國銀行和保險公司組成的財團的經濟學者，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剋萊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業的管理顧問。為紀念其在管理領域的傑齣貢獻，剋萊濛特大學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彼得·德魯剋管理研究生院。
　　他著述頗豐，包括《管理的實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責任、實務》、《旁觀者》等幾十部著作，已傳播到全世界130多個國傢。其中《管理的實踐》一書奠定瞭他作為管理學科開創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為全球管理者必讀的經典。
　　2002年6月，美國總統布什宣布彼得·德魯剋成為當年“總統自由勛章”的獲得者，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精彩書評

　　★全世界的管理者都應該感謝這個人，因為他貢獻瞭畢生的精力，來理清我們社會中人的角色和組織機構的角色，我認為彼得·德魯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瞭這一點。
　　——通用電氣前首席執行官傑剋·韋爾奇

　　★在所有的管理學書籍中，德魯剋的著作對我影響深。
　　——微軟總裁比爾·蓋茨

　　★德魯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非常清晰，在那些狂熱追求時髦的思想的人群中獨樹

精彩書摘

　　第1章　管理的新範式
　　為什麼要重視假設——管理是企業管理——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一種管理人的恰當方式——技術和最終用戶是一成不變和已知的——管理的範圍是由法律決定的——管理的範圍是由政治決定的——管理是對內部的管理
　　導言為什麼要重視假設
　　有關事實的基本假設是管理學等社會科學業已蓋棺定論的範式。它們通常存在於學者、作傢、教師和社會科學實踐者的潛意識中。而且，這些假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瞭這些學科的學者、作傢、教師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實踐者對事實的認知。
　　這些學科研究的方嚮取決於它們對事實的基本假設。這些假設確定瞭這些學科對“實際情況”的判定，同時實際上也影響瞭這些學科對其自身的研究課題的判定。這些基本假設多半也會判斷齣這些學科可以忽視的觀點或者作為“惱人的例外”可以被放置在一邊的情況。它們確定瞭特定學科關注的焦點以及可以忽略或忽視的內容。
　　早期的管理學學者中最頗有見地的是瑪麗·帕剋·福列特（Mary Parker Foilett）（1868-1933），她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由於她提齣的假設無法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萌發的管理理論所認定的事實相吻閤，因此她生前一直默默無聞，甚至在她去世後，她的著作始終處於被人遺忘的角落，長達25年之久。然而，我們現在發現，她就社會、人和管理提齣的基本假設遠比當時的管理學學者提齣的假設更接近事實，甚至今天的許多管理學專傢提齣的理論也望塵莫及。
　　然而，盡管基本假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們鮮有興趣對這些假設進行分析、研究和提齣質疑——實際上也很少有機會對這些假設予以明確的解釋。對於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假設的重要性實際上比自然科學的範式的重要性大得多。範式，即主流的一般理論，對自然界毫無影響。無論範式聲稱太陽繞著地球轉，還是說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和地球都不會受到影響。自然科學研究的是客體的行為，而像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關注的是人和社會機構的行為。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者往往將該學科的假設奉為行動的準繩。自然科學的現實，即物質世界及其規律都不會發生變化（或者如果發生變化，這種改變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無法在幾十年或幾個世紀內完成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科學不存在這種“自然規律”，它始終處於不斷的變化中。這意味著昨天還站得住腳的假設，今天就不再有效，甚至瞬間就變成完全錯誤的理論。
　　最近，每個人都宣稱團隊是做好每項工作的“恰當的”組織形式（早在1954年我就開始提倡這個觀點，在我1973年齣版的《管理：使命、責任、實務》（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一書中我特彆提到瞭這個概念）。自法國的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l）和德國的沃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於1900年前後剛剛開始提齣組織這個概念起，所有管理理論專傢和大多數管理實踐者實際上都認同這樣一個基本假設，即企業應該具有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或者至少必須具有一種這樣的組織形式。當前關於團隊的正統學說就是在這種假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關於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的基本假設不再站得住腳，這一點最重要，我們將在後麵予以討論，而團隊是不是我們要找的真正的“答案”（迄今為止我們沒有太多的證據證明）並不重要。
　　因此，在像管理學這樣的社會學科中，最重要的是基本假設，其發生的變化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管理學研究真正始於20世紀30年代，自那時起，大多數學者、作傢和管理實踐者都認同兩套關於管理事實的假設。
　　第一套假設構成管理原則的基礎：
　　1.管理是企業管理。
　　2.企業應該具有，或必須具有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
　　3.企業應該采取，或必須采取一種管理人的恰當方式。
　　第二套假設奠定瞭管理實踐的基礎：
　　1.技術和最終用戶是一成不變和已知的。
　　2.管理的範圍是由法律決定的。
　　3.管理是對內部的管理。
　　4.按國傢邊界劃分的經濟體是企業和管理依托的“生態環境”。
　　在大部分時間裏（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除第一個假設外，其餘假設，無論是在研究上，還是在著書方麵，或是在教學上，或在管理實踐方麵，都與事實非常接近，具有可操作性。但如今，所有這些假設都已不再有效。它們幾乎成為被諷刺的對象。它們現在與現實相差得太遠，以至於成為阻礙管理理論發展的障礙，更有甚者，它們還嚴重地妨礙瞭管理實踐。實際上，事實愈發與這些假設提齣的觀點背道而馳。因此，現在正是重新審視這些假設、提齣和嚮管理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注入全新假設的最佳時機。
　　管理是企業管理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不論身處管理領域內外，這個假設都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管理文章的作者、管理實踐者和外行人甚至從來就沒有注意到“管理”這個詞；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是“企業管理”。
　　這個關於管理範疇的假設是最近纔提齣的。1930年以前，屈指可數的幾位關注管理學的作者和思想傢（從20世紀初的弗雷德裏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Barnard）），都認為企業管理隻是一般管理理論的一個分支，基本上與管理任何其他組織一樣沒有什麼分彆，就像兩個不同品種的狗同樣是狗一樣。
　　首先在實踐中應用管理理論的不是企業，而是非營利機構和政府機構。發明“科學管理”的泰勒（1856—1915）十有八九還創造瞭“管理學”和“顧問”等術語，當時的含義仍然沿用至今天。在他的名片上他稱自己為“管理學顧問”，他解釋說，他有意選擇這些新奇的詞匯，目的就是讓潛在的客戶注意到他提供的是全新的服務。但是，1912年，當他在國會作證時，為瞭“恰當地舉例說明”“科學管理”，泰勒沒有提到一傢企業，他提到的卻是一傢非營利機構——梅奧診所，這時美國纔第一次瞭解瞭管理。泰勒的“科學管理”沒有在企業中得到最引人注目的應用，相反卻在國有和國營的美國陸軍沃特敦兵工廠（Watertown）的應用産生瞭最大的轟動效應（雖然迫於工會壓力而被迫放棄）。
　　當“經理人”（manager）一詞首度成為職業時，企業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時稱做城市經理人（city manager），是美國人在20世紀初發明的，當時的含義至今未變。第一次有意識地、係統地應用“管理原則”同樣也不是齣現在企業中，而是在1901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國防部長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改編美國陸軍時，“管理原則”得到瞭第一次應用。
　　1922年在布拉格召開的第一次管理學大會的組織者不是由企業界人士，而是時任美國商務部長的赫伯特·鬍佛（Herbert Hoover）和世界著名的曆史學傢及捷剋斯洛伐剋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托馬斯·馬塞裏剋（Thomas Masaryk）。瑪麗·帕剋·福列特大概是在同一時期開始撰寫管理學著作的，她也沒有對企業管理和非營利性機構的管理加以區分。她認為所有這些原則都適用於對任何組織的管理。
　　自美國大蕭條時期起，人們就認為管理是對企業的管理。當時人們對企業充滿敵意，對企業主管充滿衊視。為瞭不與企業混為一談，公共部門的管理開始獨立門戶，名稱改為“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屬於一門單獨的學科，他們在大學裏設立科係，使用自己的術語，有自己的職業升遷體係。同時，齣於同樣的原因，在發展迅速的醫院中開始進行的管理研究（如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阿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弟弟雷濛德·斯隆（Raymond Sloan）從事的研究）從廣義的管理學中分離齣來，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稱為“醫院管理”（hospital administration）。
　　換句話說，不使用“管理”這個詞匯是在大蕭條時期“在政治上做齣的正確選擇”（political correctness）。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風嚮開始轉嚮瞭。到1950年，由於美國的企業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揮瞭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企業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詞匯”。隨後不久，“企業管理”“在政治上成為一個正確的”研究課題。從那時起，普通大眾和學術界就一直將管理視為“企業管理”。
　　然而，我們現在開始糾正這個犯瞭60年的錯誤，包括：許多“商學院”搖身一變變為“管理學院”，這些學院提供的“非營利管理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地冒瞭齣來，以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為招生對象的“高級管理人員管理課程班”大量湧現。
……

前言/序言

　　我總是感覺自己沒有資格為德魯剋先生的著作寫序，但是機械工業齣版社華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難卻，此外，作為德魯剋先生生前少數耳提麵命過的中國人之一，我也有責任和大傢分享我從他那裏得到的啓迪。
　　改革開放初期，德魯剋夫婦來過中國。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從戰爭創傷的心理陰影中復原的艱難過程，他遇到的中國人充滿活力和樂觀精神，這一點令他驚訝不已。十年前我剛認識德魯剋先生時，他告訴我，世界在蘇聯解體後，隻有美國一國獨強的局麵是不健康的，應該至少還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國互相製約，在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這幾個正在上升的大國中，隻有中國有這種可能。他還說，中國可能嚮好的方嚮發展，也可能嚮壞的方嚮發展，因此在中國迅速培養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關重要。這也是他後來全力支持我創辦彼得·德魯剋管理學院的原因。
　　德魯剋管理學院開辦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學院的教授建議我們走精英教育的路綫，收昂貴的學費，德魯剋先生反對這麼做。他對我說：“中國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領導它們的精英人纔，但中國像任何國傢一樣，90％的組織將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們必須發揮作用，單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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